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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联:独处三镇界濮水边闲哉忧哉,下联怎么对
独处三镇界濮水边闲哉忧哉;
居春秋卫地临彼塞何以忧之?
(濮水乃春秋卫地“桑间濮上“,古时濮渠水上下游各支此塞彼通,利于守卫。此联的“忧“在句中可作“悠”,那将另对别句;如非笔误,则按此句对下联。)
新文化运动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大的贡献是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李大钊的表现就是很好的例子。
李大钊,1889年出生于河北,早年就读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兼习英语日语,立志于再造中国。1913年曾东渡日本,留学早稻田大学,专攻政治学。1916年回国,暂居上海,为《甲寅》《晨钟报》等刊物撰稿。1917年底,由章士钊推荐,李大钊北上,就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进入新文化运动中心。1918年1月,《新青年》决定采取部“集议制度”,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人参与部工作。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新青年》部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当时,李大钊29岁,小陈独秀10岁,小鲁迅8岁,小钱玄同2岁,大胡适2岁。如果说陈独秀和鲁迅已经人到中年,那李大钊、钱玄同、胡适等人才30岁前后,风华正茂,正值“青春”。
李大钊与《新青年》结缘,始于1916年9月发表的《青春》。时年27岁的李大钊感慨于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号召青年“致之回春”“为之再造”那“白首之民族、白首之国家”,“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乘风破浪,迢迢乎远矣,复何无计留春望尘莫及之忧哉?”这样激情充沛的文字,吻合了《新青年》的“青春”风格。自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起,经陈独秀《敬告青年》,中国知识分子将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希望老大帝国能够枯木发春,重新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屹立于世界之东方。李大钊之《青春》,以诗意的语言,旁征博引,有力呼应了《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倡导:“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1917年底,李大钊北上之后,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青年身上。他在《新青年》发表《新的!旧的!》,认为当时中国处于新旧矛盾的生活之中,一方面是法律禁止重婚,另一方面却是纳妾的风俗;一方面规定信仰自由,另一方面却“迫人尊孔”;一方面是议会与总统,另一方面皇帝仍旧住在紫禁城。李大钊呼吁:“我很希望我们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途径,创造一种新生活,以包容覆载那些残废颓败的老人,不但使他们不妨碍文明的进步,且使他们也享受新文明的幸福,尝尝新生活的趣味,就像在北京建造电车轨道,输运从前那些乘鸵轿、骡车、人力车的人一般。打破矛盾生活,脱去二重负担,这全是我们新青年的责任,看我们新青年的创造能力如何?”“进!进!进!新青年!”这种认识,和有些认为老年人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新青年》同仁不同,更具有“人道主义”精神。但很显然,在李大钊这里,在那新旧交替的时代,青年人,而非老年人,才是历史的真正推动者。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来,它迅速引起了中国部分知识分子的关注。李大钊是《新青年》群体中最早关注十月革命并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
早在1918年7月1日,十月革命爆发不到一年,李大钊就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认为:“法兰西之革命,非独法兰西人心变动之表征,实十九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表征。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他将法国革命当成19世纪的象征,而将十月革命当成20世纪的“显兆”,充分肯定了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进而,李大钊认为十月革命标志着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并特意撰文《新纪元》以示表彰:“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和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生活、文明、世界,大不相同,仿佛隔几世纪一样。”“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李大钊由此想到了中国的现状,“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在李大钊看来,中国应该走俄国的道路,在十月革命的光芒下,为人类做出有益的事业来。
十月革命之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爆发革命,协约国一方很快胜出了,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因为加入了协约国,也属于战胜国之一,因此庆祝这次胜利。在李大钊看来,这次世界大战是“庶民的胜利”,因为战争发起者是各国的资本家,他们妄图扩张资本,但俄、德等国的工人打破了他们的企图,各国的劳工有了联合一致的趋势。“这亘古未有的大战,就是这样告终。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世间资本家占最少数,从事劳工的人占最多数。因为资本家的资产,不是靠着家族制度的继袭,就是靠着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垄断,才能据有。这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劳工的事情,是人人都可以作的,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接着,他又在《Bolshevism的胜利》中写道:“Bolshevism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所以Bolshevism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在当时的中国,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原因,对于十月革命的性质和意义,能够高屋建瓴地做出这般认识的,李大钊当属第一人。
1919年秋天,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6号连载《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长文。他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理论,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为了写好这篇文章,他不仅力所能及的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还从河上肇、桑巴特、布丹氏等人的著作中多方取材,下足了功夫。比较他所推崇和主要借鉴的河上肇学说,李大钊更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很多欧美学者觉得马克思主义有缺陷,有内在的矛盾,因为一方面,马克思说经济基础有发展余地的时候,不能变更生产关系,另一方面他又要求通过阶级斗争人为地改变生产关系。相比于阶级斗争,河上肇更取向于经济基础决定论。李大钊误以为河上肇介绍的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批判马克思学说有“应加救正的地方”,有时代局限性,并提出:“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等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其实,李大钊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正是被河上肇等人所曲解了的地方,而李大钊提出的“灵肉一致的改造”,不仅不是对马克思的“救正”,其本身就内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
随着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了解,李大钊逐渐意识到,只是喊几句青年万岁、一切依靠青年的口号,并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青年要和工农相结合,才能做出事业来。
当时,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生活在农村,生活在工厂。而看得懂《新青年》文章的人,大都是生活在大城市的青年学生。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李大钊对这种现象有较直观的描述:“现在有许多青年,天天在都市上漂泊,总是希望那位大人先生替他觅一个劳少报多的地位。那晓得官僚的地位有限,预备作官僚的源源而来,皇皇数年,弄不到一个饭碗。这时把他的青年气质,早已消磨净尽,穷愁嗟叹,都成了失路的人。都市上塞满了青年,却没有青年活动的道路。农村中很有青年活动的余地,并且有青年活动的需要,却不见有青年的踪影。到底是都市误了青年,还是青年自误?到底是青年辜负了农村,还是农村辜负了青年?这要我们青年自己去想。”李大钊认为,只有这些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到最广袤的中国乡间大地上,和那些生活在泥土地上,生活在车间里的沉默的最大多数人结合在一起,中国的问题才有希望。“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甚望我们中国的青年,认清这个道理。”“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
到农村去,到车间去,势必不像在城市中那么舒心。李大钊在《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中,号召青年“应该在寂寞的方面活动,不要在热闹的方面活动”,“应该在痛苦的方面活动,不要在欢乐的方面活动”,“应该在黑暗的方面活动,不要专在光明的方面活动”。李大钊认为,在当时的社会中,劳动人民是最痛苦,最悲惨的。“我们要晓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痛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是想解脱他们的苦痛,应该用什么方法?我们不能从苦痛里救出他们,还有谁何能救出他们,肯救出他们?常听假慈悲的人说,这个苦痛悲惨的地方,我们真是不忍去,不忍看。但是我们青年朋友们,却是不忍不去,不忍不看,不忍不援手,把他们提醒,大家一齐消灭这苦痛的原因呵!”他在文章最后鼓励青年说:“青年呵!只要把你的心放在坦白清明的境界,尽管拿你的光明去照澈大千的黑暗,就是有时困于魔境,或竟作了牺牲,也必有良好的效果发生出来。只要你的光明永不灭绝,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
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改革管理办法,增购图书,让图书馆真正成为青年学生汲取营养、奋发有为的温室,很多青年就是在李大钊主持的图书馆中,读到了当时世界最新的理论书籍,使自己的认识达到了飞跃,从而走上了救国救民的实践之路。他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搜集各种语言和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书籍,组织演讲会,着手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
1920年,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不久,在李大钊的帮助和指导下,邓中夏等人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青年团。青年团的成员到长辛店办工人补习学校,把《工人周刊》等杂志带到学校,帮助工人识字,认清社会现实,建立工人组织。李大钊等人在工人中播下的火种,很快就燃烧起来。1922年,长辛店工人举行大罢工,并得到唐山等地工人的支持。工人作为一种重要的力量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改变了中国革命的面貌。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和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的贡献各不相同。陈独秀是《新青年》的主编,他以决绝的姿态打倒孔家店,欢呼德先生与赛先生,又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胡适提倡白话文学,继而提倡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奠定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基础。鲁迅是新文学的导师,他创作的《狂人日记》等小说不仅奠定了中国新文学的基础,而且也是百年中国文学难以逾越的高峰。李大钊是政法学科出身,相比于倾力于文学与学术的鲁迅、胡适等人来说,他始终关注政治。他最先对十月革命抱以热烈的欢迎,并提倡知识青年和劳苦大众相结合,在实际斗争中争取中国和劳苦大众的光明出路。 李大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始终朝着“直接行动”的方向去理解。在五四运动九个月之后,李大钊在《知识阶级的胜利》中认为:“‘五四’以后,知识阶级的运动层出不已,到了现在,知识阶级的胜利已经渐渐证实了。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五四运动二周年时,李大钊在《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中认为:“五月四日这一天,是中国学生界‘May Day’。因为在那一天,中国学生界用一种直接行动反抗强权世界,与劳动界的五月一日有同一的意味,所以要把他当做一个纪念日。”“我盼望中国学生界,把这种精神光大起来,依人类自由的精神扑灭一切强权,使正义、人道,一天比一天昌明于全世界,不要把他看狭小了,把他仅仅看做一个狭义的爱国运动的纪念日。” 李大钊始终心怀天下,他超克了他的知识阶级身份,看到了知识阶级之外的民众,看到了全世界的正义和人道,因此,他在五四之后积极投身于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这样的解放事业,正是昌明正义和人道的“直接行动”。为了这一事业,他献出了自己的薪资,献出了自己的精力,直至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恰似一出闪电划过中国的上空,照亮着后来者追求光明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