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划解放台湾
上海解放后，全国解放战争已近尾声。我军在各个战场上，正在展开胜利的大进军，解放全中国的战略目标即将实现，建设新中国的战略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处于由革命战争到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转折关头。
在华东战场上，国民党残余军队分向福建和浙江舟山群岛败退。他们以台湾为基地，在福州、厦门、漳州和浙闽沿海岛屿重新组织防御，负隅顽抗，妄图“卷土重来”。舟山群岛方向，有敌3个军10个师，共6万余人;福建方向，有敌3个兵团10个军27个师，共12万人;另有空军3个大队、海军舰船50余艘，依托舟山、台湾等岛屿，配合其陆军行动，并对我东南沿海城市、港日实施轰炸与封锁。
这时，沪、宁、杭地区刚刚解放的百余座城市正在接管过程中。我们既要建立新区政权，剿灭残余土匪，还要追歼退向沿海的逃敌，军事斗争任务十分繁重。根据中共中央、毛主席赋予第三野战军的任务，我们研究决定:以第7兵团主力进攻舟山群岛，一部兵力保卫浙江沿海海防和杭州等城市的警备;第8兵团驻守南京、镇江地区，并负责清剿苏南、皖南残匪;第9兵团在上海市及淞沪地区布防;第10兵团准备向福建进军。
1949年6月7日，我们正在召开兵团负责同志会议，突然间，我的肚子剧烈疼痛，实在无法忍受，在地毯上直打滚。卫生部副部长李振湘闻讯赶来，让医生给我注射了一针吗啡，但仍疼痛不止。李部长把原国民党国防医学院内外科主任请来会诊，初步确定为阑尾炎，便连忙把我送进上海中山医院。经著名外科专家、院长沈克非教授检查，确诊为慢性阑尾炎，急性发作。原来前一段老是肚子痛，就是它在作祟！沈院长立即给我做了手术。手术后，他对我说，因为阑尾处已化脓了，这次只是把脓排掉，待休息3个月后，再行手术切除阑尾。过f一个月，医院又对我做了全面检查，发现还患有陈旧性的肺结核，必须住院。这时我才明白过去为什么老是咯血。事到如今，只有听从医生的安排了。
在迎接全国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夕，我却躺在了病床上，心里十分着急，时常思念着部队和战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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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粟裕同志来看我。不等我问情况，他就说，毛主席6月14日和21日两次给我们发来电报，提出要“开始注意研究夺取台湾的问题”，让我们研究“台湾是否有可能在较快的时间内夺取?用什么方法夺取?有何办法分化台湾敌军?”并要求我们向他作出报告。粟裕同志还说，毛主席强调目前几个月内华东的主要工作:一是经营以上海为中心的苏浙皖赣新解放的广大地区;二是占领福建及厦门;三是帮助二野西进;四是准备占领台湾。毛主席还指出:不占领台湾，则国民党海、空军基地不能拔除，时时威胁上海及沿海各地;不占领台湾，则数十万吨船只不能取得，沿海沿江贸易受制于外航商业界。因此，无论从军事上，还是从政治经济上看，都必须把解放台湾的问题摆到重要的日程。毛主席希望我们能于1949年夏秋两季完成各项准备，冬季攻占台湾。
我听后，十分高兴。过江以来，我们都抱定“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样一个信念，决心彻底消灭国民党军。现在看来，只有迅速攻占台湾，铲除蒋介石负隅顽抗的最后基地，才能最终实现这日标。我对粟总说，我们要抓紧准备，按照毛主席的设想，尽快解放台湾，把蒋介石的残兵败将收拾掉，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不然将贻患无穷。粟裕同志连连点头，看来他有许多话要说，可能见我的病情较重，没讲更多，只告诉我，因二野马上要进军西南，三野指挥机关7月份将迁往南京，让我先安心在沪休养。
粟裕同志的到来，既对我是个安慰，也给我增添了“心病”。
毛主席明确了解放台湾的“日程表”，我怎么能长期住在医院呢?因此，身体刚刚有点好转，便出院去参加第9兵团在上海召开的军事会议，研究攻台作战的协同、配合问题。硬撑了几天，身体还是支持不住。由卫生部部长崔义田联系，将我转至澄衷疗养院。这里是上海郊区，医疗设施与环境条件都适合肺病的治疗与休养。8月1日，三野前委正式报请中央军委批准，让我离职休息半年，并决定由8兵团政委、南京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袁仲贤代理野战军参谋长。
对组织上的关怀，我十分感激，但心里总是不安。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去医院复查。医生认为，手术后恢复得不错，建议再入院做第二次手术一一切除阑尾。因住地离已被我们驻沪医院接收下来的原国民党国防医学院近，我便在这里做了阑尾切除手术。另外，我的肺病经药物治疗，也有所好转，院长彭克和医生护士们照料得很周到。尽管如此，我仍觉度日如年，总感到自己病得不是时候，希望能早日出院，投入工作。
我让人找来一些有关台湾历史与歹地理的书籍，仔细阅读。从书中得知，郑成功从荷兰侵略者手中收复台湾和康熙皇帝统一台湾，两次都是派水师先攻澎湖，打掉敌军水师主力后，使台湾门户洞开，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敌军才投降的。当然，我们现在要打台湾，各种条件都已大为不同了，方案的选择，肯定比那时要多些。但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由陆地作战转向渡海作战，这是我们所不熟悉的。特别是海军刚刚组建，空军还没有成立起来，力量悬殊很大。在这样的情况下，仗怎么打，得很好地研究。
收音机是我病中的好朋友，它随时带给我四面八方传来的胜利消息。每天我都要听几小时，特别是我一各野战军向华东、西南、中南和西北进军的情况。今天报告进占这个城市，明日宣布又个地区新生，我的家乡也解放了，心里真高兴。
10月1日，是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的日子。
一大早，我就起了床，守候在收音机前，直到下午，终于听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阅兵式的盛况，特别是听到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今日成立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一名老战士，此时此刻，心潮激荡，联想近代历史上祖国的衰败、屈辱，回顾20多年来人民和军队的英勇奋斗，深深地感到这一天来之不易。但同时，又想起毛主席的话，“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何况我们这个第一步也尚未完成啊!不知何时才能重返工作岗位，参加扫清沿海残敌，筹划攻打台湾，把这“第一步”走完。
我从6月上旬发病住院，转眼4个多月过去了。10月下旬，我重返工作岗位的请求，终于得到批准。10月28日，我来到南京。此时，三野司令部在萨家湾原国民党行政院办公。袁仲贤、周骏鸣等同志来看我，谈到这几个月的情况，特别是讲了金门作战失利的情况，说粟司令员和他们发了电报给中央军委，并告10兵团和福建省委认真总结教训，准备再战。他们走后，我即去粟裕处报告已出院归队，并请示工作。粟总对我讲:别太性急，逐步介入，要有个适应的过程，同时，又谈了东南沿海作战和准备打台湾的问题。
第二天，我参加了前委会议，听粟裕同志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首先，他讲了中苏友好关系的发展情况，根据协议，苏联将对我国进行援助，特别是帮助进行重工业建设，这是我们今后建设标准化(即后来的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发展国防力量的重要条件。他说，苏联将派出大批专家和顾问援华，军队和地方都有，我们要注意尊重他们，虚心学习，团结合作。其次，是军队干部调整配备的情况。粟裕说，中央决定，刘伯承、林彪等将从西南和华中军区调中央工作，还准备以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萧劲光为海军司令员、许光达为工兵司令员、陈赓为炮兵司令员等。后来，有些人事安排又作了调整。前委会议还讨论了部队的整编和教育问题。会议开厂一天，因我长期病休，猛然转入工作，甚感疲劳。
也就在这天，毛主席签发了《关于攻击金门失利的教训的通报》，指出:“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在不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军以上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
10月30日到11月2日，第10兵团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党委书记叶飞同志代表兵困党委作金门失利的检讨，他说:此次金门战斗中，3个精干的建制团全部损失，是解放战争以来的第一次，其责任不能推向下面，而应该由我们负主要责任。第一线的指挥员也作了深刻检讨，请求给予应得处分。三野前委没有再追究前线指挥员的责任，而是同他们一起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准备再战。粟裕同志还向中央军委写了检讨报告。承担了金门作战失利的领导责任，认为自己未尽到检查与督导之责，不能辞其咎。我们的部队就是这样，在仗未打好，特别是作战失利时，各级领导尤其是高层领导从不推卸责任，i委过于人。这样，也有利于激发调动下面淮备再战的积极性。
11月3日，我看到10兵团的金门战斗详报，9日又得知舟山方向攻击登步岛受挫的情况，心情很沉重。仅一水相隔的金门和登步岛都没打下来，在金门还遭到如此严重的损失，看来，渡海作战对于我军确实是一个新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怎么去征服台湾海峡，把红旗插上台湾宝岛?尽管我的身体没有完全恢复，但面对这样的困难局面，我别无选择，必须竭尽全力，和同志们同心同德，尽快研究渡海作战方略，攻克此难关。
这时，我把主要精力放在搞调查研究上，查阅东南沿海的水文气象资料，研究金门和登步岛的全面情况，并听取司令都各业务部门的详细汇报。我感到，解放台湾，可以说是全国解放战争的最后一役，也是最困难、最复杂的一仗。其关键，就在于作战方式同以往完全不同了，在战略指导上需要有相应的变化。如果像解放战争初期那样，以内线作战，以运动战的打法来对付敌军，显然是不行的。与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后的作战相比，也大为不同，单纯强调争取战机、以少胜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作战区域由陆地转向了海洋，不渡海，就不能登陆。我们的作战力量虽以陆军为主，但也要有一定的空、海军参加，没有制空权、制海权，陆军是过不去的。同时，渡海登陆作战，组织指挥上也比以往作战复杂得多。因此，解放台湾将是一场由陆海空军协同的、现代化的联合作战，这就需要我们充分认识作战方式以及战役力量、指挥协同上的这些重大变化，适应新的情况需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于是，我向粟裕同志建议，召开一次参谋长会议，或者叫军事教育会议，统，军区部队的认识，确立渡海登陆作战的指导思想，可研究渡海登陆作战的具体问题。粟总认为很有必要。11月26日，我组织司令部研究了一体实施方案，进行会议准备。当时把渡海登陆叫做两栖作战，首先，我们组织对两栖作战理论的学习，做好学术上的准备。我和作战处处长王德等同志，到华东军政大学召开学术研讨会，请一些教研室、研究班的教员特别是部分海、空军的同志参加。
我还专门请国民党起义将领王晏清到会，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登陆作战概况及其经验教训，请原国民党陆军大学的赵秉衡教授讲两栖作战的基本原则等，提高司令部人员两栖作战的理论水平。同时，我还与担负攻台作战任务的9兵团干部共同研究在两栖作战中存在哪些难题，请部队同志放开讲，困难究竟在什么地方，组织机关研究解决。有些解决不了的，请上级统筹考虑。
12月18日，军事教育会议在南京召开。这是我华东军区部队研究攻台作战、布置1950年军事工作的一次重要会议，分军事、政工、后勤3个会同时进行。第一天，我致开幕词，政治部主任唐亮、后勤部部长邝任农、华东军政大学副校长陈士榘和军委四局局长童陆生分别作了报告。第二天，我作了1950年军区练兵作战和武装建设意见的报告，周骏鸣作了加强部队纪律性问题的报告。
与会同志还听取了参战各部队领导的情况介绍。华东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石一宸、21军参谋长高锐、21军副军长吴泳湘和28军政治部主任李曼村，分别介绍了金塘、厦门、登步岛和金门战斗的详细情况，认真总结了渡海作战的经验教训。22军参谋长来光祖报告了攻击定海的淮备问题;9兵团副参谋长王斌报告了部队两栖作战训练情况;华东海军副司令员林遵报告了海、陆军协同作战的问题，介绍了舰船性能、战术原则和敌我舰船对比情况等;航空处张占文报告了华东空军情况，着重讲了海上防空和陆空联练，赵秉衡教授和原国民党伞兵总队刘农峻团长报告了地面部队与空降部队配合作战的有关问题。
会议期间，我们安排在南京附近长江的燕子矶江段进行了演习和试验，请与会同志参观学习。主要科目为破障和登陆，根据渡海登陆作战时叮能面临的敌情，我们设置了4道副防御设施。演习分队演练了用大剪子等工具和爆破的方法破敌副防御，用装甲车辆引导和支援步兵登陆等课题。
我还主持召开了司令部部务会，进一步理解和领会军委意图，研究攻打台湾问题。我们从攻台作战所需的4个方面条件进行r分析:一是陆军，二是海军，三是空军，四是内应。具体地说，就是我们陆军准备的情况怎么样?海空军是否占有优势，尤其是能否夺取局部的制空权?对台方面的策反工作进展如何?当然，要求这些条件都具备，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应当说，有两个条件具备了，就可以进行。我要求作战处立即拟制对台作战方案，加紧计划浙闽沿海公路、机场、通信网和起渡场的建设，组织弹药前送。并搜集整理陆海空军联合作战的演习资料，制定部队进行两栖作战训练的计划，组织有关部门、工厂研制渡海作战所需的船艇等。部务会后，还令门厂发f《两栖作战中司令部工作的指示》，加强了对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指导。
这次军教会议，跨了年度。1950年1月17日，大会结束时，我作了总结讲话，从8个方面讲了两栖作战问题:一，两栖作战面临的问题;二，两栖作战的战斗动作指挥;三，两栖作战的组织领导;四，两栖作战的教育;五，两栖作战的物质保证;六，战役发起的时间;七，金门、登步及厦门战斗主要经验教训;八，两栖作战中司令部的工作。
主要强调了两栖作战是一种海陆空联合作战，是渡海登陆中的‘种岛屿争夺战。敌人凭岛据守，兵力相对集中;而我军则因数百里的航渡，战力减弱，部队机动、隐蔽及火力支援均十分困难。因此，不能把守海岛的敌人与他们在大陆上溃败的情况同样看待，必须有应付意外情况的物质(船只)、兵员及思想准备，要把数个岛屿的情况联系起来看，要向坏处做打算、从好处做努力，处理好过去我们熟悉的一套与陌生的一套的矛盾，必须解决分散起渡与同时攻击的矛盾、宽正面的多处登陆与登陆后集中作战的矛盾、高速度航行与航行管制的矛盾、涨潮起渡与退潮攻击的矛盾、超短波无线电多配与互相干扰的矛盾。要学会新的一套，在战斗指挥上注意把握“慢、猛、稳、钻、钳、闭”6个字等。这次会后，部队中迅速展开了渡海登陆作战的一各种训练，掀起了研究渡海作战战术技术的热潮。
在我们召开军教会议时。粟裕同志在杭州开会，后到上海参加华东局会议，又去北京汇报。他对我们的会议十分关心，曾经回来过一次，给大家作了报告。他要我们认真学习、掌握陆海空联合作战的新的作战方法，强调在渡海登陆作战中，要树立以陆军为主的协同思想，不能单纯依赖海、空军，因为这是由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决定的。
军事教育会议刚结束，粟裕同志从北京回来，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向我们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渡海作战准备问题的指示，讲这次他到中央开会，专门研究了解放台湾所需舰船的建造、征用、购买及空军支援等问题，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
经中央研究确定，攻打台湾所需的海空军系统由中央负责准备，陆军系统由我们三野负责准备，攻台作战的时机，也要依我们的准备情况来定。大家讨论后认为，从目前华东军区的准备情况讲，主要的困难是船只问题，当然，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也要加紧淮备，包括战法的演练，兵力的调集，通信联络的组织，以及建立气象通信网等。
1950年初，我先后几次去上海，与9兵团研究作战方案和部队训练问题。回宁后，将该部所需的船只及粮食、物资等，除在华东军区范围内调剂解决外，还电报中央，请求国家统筹解决。
围绕攻台作战的保障问题，我参加了供给、军械、卫生、机要、情侦等方面的业务会议，分别向他们提出了要求。还专门研究了防空司令部的组织和全区气象部门的组成，并协助华东海军建立了气象部门。
3月上旬，粟裕同志又赴京开会，行前，我向他汇报了攻台准备情况及存在的困难。中旬，他从北京写信回来，讲了中央的考虑:鉴于准备工作需要的时间相当长，各种作战装备及物资需要量也很大，所以将攻台作战时间推迟到1951年。尽管国家经济情况还很困难，但为了解放台湾，准备拿出60至70亿斤粮食充作战费，另以1亿美元作军事借款，来购置装备。
因渡海登陆作战迫切需要有空、海军的配合，军委已决定，这笔款项以购买飞机为主。要我们马上布置华东海军司令部，对船只方面的需求进行研究，所需兵舰、大炮等武器装备，均由这1亿美元中计划解决。向外购买兵舰时，统一由中财委负责联系，但华东海军届时要派出懂舰船的人员，一起到海外购船。另外，还要继续打捞与修理现有舰船。建造船只时，也要统盘考虑，在攻台作战中能渡海，能登陆，战后也能继续作经济建设之用等。
我们召开前一委会传达并讨论了粟裕同志的信。接着，我带着这封信到上海，向9兵团、淞沪警备司令部和华东海军的领导同志进行了传达。大家听后，一致拥护中央的决策，在国家经济尚很困难的情况下，既果断地下决心，也适当地推迟了时间，我们一定要抓紧准备，决不松懈。同时，大家对中央发展空、海军的计划，也感到非常正确，从今后渡海登陆作战的需要看，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的确是不行的，所以，一定要发展空、海军，首先是空军，力争取得局部的制空权、制海权，以确保渡海登陆作战的胜利。
3月下旬，我们召开了陆海空军联合作战座谈会，进一步研究攻台作战问题。司令部汇总了前段的淮备情况，拟订了初步计划，编制了预算，呈报中央军委和华东局。不久，军委批准了这一预算。在座谈会上，我们还请专家汇报飞螺推进器、火箭炮的试制、无线电遥控爆破船只试验等情况，着重研究了军事技术上存在的具体问题，以能尽快定型制造。但技术问题的解决实属不易，有时经千百次试验，也不一定能成功，一次试射火箭炮时就发生了炸膛事故，幸亏没有伤着人。无线电遥控爆破船虽已试验成功，但对于战时如何抗敌电磁波于扰问题尚未解决。
4月10日，粟裕同志从北京开会回来。向我们传达厂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他说，中央已经决定，今年不打台湾和西藏，西藏很可能和平解放，对台湾要继续抓紧准备。党中央、毛主席下了最大的决心，以国家年产600亿斤粮食的十分之一来作攻台的战费，特别对购置武器装备的款项作了大幅度追加，达到3亿美元。别外，为攻台登陆作战之用，还决定组建伞兵部队，计划从每个军调一个连队，以战斗骨干组成。这样，我们第三野战军要抽调t个连，还要完成‘个师部和两个团部的组建工作。
4月下旬，我们发出了《陆海空军两栖作战训练纲要》，部署了第7、9、10I兵团、军区军兵种部队和指挥机关的渡海登陆作战训练。纲要规定，从1950年7月开始，到1951年5月，训练期为11个月。同时，我们加紧军区海军的整编，组建新的舰队，组织部队抢修福建、浙江境内的公路，还拟制了空军机场修建与使用的方案，修汀了攻台作战海运计划等。
5月中旬，我到北京出席全军参谋会议。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伟大祖国的首都。其间，粟裕同志从南京打来电话，要我把攻台准备情况再向中央军委作个汇报，并提出希望能增加第四野战军的3至4个军参加攻台作战。我便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简要汇报了攻台作战的准备情况，并请示需要统筹解决的有关问题。5月31日，朱总司令代表毛主席约见了我。朱总司令问:主要的困难是什么?我答有3个问题:一是夺取局部制空权;二是运输船只的筹集;一是登陆突破问题。朱总司令爽快地说，不要太着急，船只、装备及兵力，特别是空军，我们来统筹。你们也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要时刻牢记这一点，全军对你们都寄予厚望。
自1949年6月，中央军委、毛主席赋予我们解放台淹的战略任务以后，华东军区部队始终以此为中心，展开了多方面的准备。直到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我战略重心转移，攻台行动暂时搁置。可以说，这是对台军事斗争准备的第一阶段。其基本特点是，围绕攻台战略意图，上下一致，整体协调，边进军，边准备。归结起来，我们主要做了以下一些工作:
首先，审时度势，正确领会中央军委的意图，把握战略重心。根据上级确定的攻台方针，把战略指导的重点始终放在向福建进军、解放浙闽沿海岛屿上力争在上述地区获得较大战果，在大陆和沿海岛屿七多歼灭一些国民党残余军队，为最后解放台湾创造良好的条件。
其次，迅速调整部署，组建部队，进行攻台兵力的准备。从1949年7月中旬开始，将9兵团的20、26、27军，再加23军集中整训，作为陆军渡海登陆作战的突击力量。同时，按照中央军委的计划，抽调部队组建空、海军和其他兵种部队，这也是进行渡海登陆作战不可缺少的条件。我们从22、24、29、32军各抽一个师改为空军与装甲兵部队，在开封组建了我军第一支伞兵部队，后来与巧军部队合编，组成了现在的空降15军;编组了华东海军第1、第2舰大队，这是我人民海军的第一支战斗舰艇部队，并以此为基础，组建了海军第5、6、7舰队。后来，为解放舟山群岛又组建了第4舰队，并以29军85师组建为水兵师，担负海军陆战队任务。
第三，研究、提出了攻台作战方案。起初，我们制定了以9兵团的4个军为主，实施攻台作战的预案。后来，随着对渡海登陆作战认识的不断深化，我们于1949年秋又制定了以8个军攻台的作战计划。年底，再次决定增加兵力，准备以1个军约50万人参加攻台作战。1950年3月，粟裕在北京与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等会商攻台作战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修改完善，向中央军委呈报厂攻台作战方案。就在全军参谋会议即将结束时，粟裕又到北京参加党的七届三中令会。其间，他再次向中央军委提出了增加攻台兵力至16个军的请求，要我们考虑并准备新的作战部署与方案。
第四，选定攻台作战的指挥员。自从我们受领了解放台湾的战略任务后，经过一年的准备，我华东军区以渡海登陆作战为中心的各项工作有厂明显的进展。因考虑到攻台作战是全国和全军的重大战略行动，战役规模空前，需要陆海空三军的协同，所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栗裕还建议中央派刘伯承或林彪组织指挥台湾战役，他本人作为华东地区的军政领导，全力协助。后来，毛泽东主席明确指出，攻台作战仍由粟裕负责。
第五，加紧准备运载工具，解决空中掩护问题。攻取台湾的时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准备情况，特别是海、空军的准备情况。就陆军来讲，主要是渡海船只的准备程度。因为要解决“过得去”、“突得破”和“站得住”，必须有足够的运载工具。
当时，我们以很大的精力征集民船，并进行改造;就海、空军来讲，均处于初创时期，主要是能否尽快形成作战能力，早日参战，海军能够具有一定的护航和运输能力，空军能够夺取渡海作战中的局部制空权。因此，我们十分重视华东军区海军的建设，并成立了华东军区空军司令部和防空司令部等，完成了苏联空军战斗部队进驻华东地区的各项保障工作。
第六，立足现有装备和部队进行作战。解放台湾需要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虽然我们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加快建立和发展了空军和海军，但作战能力十分有限。因此，当时我们反复统一认识，确定攻台作战仍需以陆军为主体，各军兵种间密切配合，但不互相依赖，深入探讨如何以“现有部队(陆军)和现有装备（机帆船、木帆船)渡海作战”，是我们在作战准备中始终贯彻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第七，深入研究军事技术，反复试验，突破难关。我们成立了两栖作战领导小组和专门的军事技术研究室，从大学里调集了一些物理、化学、工程、建筑学的教授，并抽调了一个师的部队，在长江中进行各种试验，如用无线电遥控的无人驾驶爆破船，来克服敌人的副防御设施，等等。
第八，下大力做好对台工作，争取内应，始终不放弃和平解放的努力。处于败退之中、惊魂未定的国民党军队，内部分化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美国政府也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宣布撤出侨民，准备采取“脱手政策”。所以，毛主席提出，要准备在1949年冬或1950年夏夺取台湾，如能得到岛上国民党军队的大量内应，则解放台湾的时间可能提前;若内应条件不具备，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特别是需要建立一支具有一定作战能力的空、海军，则解放台湾的时间就可能推迟。他还强调，夺取台湾除了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及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则把握更大。还有，争取内应条件与和平解放台湾问题紧密相连，我们一也力求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能取得“北平方式”或“绥远方式”那样的效果，实现祖国的统一。
说实在的，尽管当时困难不少，但我们对一举登陆成功、迅速解放台湾，是充满信心的。然而，就在我们厉兵秣马、弯弓待发之时，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随之，美国总统杜鲁门派第7舰队布防台湾海峡，以武力阻侥我们解放台湾。世界战略形势的发展变化，迫使我国的战略方针和战略重心必须作出重大调整。
7月初，我去上海参加华东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华东局常委刘晓同志关于朝鲜战争情况的报告。大家对朝鲜战争的前途也作了分析，认为大体上有三种发展趋向;一是解放全朝鲜;二是形成相持局面;三是被打至三八线甚至退到鸭绿江边。我们认为:以第二种前途的可能性最大，当然也要准备应付第三种情况。从以后的局势发展看，当时的估计还是符合实际的。
开始，我们对朝鲜战争的考虑并不太多，而是集中力量在准备打台湾。粟裕同志因操劳过度，身体很差。因此，就在那次华东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研究并报清中央军委批准，让他病休两个月。后经毛主席批复，只同意他休息到8月中旬，并根据身体恢复情况，还要准备执行新任务。粟裕在去青岛休息前，主持召开了三野前委会议，研究了朝鲜战争问题，对攻台准备以及全区部队的军事建设也作r部署。他病休后，陈毅同志由上海回宁主持前委工作。
但那时陈毅仍兼任上海市市长，那里的许多工作还离不开他，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什么事都得他过问，三野前委的工作，又要他挂帅，两面牵扯。而粟裕病休了没多久，因朝鲜战事紧张，中央军委又通知我们，已任命他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谁备率兵出师抗美援朝。但粟裕同志身体实在不行，末能赴任，看来，一时也难以回华东工作。
鉴此，经我提议，在上海组织成立了三野前指，在陈毅司令员直接领导下开展军事工作，地点就在现在的淮海路，门牌号码为1398号。前指设立后，我就得两边跑了。开始，陈司令员也到南京来，听过我的汇报后，决定于8月上旬召开一次高干会。
会上，他亲自对1950年以来六大任务的完成情况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今后的八项任务。这次会议还讨论研究了华东战区当面情况，结合朝鲜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大家都感到，战略重点已逐步北移，我们对此一定要有相应的准备。另外，我们还研究了部队整编问题。高干会后，在陈毅同志主持下，接着召开了华东军区党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遵照中央的决定，撤销了三野前委，成立了华东军区党委，以陈毅为第一书记，粟裕为第二书记，唐亮为第三书记。
9月上旬，陈毅同志在华东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专门讲了国际形势与朝鲜战局情况，说明朝方已请求我国援助，是否出兵，待四中全会确定。同时，他还传达了中央军委指示:要9兵团做好参战准备，即调徐(州)、济(南)段集结，地点在兖州附近。我立即组织前指调整部署，具体落实。并随陈司令员到9兵团传达中央军委指示，明确任务。
10月9日，我们得知中臾已决定: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由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率领中华儿女，跨过鸭绿江，赴朝参战。
3天后，我在陈毅同志处看到中央军委的电报:命令9兵团经铁路输送直达东北。后又电示行动暂停。27日，聂荣臻代总长给我打来电话，说情况紧急，9兵团部队即刻行动。并要我们在30日前将棉衣等物资送往9兵团。我立即要后勤部迅速去9兵团补充棉衣和物资。但他们赶赴兖州时，部队已经开拔，后来，一直追到安东(今丹东)，其先头第20军已入朝，棉衣都未能穿上，26、27军情况稍好一些，在安东仓促补充后便入朝作战。
10月14日，华东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饶漱石传达了赴京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面对当时的形势，敢不敢、能不能同世界头号强国较量，这个决心真不容易下。特别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刚刚开始，战争创伤尚待医治，财政状况相当困难，新生的政权并不稳固，国民党残敌还有待消灭，可以说是百废待兴。但是，为了国际主义和国家安全的根本利益，为了维护亚洲地区的和平，为了给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创造良好的经济建设环境，毛主席讲，必须出兵参战，索性打烂了再建设，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决心。中央还决定，我东南沿海方向从此转人防御。
由于国际形势特别是周边安全环境的急剧变化，解放台湾的计划被迫搁置下来，固然令人惋惜，然而在当时这也是惟一正确的选择。抗美援朝一战，我国在与美国为首的敌对势力的较量中，打出了国威军威，从而从根本上稳固了新中国的国防，保证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正常进行。历史充分证明了党中央、毛土席战略决策的正确性。
从1949年到今天，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分裂状态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了最佳方案。解决50多年前内战遗留下来的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共同心愿，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我这个参与过谋划攻台作战的老战士的夙愿。所以我坚信:长征接力终不空，祖国必定九州同。我们说，不放弃武力解放台湾的准备，这是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和国外反华势力而言的。
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李登辉上台以来，岛内“台独”势力恶性发展，有的国家仍然坚持把台湾当作“不沉的航空母舰”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加强和平统一和武力解决的两手准备，创造与把握有利的战略时机，适时完成统一祖国大业。回顾这段历史，应当说，新中国建立初期攻台作战准备的历史经验，对今天仍有不少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