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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将敦煌道士王圆箓定格为“敦煌石窟的罪人”，会不会说的太严重了
王园箓确实是“敦煌石窟的罪人”，这是没有质疑的余地的。
有答主说：
王道士确实是一名“罪人”，但他的最大罪过并不是如余秋雨所说的出卖敦煌文书、文物，而是出于自己的善意、好心修复莫高窟的文物。
道士王园箓是“出于自己的善意、好心修复莫高窟的文物”，这个说法唯一的文献凭证只有王园箓自己立的《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和他的弟子给他立的《墓碑》里说的：
“鄂省羽流园禄（园禄就是指王道士），又能宏乐善之心，不辞劳瘁，不避星霜，旋暏迤北佛洞寂寥，多为流沙所淹没，因设愿披沙开洞。”“园禄测度藏经佛龛，结造三层屋，仍属戴君奉钰提倡而振作之，庙貌焕乎为新。”
因为这两份材料都是出自王道士和他的弟子之手，自我粉饰的程度值得怀疑。谢稚柳《敦煌石室记》记载了当地人流传的说法：“王道士夜半与杨某击破壁，则内有一门，高不足容一人，泥块封塞。”如果王道士是“设愿披沙开洞”，为什么要大半夜去凿破墙壁呢？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归功于王园箓的肯定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他把藏经洞的文献送的送，卖的卖，致使藏经洞里的文物四散到全世界，更是铁板钉钉，不可更移的罪事。
王园箓虽然只是个没读过多少书的退伍的老兵，但是看着藏经洞里那么多的古代的写卷、书画，怎么也能猜出它们的“价值”。所以王园箓发现藏经洞后的第一件事，是在藏经洞里挑了一批保存最完好、最精美的书画、写卷送给了敦煌当地的长官，像是安肃道道台廷栋（廷栋很可能是王道士在肃州当兵时候的上司），并通过廷栋转送给甘肃蕃台潘某，这些事情既记载在谢稚柳《敦煌石室记》里，还被斯坦因记载在正式的考古报告《西域考古图记》里面，题主如果有兴趣可以翻看。除了廷栋，敦煌县长汪宗翰、王宗海也收到了王道士送的敦煌文书。完全没有证据说明王道士给甘肃当地高管赠送敦煌文书是出于要保护藏经洞的虔诚目的，反而有借着珍贵文物巴结长官的嫌疑。
1907年，斯坦因第一次用四个马蹄银（相当于200个银子）买下了29箱敦煌文物，而且是整个藏经洞中，从品相到内容都是最好的一批。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如果这个时候还能用斯坦因诈称是印度来的取经僧欺骗了王道士来为他卖文物开脱，那么一年后，1908年，伯希和用500两，再次从王道士手里换取了大量的珍贵文书，1912年大谷探险队，1914俄国的奥登堡也买走了一批文书，同一年，斯坦因甚至第二次来向王道士购买藏经洞文书，这又该如何辩解呢？
其实当伯希和把敦煌文书带到北京，引起了中国学者的高度重视，1910年，清学部（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拨款6000两银子来向王道士购买藏经洞文书。当然因为清末官吏腐败，真正到王道士手上的钱银只有三百两作为香火钱，来换取约8000张零散的敦煌卷子（现在全部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从大谷探险队、奥登堡以及斯坦因能第二次从王道士那里购买到敦煌文书，我们就可以想见，王道士因为嫌清政府的款额过低，而故意私藏了一批文书没有上交。
1925年，北京大学的陈万里跟随着考古队到敦煌去考察，本来想拜访一下王道士的，但是王道士避而不见，据说是因为他是受到当地百姓的谴责而得了精神病。题主可以参看陈万里的《西行日记》，里面记载的很详细的。
总而言之，王道士发现了藏经洞的历史功绩是不能抹去的，但是他因为个人的利益而将珍贵的敦煌文书贩卖给了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也是确凿的事实。当然，在那个政府昏聩，国家动荡的时代背景下，去指责一个没有多少文化修养的下层民众流散国宝这么大的罪名有些不太近人情，可以把一个造成既定恶果的人美化成一个“出于自己的善意、好心修复莫高窟的文物”的伟光正形象，似乎也有些不合理吧。
余秋雨的道士塔对王道士评价是不是不公
王道士只不过是当时那大背景下（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愚昧无知的国人之普通一员。而余先生站在国运之高度，本着一位良心文人的责任与担当，做视野高度之婉评，有与理解层次不同的误解之矛盾，不必大惊小怪。自古精英非大众！要不怎有千古屈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