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良法善治
原标题：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良法善治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法治社会，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要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善治是治国理政的追求与目标。我国作为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国家，积累了很多善治的经验智慧，如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这些经验对当今治国理政仍有借鉴意义。
立善法。“法者，治之端也”（《荀子》），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正如北宋改革家王安石所言：“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古代社会，“善法”至少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体察民情，合乎民心。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有言：“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战国时期法家创始人之一慎到也说：“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二是刑罚宽平，公正无私。古代法律在注重宽缓的同时，还强调公平。“法”在诞生之初即兼具公平、正直的含义。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主张以法治国，要求司法公正，如商鞅提出“壹刑”，主张皇帝之下刑无等级；韩非子直接提出“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观点。司马迁评价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贵族犯法也要论罪处刑，取消旧贵族的法律特权。在汉代，有许多注重司法公正的循吏，如张释之、于定国等，《汉书》载：“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冤。”唐太宗曾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因此，唐律删减了很多死刑条款，“比古死刑，殆除其半”，改重刑为轻刑，废除了车裂、腰斩、具五刑、宫、刖等酷刑，缩小株连范围，后世称赞唐律“得古今之平”。三是科条简约，易知易守。古代崇尚法律简约，老子曰：“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商鞅言：“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科条简约便于传播，使百姓易知，从而易于遵守。
重民本。“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百姓为国家之根基，只有根基牢固了国家才能安宁。商鞅有言：“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法令关乎百姓的生命，良法善治自然要求立法与司法均秉持爱民思想。其一，慎刑。西周初年，周公提出“明德慎罚”理念，要求统治者“敬天保民”，不得“滥罚无罪、杀无辜”。唐律遵循“慎狱慎刑”理念，唐太宗还规定了死刑执行的五覆奏制度。后世延续了慎刑思想，如明清的秋审、朝审制度等。其二，宽缓。《三国志》载：“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爱其命。”重视民本，爱惜民命，刑罚就要宽缓。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提出“刑罚中”“平政爱民”思想；唐代有“治以宽平，民乐其安”的美誉。
而今，公正司法的价值理念内蕴于审判实践中，更重视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评判，“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判决结果更易为民众所接受。
讲德礼。德，即为政以德；礼，即为国以礼。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德法共治是我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西周最早提出“明德慎罚”，提倡德治，注重教化。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主张“为政以德”，认为统治者应当“任德”而不“任法”，从修身齐家做起，行“德治、仁政”以治国平天下。秦施暴政，二世而亡，与德礼的缺乏不无关系。汉汲取秦亡的教训，在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后，逐步确立了“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治理思想。到了唐代，礼法合一完全实现，德礼为本、刑罚为用的治理模式也日渐成熟，唐律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为后世所沿用，在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得善治。“善治”从字面理解即为良善的治理，善治思想古已有之，包含“善政”“善法”与“善教”内容。其一，“善政”。《汉语大词典》对“善治”一词的第二项解释为：“犹善政。”老子曰：“政善治，事善能”，“善政”主要包含：妥善的法则、清明的政治和良好的政绩。其二，“善法”。“善法”一词最早见于法家先驱管仲的论述：“今天下则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即现在有良好的法律却不遵守。其三，“善教”。孟子曰：“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礼记》云：“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通过“善教”得民心，实现社会的清明治理，是“善治”的应有之义。法律层面的“善教”可从以下三点来理解：一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注重法律的宣传教育，使民知法而不逾矩。二是伦理教化，道德入律。以儒家伦理道德作为教化内容，通过乡贤等人传播礼教文化，孟子曰：“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同时将不合伦理的行为纳入违法范畴，如将不孝入刑。三是先教后杀，富之教之。孔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加教育就将人处死是不道义的，必然不能树立法律的权威，也难以实现“善治”的理想。所谓“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便揭示了这一道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良法善治是一种良好的治理状态，有了清明的政治、良善的法律和良好的治理，便能达到“天下大治”。良法善治既是治国之良策，也是国民之殷切期望，将传统社会的良法善治加以传承与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应有之义。
（本文系贵州省2021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重大课题“贵州乡贤文化研究”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21GZGX03）
（作者：王雅倩 单位：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