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名：王安石变法
主演：王安石，司马光，苏轼
导演：宋神宗
时间：公元1070年—1086年
观众：我、你们、不在场的他们
第一幕
1037年，当苏轼在四川眉州呱呱坠地的时候，司马光和王安石都已经是翩翩少年了。王安石跟着父亲来到京城，认识了文豪曾巩和欧阳修； 19岁的司马光正在河南老家寒窗苦读，因为再过一年，他就要参加一年一度的高考了。
29岁才得了一个大胖小子，苏洵真有一种过年的心情。人生，不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吗？不过苏洵的老婆看得要长远一些。
一晚，苏洵准备洗洗睡了，老婆拦住他，说：“亲爱的，你这辈子就这样浑浑噩噩的过下去了？”
苏洵一楞：“那又咋的？这不挺幸福吗？”
老婆说：“其实人生可短暂了，跟睡觉是一样一样地。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一闭不睁，一辈子过去了。当年你追我的时候不是说‘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吗？你的理想呢？你的抱负呢？你太让我失望了！”
老婆有些生气，苏洵有些紧张。一晚无话。第二天大早，苏洵就捧了一本《梦回宋朝》在阳台上朗朗而读了。
第二幕
苏洵曾经参加几次高考，每次都高兴而去，失望而归，算是高考制度的弃儿吧。此路不通走后门，1056年，苏洵就带领苏轼、苏辙京城，谒见翰林学士欧阳修，看能不能遇到一个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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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苏轼19岁，在首都参加了第一次高考。未中。再看看其他两个主角在干嘛。
王安石在20岁高考金榜题名之后，作为一名前途远大的青年干部一直在地方磨练。这一年他在浙江宁波做县长，大兴水利；在著名的东湖修建水闸，用于调节湖泊水位和泄洪。
司马光的仕途很顺利，在欧阳修的大力培养下，最初在中央做谏议大夫，后来又跟随庞籍到了山西并州做地方官。官场之路波澜不惊。
再来看苏洵进京的成绩。
苏洵的运气很不错。欧阳修一看见他的文章就赞个不停，甚至还把他与贾谊、刘向两位前朝大牛相提并论。欧阳修还把苏洵的文章推荐到朝廷。作为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的推荐对苏洵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朝廷里的干部掀起了一股阅读、学习苏洵文章的小高潮。很快苏洵就成了文坛的当红辣子鸡。
第三幕
1058年，王安石向宋仁宗上了一篇万言书。主题只有四个字：“托古改制”。他强烈呼吁宋仁宗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立即推进全面的体制改革。王安石的观点非常明确：宋朝面临的危险，“患在不知法度”，因此改革就应该“变革天下之弊法”，建立健全各种制度，以法治国。
宋仁宗早就认识王安石。
1042年，王安石参加高考。当他华丽丽的考卷呈现在主考官面前时，主考官顿生一种触电的感觉。他没有更多犹豫就将之批为状元卷子。
不过，卷子送到宋仁宗那里发生了一点意外。
卷子里有一句“孺子其朋”，这是周公训成王的话，“你这年轻的小孩啊，自今以后要和群臣融洽相处”。宋仁宗读来很不舒服，暗想：“你丫也太狂了吧？”朱笔一挥，打为第四名。
宋仁宗翻开万言书，文风还是一以贯之的锐利、冷峻。宋仁宗虽然不太喜欢，也不得不诚承认：王安石说的太有道理了。但是人到中年的宋仁宗，此刻考虑得更多的是继承人的事情——宋仁宗没有儿子，整天被包拯追着问，烦都烦死了。
他叹了一口气，把万言书放一边去了。
王安石没有等到回复。他不能怪任何人，只能怪自己没有选对时间。
司马光呢，被调回首都开封做了一名负责审判的干部（推官）。
秋天，前宰相王旦的儿子王素到成都做一把手，青年苏轼去拜会他，写了《上知府王龙图书》，跟他讨论四川的交通问题。
第四幕
1060年，王安石来到群牧司，与先一年来到这儿的司马光成了同事，同在群牧使包拯手下工作。
最初，这两个年纪相若的年轻人可谓惺惺惜惺惺，关系好得不得了——就连租房子，王安石也愿意与司马光做邻居。他们与吕公着、韩维来往甚为密切，一起唱K搓麻洗桑拿，被称为“嘉祐四友”。
有一天，群牧司衙门里的牡丹花盛开，包拯心情甚好，在花园摆下火锅，请大伙儿喝酒、赏花。老包这人没别的爱好，就爱喝点小酒，耍点小资情调。他不但自己爱喝，还动员其他人也参与进来。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
老包提着酒壶走到司马光面前。司马光不喜欢喝酒，但还是乖乖的把酒杯伸出去。巧的是，王安石也对喝酒不感兴趣，把杯子藏在怀里，死活不肯给老包。
老包急了，破口骂道：“丫的你再不交出酒杯，俺把你给开除了。”
王安石冷冷的说：“你拿虎头铡也没用。”始终滴酒不沾。老包也拿他没有办法。总不能真抬一幅虎头铡放旁边吧？
同样的事情，不同的做法，由此可以看出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处事风格。司马光做事比较成熟稳重，善于隐忍。后来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进行改革，风头正劲，他虽然持反对意见，但也极少与王安石做正面交锋，往往避其锋芒。王安石则刚强执拗，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妥协。
苏轼呢？此刻，他跟父亲苏洵、兄弟苏辙正在从四川去京城的旅途上。他们沿长江而下，一路上游山玩水，写诗做词，不亦远乎。
第五幕
经过一年时间的长途旅行，三苏终于到达首都了。1061年，25岁的苏轼和弟弟苏辙参加制科考试，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蔡襄等人出任考官。主考应考的阵容都很强大。更重要的是，本出戏的三个主人公终于到齐了。
苏轼在考卷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王安石——他许多观点正好与王安石两年前轰动一时的万言书截然相反。比如，王安石说要“依法治国”，苏轼就提出“以德治国”。王安石说改革势在必行，苏轼则说只要用人得当，不改革也可以。
结果可想而知，司马光等人都欣赏东坡的“文义灿然”，唯独王安石却斥责苏轼的文章“全类战国文章”。
主考官们发生了内讧，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只好请宋仁宗出马。宋仁宗一笔定江山：苏轼以第三等录取，苏辙以第四等录取。
鉴于第一和第二等纯属摆设，大宋百年也不录取一个，因此这第三等也是相当高的待遇，因此后来苏轼老是把这段经历拿来显摆。
宋仁宗下班了对一众大小爱妃乐呵呵地说：“嘿，劳资今天为儿孙们捡了两个宰相。”
当然，宋仁宗做梦都没想到，苏轼一辈子都在颠沛流离中度过；苏辙那老小子也是在要退休了才捡一个副宰相当。
第六幕
除了苏轼被派到陕西凤翔做地方官，苏洵和苏辙都生活在京城了，跟京城人民一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王安石一生有很多政敌，但却很少有真正的私敌。司马光跟他在朝廷上闹得不可开交，誓不两立，在私底下却互相景仰。苏洵是他为数不多的几个私敌之一。55岁的苏洵在皇城根儿晒太阳之余，就想起了他与王安石之间的恩恩怨怨。
当年，自己写的几个帖子被欧阳修带到朝廷BBS发表，跟帖在者众。绝大部分都是“顶”、“赞成楼主”、“好贴”、“强帖留名”等字样。唯独文学家王安石没有发表一个跟帖。令得春风得意的自己太没面子了！
两年前，自己两个儿子参加制科考试，所有主考官都给了高分，又是那个王安石，双双判了一个不及格；如果不是伟大正确光明的皇帝宋仁宗明察秋毫，恐怕两个儿子都得步自己后尘，充当制科考试的牺牲品。
苏洵每每想到这些就愤愤不平，欲要找个机会狠狠的回击王安石一下，让他知道老苏家也不是好惹的。
机会很快就来到了。1063年的秋天，王安石母亲去世，朝廷里的同事都前去吊唁，连新上任的皇帝宋英宗也派人送了一个花圈，表达哀悼之情。苏洵收到了请帖，可他没有去。那晚，他躲在宿舍里熬了一个通宵，激动地写出了轰动一时的帖子《辨奸论》。
在这个帖子里，苏洵把王安石写成一个阴险狡诈、城府极深的奸臣。为什么呢？因为他作为政府高级干部，不注重个人形象，“衣臣虏之衣，食犬愈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这违背了人之常情，而一个违背人之常情的人，很少有不是大奸臣的。
《辨奸论》在当时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据说短短两天点击率就达到数十万，好事者转载得到处都是。苏轼在陕西也看到了这个帖子，他看完后暗自说：“我靠，骂得也太狠了吧？比我都离谱。”
司马光看完后只说了4个字：“人身攻击”。然后就把帖子锁了。
第七幕
1067年元月，宋英宗不幸病逝了，接班人是宋神宗。王安石变法的总导演，一个20岁的年轻人意气风发地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了。
扳手指算一下，从宋太祖赵匡胤以降，到宋神宗为止，宋朝已经经历了6代领导人。总体说来，还算政通人和，实为几百年来的盛世。不过，就像一个养尊处优惯了的人，很容易生病，一个稳定日子过得太久的朝代，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毛病。比如，朝廷里养了太多光吃饭不干事的干部，资料显示，当时有25000名正式在编的干部，和30万编外人员，每年需要支出大约1200万贯钱工资。由于强敌契辽国和西夏长期虎视眈眈，宋朝不得不维系了一支数量庞大的正规军，到宋神宗即位，已经达到140多万，他们跟公务员一样终生吃财政饭（甚至他们的家属也由国家养着）。这两者让宋朝财政入不敷出，出现了严重财政赤字。
作为一个期冀有所作为的领导人，宋神宗打算改变这种现状。顺理成章，他想起了曾经给宋仁宗上万言书的王安石同志。他迅速把王安石调回首都，认命为翰林学士；比较有趣的是，他几乎同时也把司马光认命为翰林学士。
心怀壮志的王安石欣然接受了这份认命。这一天他等待得太久了。20几年啊，他大部分时间都一直埋头在地方，做小打小闹的改革试验。他甚至因此主动拒绝了好几次回首都做官的机会——有一次，皇帝派人来宣召他进京做官，他居然躲进了厕所。太监不得不把圣旨放到他家桌子上离去，他见此，抓起圣旨，飞快的跑出去赶上那位太监，把圣旨还给他……
王安石等待的是一位能够支持他进行改革的最高领导人。过于仁慈的宋仁宗不是，英年早逝的宋英宗也不是。王安石心里清楚，只有意志坚强的宋神宗才是。
王安石回到首都后，与宋神宗有过一番长谈。君臣二人开诚布公的交流了彼此的观点，然后达成了共识：改革。
从那天以后，48岁的王安石在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下，在宋朝的版图上画了很多个圈。
这时，苏轼和苏辙在遥远是四川老家守孝。苏洵在头一年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到死也没看到老对头王安石画的这些圈。否则的话，他极有可能从棺材里爬起来，再写一篇《续辨奸论》。
第八幕
很快王安石就与司马光短兵相接了。
每一年的春季，朝廷都会举行祭天大典。按照惯例，每一次祭天大典完成后，都要给文武百官发个红包，有点像今天公司里老板在岁末年初的时候给员工发放双薪或者年终奖。意思就是：诸位一年来兢兢业业工作，辛苦了；来年期望各位更兢兢业业一点。
两者的不同点在于：公司遇到经营困难，或者碰到了金融危机，是可能会减少甚至取消这笔双薪或者年终奖，员工们没有什么商榷的余地；而宋朝老板因为国库空虚，想免掉这个红包，就遭遇了巨大的压力。这压力来自以司马光为首的一帮高级干部。由此，也引发了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论。
这是1068年春天的事情了。
争论始自于祭天大典红包，但随着话题的深入，已经转变成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了。
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状况不好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国家缺乏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表示反对，他认为王安石所言之理财，不过是巧立名目，在百姓头上增加捐税而已。
王安石坚持自己的观点，说：“不是这样。善于理财者，可以不增加捐税却使国库充盈。”
司马光对此大不以为然，他说：“天下哪里有这个道理？天地所生的钱财万物，不在民间，就在政府。设法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比增加捐税还坏。你这实际上就是当年桑弘羊之流蒙骗汉武帝的那套说辞。”
其实，但从经济学角度来探讨，王安石的话也是正确的。现代社会已经证明了，不增加捐税也能增加财政收入的办法很多，比如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比如提高资金周转速度；比如完善社会生产制度……
司马光把桑弘羊拿来做例子以反驳王安石，是没有看到他们两者之间本质的区别。
王安石出台了青苗法，规定在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由政府提供给农民低息贷款，让他们购买棉粮种子，等秋后丰收再行偿还。在贷款过程里，贫穷的农民要拿青苗作为抵押，是以此法称为“青苗法”。这部法律打击了在农村里猖獗的高利贷活动，维护了农民的利益。现在看来，王安石的青苗法已经有了用市场手段来调剂经济政策的影子。
而桑弘羊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将铸钱、冶铁、制盐、卖酒等最赚钱的行业全部收归国有，实行专卖；甚至一度准备将河湖塘湾与海洋中捕鱼捞虾也实行国家专卖。一句话，就是实行国家垄断。垄断当然是最来钱的勾当了，这事儿我们现在的中国电信、中国石油等企业正干得不亦远乎呢。国家当然是富了，可惜老百姓的口袋因此而被掏空了。
在经过短暂的犹豫之后，宋神宗还是选择站在了王安石这一边。国家财政确实太差钱了，王安石的那套理论更适合宋神宗的胃口。
冬天，苏轼两兄弟服丧期已满，举家搬迁，正在赶来首都的路上。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第九幕
公元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在王安石大刀阔斧的运作之下，闻名中外的熙宁变法正式开始。
王安石的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主要内容有：
一、青苗法。这个办法是他以前在地方搞改革试点的成绩，现在拿来在全国推广；
二、农田水利法。政府鼓励地方兴修水利，开垦荒地；
三、免役法。官府的各种差役，公民可以不用自己服役，交一笔免役钱，政府另行雇人服役。按照该法规定，原来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交钱。这样既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也减轻了农民的劳役负担。
四、方田均税法。为了防止大地主兼并土地，隐瞒田产人口，由政府丈量土地，核实土地数量，按土地多少、肥瘠收税。
五、保甲法。政府把农民组织起来，每十家是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家里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的，抽一个当保丁，农闲练兵，战时编入军队打仗。
王安石的改革政策刚刚实施，就在朝廷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第一个站出来批评他的就是他曾经的老朋友：司马光。
作为朝廷器重的大臣，司马光发现改革可能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时，他以一个老朋友的身份三次给王安石写信，要他权衡考虑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劝告王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借此“以尽益友之忠”。王安石的反应则是那封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他以彬彬有礼的风度，针锋相对的反驳了司马光“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怨谤”五个加在自己身上的罪名。
巨大的政治立场差异，导致他们谁也无法将对方说服。从那开始，他们不但是政治上的死敌，在私人感情上也断绝了联系。
虽然司马光身后站着一个庞大的名臣队伍，比如欧阳修、韩琦、苏轼等人，他甚至还获得了皇太后的支持。但是，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参知政事王安石，还有宋神宗。一心要励精图治的宋神宗把赌注全部押到了王安石身上。因此，可供司马光选择的道路不多：要么转变立场支持王安石，要么收拾行李上路，退出权力中心。前者不符合司马光的做事风格，他就只有选择黯然离开了。
宋神宗其实也很器重司马光，他一边支持王安石变法，一边竭力挽留司马光，而且欲封他做国防部副不部长。司马光目光坚毅的看着宋神宗，说：“要我留下也可以，请你全部废除王安石的变法。”
话说到这份上，宋神宗也只好黯然神伤的看着司马光离去。
在接下来的10几年里，司马光一直过着隐居生活，专心致志的写那一本传世之作《资治通鉴》。
司马光走后，宋神宗不无担忧的询问王安石：“爱卿啊，虽然我是义无反顾的支持你，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老干部都反对你呢？”
王安石以他一以贯之的彪悍表情说：“改革嘛，总是会触及到许多既得利益者利益，他们反对才是政正常的表现，这才证明改革是行之有效的。旧是的不去，新的不来。我们可以趁此机会为国家补充新鲜血液。”
事实上，王安石在变法里确实提拔了一大批忠诚于他的年轻干部。比如前面说到的沈括。
宋神宗接着王安石的话题说：“我看苏轼这年轻人挺不错，要不把他升为谏官？”
王安石其实也很欣赏苏轼的文学才华，但对他趋向保守的政治立场相当不满，就给宋神宗说：“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
宋神宗的建议就此搁浅。
当然，王安石也并未因为苏轼对改革持异议就把他冷藏起来，任命他为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可是苏轼这浑小子毫不领情。王安石打算改革考试制度，他却发表《议学校贡举状》和王安石唱对台戏，王安石当然不高兴了，把他赶到开封做了一个推官。
王安石的算盘很精：当你被那些大大小小的事务缠在身上的时候，也就没什么功夫管我的闲事了。
第十幕
与韬光隐晦，躲在后台做精神领袖的司马光相比，年轻的苏轼显得更锐利，也更有活力。虽然他与王安石的地位相比完全不是一个重量级，还是勇敢的发起了一次一次冲击。
第一次冲击波是元宵节花灯事件。王安石变法的次年。
每年元宵节，首都都会举行大型灯会，光靠附近州县进贡的花灯，远远不够用，便要派人到苏杭一带购买。这一年他们到苏杭杭州一问灯价，比预期价格的高了许多，回来商量宋神宗。宋神宗下令，要当地政府帮助皇家的人减价收购；同时命令市民暂停购买浙灯，以平抑市价。
宋神宗的做法是有依据的。他依据的就是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之一：《均输法》。按照这部法律规定，由政府部门（发运使司）控制茶、盐、矾、酒等物的销售和运输，从而可以比较方便的操控价格。
以前苏杭灯匠、灯商都在元宵节前赶制花灯，抬高售价，银子赚得白花花的。照说，这也是符合市场规律的举措——价格由供需水平决定。可今年就受到了《均输法》的约束，官府还强令灯市压价销售；为凑足宫灯，还不准百姓买灯。这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民怨。
这些都在苏轼的预料之中。自从《青苗法》，《均输法》等法律先后出台后，苏轼就敏锐的看出，这些法律里可能存在与民争利的地方。
在详细调研和深思熟虑之后，苏轼写下了《谏买浙灯状》。
在这个帖子里，苏轼写得相当理性。一开头就狠拍宋神宗马屁，“……陛下不以疏贱间废其言，共献所闻，以辅成太平之功业”，继而又表扬皇帝孝顺，“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而极天下之养耳。”
拍马屁不是苏轼的目的，于是他笔锋陡转，点名皇室低价买灯的危害，“……皆谓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夺其口体必用之资。卖灯之民，例非豪民，举债出息，畜之弥年。衣食之计，望此旬日，陛下为民父母，唯可添价贵买，岂可减价贱酬？”
苏轼明白无误的提出论点：“追还前命，凡悉如旧”。
当然，苏轼是聪明的。他非常了解皇帝推行新法的迫切心态，以及反对新法可能面临的危险，为了将危险系数蒋降到最低，他不惜一而再、再而三的拍宋神宗马屁，颂扬“陛下聪明睿圣，追迹尧舜”，而把过错全部推给了王安石等变法新党，“群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最后进行一番自我表扬，“忍不为陛下尽之”。
苏轼交出帖子后，在家忐忑不安的等候回复。
宋神宗收到苏轼的《谏买浙灯疏》后，不仅没有生气，甚至感到一阵轻松和宽慰。俗话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宋神宗接班后，国库空虚，财政拮据，因此才聘用王安石推行以“理财”为核心内容的变法。这两年多来，宋神宗很注意节省，巴不得一个硬币掰成两半用，连过生日都没有请客摆酒。元宵大闹花灯也不是他的初衷，而是迁就了几位公主和郡王的意见。
第二天宋神宗就回复了：批准苏轼的帖子，停止采购浙灯。
第十一幕
苏轼回头看了一眼京城，说：“走吧。”
一行人马就慢慢的沿着官道出城而去。落日在他们身后投出一道道斜长的身影，使得这一行人马看上去分外的落寞。
仅仅在几个月前，苏轼还踌躇满志，打算在朝廷里干出一番事业来呢。
话说上书皇帝初战告捷，苏轼大受鼓舞。他趁热打铁，接连上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神宗皇帝书》两个帖子。在这两个帖子里，苏轼全方位地批评了变法，言辞也很激烈，批评皇帝和新党“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他认为道德风俗是一个国家存亡之所系，而急功近利的变法运动摧毁了原先的道德体系，势必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预料之中，苏轼的帖子引起了新党强烈的反弹。他们开始写联名信，弹劾苏轼。王安石也对苏轼非常的不满。就在这个敏感的时刻，又传出一件对苏轼相当不利的事情。
事情起源于4年前，苏轼两兄弟送父亲灵柩回四川。那时候交通简陋，来去均以舟船代步。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旧事重提，控告苏轼两兄弟利用官船，携带货物，贩卖私盐。
宋神宗命令王安石调查此事。照说，手握大权，也深得皇帝信任的王安石得到了一个铲除异己的机会。虽然苏轼两兄弟贩卖私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官字两个口，想要弄点对苏轼不利的证据，简直就是小儿科。就算没有证据，先把他们关起来，随便在生活作风上找点茬子让他下岗，也不是什么难事。
王安石没有这样做。
在经过慎密地调查取证后，王安石还了苏轼两兄弟一个清白：查无此事。
经历了这一事件的苏轼却再无心事留在首都了。或许是政治斗争的无情，让他产生厌恶的感觉；或许是他想学习司马光，明哲保身要紧。毕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因此，苏轼自己请求外调。宋神宗跟王安石商量后，派他做了杭州太守。
这次调动无疑是苏轼人生旅途的又一个低潮，不过，杭州民众倒是因此而得益了。
第十二幕
润之曾曾经说过一句话：“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惜乎王安石同志听不到这话。
王安石变法，最让人诟病的倒不是他强力推行的新法有多恶劣——鉴于对王安石个人品质的信任，这种新法再恶也恶不到哪里去，而是他独断专行的处事风格，任人唯亲的用人原则。
在我们现在看来，王安石也太缺乏民主包容精神了。他不能容忍任何异见者，导致众多德高望重的高级干部朝与他决裂。这当中有人曾经大力提拔他，比如文彦博、欧阳修等人，有人原来是他的朋友，如范缜、司马光等人。虽然他们都是精英中的战斗机，却因为对王安石某些做法表示质疑而被先后赶出朝廷。
王安石肯定誓死不会同意这句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在王安石看来，凡是不支持变法的人，都没有说话的权利。
没有一项改革可以十全十美，王安石的改革顺应时代潮流，值得表扬，但其具体操作中仍然都许多纰漏，有待完善。如果王安石能够虚心吸纳司马光、苏轼等意见领袖的观点，把他们当成建言献策的智库，在实施过程时多收集民间反映，善莫大焉，也能减少大部分阻力。
1071年，开封知府韩维打报告说，有民众为了规避保甲法，竟然“截指断腕”。宋神宗就此事问到王安石，王安石回答说：“这事多半是谣言。就算不是谣言，也没什么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况老百姓？”
宋神宗颇为不悦地说：“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
王安石仍是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就连司马光等人的话自己都可以不理不睬，更何况是什么民言。
王安石不明白，士大夫阶层可以看做是既得利益者，为什么连普通老百姓也站到反对变法之列？自己是不是该反思一下呢？
王安石赶走司马光等一班重臣后，给朝廷里补充了一批新鲜血液。他考核干部的标准只有一条：绝对支持变法。除了这一条，什么人品啊、能力啊等标准都可以适当放宽。这样做的后果是：吸收了大量阿谀奉承之人进入领导班子。王安石最重要的支持者，比如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绝大部分都被列进了《宋史》奸臣榜。虽然不排除撰写《宋史》的旧党以党性代替人性，可他们这些人在当时确实做得比较过分——臭名昭著的“乌台诗案”，就是他们一手炮制出来的。
这事儿可以多说两句。
“乌台诗案”爆发后，苏轼被逮捕，与他关系密切的朋友，如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甚至已经去世的欧阳修等29位大臣名士都受到牵连。当时赋闲在家的王安石听说此事后，也连夜派人进京上书劝说宋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哪有太平盛世杀读书人的？
苏轼的小命这才保住了。
王安石曾经非常信任的一位得力助手吕惠卿，也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官员。但他后来为求自身升迁，竟设计陷害王安石，令神宗皇帝对王安石的信任大打折扣。王安石也算是自食其果吧。
在各种主观客观原因的合力下，王安石的改革步履维艰。
第十三幕
没人会相信，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竟会栽于一幅画手中。
1073年秋天，到1974年夏天，天下大旱，10个月滴雨未下。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烧焦的味道。王安石坐在办公室里寝食不安。他不知道，就在这时，一个对他、对变法致命的打击悄然出笼。
一天，宋神宗上班回来，有内侍来报：一个叫郑侠的小官，送来一个帖子，说他负责看守城门，每天在城门上看到为变法所苦的贫民流离失所的样子，就将这些图景绘下来请皇帝欣赏。无图无真相，因此他又绘了一幅《流民图》以密件的形式送呈给皇帝。
郑侠还以人头做担保，证实此图的真实性。
打开图，宋神宗立刻被一幅凄凉的场景吓了一跳：图上无数流民携儿牵女，身无完衣，四处啼饥号寒，口嚼草根野果。他们“身被锁械”而负瓦揭木，卖钱偿官，奄毙沟壑，累累不绝。而酷吏威逼恫吓，怒目追索……宋神宗不禁潸然泪下。他想破脑袋也想不通，一场“富国强兵”的改革运动何以导致如此下场呢？
第二天，宋神宗下令，暂停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
仿佛是老天爷在做配合，三天后就下了倾盆大雨。神宗站在御花园里，瞠目结舌。王安石站在皇宫门外，呆若木鸡。这场雨彻底浇灭了两个理想主义者心头熊熊燃烧的改革之火。虽然王安石辩解“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但他心里清楚，自己再不会拥有宋神宗倾其所有的信赖了。
接下来王安石被罢相就是顺理成章了。
此处还要啰嗦的一句是：这个叫郑侠的小官，是王安石一直器重的对象；两人一度相谈甚欢。
在这之后，王安石复相，又被罢掉。新党与旧党之间进行了一番艰难的拉锯战。没有了宋神宗的支持，王安石的溃败更符合政治斗争规律。
1076年，55岁的王安石最终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回到南京养老。而另外一个人正在后台跃跃欲试；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等待得太久了。
如你所知，他就是司马光。
第十四幕
1086年，踌躇满志的司马光甫一上台，就宣布所有新法尽数废除。宋王朝这辆辆马车兜了一个圈，终点又回到起点。
当得知新法尽数废除的消息，王安石悲愤不已，引发了背上的疮毒，与世长辞。
司马光未曾料到的是，曾经忠实的同盟者，文学家苏轼此刻却站出来反对他的举动！
原来，苏轼在颠沛流离的外放期间，亲眼看到了新法的便民之处，从而发觉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的偏执与保守。他在给友人滕达道信中说：“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回向之所执，益觉疏矣。”由此，苏轼改变了对新法的偏颇认识。
苏轼还曾经去看望过王安石。
1084年，苏轼从黄州调动到汝州，准备顺路去拜访隐居南京的王安石。而王安石听说苏轼将来，穿着便服，骑着毛驴，兴致勃勃地来到江边见苏轼。没想到苏轼也是穿着便服。
苏轼开玩笑的说：“我今天是穿着便服见大丞相。真是失礼。”
王安石笑着回答说：“礼仪难道是为我们这些人设的吗？”
两个人携手同游钟山时，俨然一对相交多年的老朋友。他们诗酒唱和，谈禅说佛，人生至乐，也不过如此罢。
人生如戏啊。
王安石逝世后没多久，司马光也去世了。在这之后，苏轼在新旧两党的夹击之下，依然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曾经被贬到海南岛——在宋朝，这是仅次于满门抄斩的惩罚。
1100年，宋徽宗即位，大赦元祐旧党，苏轼才回到中原，第二年在常州，由于长期流放的折磨，加上长途跋涉的艰辛，一代文豪一病不起，终于不治。享年64岁。
这三个男人，会在阴间继续他们的恩恩怨怨吗？
为什么有的皇帝称孤 有的皇帝称朕 有的皇帝又称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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