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今所说的东北亚，狭义上主要包括，西太平洋西北区域的朝鲜半岛、日本、俄罗斯以及在太平洋全境有巨大的权势存在和频繁干预的美国。从现当代至庶可预见的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狭义的东北亚地区大抵上一直是最紧要的区域之一，不仅是在地缘政治、国家安全和战略权力意义上，也颇大程度在地缘经济意义上。
这种情况总的来说与传统大为不同,毕竟受前现代的几乎所有最基本要素，尤其是地理和基本生产方式等要素影响，在大部分历史时期里,无论是华夏帝国，还是华夏亚帝国(即只统治大约半个或小半个华夏，但仍行使对华夏区域以外诸异族的统治权或者说宗主权的王朝国家)，其面对的主要“蛮夷”是居于边疆内外两侧的大陆(特别是内陆)，过着或游牧或农耕生活的人民。
华夏帝国或亚帝国与东北亚诸邦的交往源远流长、复杂多变，在大部分历史时期里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既体现在安全方面，也反映在维系帝国光荣、影响国内政治功能等方面。不仅如此，这一历史过程还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其早期历史发端于西汉武帝时期，始于他征伐四方的大扩张过程中一次掉以轻心、代价沉重的冒险，即派遣两栖大军征服卫满朝鲜，由此开始了近两个世纪的对半岛北部的统治。其后直至曹魏结束，华夏帝国和亚帝国与东北亚诸邦的复杂能动的关系延续不绝。它首先由东汉帝国与东夷之间松散和起伏的关系构成，根据其开创者、“方平诸夏，未遑外事”的光武帝的对外政策“总纲”，其根本特征是“羁縻之义，礼无不答”。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即三国割据时代，华夏亚帝国曹魏对东北亚诸邦进行了深度介入，明显改变了该地区的势力版图，并同古代日本建立了较之以往更为频繁的外交关系(虽然仍属于名义上的宗主权)。
某种意义上特别重要的是，东汉初至曹魏末，伴随政治、外交和社会文化交往的增进，关于东北亚诸邦诸族的华夏知识显著丰富化，产生了华夏关于夫馀、挹娄、高句骊、沃沮、濊、韩(马韩、辰韩、弁韩)和倭的最早的“民族志”(ethnology)，而且对其中的多数来说，大概是它们自己可见的唯一最早的“民族志”。正是考虑到这段开端历史的重要性，本文对这一历史时期内与东北亚区域诸邦互动过程中的重要事件逐一论述，进而就古代中华帝国的外交特征做一整体式概论。
西汉武帝对朝鲜国家的“皮洛士式”征服
在汉代，两国关系通过战争而深化。公元前109年，汉帝国征服朝鲜，并将其并入一个颇为松散的、由几个郡构成的统治区域内，但在两个世纪后西晋王朝覆灭时为高句骊所获得。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看，这次征服行动中充斥着一系列可怕的外交失败和拙劣的军事行动，似乎从未取得任何真正的战略胜利，但开启了华夏帝国和亚帝国与东北亚地区在政治领域的互动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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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国时代后期，朝鲜据说曾是燕王国的东北边郡。“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浿水为界，属燕。”这说明，自先秦至汉代伊始，朝鲜很可能是华夏帝国的一个联系松散的附庸国。此后，由于“燕王卢绾反，入匈奴，满亡命，聚党千余人，魋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险”，作为卫满朝鲜而独立。
在“宗主权”外观下，西汉帝国对新成立的朝鲜政权，有着充实边防的战略和外交期待。这种双边关系不仅大大强化了卫氏朝鲜国家的独立性，而且有利于它在半岛的扩张:“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辽东太守即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无使盗边;诸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以闻，上许之，以故满得兵威财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临屯皆来服属，方数千里。”
到了颇负雄略的汉武帝时代，两国关系逐渐恶化。当时朝鲜政权“传子至孙右渠，所诱汉亡人滋多，又未尝入见”。不仅如此，“真番旁众国欲上书见天子，又拥阏不通”，因而朝鲜成为击破匈奴之后，汉帝国的扩张之路在东北方向上的阻碍。元封二年(前109年)，“汉使涉何谯谕右渠，终不肯奉诏”，朝鲜顽固蔑视帝国的态度表露无遗。结果，“何去至界上，临浿水，使御刺杀送何者朝鲜裨王长，即渡，驰入塞，遂归报天子曰‘杀朝鲜将’”。帝国使节通过施行谋杀的方式，作为对上述蔑视的不体面的报复。汉武帝对涉何的作为并不反感，反而“为其名美，即不诘，拜何为辽东东部都尉”。谋杀者得到君主晋升而非惩罚，对独立的朝鲜国的敌视自然更上一层楼。结果“朝鲜怨何，发兵袭攻杀何”。谋杀导致攻袭，攻袭反过来又为帝国远征提供了发动理由。
武帝派遣大军，两栖作战征讨朝鲜。“其秋，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兵五万人，左将军荀彘出辽东:讨右渠。”朝鲜进行了坚决有效的抵抗:“右渠发兵距(据)险。左将军卒正多率辽东兵先纵(如后所述违合军之约，擅自先发兵攻袭——笔者注)，败散，多还走，坐法斩。楼船将军将齐兵七千人先至王险。右渠城守，窥知楼船军少，即出城击楼船，楼船军败散走。将军杨仆失其众，遁山中十余日，稍求收散卒，复聚。左将军击朝鲜浿水西军，未能破自前。”征讨大军遭遇非常严重的挫折，几近惨败。
帝国行外交劝降，但也因为战时自然深嵌的强烈互疑而收效甚微。“天子为两将未有利，乃使卫山因兵威往谕右渠。右渠见使者顿首谢:‘愿降，恐两将诈杀臣;今见信节，请服降。’遣太子入谢，献马五千匹，及馈军粮。人众万余，持兵，方渡浿水，使者及左将军疑其为变，谓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将军诈杀之，遂不渡浿水，复引归。山还报天子，天子诛山。”
之后，汉军在王险城下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围城战:“左将军破浿水上军，乃前，至城下，围其西北。楼船亦往会，居城南。右渠遂坚守城，数月未能下。”
伴随着军事上的一筹莫展，两位帝国指挥将领及其各自麾下大军之间也渐生龃龉，不仅完全互不协调，而且事实上彼此暗中损害:“左将军素侍中，幸，将燕代卒，悍，乘胜，军多骄。楼船将齐卒，入海固已多败亡;其先与右渠战，因辱亡卒，卒皆恐，将心惭，其围右渠，常持和节。左将军急击之，朝鲜大臣乃阴间使人私约降楼船，往来言，尚未肯决。左将军数与楼船期战，楼船欲急就其约，不会;左将军亦使人求间郤降下朝鲜，朝鲜不肯，心附楼船:以故两将不相能。左将军心意楼船前有失军罪，今与朝鲜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计，未敢发。”
不仅如此，这种龃龉还从军中扩散到军政层面，进一步起了互相拆台的效果:“天子曰将率(帅)不能，前使卫山谕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剸决，与左将军计相误，卒沮约。今两将围城，又乖异，以故久不决。”至最后，内斗逐步升级，最终以阴谋和血腥收场:“使济南太守公孙遂往之，有便宜得以从事。遂至，左将军曰:‘朝鲜当下久矣，不下者有状。’言楼船数朝不会，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为大害，非独楼船，又且与朝鲜共灭吾军。’遂亦以为然，而以节召楼船将军入左将军营计事，即命左将军麾下执捕楼船将军，并其军，以报天子。天子诛遂。”
幸亏，汉帝国对手的抵抗意志终告瓦解。大军压境之下，敌方阵营内“叛徒”发起的内斗和弑君拯救了这场远征:“左将军已并两军，即急击朝鲜。朝鲜相路人、相韩阴、尼谿相参、将军王唊相与谋曰:‘始欲降楼船，楼船今执，独左将军并将，战益急，恐不能与，王又不肯降。’阴、唊、路人皆亡降汉。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前108年)夏尼谿相参乃使人杀朝鲜王右渠来降。王险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巳又反，复攻吏。左将军使右渠子长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谕其民，诛成巳，以故遂定朝鲜，为四郡。”最终，汉帝国实现了征服的目的。这场代价巨大的征战的最终结果是，朝鲜被并入一个颇为松散的、由几个郡构成的统治区域。
令人唏嘘，整个征伐期间不但全无真正的军事和外交成功，亦无留名的英雄。涉事将领几无善终:“左将军徵至，坐争功相嫉，乖计，弃市。楼船将军亦坐兵至洌口，当待左将军，擅先纵，失亡多，当诛，赎为庶人。”正如司马迁总结的那样，“两军俱辱，将率莫侯矣”。
“羁縻之义”：东汉帝国与东夷之间松散和起伏的关系
“陈涉起兵，天下崩溃，燕人卫满避地朝鲜”，从此朝鲜国家开始出现在华夏视野中。之后，“因王其国。百有余岁”，汉武帝经过一番“皮洛士式”征服而征服之。此后，东北亚诸邦即“东夷”始通上京。尽管王莽篡位使边疆一度陷入动荡，但东汉帝国建立后，“建武(光武帝年号，25～56年)之初，复来朝贡”。可以看出，华夏帝国的相对国际权势，是由华夏的内部基本形势决定的。整个东汉一朝，“濊(huì)、貊、倭、韩，万里朝献，故章、和已(以)后，使聘流通。逮永初(安帝年号，107～113年)多难，始入寇钞;桓、灵失政，渐滋曼焉”。
东汉时期，关于东北亚区域的华夏知识体系在以下三方面被大大丰富化了:一是广义的朝鲜(Chosun)(包括当时地理位置纵联当今东北和半岛的高句骊)二是古代东北诸族，三是日本。比较几个世纪前的《史记·朝鲜列传》(《汉书·朝鲜传》大致是其复制)就能看出，就前两项而言这种丰富化何等明显。通过梳理这些愈益丰富的史料，可试着对这一时段华夏帝国与东北亚诸邦的关系分类略做评论。
(一)夫馀和挹娄
夫馀国“在玄菟北千里。南与高句骊，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按今日的地理概念来说，该民族的主要活动区域在松花江上游平原。东汉建立初期，夫馀就出现在华夏帝国的视野内:“建武中，东夷诸国皆来献见。二十五年(49)，夫馀王遣使奉贡，光武厚答报之，于是使命岁通。”然而，这种关系不稳定，在半个世纪多的时间里作为一个驯顺的附庸后，“至安帝永初五年(111)，夫馀王始将步骑七八千人寇抄乐浪，杀伤吏民，后复归附”。由此，夫馀面对东汉时叛时附。“永宁元年(120，安帝时)，乃遣嗣子尉仇台诣阙贡献，天子赐尉仇台印绶金彩。顺帝永和元年(136)，其王来朝京师，帝作黄门鼓吹、角抵戏以遣之。桓帝延熹四年(161)，遣使朝贺贡献。永康元年(167，桓帝时)，王夫台将二万余人寇玄菟，玄菟太守公孙域击破之，斩首千余级。至灵帝熹平三年(174)，复奉章贡献。夫馀本属玄菟，献帝时，其王求属辽东云。”如此，关系始终难以稳定。
在《后汉书》中，挹娄对华夏帝国而言，似乎更不值得一提。一句“法俗最无纲纪者也”表明，在华夏知识体系眼中，这个比夫馀更东北的族裔，较之夫馀更为原始和野蛮，甚至连一丝一毫的“前近代性”都没有。
(二)高句骊
直至今日，对这个曾存在8个世纪之久的扩张主义王国的争议性讨论仍在持续。在民族主义视域下，人们在争议其历史的族裔/政治属性的同时，也为这个千年前的族落赋予了更多被提前设想的当代含义。
在东汉时期，高句骊这个国度还处于最早期发展阶段，与它权势顶峰时相比弱小得多。尽管如此，它与东汉帝国的关系已经颇不稳定，反叛、入侵、掳掠和反击时有发生。
华夏典籍对于高句骊的记载，可以被视作它在最早期阶段的“民族志”。首先是对其地理位置和地形的记录。“高句骊，在辽东之东千里，南与朝鲜、濊貊，东与沃沮(半岛北部的部落;东沃沮大致位于今朝鲜咸镜道，北沃沮大致位于图们江流域——笔者注)，北与夫馀接。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人随而为居。”其次，从国体制度看，它应是一个经济贫瘠的、部落性“国家主义”(statist)国度。“少田业，力作不足以自资，故其俗节于饮食，而好修宫室。东夷相传以为夫馀别种，故言语法则多同，而跪拜曳一脚，行步皆走。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本消奴部为王，稍微弱，后桂娄部代之。其置官，有相加、对卢、沛者、古邹大加、主簿、优台、使者、帛衣先人。”在与“东夷”区域的其他某些部分一起被武帝征服后，高句骊在华夏帝国的行政秩序中处于较低等级。“武帝灭朝鲜，以高句骊为县，使属玄菟，赐鼓吹伎人。”在华夏儒家文化精英的眼中，这是一个有其淫俗、群歌和鬼神天地崇拜的异质文化的族裔:“其俗淫，皆洁净自憙，暮夜辄男女群聚为倡(唱)乐。好祠鬼神、社稷、零星(即灵星，主稼穑——笔者注)，以十月祭天大会，名曰‘东盟’。其国东有大穴，号禭(suì)神，亦以十月迎而祭之。其公会衣服皆锦绣，金银以自饰。大加、主簿皆著帻，如冠帻而无后;其小加著折风，形如弁(biàn)。”而且，奉行原始而残酷的“司法”惯例:“无牢狱，有罪，诸加评议便杀之，没入妻子为奴婢。”家庭制度也颇为原始，不无准母系社会风貌:“其昏(婚)姻皆就妇家，生子长大，然后将还，便稍营送终之具。金银财币尽于厚葬，积石为封，亦种松柏。”然而，考虑到他们后来强烈的扩张主义，最重要的应是他们凶猛好斗好掠的天性:“其人性凶急，有气力，习战斗，好寇钞(抄)，沃沮、东濊皆属焉。”
西汉之后，从肆开外衅的篡夺者王莽到东汉终结，高句骊与华夏帝国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颇不稳定的状态，具体表现为断断续续、周期式的反叛、入侵、掳掠和反击，然后归于短暂的和平。王莽代汉后，“发句骊兵以伐匈奴，其人不欲行，强迫遣之，皆亡出塞为寇盗。辽西大尹田谭追击，战死。莽令其将严尤击之，诱句骊侯驺入塞，斩之，传首长安。莽大说(悦)，更名高句骊王为下句骊侯”。王莽的挑衅和盘剥，导致高句骊的反叛、入侵和掳掠必不可免，“寇边愈甚”。
东汉光武政权成立后拨乱反正，王莽的狂野政策被彻底扭转，并代之以“祭肜(róng)”等施行得更为行之有效的软实力外交方针，于是华夏与高句骊的关系复又平静。“建武八年(32)，高句骊遣使朝贡，光武复其王号。二十三年冬，句骊蚕支落大加戴升等万余口诣乐浪内属。二十五年春，句骊寇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而辽东太守祭肜以恩信招之，皆复款塞。”
两国的平稳关系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但随东汉帝国由盛转衰，在“宫”——一位颇具侵略性同时又在战略上灵活或者说无常易变(“桀黠”)的国王——之下，高句骊对华夏帝国的威胁突然变得严重起来。从此，连同来自鲜卑的攻击，东北区域成了那个时代最受威胁的帝国边疆。“后句骊王宫生而开目能视，国人怀之，及长勇壮，数犯边境。和帝元兴元年(105)春，复入辽东，寇略(掠)六县，太守耿夔击破之，斩其渠帅。安帝永初五年(111)，宫遣使贡献，求属玄菟。元初五年(118)，复与濊貊寇玄菟，攻华丽城。”
面对很具谋略的宫及其子，华夏帝国付出了沉重的军事代价。“建光元年(121)春，幽州刺史冯焕、玄菟太守姚光、辽东太守蔡讽等，将兵出塞击之，捕斩濊貊渠帅，获兵马财物。宫乃遣嗣子遂成将二千余人逆光等，遣使诈降;光等信之，遂成因据险厄以遮大军，而潜遣三千人攻玄菟、辽东，焚城郭，杀伤二千余人。于是发广阳、渔阳、右北平、涿郡属国三千余骑同救之，而貊人已去。夏，复与辽东鲜卑八千余人攻辽队(亦作辽隧，县名，故址在今辽宁海城市一带——笔者注)，杀略(掠)吏人。蔡讽等追击于新昌，战殁，功曹耿耗、兵曹掾龙端、兵马掾公孙酺以身扞讽，俱殁于阵，死者百余人。”在战争的危急时刻，夫馀这一当时华夏帝国的附属起了重要甚或决定性的战略作用，帮助帝国取得了一场关键胜利。“秋，宫遂率马韩、濊貊数千骑围玄菟。夫馀王遣子尉仇台将二万余人，与州郡并力讨破之。斩首五百余级”，并最终迫使“高句骊降”。
之后，高句骊掌权者换代，“是岁宫死，子遂成立”。在国家实力得到加强的基础上，华夏帝国改行方针，以充分的威严容纳已降的高句骊。“姚光上言欲因其丧发兵击之，议者皆以为可许。尚书陈忠曰:‘宫前桀黠，光不能讨，死而击之，非义也。宜遣吊问，因责让前罪，赦不加诛，取其后善。’安帝从之。明年(122)，遂成还汉生口，诣玄菟降。诏曰:‘遂成等桀逆无状，当斩断菹醢(zūhǎi，酷刑——笔者注)，以示百姓，幸会赦令，乞罪请降。鲜卑、濊貊连年寇钞，驱略(掠)小民，动以千数，而裁(才)送数十百人，非向化之心也。自今已(以)后，不与县官战斗而自以亲附送生口者，皆与赎直(值)，缣人四十匹，小口半之。’”
这一政策取得了效果，等到“遂成死，子伯固立。其后濊貊率服，东垂少事。顺帝阳嘉元年(132)，置玄菟郡屯田六部。质、桓之间，复犯辽东西安平，杀带方令，掠得乐浪太守妻子。建宁(灵帝年号)二年(169)，玄菟太守耿临讨之，斩首数百级，伯固降服，乞属玄菟云”。困扰多年的高句骊边患总算暂告一段落。
(三)沃沮(东沃沮、北沃沮)
沃沮同为东北朝鲜族民之地，在“高句骊盖马大山之东，东滨大海，北与挹娄、夫馀，南与濊貊接”。西汉武帝征服朝鲜后，“以沃沮地为玄菟郡。后为夷貊所侵，徙郡于高句骊西北，更以沃沮为县，属乐浪东部都尉”。至光武罢都尉官，后皆以封其渠帅，为沃沮侯。光武帝愿意接受帝国边疆威势的减弱，将先前的帝国“主权”改变为松弛的“宗主权”或者说仅在名义上的“宗主权”。随着东汉政权的战略收缩，沃沮也进行了外交转向。“其土迫小，介于大国之间，遂臣属句骊。句骊复置其中大人为使者，以相监领，责其租税，貂、布、鱼、盐、海中食物，发美女为婢妾焉。”这说明，当时沃沮的真正统治者是奉行盘剥性扩张主义的高句骊。
(四)濊
濊位于半岛东部，“濊北与高句骊、沃沮，南与辰韩接，东穷大海，西至乐浪。濊及沃沮、句骊，本皆朝鲜之地也”。华夏知识体系将其视为传奇中的“箕子朝鲜”，是一个早在传奇时代就已接受了华夏文明的“教化”与“靖安”、文化程度高于其他边疆化外之民的国度。“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又制八条之教。其人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饮食以笾豆。其后四十余世，至朝鲜侯准自称王。”濊民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国家。以后，它被双族裔的卫满朝鲜兼并，华夏影响愈益具有决定性。“汉初大乱，燕、齐、赵人往避地者数万口，而燕人卫满击破准，而自王朝鲜，传国至孙右渠。元朔元年(前128年)，濊君南闾等畔(叛)右渠，率二十八万口诣辽东内属，武帝以其地为苍海郡，数年乃罢。”
历史性转折出现在汉武帝治下，华夏帝国征服和兼并该地区，试图施行直接统治。“至元封三年(前126年)，灭朝鲜，分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至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玄菟复徙居句骊。自单单大领(岭)(即长白山——笔者注)已(以)东，沃沮、濊貊悉属乐浪。后以境土广远，复分领(岭)东七县，置乐浪东部都尉。自内属已(以)后，风俗稍薄，法禁亦浸多，至有六十余条。”
然而，这一直接统治维系的时间并不长。如前所述，东汉光武帝愿意接受帝国边疆威势大为减弱的现实将先前的帝国“主权”改为一种松弛的“宗主权”，甚至是仅仅名义上的“宗主权”:“建武六年(30)，省都尉官，遂弃领(岭)东地，悉封其渠帅为县侯，皆岁时朝贺。”在光武帝的战略收缩之后，濊成为一个事实上独立的“邦联”。“无大君长，其官有侯、邑君、三老。耆旧自谓与句骊同种，言语法俗大抵相类。”
(五)三韩
半岛南半部，族裔和文化上是独立的“近乎充分”的韩(Korean)。韩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辰。马韩在西，有五十四国，其北与乐浪，南与倭接。辰韩在东，十有二国，其北与濊貊接。弁辰在辰韩之南，亦十有二国，其南亦与倭接。凡七十八国，伯济(百济)是其一国焉。大者万余户，小者数千家，各在山海间，地合方四千余里，东西以海为限，皆古之辰国也。马韩最大，共立其种为辰王，都目支国，尽王三韩之地。其诸国王先皆是马韩种人焉。”它们大都由当时较零碎的氏族社会构成，在“原始王国”马韩的大体仅名义上的统治之下。
马韩比辰韩和弁韩大得多，但远不如它们“文明”。“马韩人知田蚕，作绵布。出大栗如梨。有长尾鸡，尾长五尺。”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其原始性:“邑落杂居，亦无城郭。作土室，形如冢，开户在上。不知跪拜。无长幼男女之别。不贵金宝锦罽(jì，毛毡)，不知骑乘牛马，唯重璎珠，以缀衣为饰，及县(悬)颈垂耳。大率皆魁头(不戴帽子)露紒(jiè，发结)，布袍草履。其人壮勇，少年有筑室作力者，辄以绳贯脊皮，缒以大木，欢呼为健。”
辰韩比马韩先进得多，“有城栅屋室。诸小别邑，各有渠帅，大者名臣智，次有俭侧，次有樊秖，次有杀奚，次有邑借。土地肥美，宜五谷。知蚕桑，作缣布。乘驾牛马。嫁娶以礼。行者让路”。这种先进性的来源，大概是因为华夏移民。“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其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为徒，有似秦语，故或名之为秦韩。”
弁韩与辰韩较为相似，且常杂居在一起，“城郭衣服皆同，言语风俗有异”。文明程度也较高，“其人形皆长大，美发，衣服洁清。而刑法严峻。其国近倭，故颇有文身者”。
三韩部落，特别是马韩人，一度被卫满朝鲜对半岛的征服行动间接波及，但此后恢复了独立。“初，朝鲜王准为卫满所破，乃将其余众数千人走入海，攻马韩，破之，自立为韩王。准后灭绝，马韩人复自立为辰王。”之后，曾暂时臣属于东汉帝国(肯定是很松散地臣属)，作为名义上的帝国领土和实质上的附庸而存在。“建武二十年(44)，韩人廉斯人苏马諟(dì)等，诣乐浪贡献。光武封苏马諟为汉廉斯邑君，使属乐浪郡，四时朝谒。灵帝末，韩、濊并盛，郡县不能制，百姓苦乱，多流亡入韩者。”
(六)倭
倭与华夏帝国的正式关系开始于光武帝统治末期。“建武中元二年(57)，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这是典型的东汉帝国外交，满足于名义上的“宗主权”。当然，也可能是基于这样一种心理，即帝国为向国内听众宣扬国威而将一种单纯的双边接触予以夸大。不过，双方确实存在进一步的真实交往。“安帝永初元年(107)，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直到“桓、灵间，倭国大乱，更相攻伐，历年无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弥呼(即邪马台国女主)，年长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众，于是共立为王”。这或许是历史编纂中关于古代日本的首项相对详细的记述，也是倭与华夏帝国和亚帝国的正式关系的开端。
(七)州胡国
州胡(济州)，是当时一个很原始的部落:“马韩之西，海岛上有州胡国。其人短小，髡头，衣韦衣，有上无下。好养牛豕。乘船往来，货市韩中。”晚至唐代，他们仍无多大发展。《新唐书·流鬼传》记其古代民俗:“俗朴陋，衣大豕皮;夏居革屋，冬窟室。地生五谷，耕不知用牛，以铁齿耙土。”
华夏亚帝国曹魏对东北亚区域的武力进击和外交
汉末三国时期，大一统政权瓦解，群雄割据，但作用于东北亚区域的华夏势力——无论是华夏地方军阀还是曹魏亚帝国政权——不减反增。在本文所说的开端时代的末期，华夏亚帝国对东北亚区域的影响长久而不可磨灭。
(一)汉末三国割据时代的东北亚局势
汉末三国时代，与东北亚区域的代表性势力高句骊进行互动的主体是领有东北边疆的华夏独立军阀和曹魏。“宫死，子伯固立……灵帝建宁二年，玄菟太守耿临讨之，斩首虏数百级，伯固降，属辽东。”高句骊一度成为东北军阀的一个附庸，为其效命。“公孙度之雄海东也，伯固遣大加优居、主簿然人等助度击富山贼，破之。”
之后，高句骊国内发生分裂。高句骊王伯固死，长子拔奇和幼子伊夷模皆欲为王，结果国人共立伊夷模为王。“建安中，公孙康出军击之，破其国，焚烧邑落。”此时，拔奇因怨自己“为兄而不得立，与涓奴加各将下户三万余口诣康降，还住沸流水(大概即今辽宁浑江——笔者注)”，后往辽东，“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于是“更作新国”。这位合法国王建立的新高句骊国不甘于继续做附庸，向曹魏发动攻击，却惨败，“其后复击玄菟，玄菟与辽东合击，大破之”。
伊夷模死后，其国内淫灌奴部(部落名)“生子名位宫”，被立以为王。位宫“生堕地，亦能开目视人……有力勇，便鞍马，善猎射”，高句骊人在这位新王身上，看到其曾祖——那位在东汉帝国衰落时期有着强烈侵略性且灵活易变的国王宫——的影子。这使新高句骊与华夏曹魏王国的关系更具不确定性，双方的新一轮冲突在所难免。“景初(明帝年号)二年(238)，太尉司马宣王(司马懿——笔者注)率众讨公孙渊，宫遣主簿大加将数千人助军。正始三年(242)，宫寇西安平(今辽宁丹东九连城——笔者注)，其五年(244)，为幽州刺吏毌丘俭所破。语在俭传。”
(二)曹魏亚帝国时期毌丘俭远征东北亚
“青龙(233～237年)中，帝图讨辽东，以俭有干策，徙为幽州刺史，加度辽将军，使持节，护乌丸校尉。”在作为边疆总督和军区司令调往东北后，毌丘俭245年前后对高句骊发动纵深进击，粉碎敌军并几乎摧毁该国。
毌丘俭往辽东赴任后，初期主要同当地割据势力公孙渊作战。“(俭)率幽州诸军至襄平，屯辽隧……公孙渊逆与俭战，不利，引还。”此后，曹魏遣太尉司马懿讨伐公孙渊，不仅毌丘俭随之出征，高句骊新王“宫遣主簿大加将数千人助军”。平定辽东后，俭“以功进封安邑侯，食邑三千九百户”。
然而，在失去共同的对手后，两国关系迅速走向激化。“正始(240～249年)中，俭以高句骊数侵叛，督诸军步骑万人出玄菟，从诸道讨之。句骊王宫将步骑二万人，进军沸流水(古水名，高句骊始祖朱蒙居于此，大概即今辽宁浑江——笔者注)上，大战梁口(今吉林通化市江口村，梁音渴——笔者注)，宫连破走。俭遂束马县(悬)车，以登丸都(丸都山城，位于今吉林集安市区外2.5公里处，修建在起伏险峻的丸都山上，曾作为高句骊王都使用——笔者注)。”在攻占敌首都后，“屠句骊所都，斩获首虏以千数”。“宫单将妻子逃窜。俭引军还。”
245年，毌丘俭又对高句骊发起第二次征伐，迫使高句骊王“宫遂奔买沟(今朝鲜咸北会宁——笔者注)。俭遣玄菟太守王颀(qí)追之，过沃沮千有余里，至肃慎氏南界(约在黑龙江伊春至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一线——笔者注)，刻石纪功，刊丸都之山，铭不耐之城(今吉林集安市，高句骊都城——笔者注)”。此乃一个华夏王朝向东北亚区域纵深进击的最远的一次。
(三)曹魏亚帝国介入东北亚诸邦的影响
东沃沮、北沃沮指的是东北朝鲜(NortheasternChosun)人，受扩张主义的高句骊支配和盘剥。因此，他们有格外不幸的经历，即遭毌丘俭远征予以的毁伤。“毌丘俭讨句丽，句丽王宫奔沃沮，遂进师击之。沃沮邑落皆破之，斩获首虏三千余级，宫奔北沃沮……王颀别遣追讨宫，尽其东界。”位于半岛东部的濊，同样被毌丘俭击溃高句骊的附带效应波及。曹魏军队对高句骊的全境征讨，令这个高句骊的附庸国也饱尝曹魏的征伐并臣服:“正始六年(245)，乐浪太守刘茂、带方太守弓遵以领东濊属句丽，兴师伐之，不耐(濊人种落)侯等举邑降。其八年(247)，诣阙朝贡，诏更拜不耐濊王。居处杂在民间，四时诣郡朝谒。二郡有军征赋调，供给役使，遇之如民。”
在半岛分立和相对原始的三韩(马韩、辰韩、弁韩)部落政权，其政治独立性也因曹魏介入而被大致取消。“桓、灵之末，韩濊强盛，郡县不能制，民多流入韩国。建安中，公孙康分屯有县以南荒地为带方郡(治所在今朝鲜黄海北道——笔者注)，遣公孙模、张敞等收集遗民，兴兵伐韩濊，旧民稍出，是后倭韩遂属带方。景初(237～239年)中，明帝密遣带方太守刘昕、乐浪太守鲜于嗣越海定二郡，诸韩国臣智(韩人大部落长帅名称——笔者注)加赐邑君印绶，其次与邑长……部从事吴林以乐浪本统韩国，分割辰韩八国以与乐浪，吏译转有异同，臣智激韩忿攻带方郡崎离营。时太守弓遵、乐浪太守刘茂兴兵伐之，遵战死，二郡遂灭韩。”
(四)曹魏亚帝国对古代日本的外交及干预
如上所述，古代日本与华夏帝国的正式关系开始于光武帝统治末期，但华夏知识界对弥生时代的古代日本的首次较详细叙述(同时也可能称得上是关于日本的知识起源和大和民族最早的“民族志”)，是由成书于西晋的《三国志》提供的。曹魏与古代日本之间形成的明显较为频繁的正式外交关系，应该为该书作者陈寿的撰写过程带来不少方便。
“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从郡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乍南乍东，到其北岸狗邪(《魏志》作倭人伝重在今韩国金海市附近;《后汉书》作拘邪——笔者注)，七千余里，始度一海千余里至对马国(今日本长崎县之对马岛——笔者注)。其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离。所居绝岛，方可四百余里，土地山险，多深林，道路如禽(擒)鹿径。有千余户，无良田，食海物自活，乖船南北巿籴(dí)。又南渡一海千余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国，官亦曰卑狗，副曰卑奴母离。方可三百里，多竹木丛林，有三千许家，差有田地，耕田犹不足食，亦南北巿籴。又渡一海，千余里至末卢国(即今日本佐贺县唐津市——笔者注)，有四千余户，滨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见前人。好捕鱼鳆，水无深浅，皆沉没取之。东南陆行五百里，到伊都国(即今日本福冈县行桥市——笔者注)，官曰尔支，副曰泄谟觚、柄渠觚。有千余户，世有王，皆统属女王国，郡使往来常所驻。东南至奴国百里，官曰兕马觚，副曰卑奴母离，有二万余户。东行至不弥国百里，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母离，有千余家。南至投马国，水行二十日，官曰弥弥，副曰弥弥那利，可五万余户。南至邪马台国，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陆行一月。官有伊支马，次曰弥马升，次曰弥马获支，次曰奴佳鞮，可七万余户。自女王国以北，其户数道里可得略载，其余旁国远绝，不可得详。次有斯马国，次有已百支国，次有伊邪国，次有都支国，次有弥奴国，次有好古都国，次有不呼国，次有姐奴国，次有对苏国，次有苏奴国，次有呼邑国，次有华奴苏奴国，次有鬼国，次有为吾国，次有鬼奴国，次有邪马国，次有躬臣国，次有巴利国，次有支惟国，次有乌奴国，次有奴国，此女王境界所尽。其南有狗奴国(《后汉书》作拘奴国——笔者注)，男子为王，其官有狗古智卑狗，不属女王。自郡至女王国万二千余里。”
邪马台国是所有从东汉到5世纪《后汉书》成书时候华夏已知的日本诸国的霸主或“宗主”，对其的华夏记述自然较详。除上面的(“官有伊支马，次曰弥马升，次曰弥马获支，次曰奴佳鞮，可七万余户”)以外，还有:“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有男弟佐治国。”这些史料不仅记载了邪马台国的地理风貌，也透露出其国家构造、政治属性、宗教面貌和在日本列岛上的“国际”地位——一个由女王卑弥呼为首的较原始的部落国家，同时也是30多个部落国的霸主或“宗主”。
曹魏与邪马台国的外交，首要目标仍是取得名义上的“宗主权”。“景初二年(238)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求诣天子朝献……其年十二月，诏书报倭女王曰:‘制诏亲魏倭王卑弥呼:……汝所在逾远，乃遣使贡献，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装封付带方太守假授汝。其绥抚种人，勉为孝顺。汝来使难升米、牛利涉远，道路勤劳，今以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牛利为率善校尉，假银印青绶，引见劳赐遣还。’”正始四年(243)，“倭王复遣使大夫伊声耆、掖邪狗等八人……掖邪狗等壹拜率善中郎将印绶。其六年，诏赐倭难升米黄幢，付郡假授”。
然而，随着双边交往的相对发展，曹魏对古代日本更进一步采取了主动积极的外交行动。“倭女王卑弥呼与狗奴国男王卑弥弓呼素不和，遣倭载斯、乌越等诣郡说相攻击状。遣塞曹掾史张政等因赍诏书、黄幢，拜假难升米为檄告喻之。”之后倭国政权出现继承危机，曹魏使节进行了干预。“卑弥呼以(已)死……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复立卑弥呼宗女壹与……”作为帝国使节，“政等以檄告喻壹与，壹与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将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还，因诣台，献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贡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异文杂锦二十匹”。曹魏对古代日本明显加强的外交行动，可能蕴含着在割据时代背景下，向华夏国内民众彰显其自身帝国合法性的动机。
结语
华夏帝国和亚帝国与东北亚诸邦的政治关系始于西汉武帝，始于他征服卫满朝鲜尽管这一过程以征伐大军几近惨败、劝降外交同样受挫为主要特征。其后,东汉帝国与东夷之间的关系松散、起伏，而帝国有关政策的根本是“羁縻”。再后,华夏亚帝国曹魏在这一复杂关系开端时代的末期明显加大了对这一区域的干预力度，特别是毌丘俭远征和近乎击灭高句骊，并且进一步加强始于东汉的对日外交(尽管其实质仍是希望取得大致名义上的“宗主权”甚或只是单纯的外交)。不仅如此，通过《后汉书·东夷列传》和成书更早的《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我们似可认为，东汉初至曹魏末，随着东汉年间双方政治、外交和社会文化交往的增进，关于东北亚诸邦诸族的华夏知识显著丰富化。因而，这两个篇章也成了华夏关于夫馀、挹娄、高句骊、沃沮、濊、韩(马韩、辰韩、弁韩)和倭的最早的“民族志”，而且对其中的多数书写对象来说，这大概也是它们自己可见的最早的“民族志”。
通过对这一开端时代的评论总结，我们似可基于本文涉及的和更广泛的史实，就传统的华夏或者说中华帝国的对外关系做些较普遍、较宏观的谈论。华夏帝国的明显特征——朝贡体系——肇始于西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2年)，其时经过宣帝的大规模远征打击、匈奴内部的大分裂和大冲突以及宣帝的协调/包容性外交，“匈奴呼韩邪单于稽侯狦来朝赞谒称籓臣而不名。赐以玺绶、冠带、衣裳、安车、驷马、黄金、锦绣、缯絮”。同样，优势力量的行使或依凭这样的力量施加的实在或潜在威胁，加上至关重要的协调/包容性外交，导致上述“建武之初……辽东太守祭肜威詟北方，声行海表于是濊、貊、倭、韩，万里朝献，故章、和已(以)后，使聘流通”。在此之前，虽有华夏帝国与“蛮夷”间的朝贡关系，却是前者对后者朝贡即初汉高祖、吕后、文帝、景帝向匈奴帝国朝贡，以求弱者忍辱负重的和平。
无论如何，朝贡体系只是华夏或者说中华帝国对外关系体系的一部分，它们与帝国间的对抗和冲突并存。例如，汉武帝和唐太宗时有对朝鲜、南越、西南夷等的经帝国征服得来的统治或宗主控制，但对北方强蛮——最强劲、最危险的外部力量——不存在同类关系。顺便提一下，附庸国有时可发挥的一大功用，是被用作帝国对付外部强蛮的战略/军事辅助，例如前述121年高句骊王“宫遂率马韩、濊貊数千骑围玄菟。夫馀王遣子尉仇台将二万余人，与州郡并力讨破之。斩首五百余级”。不仅如此，历史上存在“分裂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反复出现，且往往漫长甚而非常持久，其间大致不存在中华帝国及其朝贡体系。朝贡体系只真正存在于它的四个典型时代:一是西汉在近乎永久性地将北匈奴驱至远西之后，二是唐初至唐中期，在将北方和西方的蛮族驱至远西或予以宗主式征服之后，三是元帝国，四是全盛时代的清帝国(即康熙年间至鸦片战争爆发)。
粗略地说，传统的华夏或者说中华帝国的对外战略主要有四大形态:“羁縻”、“怀柔”、干预和征伐。“羁縻”被历来最佳的对外战略论文之一——班固《汉书·匈奴传》末长篇评论称作“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即“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这颇有道理。前面的史录就记述了光武帝对高句骊的“羁縻”政策，即“建武八年(32)，高句骊遣使朝贡，光武复其王号……二十五年春，句骊寇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而辽东太守祭肜以恩信招之，皆复款塞”。“羁縻”首先注重成本和风险的最小化，同时高度警觉意中得益所包含的虚幻成分。再有“怀柔”，往往有其华夏或者说中华版本的偏颇性，因为己方自觉的“柔”不一定被彼方亦认作“柔”，而且它往往是暂时而非经久的。它有时出自“绥靖”的需要，反过来又被用来辩护“绥靖”。干预一般基于帝国对附庸的实力优势及威望优势，旨在从帝国的利益出发，塑造附庸国内部的政治秩序，无论是维护还是改造，连同塑造附庸国与外部强蛮之间或不同附庸国互相之间的关系。至于征伐，在此要说的只是在真正的朝贡体制存在时，它大致为施行惩罚的“警察行动”，其代价往往高昂，有时高到综合而论得不偿失的地步，从而令人怀疑其原初的必要性。
还要指出的是，朝贡体系在世界史上广泛存在，并非东亚特有。帝国是人类最悠久的政治实体形态之一，作为帝国的常有维度之一的朝贡体系也是如此，不管它被称作什么。它以不同的具体方式，可见于居鲁士创始的阿契美尼亚波斯帝国、古典希腊世界的雅典帝国、罗马帝国初中期、某种意义上的神圣罗马帝国(最松散的和几乎仅仅是名义上的)、印度莫卧儿帝国、19世纪埃及的阿里面对的奥斯曼帝国等。
最后，还需讨论朝贡体系或“华夷体系”的视点和相对性问题，华夏人从帝国中心看问题，与有关“蛮夷”在那些拥有内政和外交自治权甚或实际“主权”的朝贡国看问题，图景往往大为两样。例如后者大概包括上述49年在“寇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之后接受祭肜“恩信”而“皆复款塞”的高句骊酋首，还有上述236年“求诣天子朝献”和被授予“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的倭女王卑弥呼。换言之，对朝贡体系乃至帝国/附庸关系的全面和精当的考察要求多维度而非单维度的视野，要求多国的而非单独一国的史料收集和审阅，而在只有单独一国的书写史料存在的场合，需要尽可能地以多国的考古类史料甚至妥当的想象力予以补充。
文章来源：《日本文论》2019年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