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党争争的是什么淮西浙东两派实力差距巨大，朱标也早确定了太子之位，争什么呢

在回答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必须明确一点，中国古代的所谓党争是指大臣中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而不是君臣之间的争斗。懿文太子朱标名分早定，早在吴元年，朱标便被刚刚称王的明太祖朱元璋立为了吴王世子。洪武元年，朱元璋开元建国伊始便正式册立朱标为皇太子。换言之，朱标明王朝建立的第一刻起便是皇太子、是储君！他与所有大臣、甚至兄弟的关系是“君臣”。因此，任何针对朱标的阴谋、争斗都不能称其为党争，而应该叫“谋逆”，只不过是略降一等的谋逆而已。所以，无论明王朝初期是否存在党争，都不可能和朱标扯上关系。更何况，自洪武十年起，朱元璋就下旨：“今后一切政事并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也就是说，自洪武十年起直到去世，朱标整整当了十五年的“见习皇帝”。除非他想要抢班夺权，否则无论如何也不会卷入大臣之间的党争。为什么？因为朱元璋从来都没有考虑过其他任何一个儿子，朱标没有竞争对手，争什么？

再说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这两大集团根本不在同一个重量级上，这一点毋庸置疑！从洪武初年公侯伯的数量便可以看得出。洪武初年拥有封爵者绝大多数都出自淮西集团，级别最高的公爵则全部被淮西集团垄断！作为浙东集团领军人物之一的刘基仅仅获得了一个诚意伯爵位。有仅此一点、高下立判，浙东集团还没有资格和能力与淮西集团发生所谓党争。洪武初年的左右丞相李善长、徐达，一文一武都出自淮西集团，武将则近乎全部出自淮西集团。甚至李善长的接班人胡惟庸，也同样是出自淮西集团！换言之，无论是行政系统还是军队系统，全部为淮西集团所把控。往大了说，就连朱元璋本人也同样属于广义的淮西集团！再看刘基的位置在哪？御史台，也就是后来的都察院，监察机构而已。当然，刘基还兼着太史令，同样是个实权不大的职务，其他人可想而知。就这样一个所谓浙东集团，无论如何也是无力与淮西集团争雄的。

朱元璋本人对浙东集团实际上从来就没真正信任过，对这帮与元廷和张士诚关系错综复杂的文人，朱元璋一直都是且用且防，他更信任的还是自己从老家带出来的淮西子弟兵。不能因为洪武二十五年之后朱元璋对淮西集团大开杀戒就否定这一点，在洪武二十五年朱标去世之前，朱元璋对淮西集团还是相当信任和倚重的。那么，朱元璋为什么又要留着浙东集团呢？首先，在打天下阶段，这些人的谋略还是有用的，打天下不仅要靠武夫，也需要文臣，但是这方面是淮西集团的短板，除了李善长、胡惟庸，淮西集团并没有太多拿得出手的文臣、谋士。在明王朝开元建国之后，更加需要治国的文臣，武夫除了守土和添乱，没多大用处。但是，新近招揽和开科取士的文臣根基尚浅、业务也不熟悉，朱元璋还需要浙东集团帮自己治天下、带徒弟。

除此之外，恐怕就是监视淮西集团了。虽然淮西集团是朱元璋的旧班底，但任何帝王对臣下的信任都不是绝对的。淮西集团盘根错节、打断骨头连着筋，用淮西人监视淮西人显然是不现实的。这时候，浙东集团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他们和淮西集团没太多私人关系，可以更好地监视淮西集团这帮骄兵悍将！这恐怕就是朱元璋把刘基安排到御史台担任御史中丞的目的所在，毕竟浙东集团的根基要比新人深得多，更能镇得住局面一些。用新人或许关系更加泾渭分明，但毕竟实力和资历太浅，很难达到作用。而且，还容易导致新人站队，适得其反。

但是，浙东集团的作用仅此而已，充其量就是作为监视淮西集团的一双眼睛。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和淮西集团硬碰硬，朱元璋也不可能允许浙东集团有这样的能力！当然，朱元璋对淮西集团有些不便出面、不想出面的事情，也可以通过浙东集团来解决，一举两得。

实际上，明初没有所谓党争，或者说党争的规模非常小，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明初更主要的还是皇权与相权之争！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后来牵连甚广的所谓“胡惟庸案”，才有了废除宰相制。说白了，明初的政治斗争主要还是集中在淮西集团内部，外人是没有资格、更没有机会插手的，包括浙东集团！至于洪武二十五年之后朱元璋大开杀戒，并不是因为那帮淮西悍将有反心，仅仅是因为朱元璋担心孙子朱允炆镇不住局面，打预防针、提前除害而已。只不过，这剂预防针造成的免疫反应过猛了一些……而刘基与李善长之间的矛盾，完全是个人问题，与两大集团关系并不大。又或者说，是二人为了自保给朱元璋上演的一出双簧，也未可知。

如何看待有人说李三才是贪官，既然这样为什么一些东林党如顾宪成还那么支持他

【李三才是东林党的精神领袖，地位很高】李三才是西安临潼籍（今属阎良）。康熙四十年《临潼县志·李三才传》载：“李三才，字道甫，世居临潼之任村里。以祖入卫燕京，遂侨寓焉。”

话说万历皇帝死后，到了天启年间，明熹宗朱由校上位，魏宗贤得势。打击东林党成为魏宗贤的首要任务。天启五年魏忠贤的同党左副都御史王绍徽或许是《水浒传》看多了，竟然仿照《水浒传》的方式，将东林党骨干一百八人编为《东林点将录》，其中排名第一的就是“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

玉麒麟卢俊义变成了赵南星，大刀关胜变成了左副都御史杨涟；豹子头林冲变成了左佥都御史左光斗。

顾宪成根本不在此列，只有摇旗呐喊的份。

明朝东林党只是一个松散的文人团体，为何成了罪不可恕的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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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东林党可不是松散的文人团体，而是一个有着高度统一的政治理想的“政党”，他们在明末的政治风云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东林党的形成

明万历年间，一个有志青年高中进士投入宦海，但是因为他刚正不阿的性格，在官场不断碰壁，最后违逆了万历的圣意，被革职回家。于是他回到家乡无锡，修缮了当地的东林书院，并在书院讲学，同时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就是顾宪成。

明朝官员很注重风骨，所以顾宪成不畏强权的形象获得了大家的追捧，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东林书院听起讲学，不少和他一样被革职的官员也凝聚在他周围，经过10年的发展，东林书院已经具备了重大影响力。

顾宪臣、顾允成、高攀龙等八人发动东林大会，制定《东林会约》，逐渐形成“东林党”。

早期的东林党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是顾宪成为东林书院题的门联，可见其初衷是为大明朝教书育人，同时对朝堂不公提出自己的意见。

比昵狎玩，鄙也；党同伐异，僻也；假公行私，贼也；评议是非，浮也；谈论琐怪，妄也；文过饰非，怙也；多言人过，悻也；执事争辩，满也；道听途说，莽也——《东林会约》

这是《东林会约》中重要的“屏九损”，就是要摒弃上面9种行为，包括党同伐异，假公济私，执事争辩等等，由此可见整个东林党一开始就把自己归为清流，做一群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可惜的是后来的东林党已经变质。

陷入党争的东林党

明朝后期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均存在严重的党争，不仅仅是东林党，还有以山东人为主的齐党，以湖北人为主的楚党，以浙江人为主的浙党，还有宣党、昆党等等。

明末的党争严重到什么程度？可以概括为“非我党人，必是混蛋”！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支持，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

所有的政党都在争权夺利，以期发挥更大的话语权，内阁每一个阁臣名额都是多方妥协的结果，首辅的位置更是能让他们争得头破血流。

为了打击政敌，他们会捕风捉影地去搜罗罪证，一旦发现就撕咬不放，直到把你斗倒，然后换上自己的人上位。

党争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以党派来判断一个人能干与否，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熊廷弼，他本是明末名将，在他的领导下明朝对后金的形式慢慢好转，然而他不是东林党人，于是掌握了朝政的东林党派了一名党人袁应泰接替熊廷弼，袁应泰并不擅长军事，上任后屡战屡败，丢失了沈阳和辽阳；无奈只能重新启用熊廷弼，但是东林党人不想大权旁落，便又给熊廷弼派了一名副手，到处给熊廷弼设卡，结果又丢失了广宁，任由后金坐大。

这只是明末党争的冰山一角，由于崇祯皇帝重用东林党人，所以在明末党争中东林党占据上风，也最为后人诟病。

忘记初衷的东林党人

明末的东林党人有三大主张，分别是广开言路、宦官不得干政、取消矿税，前两项无可厚非，但是在党争的背景下也已经变了味。

第三点，取消矿税，基本上就是取消工商税，这就断掉了大明朝很大一部分税收，为什么取消工商税呢？因为此时的东林党人已经不是顾宪成时期的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了，而是一群既得利益者，他们已经成为地主阶级，他们也都有一堆产业，所以他们不会向自己征税。在明末边境吃紧的情况下，用钱如流水，失去了工商税，中央政府只能向农民摊牌更多的赋税，再加上小冰期，导致民不聊生，爆发了大规模起义，也直接摧毁了大明，摧毁了东林党。

总结一下，东林党人由最初的“时事评论家”逐步变成政治家，在明末的大环境下，陷入了无穷无尽的党争，也失去了最终的初衷，最后成为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也让东林党落得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