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严复早年中西学兼收并蓄的学术经历，以及对中国和西方社会的深刻思考，为后来他的中西会通及学理构建奠定了基础。在留学回国后，面对甲午战争失败后的中国，严复希望能通过翻译斯宾塞相关思想及其著作，找到挽救国家危亡的途径。严复利用自身西学的优势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在斯宾塞社会学思想的影响下试图构建系统的群学思想，以在思想层面为救国图存作出自己的贡献。
[关键词]严复；中西会通；群学思想；斯宾塞
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翻译家、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对中国近代哲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积极引进西方思想文化，以自身的中学底蕴为积淀翻译了多部西方著作。不仅如此，严复在翻译西方著作时对应中国传统文化加以解读，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近代民族思想启蒙和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西会通的翻译方式，也为跨文化交流互鉴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
一、严复中西会通的优势
1854年1月8日，严复出生于福建侯官县（位于今福州市）一个中医世家。福建地处沿海，海上交通运输便利，是国内最早兴办洋式学堂的地区之一，也为严复接受西方教育提供了地理条件。严复的父亲作为一名知识分子，非常重视其子的教育，严复从小跟随父亲读书，先是进入私塾，后又跟从名师学习经学，积累了深厚的中学基础。严复12岁时父亲去世，迫于生计，严复进入船政学堂，在那里接受了5年的基础西学教育。1877年，严复被派往英国继续学习海军技术。留学期间，他不仅更深入学习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海军知识，还阅读了大量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等著作。作为当时少有的更关注西方哲学思想的留学生，严复对该领域的了解颇深，从其好友郭嵩焘的日记中可看出这一点，“严又陵语西洋学术之精深，而苦穷年莫能殚其业。”通过留学期间的学习，严复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学有了充分的认识和了解，并且深受19世纪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
27岁的严复回国以后任职于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其间一直参加科举考试，但屡次失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最终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身为北洋水师总教习的严复备感愤慨和耻辱，其人生重心开始从争取个人前途转向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留学经历使他看待中国问题的视角带上了西方哲学思想的色彩，对中国当时的状况也有着更深刻的理解。他意识到，只学习西方的技术、制度是远远不够的，要想改变中国的命运必须转变人们的思想。所以戊戌变法后，严复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翻译西方著作上，把国家变革的希望寄托于传播西方先进思想。
不仅如此，严复还非常重视中西学的格义。中国国门被强行打开后，大量西学涌入中国学术界，很多人认为中西学之间的关系是彼此对立、不相容的。对于严复来说，虽然他鼓励民众学习西方的语言、思想、自然科学等，但他更看重的是中西学的会通。他试图通过比照西方思想、制度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找出中国存在的弊端，并探索出一条改变中国的道路。在中西会通方面，很多中国近代思想家都在做着各自的努力，尤其在中国受到西方坚船利炮的攻击以及西方繁荣强盛的刺激之下，以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章太炎等为代表的近代中国哲学家们试图以西学格义先秦诸子的思想，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宣扬西方先进思想，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希望为中学注入新的内涵，使中学思想重新焕发活力。这一时期的学者虽然都对中西学进行格义，但他们大多不精于西文，也从未出国留学，多为通过传教士宣传的西学对中学进行会通，或是经由翻译日本翻译过的西学著作了解西方思想，对西学原著所传达的含义难免存在理解偏差。而严复在格义方面西学功底极尽优势，被誉为“中国西学第一人”。
严复在国外学习期间，正值达尔文进化论思想广泛传播，作为19世纪自然科学理论的重大发现之一，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当时的西方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而与其同时代的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思想，在当时被视作达尔文进化论在社会学上的延伸。斯宾塞的社会学思想对于重新认识社会有重要启示作用，对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严复便基于此展开自己的学理构建，并结合中国传统思想对其进行阐述，同时从中寻找适用于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开展救国图存的行动。
展开全文
二、以斯宾塞思想为基础的群学思想
严复的社会学思想主要来自斯宾塞，1881年到1882年间，严复读了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后，对他的评价极高，受其影响颇深。此后，严复以斯宾塞思想为基础，并糅合荀子、拉马克、达尔文、赫胥黎等各家，会通《天演论》《群学肄言》《周易》《中庸》《大学》等著作，着手构建适用于中国的群学思想。
首先，严复系统介绍了进化论思想，有选择地翻译了赫胥黎的《伦理学与进化论》一书。之所以选译这本书，是因为书中不仅完整地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思想，更重要的是“赫胥黎氏此书之恉，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严复对书中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进行了完整介绍，着重强调了“物竞”“天择”“存其最宜”等概念，以指出生存竞争的残酷。但严复借此想传达的，是赫胥黎书中少有人提及的斯宾塞社会进化论思想，意在使进化观念深入人类社会，肯定进化不只存在于自然界，更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国家存亡之际，“存其最宜者”的自强保种是严复所倡导的身处竞争环境下的应对之策。
严复虽然吸收了斯宾塞的社会学思想，但也不是完全认同。他不赞成斯宾塞社会进化过程是“任天而治”的观点，而是更加赞成赫胥黎的观点：“赫胥黎氏起而尽变故说，以为天不可独任，要贵以人持天……而人之争天而胜天者，又皆天事之所苞。是故天行人治，同归天演。”赫胥黎强调“以人持天”，人类社会的进程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来改变，社会进化中除天治外，还存有人治。严复吸收赫胥黎的观念，在两者之间更看重人治，认为人治能够“立其所祈向之物，尽吾力焉，为致所宜。以辅相匡翼之，俾克自存，以可久可大也”，而非天治所致“而立者强，强者昌；不立者弱，弱乃灭亡，皆悬至信之格，而听万类之自己”。因此“人治之所以有功，即在反此天行之故”，只有人治才能使国家永存、种族不灭，并以此激励处于弱势的国人奋起反抗。
严复人治的着力点在于“民智、民力、民德”的进化，即民智的开化、民力的提升、民德的进步。严复认为，实现人治关键在于受治之人，他深感斯宾塞的“智、德、体”国民素质论的重要性，认为要想抵御外侮、国富民强，势必要从改变国民性入手，要让国民自强起来，奋起反抗，否则无以在外忧内患且残酷的生存环境下立足。而严复深知国民素质的提升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国家的变革也非一蹴而就，这也是严复在社会改革发展过程中一直为保守一派、对暴力革命持反对态度的原因。
就社会有机体论，严复对有机做了详细的解释：“耳目手足，乃人身之器之机关……其物有生，又有机关，以司各种生理之功用者，谓之有机体。不佞前译诸书，遇此等名词，则翻官品。”同时他又指出有机体本身结构亦是复杂，复杂在于其分类难，“分类在无生之物皆易，而在有官之物皆难。”“今试言国家，则其为官品之列，不必待深辨而可知。”国家并非聚一群民众，任其生存就足矣，而是要“分官设职，部勒经纬”。所以构成一国就如同人体般，各部分缺一不可，法律则如同人体血脉，贯穿上下。国家越大，分类越难，其复杂程度“将不下于诸生物”。然则严复指出：“治他学易，治群学难。”实施群学本身不易，如今又处在社会动荡、国家危亡之际，因此对于社会的发展进程，严复的态度是：“诸公须知，欲社会进退，一切听命于人为，此境不知何时可到。但今所可言者，必社会中文明人愈众，此等分数愈多。”
严复通过社会有机体理论，强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国群由每个小己构成，其中每个小己的品质，共同构成一个国家的面貌。严复强调小己的素质影响社会变化的同时，也在探寻小己和国群优先性的问题。在《原富》中，针对个人自由和国家自由孰重孰轻的问题，严复论道：“吾未见其民不自由者，其国可以自由也。其民之无权者，其国之可以有权也。”严复认为，只有个人拥有自由，国家才得自由，每个人都拥有权利，国家才能强盛。而在社会有机体论中，严复借用斯宾塞关于生物有机体与社会有机构成的差异，探索两者关系。斯宾塞认为，治国不能从国利出发，不能为国家利益而牺牲人民利益。相反，只有人民富裕及权益得到保障，国家才能够立足。对于斯宾塞的观点，严复非常赞同，但严复进而指出中国自古以来重视集体主义精神，“谓小己之存，惟以国故，苟利于国，牺牲小己，乃为公道，即我中国旧义亦然。”对这种牺牲小己成全国家利益的现象严复不予苟同，但他又说道：“或曰古今之说各有所长，谓国立所以为民，此重人道之说也；而谓民生所以为国，此重公义之说也。由前之说，而后政平；由后之说，而后国固。两者皆是，不可偏非，视时所宜用之而已。”即两种治国方式，不能纯粹评价哪一种是全然对的，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对于当时中国的国情而言，严复认为先民后国是不能救国家于危亡之中的，为国存而牺牲小己，为国家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才能从泥泞之中拯救中国。所以在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中，他虽然赞同斯宾塞的观点，但同时又认为中国当时的状况还不能达到先利己后立群，人民和国家是共存的，没有国家则无从谈及民利。因此，严复呼吁国民能够为国家存亡而勇于牺牲小我，为国家、为民族独立而战斗。
严复主编的《国闻报》，主要刊登国内各省要闻，同时译载重要政论及名著，如连载严复译的赫胥黎《天演论》等 图|视觉中国
三、中西会通下严复的群学思想
首先，就“群学”而言，严复将斯宾塞的社会学思想与荀子的群道思想会通，把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译为《群学肄言》。在“群学”二字上，严复取荀子所言，“荀卿曰：‘民生有群。’群也者，人道所不能外也。群有数等，社会者，有法之群也。社会，商工政学莫不有之，而最重之义，极于成国。”“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在严复看来，荀子“群道”思想的核心便是人非禽兽，人能群生，这也是人在生存竞争中取胜的法宝。不仅如此，用荀子群道思想与之会通，还因荀子把群道与国家相联结：“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这种合群保种的思想也是严复把社会学译为群学的目的所在。Sociology虽被译为“群学”，但在表述中，严复所定义的群的范围要大于社会，社会只是其中的有法之群。而在社会中，最重要之义莫过于“极于成国”之说。严复这样会通，一则是通过中国传统文化更好地让国人理解“社会”的含义，体会该书内涵的深意；二则是强调国家之义，中国正值存亡之际，严复希望能激发国人克己为群的爱国之心。
其次，对于把Study译为“肄言”，也不能仅从字面意思理解。严复在自序中解释道：“肄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故肄言科而有之。”这里的肄言所指的是“言所以治群学之涂术而已”。严复翻译此书的目的就在于从群学中找到治国之术，“肄言”二字就有“探索”之意。
再次，严复通过会通《周易》中的“易道”介绍斯宾塞的进化论思想，“斯宾塞尔者……其为天演界说曰：‘翕以合质，辟以出力，始简易而终杂糅。’而《易》则曰：‘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之旨，尤与‘热力平均，天地乃毁’之言相发明也。”在严复看来，天演是“质力杂糅，相剂为变者也”，这与“乾”“坤”相通，乾坤为一阴一阳，阴阳内含“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的机制，为易道之旨。因此，“天演”与“易道”亦是相通的，严复借阴阳相济为万事万物总的发展规律，来解释进化为一切事物的发展方式。不仅如此，严复在译《群学肄言》中，使斯宾塞进化论与《中庸》会通：“储能、效实乃力学理学家常语，即中庸之中和。”他认为，斯宾塞所讲的“力的持久性”最终通过进化达到一种终极平衡，这与中国儒家所求的中庸之道，即不偏不倚、不过不及的“致中和”的状态是有契合之处的。同时，他也想通过会通《中庸》调和在《天演论》中立论过猛而造成人们对社会发展进程过于激进的态度。
总之，严复使用中西会通的翻译方式，糅合各家思想后构建了群学理念，而其初衷并非有些学者所认为的，是出于对某个人思想的崇拜，而非从纯学理的角度去构建他的哲学系统。作为一名拥有深厚个人学识并且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学者，在亲眼见证中西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距后，面对中国生死存亡、百业待兴的现状，严复想用自己所长探求救国的方法。而斯宾塞的社会学思想，正好与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严复心中根植的集体主义精神等相契合。可以说，严复关于群学的翻译、会通都是为宣扬合群保种、克己为群、以人持天的思想而作。严复作为拥有留学经历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回国后并没有只着眼于自身，而是投身于救国救民的事业中去，这种精神和行为值得后人学习和敬仰。而其以中西会通的方式传播西方思想，对当代不同文明间如何更好地交流互鉴，也是一种颇具参考价值的实践经验。（作者 李舒就读于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参考文献：
[1]郭嵩焘.郭嵩焘日记（三）[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2]王栻.严复集(五)[M].北京：中国书局，1986.
[3]王栻.严复集(四)[M].北京：中国书局，1986
[4]王栻.严复集(一)[M].北京：中国书局，1986.
[5]王先谦.荀子集解[M].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6.
[6]郭彧.周易[M].北京：中华书局，2006.
来源：《神州学人》（2023年第3期）
作者：李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