今天咱们谈谈为什么清末的“铁路国有化改革”，成了压垮大清的最后一棵稻草。
简单说，清末的铁路经过了从“国有官办”到“民间商办”，最后再回到“国有官办”这么一个过程。但最后问题就出在了铁路的再次收归国有，触犯了地方士绅和政客的经济利益。他们借机索要高额补偿，要挟中央政府，最后利益冲突演变成了政治危机。
甲午战争
大清的大规模铁路建设，大致是在甲午战争以后，最初采取的办法是“国有官办”。就是清廷向外国银行借款，铁路也由外国公司修建，但建成后要把路权和经营权抵押给外国公司，折抵对方的投资。按今天的话说采用的就是BOT合作模式。（Building-Operation-Transfer 建设-经营-转让）。比如俄国在中国东北投资修建的中东铁路，1903年开始运营，当时的约定是80年后归还中国，也可以36年后折价卖给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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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铁路
但是当时的大规模铁路建设，使民营资本看到了铁路投资的利润回报丰厚，也希望从中渔利。所以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客到商人，当时就有人以国家安全民族利益的名义，开始鼓吹民族资本建铁路办铁路，在铁路建设中驱逐外国资本。
所以1904年筹建川汉铁路公司时，没有吸收外国资金，也没有向外国银行借款，而是采取“官民合办”的形式。按今天的话说就是“混合所有制”。公司是“国有官办”，但是吸收了大量民间资本。公司股本除了“官股”和“公股”外，还发行了一种所谓“抽租股”。就是随粮食税征集，“值百抽三”，这类似是一种3%的铁路建设税，但不同的是所抽租股，均按市价折银发给股票，每50两白银算一股，可以按年领息。这就是说四川所有缴纳粮税的农户，都得强制性地为川汉铁路出资，但凡是纳税的四川农户也全是公司的股东。为保障四川民众权益，川汉铁路总公司的《集股章程》特地明确宣布：不借外债，不招外股，专集华股。
川汉铁路总公司的《集股章程》
一方面是怎么看都会赚钱的铁路投资，另一方面又门槛极低，几乎人人都可以参与。简单说，由于认为有利可图，川民认股积极，四川几乎人人都成了川汉铁路公司的股东。
而正是因为这种“租股”在川汉铁路公司所占股本的比重越来越大，最后大约占到了80%，于是一些地方士绅代表开始强烈要求川汉铁路，改“官办”为“民办”，改“国有公司”为“民营公司”，让国有资本退出川汉铁路，不想让政府从中分利。结果1907年“官股”退出，川汉铁路公司就从“官民合股”，变成了“商办民营公司”。
所谓川汉铁路就是从成都到武汉，串联四川和湖北两省的一条干线铁路。当时的计划全长是1223公里。川汉铁路公司成立于1904年，当时募集的总资金大约1400万两白银，但是公司直到成立差不多5年以后，1909年才开工修建铁路。到1911年一共只修建了17公里铁路，而且虽然真正用于铁路建设的资金大约只有50万两白银，但是公司的总股本却花了差不多一半，只剩下不到700万两了。因为其中350万两白银被公司高管拿到上海参与橡胶期货投资失败，赔得血本无归。还有各种费用开支和各层官员的贪污浪费，花了差不多也有三百万。所以到1911年，民营的川汉铁路公司，事实上已经破产了。
詹天佑手绘川汉铁路路线图
其实民间集资建铁路，在当时既缺乏实力也缺乏能力。民族铁路，民众利益，不过是一些冠冕堂皇，愚弄百姓的口号。背后是政商勾结，串通一气，贪污腐败，尸位素餐。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就是一个集资骗局也不为过。川汉铁路最后实际上就变成了地方势力的提款机和经济特权。铁路虽然没建成，但既得利益者们事实上已经从中赚了钱了。因为到1911年，虽然公司7年只修了17公里铁路，但钱一半都没了，最后公司成了一个没法交代的烂摊子，只能由政府出面接手收拾残局。
川汉铁路开工仪式
1911年5月，清政府在盛宣怀的强力推进下，废除商办法案，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收回川汉铁路为“国有”，改回原来的由中央政府借外债修筑铁路。随后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
团
订立借款合同，四国银行团享有修筑铁路的优先权。
邮传大臣 盛宣怀
盛宣怀当时规定，川汉铁路原来地方的集资款概不退现款，只换发国家铁路股票。但只同意发给四川铁路公司股东大约400万两的国家保利股票，至于公司高管投机造成的大约300万两损失，以及各种贪污浪费和已经花掉的钱，政府不负责。这就造成了公司有大约四五百万两的亏空对不上账了。
英、法、德、美 四国银行团
川汉铁路公司的高层士绅们，本来想借着国有化让政府弥补公司的亏空，所以他们当时提出了一个1200万两的政府收购价。这不仅是能把亏空补上，还可以借国有化之机再捞一笔。但被盛宣怀拒绝，而公司高层又无法向社会公开公司账目和解释集资款的去向，于是地方政商名流和公司高层为了蒙混过关，就开始煽动以一般民众为主要群体的中小股东抗争，反对铁路国有化。
四川保路风潮
名义上是保卫路权，反对外国资本参与铁路建设，反对出卖国家利益，实际是要求朝廷经济补偿，以弥补公司亏空。四川的地方士绅试图以政治对抗，迫使清政府的经济让步。但盛宣怀的拒不接受，导致了矛盾激化，最终酿成了大规模的四川保路风潮。
应该说四川保路运动一开始就是由四川地方士绅主导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运动。是地方政治势力为了私利，煽动所谓民意，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大都是所谓立宪派的政治人物。他们自己本身也是大清朝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只是为利益，而不是要搞革命。所以他们最初提出的斗争策略是“只争路权，不反政府，不反洋人，只和平抗议，不聚众暴动。”但是，民众一旦被煽动起来，就会成为一股极强的破坏力量，也会被其他政治势力所利用。同盟会的革命党人就明确提出，就是要借此机会，“以保路之名，行革命之实”。就是要把事情搞大，搞成暴动或者起义。就是要把保路变成推翻满清的工具。“
保路和平抗议在职业革命家的策动和组织下，不断升级，很快发展成了罢课、罢市、抗捐、抗税和打砸政府机关。最后发展成了清兵开枪射杀请愿民众的成都血案。同盟会和哥老会则组织农民起义，攻打县城。四川容县宣布独立，局面完全失控了。
盛宣怀和清政府当时应该都没想到，大清的铁路国有化改革本来是为了解决民办铁路难以为继的困局，是替地方势力收拾烂摊子，结果竟然成了压垮大清朝的最后一棵稻草。
也正是因为1911年9月7日，四川成都发生了保路风潮中的成都血案，激起了更大规模骚乱。清廷为镇压骚乱派出渝汉铁路督办、钦差大臣端方率领部分湖北新军入川，协助四川清军镇压，造成湖广地区清军防御力量减弱，为武昌起义提供了有利时机。
而「武昌起义」成功之后的不到2个月时间里，中国15个省陆续宣布脱离大清独立。内地18个省中，只剩下甘肃、河南、直隶三省效忠大清朝廷。大清朝分崩离析，名存实亡了。
所以孙中山先生说，四川保路运动中的标志性事件，“容县独立”才是辛亥首义。容县是1911年9月25日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建立了辛亥革命时期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这比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早了十几天。
辛亥革命导致了大清朝的灭亡，也让川汉铁路的一笔糊涂账一起消失在了历史的深处。川汉铁路原有剩余的几百万两白银，后来也被军阀和地方势力瓜分。吴佩孚，杨森都曾从中借款未还。
应该说四川保路运动是被推倒的第一张骨牌，它不仅让各个地方势力看到了对抗朝廷的可行性，也看到了由此可能产生的巨大经济利益，所以导致了之后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事实上川汉铁路从宜昌至万州段，到今天为止都被称为中国施工难度最大的山区铁路，2012年川汉铁路才真正全线贯通。100年前的川汉铁路只能说是一个美好的故事，但这个激动人心的财富故事，让有的人从中暴富，但更多的人是因此而血本无归。
政治的核心是权力，而权力的背后全是利益。
川汉铁路 宜万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