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新生儿人口跌破千万关口，这意味着近年来被不断谈论的“延迟退休”不得不加快进程，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我们都必须要承认的一点是，随着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老龄人口所带来的沉重社会负担，将会无形之中由我们每个个体去承担。
现在，或许是到承担的时候了。
关于老龄化和延迟退休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
最重要的也是最基础的一个东西，那就是关于养老金的问题。
众所周知，鉴于我们目前实行的养老金其实是年轻人供养退休人员，在这种模式下，就必须要保障有足够多的上班族在买社保，才能够供养越来越庞大的退休群体。
之所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那是因为在养老金连续上涨十几年后，这对今天的每一位上班族来说，其压力可能还不那么大。
但我们马上就能够看到这种效应，即1962年到1972年的人口出生潮一代已经退休，这意味着每年都会有近两千万的人年满六十岁，这对养老金开支来说，同样是一个大问题。
根据现在的数据来看，我们是每五个上班族供应一位退休人员，但随着年轻人口越来越少，随着退休人员越来越多，这让本就入不敷出的养老基金池，可能提早枯竭。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延迟退休的时间表可能比远景规划中的2035年要提早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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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关于人口的变化趋势，很多人口学者和专家，往往都低估了人口持续低迷的恶劣程度。
尽管我们都明白一个浅薄的道理，老年人口越多，对应的年轻人的负担就越重；但让很多人都始料未及的是，年轻人竟然能够减少的这么快。
2019年1月3日，社科院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还在提醒人们，距离国内人口总量减少，或许只剩下不到十年的时间。
但在短短的三年后，2022年我们的人口总量就已经开始减少了。
联合国的预测也能够说明这一点，2015年，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就指出，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前后出现峰值，此后就逐渐下滑，到2050年总人口或在13.64亿人左右，到2100年会进一步下降到10.2亿人左右。
但实际情况是，2022年我们的人口就已经开始下降，峰值则是在2021年，比联合国预测的提前了近十年。
这是否也意味着，2035远景规划中的延迟退休，是否也应该提前到来？
没有人知道这是否正确或者合理，但我们唯一能够知道的是，人口总量在宏观的确开始减少，老龄化会在未来十年加速迈进，每年都会有超过两千万的人达到60岁的退休门槛，这对整个社会的庞大福利开支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看，当一个人年满六十岁，就意味着他不再是生产者，而变成了索取者，而老龄化所带来的消费减少、需求减少，又会进一步影响本就萎靡的内消费，最重要的是，这对养老金缺口来说，是一个较大的挑战。
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延迟退休或许是唯一能够延缓的方式。
当然，促进生育意愿也很重要，但考虑到一个新生儿从出生长大就业，这也是二十年后的事情了，因此眼下唯一能够应对老龄化社会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就只有延迟退休。
这正如我在此前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用个体的牺牲，去换取集体更好的生活。
类似的现象不仅仅是在我们国家，在整个东亚也同样如此。
随着东亚地区的人口下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数量减少，越来越多的人七十岁甚至年纪更大仍在工作。
一方面是公司需要他们去做基础简单的工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高龄工人也迫切需要工作去糊口。
较低的退休年龄已经导致领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加上生育率低迷，这让亚洲各地都不足以继续维持向退休人员发放每月的养老金。
在日本，有大量的七十多岁的老人依然在每天工作，他们工作的原因无非是为了生计，对一个老龄化国家来说，要想确保每个老人都能够在退休后过上“体面”的生活，这当然是不那么现实的。
尤其是，当年轻人还越来越少的时候。
在老龄化同样严重的韩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中仍有工作的比例也接近40%，香港老年居民中也有12.5%的人仍在工作，日本老年人工作的比例超过25%，高于美国的18%。
虽然我们这方面的数据欠缺，但这一比例可能本来就不低，尤其是如果算上大量的农村老人，种种蔬菜样样鸡鸭补贴家用的情况下，这部分老年人口比例肯定也不低。
而更重要的一点在于，由于“计划生育”的影响，以及大量的农村人口并没有购买养老金，这意味着未来我们的老龄化困境，很有可能比日本韩国还要恶劣得多。
未来十年，可能会有越来越多这样的例子发生在你我的身边，甚至是发生在你我身上。
当一个超老龄社会来临，许多东亚国家最初的办法都是试图刺激生育和引进移民，但这样的办法似乎很难奏效，唯一做的比较好的就是新加坡，在吸引移民方面有着近乎天然的优势。
在一个超老龄社会，当老年人的数量无法改变的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稳住劳动力市场，这又有两个途径，一个途径是刺激生育，一个途径是引进移民。
但不管是日本还是韩国，这些措施对改变老龄化趋势都收效甚微，生育率继续大幅下降，这也让许多国家对大规模移民计划有抵触情绪。
以我个人的朴素情感来看，似乎也无法接受未来有一天大街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其他肤色人种，和我们争夺同一个岗位，或者和我们一起共事。
更关键的是，我们的薪资收入似乎还不足以吸引那么多的肤色人种。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不管是刺激生育还是吸引移民亦或是延迟退休，不管哪一种办法，这都需要我们付更多的成本去达成一个期望的目标。
不同于国外一些企业已经开始尝试接受老龄雇员，我们的企业甚至还在想方设法排斥35岁以上的雇员，这对即将到来的延迟退休，同样也是一个极大极大的挑战。
在东京一家管理公寓楼的物业公司，几乎一半的员工年龄都在65岁或以上，这家公司的员工年薪只有11.8万人民币，这种工作对日本年轻人没有吸引力，而老年人愿意接受这种低工资，将其作为他们养老金的补贴。
但如果以我们为例，我们的物业公司中，哪怕是保洁阿姨一类的工作至少年龄都在五十岁左右，远远达不到日本的员工年龄。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一点，我们未来所实行的延迟退休，一定要首先改变的是企业端的观念，从法规上去约束，去健全甚至是去培养，这才能够真正保证65岁的人找到一份工作。
这是为了实现更大的目标所作出的一部分改变。
至于未来35岁以上能不能找到工作，能不能不被就业歧视，我想这个问题可能更难。
而在未来，随着生活成本的上涨，对那些即便是有养老金的老人来说，能否支撑起未来的养老生活，同样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延迟退休是为了解决养老金循环和经济增长消费的问题，但延迟退休本身也会有很多的问题涌现出来，企业对高龄员工的歧视、高龄员工的薪酬福利保障、高龄员工的心理负担等等，这些都是一个重中之重的问题。
未来，能否解决好这些问题，这同样考验着相关制定者的毅力和决心。
毕竟，对任何一个人来说，最最不想的可能就是自己一直“工作到死”。
end.
作者：罗sir，新青年的职场内参。关心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关注我，把知识磨碎了给你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