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在上海，周末会去文庙逛逛旧书市。
这起先是因为室友的怂恿；他研究唐代文学，爱淘书，所以总要拉我同去。
一来，路上有人说话解闷；二来，他一延安人，听不懂“阿拉”本地话。我到了文庙，嘿，英文书还不少，总算没让我失望。
因为目标不同，我们俩通常分头行动。我这室友是个典型的藏书迷， 每次买完总是摇摇头，羞愧地说，“哎，没办法，又搞了这么多。”
文庙门口有家小吃店，我们逛完书市常在那儿点一份“单档”或“双档”，一种面筋、百叶包、粉丝汤(如图)。后来，我听说同济大学有个亚洲图书中转站(?)，于是渐渐地，文庙就少去了。
同济的洋书多半是美国人捐的；所谓旧书，其实都有七八成新，甚至根本就是新书。
有不少大学课本，学术专著也很多，纸张好，装帧精美，自不待言，而售价多在10-15元之间。
即便在90年代末，这价格也是非常感人的。 就这样，我也被宠坏了。
一次又一次的光顾，累计砸下了几千元的巨资。而那些书大概只看了百分之一，我就出国了。
有一天，我在文庙逛。看到书摊上有套《胡适的日记》，颇有兴趣。摊主见状，马上开始解说起来， “你看，胡适跟别人不一样，‘胡适’和‘日记’中间非要加个‘的’字。为什么？因为他是提倡白话文的......”
不过，虽然爱读胡适，可一瞧售价，我还是捂住了荷包。
这时，有位老者帮腔说，“这个价钿太贵了。” 然后，他转身问我，“大学生，你欢喜读胡适啊？” 于是，两人一问一答，竟然攀谈了起来。
老先生中等身材，头发净白，看着起码70岁以上。一问之下，他住的新村倒是离师大不远。老人家很客气，临别时给我留了地址，让我有空上他家去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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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也确实去了。他家住在老旧的公寓楼里，楼道狭窄，室内也不宽敞。客堂间堆满了旧报纸，一张方桌几乎是挤在了当中。
看到我来，老先生兴致颇高。他拿出一沓稿子给我看。稿子早已泛黄，一边用麻线窜连着，内容和西餐礼仪有关。
蓝墨水的笔迹，左右中英文对照，写得一丝不苟。他说，年轻时在十里洋场做过几年西餐伺应，对这行比较熟悉，相关的英文也还知道一些。
这几年他一直在整理材料，想出版一本书。临近中午，老人家非要留我吃顿便饭。饭是夫人烧的，典型的江南味道。
那以后，又去老人家看望过几次，不过，后来出国也就断了音信，甚至连姓什么都给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