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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桓公伐楚，管仲为什么只指责楚国“包茅不入”和“昭王南巡不返”，而不指责楚国僭越称王
公元前656年，齐桓公伐楚，要重点强调的一点，就是齐国并没有得到周王室授权。
首先，齐桓公称霸前期，虽然与周王室合作甚多，但随着周僖王去世，周惠王上台，齐国与周王室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周惠王被弟弟姬颓联合五大夫及卫国、苏国推翻下台后，齐桓公对此却不闻不问、冷眼旁观，这使得周惠王与齐桓公之间产生了隔阂。后来，周惠王曾经主动赐命齐桓公，让他伐卫以示惩戒，但是整个过程更像是在做戏：齐、卫两国稍一接触，卫军就溃败了。所以，周惠王对于齐桓公并不是太满意，当然也就不可能授予齐桓公专伐之权了。
其次，齐桓公伐楚原本是临时起意，准备并不充分。这次伐楚的起因，是齐桓公与老婆蔡姬闹矛盾，气头上的齐桓公将蔡姬赶回了蔡国。蔡侯觉得嫁出去的女儿被人遣送回娘家太丢人，便将蔡姬改嫁他人。齐桓公原本就很喜欢蔡姬，听闻蔡姬改嫁，一怒之下就召集诸侯前往伐蔡。弱小的蔡国哪里经得起诸侯大军攻打？很快就溃败了。此时，据说是管仲为防止齐桓公为一己之私动用公器的名声传扬，才劝说齐桓公率领诸侯大军前往伐楚。因此，虽然齐桓公早就在策划伐楚，但这次伐楚却准备极为仓促。齐桓公原本就对楚国极为忌惮，多年来数次与诸侯商议伐楚都未能成行，这次仓促之间伐楚，胜算能有多大，可想而知。
齐桓公伐楚，既然没能得到周王室授权，又没有必胜把握，所以楚人才会那么嚣张，面对诸侯大军公然责问：“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楚国的问题很简单，但回答起来却颇费周章。
齐桓公伐楚，真正原因是为了争霸，安抚那些长期遭受楚国欺凌的诸侯国，如郑国等等。作为中原诸侯的带头大哥，连中原的小弟都不能保护，那齐国在江湖上的地位也就难以维持长久了。但是，这项罪名却不能公开提出来。因为周王室东迁以来，诸侯之间互相侵伐的事情多了去了，凭什么楚国人就有罪?就在这次伐楚前，齐桓公率领中原诸侯伐蔡，就不是那么光明正大。所以提这项罪名，万一被楚国拿齐桓公伐蔡来反驳，齐桓公反倒是自取其辱。
其次，按《东周列国志》所说，楚国之罪，僭号为大，但是楚国僭越称王的罪名也不能提。楚国擅自称王从楚武王开始算，已经三代人了。让楚国去王号，楚成王能否答应还是个未知数。这样双方谈判就会陷入僵局，矛盾一下子就激化了。仓促之间拉起来的队伍，在楚国地盘与楚军开战，齐桓公还不敢保证必胜。贸然开战的风险实在太大，齐桓公不敢提楚国僭越称王也就可以理解了。
基于以上各方面，齐桓公在数落楚国罪名之时，就必须考虑这一关键因素：不能让楚国没办法下台，导致双方没有协商空间，只能彻底走向战争。
这么来看管仲所提出的“包茅不入”和“昭王南巡不返”两大罪名，就很容易理解了。
“包茅不入”是轻罪，可以让楚国有台阶可下；另一方面，楚国答应了向周王室进贡，事实上就已经承认了周王室的正统地位，一个名不符实的僭越王号还那么重要吗?
“昭王南巡不返”是重罪，是向楚国施压的必要。但是“昭王南巡不返”是两三百年前的旧事，过中是非曲直，当时周王室都没追究，现在的齐桓公又如何能理出个清白？
所以，这两大罪名一重一轻，轻罪是谈判的底限，重罪是谈判的筹码。底限必须达成，筹码随时可放弃。至于战争，无论是对齐桓公还是楚成王，都是谈判破裂以后的最后选择。
综合以上，所以在伐楚之时，齐桓公才提出了“包茅不入”和“昭王南巡不返”，而不敢提楚国“僭越称王”的罪名。
“亲不间疏，先不僭后”具体意思是什么
应该是《亲不隔疏，后不僭先》：意思是亲近的人不会疏远隔离，后来的人不会超越先来的人。 原为“疏不间亲“。即关系较远的不参与关系较近的人的事情。此处 “亲不隔疏“是套用。隔：间隔，阻隔。僭：越分，指超越身份，冒用在上者的职权行事。全意是：亲近的人不能被疏远的人间隔，后来的人不能超越先来的人。 亲不隔疏，亲：亲近的人；疏：疏远的人。亲近的人不会被疏远的人隔开。 后不僭先，僭：非法占取，超越本分。后来的人不超越先来的人。形容排列有序，先后有别。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第二十回：“你这么明白的人，难道连‘亲不隔疏，后不僭先’也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