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上海租界四川路的一栋洋房前，一场典型的中式婚礼正在进行。院子周围挤满了中国百姓，一个个指指点点，唏嘘慨叹。
原来，他们惊奇地发现，身穿红袍，胸前挂着大红花的新郎竟然是个浓眉大眼、高鼻阔嘴的洋人，而新娘确是个中国人。
在120年前的上海，西方人很少会娶华人为妻，而这一位不但娶了，还使用了中式的礼节，这个外国人名叫哈同，而他面前的中国女人名叫罗迦陵。
罗迦陵，出身贫寒，但是很多人都相信，正是她帮丈夫哈同成为了未来上海滩首富，甚至改变了这座城市的历史，她到底做了什么？
哈同（左） 罗迦陵（右）
时间回到19世纪70年代的上海，自从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签订，这里被列为通商口岸以后，在老城厢外黄浦江边就悄然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区域，那就是租界。
租界，是帝国主义列强强行在中国获取的租界地。一片充满屈辱的地方，这里享有治外法权和自治权，既可以享受中国广大市场带来的经济利益，又可以置身于中国的法律之外。于是，很多抱着发财美梦的西方人纷纷前来淘金。
1873年，一艘小船停靠在上海码头。一个22岁，衣衫破旧，两手空空的犹太小伙子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就是哈同，未来的上海首富。
哈同，生于伊拉克一个贫困的犹太家庭。由于生活所迫，他决定像其他人一样来上海碰碰运气，赚一笔钱，然后离开。
凭着远亲的几分薄面，小哈同被介绍到了犹太人开办的沙逊洋行。可是，他一没技术，二没关系，身材还十分瘦小，老板想了半天，让他干点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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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逊洋行
原来，上海的沙逊洋行干的是最恬不知耻的勾当——贩卖鸦片，而哈同给他们当了个看门人。
每天早上，很多买办，也就是代理商都会聚集到洋行进货，然后再转手卖到遍布街头的大烟馆里。
哪个代理商不想抢先拿到货呢？作为看门人，哈同没少挨骂，但是不久，哈同就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他给所有来进货的人写好纸条号码，标明先后，让他们按顺序在门外等候，逐个进入。有了哈同的纸条，沙逊洋行门口的人群井然有序。
不仅如此，如果有人塞给哈同一两个银元，他就会小嘴一努，让其先进去。每当哈同被质问的时候，他就会笑眯眯、客客气气地回答：“他的生意比你的着急。”
哈同的纸条被洋行的大班发现了，并大为赞赏，二十出头的他就此被提拔为正式员工。
十年一晃而过，靠着灵活的头脑和敏锐的嗅觉，哈同渐渐升到了中层的位置。可事情干到这个份上就进入了瓶颈期，想要更进一步却十分困难。
哈同
35岁的哈同不禁感叹，想在上海滩出人头地，当上真正的大班，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1885年的外滩，哈同闷闷不乐地走在黄浦江边。就在这个时刻，命运给他带来了一位贵人。
“先生，买花吗？”一句英语传来，声音委婉甜美，如同一汪清水，沁人心脾。
哈同愣住了，他原以为说话的是一个金发碧眼的洋姑娘，可是眼前站着的却是个中国女子。
这名女子面容娇美，体态婀娜，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东方面孔上又有着几分异国情调，哈同立刻被这个与众不同的姑娘迷住了。
这个姑娘就是罗迦陵，她出生在浦东，比哈同小13岁，正逢妙龄。她的母亲是上海平民，父亲是一名法国水手。
罗姑娘是个命运多舛的孩子，她出生后不久，风流成性的法国父亲就抛下母女俩回了国，母亲在不久后病死。
无家可归的她被一罗姓人收养，并一度嫁进贫苦人家为妻，但罗姑娘是个生性好强、喜爱富贵的人。
由于不甘心过清苦的生活，不久后她就做了一名法国阔少的情人，但最终还是步了母亲的后尘，被无情地抛弃，只好靠卖花为生。
罗迦陵
不难看出，罗迦陵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二十出头的年纪就已经在上海滩的最底层摸爬滚打了多年。就是这样一个女子竟然让哈同下了决心，要结束自己35年的单身生活。
1886年农历七月初七，也就是罗迦陵生日这一天，哈同用中式婚礼迎娶了罗迦陵为妻。要知道，在19世纪末上海租界里的西方冒险家大都自认为高中国人一等。
在那个时候，如果一个英国人娶了中国女人，英国的俱乐部就会将他拒之门外。这一次，哈同用中式婚礼明媒正娶一个中国女人，顿时轰动了整个租界，西方人议论纷纷。
哈同在上海闯荡了十多年，35岁多还毫无绯闻，此刻却突然做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事情来，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根据哈同自己的说法，他一眼就看出罗迦陵是他的大贵人，有旺夫像，能帮他发财。
不论怎样，哈同在婚姻上选择了一条与其他西方冒险家截然不同的道路，而他的这个中国老婆为他日后成为上海首富打开了一扇大门。
犹太“白领”哈同娶了中国卖花女罗迦陵，这就像两个毫不相干的化学元素，但一朝碰到一起，竟然就冒出火光来。
罗迦陵不但是个贤内助，而且在哈同的事业上更是尽心竭力地出谋划策，她要给哈同出个什么好主意呢？
与哈同结合后，罗迦陵就鼓励他干起了自己的生意。以往，哈同在沙逊洋行主要是做“两土”的买卖：一个是烟土，就是贩卖鸦片；再有就是土地，炒房地产。
19世纪末上海的烟馆
烟土，一直以来都是一本万利的买卖，也是很多英国籍犹太商人发家致富的老本行，但罗迦陵身为中国人，看到身边很多中国百姓被鸦片所毒害，倾家荡产，心中既难过又气愤。
于是，她竭力说服哈同放弃烟土买卖，把资金全部移到房地产这边来。罗迦陵的举动不仅帮助了深受鸦片毒害的中国人，也让哈同的发家之门就此打开。
1890年的一天，贫困的中国租户阿贵回到了自己的住所。令他大吃一惊的是，房东哈同正坐在自己的床上，身边还坐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
哈同操着蹩脚的上海话，笑眯眯地说道：“发财，发财，我已经等了你3个小时了。”
年过四十以后，即使身体已经发福，哈同还会气喘吁吁地爬上三层铁楼梯讨要房租。如果租客不在，他就地一坐，苦等好几个小时。
可哈同也有犯难的时候，这个阿贵就是个喜欢拖欠房租的房客。这回，哈同请教了自己的贵人罗迦陵。
罗迦陵谙熟上海滩的人情世故，她让哈同带上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按照上海人的称呼叫做“招财童子”。
阿贵在孩子面前磨不过面子，果然交了房租。就此，哈同对罗迦陵是心服口服。
赚钱上锱铢必较，生活方面哈同也是一样。哈同每天早餐就吃几片面包，一杯牛奶，从不大吃大喝。
有一次，哈同用餐时发现牛奶里有一只蜘蛛在游泳，就大声呵斥：“怎么有虫子？”
可仆人刚想把牛奶倒掉，他又一把夺过来说：“没关系，可以吃的。”便一口喝了下去。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运作和积累，又有罗迦陵的帮助，精明的哈同渐渐地富裕起来。
1895年，44岁的哈同通过种种关系当上了工部局董事，相当于上海租界政府的议员。至此，他利用这一层身份为自己的房地产事业疯狂捞金。
19世纪末的上海滩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的经济进入了一个黄金发展期，渐渐地成为了远东最为繁华的城市。而手握中西两边，脚踩华洋两届的哈同搭上了这趟通往财富的顺风车。
经济的繁荣带来的是租界人口的暴涨，地价的频频飙升，仅仅从1875年到1907年，租界的平均地价就涨了近7倍。
为了攫取地价上涨带来的利益，被西方人把持的工部局蠢蠢欲动，他们借口种种缘由，或明或暗地干起了扩张租界地盘的勾当。
1899年，工部局策划通过越界筑路，再次扩大公共租界的范围，扩充面积两万多亩，而身为工部局董事的哈同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他暗筹资金，不动声色地以低价购进大量越界筑路两侧的土地并建屋盖房，待到马路修通，地价暴涨，他一下就获得了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暴利。
19世纪末上海的福州路
在1900年以前，上海最繁华的路段是福州路、广东路一带。商贾云集，娱乐场所林立，看上去好像是极佳的投资之地，但哈同夫妇却有他们独到的眼光。很快，上海北边的一条马路吸引了他们的目光，它的名字叫南京路。
虽然当时的南京路还远没有如今这般繁华，但哈同已经觉察到这条路西接静安，东达黄埔，具有交通枢纽的潜质。可一时间，哈同还是不能下定决心。他知道，这笔钱投下去，胜败都将是巨大的。
就在哈同犹豫不决的时候，罗迦陵给了他强有力的支持。她认定，上海未来的商务中心肯定就是南京路。
在罗迦陵的支持下，哈同大量购入地价尚且平常的南京路沿线土地，紧接着，又利用自己的身份为这条路再添了一把火。
1898年的一天，在一次工部局的例行会议上，身材肥硕的哈同忽然站起来说道：“我宣布，我愿意出资十万两银子为南京路修建一条红木马路。”
董事们一个个都惊呆了，有人说道：“哈同是不是疯了？一个一毛不拔的吝啬鬼，连蜘蛛都要吞到肚子里的人突然要一掷千金，我们是不是听错了？”
他们当然没有听错，哈同固然吝啬，但是能够生钱的钱花起来从不手软。不久，一条由印度进口红木铺成的马路竟然真的出现了。
工匠们在用红木铺马路
价值连城的红木被切成数百万块，从外滩一直铺到江西路。由120个工匠一连工作了两个半月，南京路至此成为远东最平整、最漂亮的马路。
马路上铺地板的轰动效应马上就显现出来，人们纷纷涌到南京路一探究竟，并不断询问究竟是哪个大亨如此阔气，哈同的名声顿时在上海滩广为流传。
哈同筑路真的是为了造福大众吗？当然不是，这不过是他经营的炒作手法罢了。哈同大手笔的炒作，让南京路的名气一跃千丈，低价也如同坐上火箭般节节攀升。
数年间，南京路就取代了福州路、广东路，成为了上海的“中央商务区”，这让哈同彻底发了大财。
1901年，50岁的哈同自办洋行，如愿当上了真正的大班，而洋行开业的日子仍然定为了罗迦陵的生日——七月初七。可见，哈同对罗迦陵的感情非同一般。
至此，哈同已经依靠手中握有的土地在财富上成为能和老东家沙逊平起平坐的大亨，但和那些早早就在上海滩“扬名立万”的大班们相比，还是差了点儿什么。
富贵富贵，不仅要富，还要贵。在那个时候的上海，一流的大班或是出身高贵，有爵位、有封号，或是脚踩政经两界，呼风唤雨。
而哈同和这些人一比，顶多算个土豪，一个有钱的“大地皮虫”而已。如何才能摘掉暴发户的帽子，变成有地位、有脸面的人物成了摆在哈同面前的难题。
哈同
有富没有贵，还是让人看不上，这可怎么办呢？哈同想尽了办法还是一筹莫展。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中国夫人罗迦陵又足足实实地当了他的大贵人。
5个月后，哈同的办公室里一张设计图纸在罗迦陵手中缓缓地打开，一片园林的景象映入她的眼帘，而此刻的哈同搓着双手在屋子里是来回地踱着脚步，踩着地板吱吱作响。
“70万两”，他自言自语，神情焦灼，“这可是只赔不赚的亏本买卖呀。”
说完这句话，哈同偷眼看了看一旁的罗迦陵，而罗迦陵仍然呆呆地看着设计图纸，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70万两，还只赔不赚，罗迦陵到底要干什么呢？
原来，在1900年，罗迦陵认识了一个名叫乌目山僧的和尚，此人通晓建筑，大谈颐和园之蔚为壮观，大观园之布局精巧，让罗迦陵的内心忽地冒出一团火焰来。
罗迦陵将乌目山僧奉若上宾，要他为自己设计一个上海滩第一号园林，园林的造价就是70万两，这下可把哈同心疼坏了。
在生活上已经富可敌国的哈同一直恪守着一句犹太准则，那就是“只有会节省的人，才会成为真正的富翁。”
为了省钱，哈同洋行即使在冬天也从不开暖气。滴水成冰的办公室里，哈同都是披着一条毛毯硬扛过来，但是对于罗迦陵的奢侈，哈同却百依百顺。
万万没想到，这一回罗迦陵竟要花70万两银子造园林。不难想象，此刻的哈同会有怎样的心情。可没办法，谁让夫人喜欢呢！事实证明，哈同的吝啬最终没能敌过罗迦陵的奢侈。
爱俪园
1902年后，一座即将成为上海最大私家花园的园林，就在这片土地上破土动工了。这座园林耗时6年建成，经过不断地扩充和完善，最终耗资白银70万两，占地近300余亩，比紫禁城还要大出许多。
园内的景观中西结合，有楼八十，台七十二，阁十六，亭四十八，步步有景，处处精工。很显然，罗迦陵修建园林的初衷本是为了自己享受，如果没有她的步步紧逼，吝啬的哈同是绝对舍不得花钱的。
可是，正是罗迦陵的奢侈浮华，歪打正着地帮了哈同的大忙，为他摘掉了土豪暴发户的帽子，这又从何说起呢？
就在爱俪园建成后不久，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一瞬间土崩瓦解，革命力量风起云涌，而爱俪园就在这个时候派上了用场。
1911年11月3日，枪声传来，起义军攻下租界外的闸北地区。第二日，江南制造局被攻下。
面对轰轰烈烈的革命态势，哈同坐不住了，到底该站在哪派势力一边让他犹豫不决，最终还是找来夫人罗迦陵商量。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罗迦陵很快就做出了判断：清朝腐朽无能，此刻必须与革命力量站在一起，方能有所出路。
这个建议马上被哈同采纳，他们迅速找到了一张打得出手的好牌，刚刚建成的爱俪园。1911年11月，哈同夫妇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消息，革命领袖孙中山要回国竞选临时大总统，二人商议，这是一个接近革命党的好机会，二人找到种种关系，
声明要将爱俪园作为人情，无偿地借给革命力量作为会议和休憩的场所，而这对革命党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上海的租界是个特殊的地方，由于这里拥有治外法权，置身于清朝法律之外，于是各种政治势力都能得到一定的保护。
由于这一特殊性，上海也就成了革命党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也是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回国的第一站，这让哈同夫妇抓住了机会。
孙中山和宋庆龄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搭乘英国的特凡哈号邮轮抵达上海，这一天成为了爱俪园最为热闹和辉煌的一刻。
除孙中山外，陈其美、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党要人随孙中山一起分乘数量汽车驶入了爱俪园的大门。哈同夫妇的这座园林一时间名人云集，成了上海的新闻热点。
当晚，哈同设宴款待孙中山，并当众拿出3万银元支持革命。从1911年12月25日到次年4月，孙中山数次入住爱俪园，他在爱俪园中的侍秋吟馆里撰写了《建国纲领》，并为哈同花园题写了“欧风东渐”四个字，这让哈同与罗迦陵迅速取得了极为有利的地位。
孙中山与哈同在爱俪园合影
可以说，爱俪园在哈同与罗迦陵结交政界人士、抬高政治地位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当年花的那70万两银子已经转化为政治资本，不知道赚回来了多少利益。
哈同愈发觉得，夫人一掷千金建造花园的决定太英明了，以自己扣扣索索的性格，怎么能有今天的成就。
哈同的地产事业如日中天，到了这个份上，年近五旬的罗迦陵决定，要利用这座爱俪园干一番自己的事业，而她的这番事业又帮了哈同的大忙。她下了一个决定，夫妻分工，哈同负责炒地皮赚钱，而她要搞一搞文化。
罗迦陵笃信佛教，在爱俪园建成后，她就捐资设立了一所名为华严大学的佛教学校，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两年后，她将这所学校改为仓圣明智大学，教学内容扩大为研究教授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国古代文字、古董和典章制度。
仓圣明智大学（爱俪园）
与哈同不一样，罗迦陵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投入毫不吝啬，她在全国范围内招生，而且学生一经录取，无论吃饭、住宿、上学的费用都一律由爱俪园承担。
罗家陵的文化事业搞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爱俪园竟然渐渐成为了上海重要的文化场所。很多文化大家如康有为、王国维、徐悲鸿等陆续成为了爱俪园的常客。
1915年，罗迦陵为学校征集仓圣画像，而其中的一幅画一下子就引起了她的注意。画中的仓颉肩披树叶，四目炯炯有神，画面线条流畅，构图饱满，令她爱不释手。
徐悲鸿所画的仓颉画像
罗迦陵当即下令聘用了该画的作者，成为学校的美术老师，而这个人就是年方20岁的徐悲鸿。
徐悲鸿在爱俪园任教创作，并遇到了他人生中最为重要的恩师康有为，被收为入室弟子。在康有为的点拨下，产生了放眼世界、西进求学的思想。
徐悲鸿
罗迦陵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广活动也深深地感染了他的洋丈夫哈同。哈同信道、信佛，能讲中国话，他还给自己起了个别名，明智居士。
根据记载，哈同和罗迦陵没有亲生子女，而是收养了20多个孩子，外国的、中国的各半。哈同夫妇让孩子们必须学的一项科目竟然是唱京剧，并且必须能唱全本的《四郎探母》。
中国孩子唱京剧倒也正常，可在中西合璧的爱俪园中，十来个金发碧眼的洋人，一身京剧行头，咿咿呀呀地唱上一出《四郎探母》，那是怎样的场面？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开创洋人唱京剧先河的大手笔。
哈同夫妇与养子养女
罗迦陵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广活动让哈同更加深入地融入了上海这座城市，也大大提高了他的社会知名度，彻底甩掉了土豪、暴发户的帽子。
时间进入20世纪20年代，借助上海的发展和南京路的繁盛，哈同夫妻的事业登上了顶峰。
1918年，永安公司入主南京路，1926年新新公司拔地而起，这些超级百货大楼的出现让哈同的地产身价倍增。
在哈同的鼎盛时期，他在上海占有土地近45万亩，甚至南京路上44%的土地都是他的，这笔财富让他将其他的西方资本家远远地甩在身后，成为了不折不扣的上海首富。
在上世纪初的上海，西方人被称为冒险家、淘金客，那是因为他们总是抱着捞一笔就走的目的，鲜有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这也让他们的成就大多平淡无奇。
诚然，哈同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他的贪婪和狡猾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不同的是，自从娶了中国女人罗迦陵，哈同就把根扎在了上海，而这片肥沃而又特殊的土壤让他结出了成功的果实。
这个当初打算赚笔钱就离开的犹太小伙子，至死也没有离开罗迦陵，没有离开上海，他的全部财富最终也都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哈同（左） 罗迦陵（右）
如何评价这对夫妻呢？他们爱财，他们投机，他们贪婪，在品德上也并非无懈可击。可不能否定，他们是上世纪初上海滩的一对强者。
聪明的中国人罗迦陵让精明的西方人哈同牢牢扎根在了上海，并最终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融入了这个地方，这才是他们成功的关键，也是上海这座城市发展历程的缩影。
哈同与罗迦陵分别于1931年和1941年病逝于上海，他们的20多个养子养女终究未成大器，哈同的财产都被他们变现瓜分，从此销声匿迹。
而那座富丽堂皇的爱俪园也在40年代遭日寇破坏，成为一片废墟，最终于1955年被改造为中苏友好大厦、上海展览中心。
只有那条灯火辉煌的南京路繁华依旧，为我们讲述着这段上海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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