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妹宋美龄大婚的前一个月，庆龄在寒风凛冽的莫斯科红场上站了五个小时，观看为庆祝十月革命而举行的阅兵式。
有人回忆，当时大家都不知道要用报纸去垫脚的窍门，所以双脚冻得冰冷，膝盖直打颤，小腿痛得已经麻木了。
而宋庆龄更苦不堪言，因为她穿的鞋子的底很薄，外面只加了一层不顶用的橡胶套。
庆龄的生活很清苦，她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了。
家里曾反对她，所以她没有从自己家里拿到半分资助。
丈夫孙中山留给庆龄的全部资产，是如今远在上海的莫里哀路的一幢房子，并不能及时换成现钱。
尽管如此，她仍然没有向任何人求援，甚至是离她最近的克里姆林宫。
她整个人相当憔悴，像极了古代画作上哀婉动人的仕女。
那段日子里，作家文森特·希安是这样描述的：
那天天气寒冷。我注意到了孙中山夫人那瑟瑟发抖，微微弯曲的身影。
她的收入来源已经告罄，而她自尊自重，不愿接受陌生人的资助。
她连件冬衣都没有，只裹着一件单薄的黑斗篷，在阴冷刺骨、冰雪凌凌的街道上缓慢行走。
我曾劝她上车，她不肯。
她双臂交叉，低垂着端庄秀丽的脸，一步一趋地穿过了整个城市。
而仅仅几天之前，她的病才痊愈，脸色仍是十分苍白。
最后，文森特写到，宋庆龄是最孤独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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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得知情况后，曾让宋子良去接姐姐回国。
两人相见时，是在德国柏林。
她得知弟弟要接她的消息后，知道蒋介石别有用心，便发表了申明，绝不直接或间接的参与蒋介石的任何活动。
子良看到姐姐凄楚飘零的生活状态，又听到以上一番言论，简直大惊失色，直说他姐姐真是个大傻瓜。
宋庆龄看了看子良，只用了一句话把子良堵得哑口无言：“是宋家为中国而存，不是中国为宋家而存。”
宋庆龄就是这么有骨气。她认定的事，永远不会回头。
哪怕是与家族决裂。而她与之决裂的家族，或许已经不是六个兄弟姐妹们相亲相爱的一个富有小家，而是支系庞杂，势力超越国界的一个团体。
而她的选择，无益于把自己推上时代的浪尖上，用身家性命来抵挡蒋介石的疯狂举动。
她身边的支持者有蔡元培，有鲁迅，但她与他们不一样。
他们不会像她这样，极易遭到诽谤和攻击。
曾经与她共事的人，特别容易利用她的身份，造谣她在俄国或者德国有了新欢。
只要是有名的革命者，前来找她商议未来，就可能被说成是她的又一任丈夫。
更有人信口雌黄说，她是一个妇道人家，根本不可能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她的脑袋就是一个别人思想的跑马场，她的坚定原本来自于无知。
对于最后一点，她最为恼火。
如果她没有自己的思想，她应该早就被家里富甲一方的气息所笼络，怎会在大学刚毕业时就跳窗逃离，与孙中山私奔，然后结婚呢？
她决定与孙中山在一起时，正是孙一生中精神最为消沉，事业最为颓废的时期。
2
当时孔祥熙写信给日本的朋友说，“有人认为他（孙中山）面临危险，焦急如焚，已经影响到了神经系统。”
宋家人绝少这样议论孙中山，而且他们对自己的私人生活也是守口如瓶。
这次孔祥熙这样说，大概是引用了与宋嘉树或宋霭龄的话。
而其中宋嘉树与孙中山的关系是最好。
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己的思想，只是靠了旁门左道的他人思绪来指导行动，她怎么会如此决绝？
要知道，她嫁给孙中山这一决定得伤多少人的心。
宋霭龄留学回国后，与宋庆龄一样，给孙中山做秘书。
后来宋霭龄与孔祥熙结了婚，当即中断了秘书工作，庆龄刚回国，正好也需要工作，父母便支持她顶替了大姐的工作，去给孙中山做秘书。
她当然是愿意的。她崇拜孙中山。
她一岁那年，便与他见过面。
后来在美国留学期间，她靠一己之力研习了无数的历史与哲学典籍，远远超越了她那个年龄阶段的普通姑娘的口味。
思索父亲与朋友孙中山的革命道义问题。
她为人腼腆，一颦一笑总是流露出一丝是伤感与静思的气质，这自然让她整个人美得更纯净，像一湾佛堂前的净水，每片落叶飘零时，都忍不住要落到她那儿去，向她问声好。
可是，在内心深处，她已经成了义无反顾的谋反者。
父亲经常给女儿们写长信，寄简报，让他们了解国内的形势。
庆龄从寄来的信笺中了解孙中山革命的艰难历程。
他们奋斗了近数十年才懂得：人要败而不馁。而这时的她还只是一腔热血，还不懂得坚持不仅需要开头的冲劲儿，更需要一辈子坚定不移地坚守。
这时的她还没料到未来的结果。
接任了姐姐的职位后，她日夜陪伴在孙中山身旁。
与姐姐极端的实用主义不同，庆龄是个非常烂漫的女子，与他无话不谈。
他也毫无顾忌地将自己的家庭琐事，妻子与孩子，革命的危险与机遇和盘托出。
她也经常打断他的话，急急地说出自己的观点。
她对革命，与理想充满热情，就像一条龙似的火焰从胸口穿出，照亮了他的孤寂、寥落、深陷困顿的不知所措。
短短半年的陪伴，他不仅得到了精神上的支持，还创立了中华革命党。
这时的他已经明确的懂得，想要完成革命大业，缺她不可。
而她，比谁都更相信他的革命道理。
两人沉醉在一种伟大的情感中，比爱情更珍贵，比亲情更伟岸。
两人决定结婚。
3
父亲宋嘉树知道后，勃然大怒，将庆龄关在家里二楼的一间屋子里。
她偷偷地给孙中山写信，希望能回到日本，回到他身边。
他则回信说，很需要她。
父亲为了防止她出逃，便把女儿反锁在寝室里。
她则大胆地向父亲说，自己一定会走。
那天夜里，庆龄借助女佣的扶梯，从窗户逃出，当晚乘船到神户。
对于一个端庄的闺中小姐来说，这种做法所需的勇气非同凡响，因为它不仅触犯了孝道，还违背了家规。
而孙中山也没有拖延。她抵达日本的第二天，两人便结了婚。
然而真正让父亲宋嘉树恼怒的，倒不是庆龄轻率的婚恋风波，而是孙这时候还没有与前妻离婚。
宋嘉树气势汹汹的追到日本，冲到婚礼现场，当面指责孙中山对不起朋友。
说他行为荒唐。还劝说如今胜利在即，他最好的朋友却丧失理智，破坏了朋友之间的信任。
宋嘉树见这种劝说没起作用，便威胁说：庆龄年纪太小，刚满22岁，还没征得父母同意就结婚，这婚姻无效。
孙中山见宋嘉树气得七窍生烟，只是无言以对。他确实想与庆龄白头偕老，所以他没有反驳的余地。
可他并没有这么做。
只是数月后，与朋友说起此事，道出心头的痛楚，“我一生从来没有这样伤心过。一个是我的亲生女儿，一个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啊。”
而宋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一听到庆龄私奔，简直像晴天霹雳。
当年也给孙中山做过秘书的姐姐宋霭龄也气不打一处来。霭龄曾经也是爱慕过孙中山的。
她正式地与孙中山在一起了。
从此要经历的亲情与政治的考验也就开始了。
家里的姐妹们锦衣玉食的时候，她在武汉的枪林弹雨里躲避追杀；
别人在办公室里办公，她却得追随着自己的夫君，四处奔波，颠沛流离。
而她与宋家兄妹的决裂更体现在思想上。
当全世界都主张宋蒋两家联姻，有大利可图的时候，她却不屑一顾。
当蒋介石请求孙中山为自己做媒时，他请求孙问一问宋庆龄。
庆龄一听到此事，反感至极，嘘了一声说，“宁可让小妹死了，也不嫁那个自称没有妻室的人，光在广州，他就至少有一两个相好的。”
庆龄与孙中山情投意合的日子，正好是十年。
这十年间两人互相促进，以思想为交流的基石。
十年后，孙中山病重，协和医院养病时，确诊为：肝脓肿转肝癌晚期。
她坐在他身旁，泪流满面。
她托着他的手签完了三份遗嘱之后。放手。他去世了。
十年，以青春为筹码，结束的太快。
他去世后，她继承了他的意志。
为他永不熄灭的理想之光四处奔走，以他的名义参与国内外大事。
酷刑、暗杀、追踪，她的朋友和支持者逐渐减少。
庆龄一个人孤独无依地接受着所有的打击。
孙中山遗孀这一特殊且异常尊贵的身份保护了她，却又使她更容易遭到敌人的攻击。
她永远在明处，而别人永远在暗处，像过街老鼠一样流窜着。
在那些动荡不按的岁月里，她的心，就像被理想这颗钻石照亮的无与伦比的矿藏，使她有足够的力量去燃烧，照亮迷雾，让她的一生始终走在路上。
其实，她完全可以像其他很多的流亡人士一样，去巴黎或者柏林这样的城市里，过一辈子富裕的流亡生活，了此一生。
可是她没有这么做。
她一直在等，到了1949年，宋家只有她一个人留在大陆。
十月一日，她终于赢来属于她的胜利。
她不必在颤抖着双脚站在寒风里，也不用忍饥挨饿了。
这一次，当百万人的游行队伍在紫禁城前的长安街上走过时，新中国成立，而她站在天安门的城楼上。
这时，她已经五十七岁了。
4
她狂热过，也固执过，但她终究没有成为一个老朽顽固的狂热分子。
她还是她，仍旧重亲情，思念家人。
晚年，她曾提起私奔对父亲的打击，“我爱父亲，也爱孙文，今天想起来还难过，心中十分沉痛。”
想念起家人来，她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和你一样，也是三兄弟、三姐妹，可是我却无法与他们通信。”
三十年来，她尽力打听家中姊妹的消息，可是与她来往的家里人寥寥无几。
当年去柏林接她回国的宋子良算是其中与她关系较好的一个。
有人从海外给她捎来了一张三妹美龄的近照，她凝望许久，始终窝在手里不肯放下，无尽言语汇聚在唇边，却只有一句，“我和三妹很久没有见面了。”
她的一生绝大部分岁月里都是中国的一种非常崇高的象征。
晚年的她却变得极具亲和力。
她喜欢孩子，便收养了两个孩子。
她痴迷于一切美好的事物，总是跳舞，参加社交，邀请朋友来家里做客。
她抽熊猫牌香烟。
只要有时间就去看电影，看戏剧。
在北京生活，她家里还有一个小型放映室，能够看到最新的西方影片。
这一切似乎与相隔千里的三妹美龄的生活，有了心有灵犀的契合。
在经历了无数苦难后，她反而卸下了年轻时的严肃，冷静，说话风趣幽默，为人也极为诙谐逗趣。
她便搬进了父亲宋嘉树在霞飞路的住宅里，那里是宋嘉树生前最后的居所。
当年私奔的前夜，她便是锁在了这座小楼的卧室里。
1960年，她发现自己患有白血病。
生命后期她一直备受此病折磨。
1981年5月29日，她因白血病去世。
此时，宋家三姐妹中，只有小妹宋美龄在世。
曾听过这样一句话，“历尽了人性寒漠，才会更加热爱生活。”
宋庆龄选择了苦难，选择了与同辈家人完全不同的道路。
在理想没有实现之前，被定义为疯狂，无知，不顾惜别人。
可是，他们有怎能知道，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事需要多少心血？
庆龄的选择让她陷入了孤独之中，孙中山陪伴了她十年，十年后的漫长日子，这条路只有她一个人在走。
无数帮助与安慰聚在她身旁，她依然是孤独的。
就像她在学校里那样，由于思想深刻，超脱众人而无法融入嬉笑玩闹的校园生活一样。
当年，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时，父亲曾给她寄去一面初次生产的共和国五色国旗。
她一反过去沉默清冷的状态，拖着一张椅子，把椅子拖到墙边，爬上去，扯下墙上挂着的满清旧龙旗，把新的旗帜挂上去。
她兴奋地高呼，“打倒龙旗，高举共和国国旗。”
同学们对这一做法非常惊讶，记忆尤深。
清朝的灭亡让她非常兴奋。
从此，她拿出前所未有的干劲儿，投身到无数的围绕着社会变革与剧变的各种事件中去。
她还说过，“博爱尚待争取，博爱是人类尚未实现的理想；没有人类的相爱之情，自由就失去了可靠的基础；而除了人们彼此情同手足，平等一次就仅仅是梦想而已。”
理想，像永恒的活火山喷发一样，贯穿了她的一生。
她从来都是个坚韧不拔的人。
其实，我觉得坚持理想从来都是艰难无比的。
理想虽然光辉无比，却是暂时无法兑现的，有时更像是一个遥远的乌托邦。
没有能力的人去坚持，只能伤了自己，还憎恨了理想。
有能力的人坚持，则会发现，在理想的面前，单有能力是不够的，还需要固执、善良，卓绝的眼光。
必须三位一体，甚至五位一体。
你需要用超凡的眼界去压制因美貌引起的虚浮与做作；
要用天生的美貌去装点能力，让隐藏的力量初次亮相便使人印象深刻；
还必须学会在实现理想的路上与每一个人合作，社交技能当然是不可少。
一腔热血点燃了理想，让理想永远燃烧下去的，永远是你生命中，逐渐积累起来的精神气。
庆龄做到了。
比任何人做的都好。
一生跌宕起伏，不过爱国二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