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粟裕将军饮恨多年的“谭家桥战役”，爆发于1934年11月，一些网文在描述此战时，总是将劲敌王耀武率领的部队定义为“杂牌军”。主要原因是该部的番号为“补充第1旅”，于是想当然地认为，连个正式番号都没有的旅级部队，一准是拼凑起来的货，其实大谬也。
说起补充第1旅的历史，不能不提到一个人，一个娶了姐妹花的渣男，那就是蒋系“八大金刚”之一的钱大钧。黄埔系起家部队第1师成立时，何应钦是师长，钱大钧就是副师长，何应钦升第1军军长，钱大钧立马接了第1师师长，后来还两度出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你就说有多铁杆吧。
钱大钧早期打仗也不是很菜，第二次东征的决定性战役棉湖之战中，教导第一团眼看就要被陈炯明的部队打垮时，钱团长率第二团兼程赶到，从而一举扭转战局。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也是钱大钧率部拼命围追堵截，如附骨之蛆一般，战后升任第32军军长。
1932年底，钱大钧接了个“大活”，调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保定行营主任，兼陆军保定编练处处长。
一、保定编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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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行营就不介绍了，之前的文章多有说明，这个“陆军保定编练处”才是关键。其实这个机构的正式称谓是“军政部保定（第三）编练处”，也就是中原大战结束后，何应钦的军政部在华北地区收容和整训新兵的单位，招募对象主要是原西北军士兵。
当时冯玉祥的近40万西北军战败后，被蒋系收编的只占一部分，有不少作战单位被裁撤和遣散，一时造成大批官兵没有了出路。这些西北军的军官自然不受待见，但身体精壮且训练有素的士兵，大可以用来扩充军队。
何应钦设置保定编练处就是干这个的，该处大肆收容和招募北方籍士兵，同时再以黄埔生为基层军官，编组新的中央军作战部队。
什么叫黄埔系军队？什么叫中央军？它绝不是简单地以士兵群体的籍贯来定义的，而是指军官团的派系属性，到底听谁命令的问题。
一旦某支部队的主要将领换成了蒋的嫡系、大部分基层军官也换成了黄埔生，哪怕士兵来自天南海北，它也变成了中央军嫡系部队。
比如保定编练处组建的第1团，上校团长是黄埔二期的杨文瑔，后来的94军副军长，因为《潜伏》而知名度大增，嗯，就是因为纳妾被戴代局长惩办的那位。
另有第6团的中校团附，则是小有名气的黄埔三期李天霞，后来的第51师副师长、师长、第74军副军长、第100军军长、整编第83师师长。从这些军官的出身，便很容易读懂部队的派系属性。
招兵买马和编练新军这样的好事，当然得派心腹来操办，于是何应钦保荐自己的小弟钱大钧，兼任了保定编练处长。
钱主任当时还兼着中央军嫡系第13军的军长，下辖第89和第32等两个师，也想趁此机会给第13军扩充一下实力，顺便说一下，未来的汤司令才是89师师长。
按照何应钦的原定计划，保定编练处至少应编组18个步兵团、1个炮兵团和1个工兵团的新部队，总数不低于5万人。如此既能满足第13军的扩充需要，还可以补充在华北地区的中央军部队。
拟定补充的对象，包括黄杰的第2师、关麟征的第25师和刘戡的第83师等等，这几个师长都是黄埔一期生。
二、两个补充旅的组建。
然而突然爆发的长城抗战，彻底打乱了这一进程，再加上后面屈辱之《何梅协定》的签署，规定中央军不得留驻华北（也能看出这些新部队的属性），所以刚刚编组和整训完六个团以后，保定编练处的招兵工作便停止了。
何应钦和钱大钧的理想虽然很丰满，可惜现实太骨感，这么一折腾，保定编练处只弄出来六个团的新部队，肯定狼多肉少，且长城抗战以后关麟征等部纷纷调离华北，那么这六个团怎么来分配，就成了大问题。
军政部经过一番研究之后，于1933年5月间，将已经完成编练的第1、第2、第3团，按原计划编成一个补充旅拨给了黄杰的第2师，但最初的部队番号仅仅是第2师补充旅，还拿不上台面。
另外的第4、第5、第6团，则拨给了正在江西作战的“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理论上说，这三个新建团是应该分别作为补充团，用以在战时补充各部队缺额的。
然而顾司令为了扩充所部实力，同时还能照顾钱大钧的面子（钱主任正因为胞兄被枪毙闹情绪，避居上海），呈请将这三个团也合编为一个补充旅，整体驻防江西抚州。
顾祝同是蒋、何的双料亲信，这点要求军政部自然照准，于是1933年6月给了“补充第1旅”的番号。其中的“补充”两个字只是反映了该部的性质，跟派系属性没啥关系，不过这个番号倒确实是临时性的。
既然如此，同样也就把已经拨给第2师的补充旅，授予了“补充第2旅”的番号，任命黄埔二期毕业的钟松为旅长，到职时间是1933年12月14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第4、第5、第6团组成的旅，数字番号反而在前。
钟松这家伙后来多次出现在军史文献中，是因为当上了胡宗南所部的整编第36师师长（原第36军军长），在沙家店战役中被彭总暴捶。
钟松旅后来之所以被单独授番，是因为补充第2旅被军政部相中，准备作为编练新式陆军师的试验性部队，为保密起见，对外仍然宣称为旅级单位，暂时“挂靠”在第2师序列内。这也同时佐证了，补充第1、第2旅都是妥妥的中央军嫡系部队。
补充第2旅被选定试验后，除原辖三个步兵团外，还增加了高射炮营、炮兵营、工兵营、通信营、辎重营、特务连、战防炮连、骑兵连、榴弹炮连、卫生连等师直属部队，总兵力近万人。
补充第2旅后来改称第2师独立旅，也是第一批入选“调整师”的十个单位之一，在针对师级单位整编方案中，竟然会列入一个第2师下属的独立旅，可见军政部对该部之重视，也从侧面看出，这两个补充旅绝非善类。
所以补充第2旅的编制人员、装备水平和特种兵科配备，其实要大大远胜于补1旅，它后来也是跟随第87师、第88师第一批投入淞沪会战的部队，番号更改为独立第20旅。
而补充第1旅装备虽然一般（也不可能太差），但是全旅毕竟有7000余人，且军官大部分是黄埔生、士兵大部分是有一定作战经验的老兵，整体素质还是可以的，将来扩编成师肯定是板上钉钉。
因此在推举补充第1旅旅长人选时，竞争还是蛮激烈的，各大佬都有自己的小九九，最终黄埔三期的王耀武成为幸运儿。说他中彩，盖因这一时期的少将旅长职务，大多还是黄埔一、二期的专属。
三、王耀武早期顺风顺水。
王耀武其实跟何应钦一派很有渊源，早在1926年初，黄埔三期毕业的王耀武，即被分配到第1师第3团第四连当上了一名少尉排长，而这会的师长就是钱大钧。当时的小王很会带兵，打仗也算卖力，很快引起军长何应钦、师长钱大钧的注意，迅速提拔为上尉连长。
第二次东征胜利后，第1军主力从潮汕进入福州，为整饬军纪，何应钦组建了第一支宪兵部队：军部直属宪兵营，委自己的小舅子为营长。何军长知道自己内弟的能力有限，遂选调王耀武为该营第1连连长。
在赴任谈话时，何应钦特别叮嘱王连长：“宪兵关系革命军纪律和声誉，至关重要，你很能干，特调你为第1连连长，帮助营长把这个宪兵营带好”。
领导嘱托的话不用太多，小王心领神会，在宪兵营干得那是相当卖力气，何应钦自然看在眼里。作为回报和奖励，何应钦于1927年初，将王耀武调升第1军第1师补充团少校营长，10月再调第1军第22师第4团三营营长。
这个时间点上，王耀武的两个顶头上司分别是：第1军军长刘峙、第22师师长胡宗南，日后都是中央军大佬。既然有何应钦的推荐，所以刘峙对王耀武也是另眼相看，两年多后即保举为中校团附。
再隔半年的1930年9月，又提拔小王为独立第32旅第1团上校团长，这一年王耀武仅仅26岁，进步那是嗖嗖的。
在民国军队里混世界，个人能干只是一小方面，跟对大佬才是最重要的，刘峙为嘛着急提拔王耀武？因为独32旅的旅长刘夷，那是他的亲侄子，他需要王耀武做的，跟几年前何应钦的想法完全相同。
因此王耀武到职之前，刘峙照例召见谈话，交代说：“我希望你多多帮助刘夷，把他的部队整训得跟第1师那样具有战斗力”。王耀武一口答应，很快把第一团训练成为独32旅的主力部队，让刘夷和刘峙都很是满意。
要不说王耀武鬼精鬼精呢，其在军旅生涯的早期，就已经在何应钦、钱大钧、刘峙等大佬那里挂了号，虽然关系还不算铁，总是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正当王耀武顺风顺水时，1933年初意外事件发生了，刘夷毕竟是靠裙带关系起来的草包（这家伙后来成了汉奸，投过汪伪政府），在跟红军的作战中，师久无功且损兵折将，被老蒋一怒之下撤了职。
四、误传多年的宜黄之战。
刘夷去职后，独立第32旅旅长换成了黄埔一期的柏天民（云南人），王耀武跟新旅长不熟，只好小心谨慎地应付。不久以后，独32旅奉命进驻江西宜黄，于是才有了王耀武露脸的机会。
关于王耀武成名之战的“宜黄战役”，目前绝大部分文献给出的时间都是错误的，主要是混淆了红军两次攻击宜黄的战役，一定要注意，红军两大主力在1932年和1933年，曾经两次攻打宜黄。
1932年8月，彭总指挥的红三军团在第四次反围剿期间，曾经携大胜之威，在行进间攻克宜黄，守敌高树勋的第17师大部被歼。
所以1932年爆发的这次宜黄战役，红军是最终攻克了这座江西重镇的，跟独立第32旅、跟王耀武都没有一毛钱关系！
而敌人在这次“围剿”失败以后，其“中路军”主力撤至南丰、乐安、宜黄、抚州一线，暂时转入防御，同时酝酿进行第五次“围剿”。
因此在1933年春夏之交，在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发起之前，红一方面军多次主动出击，试图寻歼敌人一部以打乱其军事部署。6月4日，红军根据情报获悉，原驻宜黄的蒋军第10师将与柏天民的独立第32旅换防，遂决心趁敌人换防的混乱之际袭占宜黄。
1933年6月6日，林彪红一军团主力在宜黄城北的赤岗亭一带，与前来接防的独立第32旅遭遇，随即对敌展开猛烈攻击，短时间毙伤俘敌300余人。
敌旅长柏天民也被击伤，拼命逃入宜黄城，红一军团随后将县城团团包围，准备一鼓作气再克宜黄。
老蒋大惊失色，急电柏天民可以“相机突围”，已经被打得灵魂出窍的柏旅长，也确实打算突围跑路，否则坐困孤城必然死路一条。
此时第1团团长王耀武出面劝谏，言及红军非常善于野战，现在突围才真的是找死。柏旅长同意固守。
而红军连续攻城三天（6月7日至9日），均因火力不足而失利，在援敌纷纷接近的情况下，遂撤围而去。
什么王耀武坚守20天云云，通通是以讹传讹，因为宜黄距离抚州不过60公里（如今是抚州辖县），这一带驻有敌人重兵，援敌就算爬着过来，也用不着20天吧？
后面的时间点就比较清晰了：补充第1旅正式组建时间便是1933年6月，但最初并没有派任旅长，因为人选还在酝酿当中，期间通过柏天民的报告，王耀武第一次进入老蒋的视线。
1933年10月间，老蒋在南昌召见王耀武，一番考察嘉勉后，擢升其为补充第1旅少将旅长，同年11月，王耀武正式到任。
五、王耀武玲珑八面。
王耀武少将到职江西抚州时，补充第1旅的三个团番号已经调整完毕，旅部附第3团驻抚州担任警备任务，另以第1团驻许湾、第2团驻金溪，原来的三名团长分别是刘保定、方镇和钱东亮。
从团长到旅长是很重要的一个节点，意味着从战术级迈进战役级军事主官行列，也意味着在派系林立的蒋军内部，王耀武终于有了自己的基本部队。所以老王首先要重点考虑的，不是怎么打仗的事，而是如何控制和保住这支部队。
王耀武之前跟顾祝同没什么交集，而钱大钧可是顾司令的至交，恰好第3团钱东亮与第80师第476团团长戴文对调职务，便找了个借口将戴文撤职。虽然团长出了缺，王耀武却故意自己兼任，然后让第3团中校团附李天霞代理职务。
其中原因很简单，李天霞乃是钱大钧的亲戚，所以重用和拉拢李天霞，便是向钱大钧示好，进而向顾祝同疏通和靠拢。
王耀武深知，补充第1旅虽然是中央军，但还没有正规番号，也就是地位待定，最可怕的就是被其他大佬兼并，尤其得防着以“吞并”而闻名的陈诚。
那么兹要抱住顾祝同和钱大钧的大腿，陈诚便对补1旅无可奈何，事实也果然如此，顾祝同和钱大钧后面站着何应钦，陈诚的死对头，腰还是比较粗的。
王耀武还知道，部队要想保存住，必须得有经济和粮饷来源，并且还不能在江西腹地久留，须知跟红军主力作战，稍不留神就可能被一口吃掉，那就凉凉了。
这个机会很快来了，1934年7月红军一部挺进浙赣交界，浙江保安处长俞济时拼命要求派正规军增援。
王耀武一琢磨，闽赣交界地带没有红军大部队，浙江又是富庶之地，并且俞济时还是通天的人物，遂积极活动请调。王旅长一边向顾祝同主动请缨，一边偷偷摸摸联系何应钦说项，终于促成了补充第1旅和第49师东调，划归俞济时指挥。
自此，王耀武搭上了俞济时这根线，为了取悦黄埔一期的大师兄，王学弟还特地选出30名精干士兵配备最好的武器，编成一个警卫排送给俞处长，兔唇中将因此大悦，从此这位“良公”也成为了王耀武的一座靠山。
顾祝同起初不清楚王耀武这顿操作的内情，还以为补1旅是正常调动，再后来了解王耀武的小把戏后，曾经在跟何应钦闲聊时表达过不满：这个王耀武很调皮嘛（原话）。
六、第51师的组建。
谭家桥战役后，王耀武和补充第1旅的根基渐稳，毕竟战功在那摆着，再加上周志道、邱维达等人的到职，王耀武总算把持住了这支部队。1936年初，补1旅调往陕西汉中的南郑县整训。
为什么调往汉中呢？这一年蒋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编，主要是准备搞“调整师”，同时也趁机削弱杂牌军的实力。根据军政部的命令，王耀武的补充第1旅将与范石生第51师进行实施合编。
范石生的名字想必读者都很熟悉，滇军名将，1927年已是第16军的军长。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老蒋当然不待见范石生和他的部队。
第16军于1929年初被缩编为“第5师”，再后来又改编为51师，范石生担任师长兼襄樊警备司令，到了1936年的这次整编时，老蒋吞并该部的野心已昭然若揭。
所谓的“合编”，其实就是让王耀武兼并范的部队。待这两支部队完成合编前后，范石生将军已经被迫提出辞职，并获准寓居庐山，王耀武便从旅长直接升任师长。
在刚刚合编时，第51师还是三旅六团的甲种师，但是装备很差，后来该师第三批参加了“整理”，按三团制增配了炮兵营、输送营和工兵营等直属部队，兵员虽有减少，战斗力却得到增强。
该部原定番号为新编第11师，王耀武活动一番后，最后仍然保留了第51师的番号，全师兵员11000余人，已成为中央军主力部队。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第51师由于驻扎北方，初定纳入关麟征第52军作战序列，关军长亦来电命令，着王耀武率部警备郑州。
不过狡猾的王耀武不想去，一边虚以委蛇，一边找老长官俞济时活动，终于改派淞沪战场。已经升任副师长的李天霞对此看得明白，对左右说：北方物资匮乏，平原作战，牺牲必大，上海为国际观瞻，补充容易。
于是王耀武率第51师驰援上海，1937年9月1日，第51师和第58师火线组建第74军，以俞济时为首任军长，一支抗日王牌部队诞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