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喜欢历史的人，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历史到底有什么用？实际上这是一个伪问题。历史是人类精神的基本构造，是人类的思维方式，离开了历史就不会有人类的思维（按：罗新语）。
正因如此，古往今来有一部史书被人反反复复地阅读着，无论它存在怎样的谬误，依旧不能撼动它的地位。金圣叹的六才子书中有它，黄侃只看的八部书中也有它，它就是史记。而想要读懂史记，一个先决条件是要了解史记背后的人——也就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
司马迁，字子长，龙门人，汉景帝中元五年出生在一个半耕种半读书的家庭。他的父亲为了培养自己的儿子，让自己的儿子跟随当时最有学问的人学习，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孔安国、杨何以及董仲舒。
许多人在阅读《史记·太史公自序》的时候，经常被“年十岁则诵古文”这句话困扰，司马迁到底是今文学家还是古文学家呢？
秦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下焚书令，先秦的大部分典籍都被销毁，但总有几个不怕死的人将书私藏起来，以待重见天日。汉建立之后，百废待兴，废除了挟书律之后，民间那些垂垂老矣的儒生，仿佛枯木逢春一般，重设讲坛，开始招募学生，并且利用汉朝通用的文字将自己记忆的儒家典籍默写出来，这些就叫做今文派。后来私藏于家中的那些用先秦文字写成的儒家经典，慢慢地流传开来，因为书籍中字的写法古老，被称为古文派。
司马迁属于今文学派，所以他是今文学家。这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对了解司马迁至关重要。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司马迁没有选择的余地。官方只承认今文经学的地位，只有学习今文经学才能够升官，读书人趋之若鹜，司马迁也只好被潮流裹挟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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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马迁二十岁的时候，他开始出门游历。他出门不是为了游山玩水，而是为了开阔视野，了解各地的民风民俗。在这里，我们可以推测，如果没有他父亲在经济上的援助，司马迁不可能有机会出去壮游；如果他父亲对儿子的教育不是很前卫，也不可能让儿子贸然离家。
直到他出门游历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自己会和写史书发生关系，如果没有那一场变故，他的人生可能不会那样悲苦，而我们也就可能没有机会看到那部浸漫血泪的史记。
汉兴七十年之后国力鼎盛，元封元年，汉武帝渴望已久的封禅终于在破除种种阻力之下顺利举行。而作为史官的司马谈，因为没有参加如此隆重的活动“发愤且卒”。
司马迁见到了父亲司马谈最后一面，司马谈握住他的手，流着泪说：
······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毫无准备的司马迁当然知道他父亲留给他的任务有多重，在能够完成是个未知数的情况下，他只好答应下来，“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父亲死后，他接任了父亲太史令的工作，这为他撰写史记提供了大量的帮助。他可以每天阅读原始材料，然后慢慢地勾勒出史记的框架，他不知疲倦的准备着，似乎一切都是那么顺利。
国力的与日俱增，让汉武帝的野心日益庞大，也让他越来越苛刻，越来越不能容忍失败。他坐在长安，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听前线传来的捷报，然后饮酒高会。
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勇武不减祖父，颇受汉武帝器重，一天好几个捷报，让汉武帝的情绪高涨到了极点。他收到关于李陵的最后一个战报的时候，整个人一下子到达了冰点，他如此器重的大将，竟然投降了匈奴。在消息传来之后，汉武帝茶不思，饭不想，每个人都活在恐惧之中，害怕自己一个不小心就被武帝处罚。
司马迁因文采斐然，颇受汉武帝喜欢，于是他宽慰汉武帝说：
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柰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
盛怒之下的汉武帝听不进去一点劝告，汉武帝以“诬上”罪名将司马迁投入监狱。而等待司马迁的是刀笔吏们无情的拷问。
这些刀笔吏到底有多么恐怖？连周亚夫、李广等上过战场的将军，对他们都心存恐惧，李广因为不想面对他们而宁愿自刎。身为读书人的司马迁，怎么可能经受住他们的一轮又一轮盘问？
谁都不知道司马迁是怎么挺过来了，最有可能支撑他的是父亲临终前的嘱托。从死亡门口刚刚捡回来一条命，又要重新做选择：要不花钱脱罪，要不选择宫刑。
能够花钱免罪自然是好事，可是那个数目不是普通家庭的能够负担得起的，李广几十年的俸禄都是二千石，可是第一次赎罪之后，几乎用尽了家中所有财产，第二次实在拿不出钱赎罪，选择了自杀。
万般无奈之下，司马迁选择了宫刑。
宫刑不仅损害身体，更重要的是夺走了作为男人的尊严。司马迁把耻辱划分为几个等级：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鬄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
在司马迁的眼中，最耻辱的事情就是宫刑（腐刑）。“最下腐刑，极矣”，当司马迁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内心在滴血。
受刑之后，司马迁只好到宫中工作，他也不可能再到外面抛头露面了。当汉武帝发作过后，就又把司马迁安排到自己的身边，让司马迁帮助他抄书，“雷霆雨露，莫非皇恩”，在皇权之下，司马迁只好唯命是从。
如今的司马迁，只想着早日完成史记，了却一桩心愿。万万没想到事情又找上门来了。
武帝晚年发生巫蛊之祸，逼死了自己儿子。丧子之痛让汉武帝将怒火洒在了手下大臣身上，只要巫蛊案牵扯到的人，不管在案发的时候是否出兵，都统统处以极刑。其中就牵扯到了司马迁的老朋友任安。
任安写信给司马迁求助，司马迁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任安的信，于是搁浅了三年。等司马迁得知任安要被处死的时候，他知道这份回信不能再拖了，于是才有了这篇名字叫报任安书的雄文。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的人生告白，也是他对自己人生经历的总结，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任安受到信之后会是什么神情，但是从报任安书的内容中可以推断，如果任安真的是司马迁的好朋友，一定会理解司马迁。
史记的创作经历了几个阶段，而宫刑的不幸，让司马迁写史记的思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司马迁最初的设计构想里面，是从尧开始写，作为一名儒生，尧舜禹禅让是最被推崇的时代，可是司马迁最终决定从黄帝开始写。虽然禅让是一种美德，但只有在稳定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而稳定的背后，一定有强大的武力作为后盾，所以五帝本纪开篇写黄帝最终取得胜利靠的就是武力。可司马迁并没有抛弃道德约束，他在世家的第一篇吴太伯世家就是宣扬了“谦让”的美德。综合来看，司马迁认为武力对外、道德对内，才是理想的治国方式。
自己的不幸，也敦促司马迁开始思考好人真的有好报吗？他选择了在伯夷叔齐列传里面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伯夷叔齐的品德高尚，在世俗看来完全是一个好人，“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可是最终二人却饿死首阳山，真的是这个道理吗？接着，他又拿盗跖做例子，“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每每读到这里，都会让人气愤，司马迁也发出了呐喊：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在人物的选择上，司马迁没有囿于社会地位，只要是值得被记录的，他都会去写，所以不管是巷闾之中的游侠，还是身份低微的商贾，哪怕是街头摆摊的卜者，在史记之中都有列传。在那个重农抑商的时代，司马迁不仅写了货殖列传，还写了平准书，提出了一整套经济学原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司马迁的史记都已经超越了体裁的限制，真正做到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司马迁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一百三十卷的史记，更是史记秉承的精神——不虚美不隐恶。无论何人，形象都是立体的，极端的好人与坏人都是不存在的，刘邦可以像无赖一样欠钱不还，但是善于听从他人的建议，项羽在人生病的亲自探望，将自己的事物分给他人，但是有人想要分享他的权力的时候，他却支支吾吾，舍不得。这一切看起来略微矛盾，才显得形象鲜活。
司马迁笔下的人物活灵活现，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最常见的就是李将军列传。晚唐李德裕在事业上十分照顾李商隐，李德裕被贬谪之后，李商隐专门以李广为隐喻，写了一首诗为李德裕鸣不平：
云台高议正纷纷，谁定当时荡寇勋。
日暮灞陵原上猎，李将军是故将军。
李广一生未得封侯，罢官之后隐居蓝田南山，以射猎消遣。一次夜出饮酒回家，被喝醉酒的霸陵尉呵斥。广的从骑说:“故李将军。”尉说:“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
辛弃疾一生郁郁不得志，每每读到李将军列传都是感慨万千，他给自己的堂弟送别的时候写道：
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
而辛弃疾自己在不眠之夜李将军列传的时候，创作的诗词更加让人伤感 ：
故将军饮罢夜归来，长亭解雕鞍。恨灞陵醉尉，匆匆未识，桃李无言。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落魄封侯事，岁晚田间。
谁向桑麻杜曲，要短衣匹马，移住南山？看风流慷慨，谈笑过残年。汉开边、功名万里，甚当时、健者也曾闲。纱窗外、斜风细雨，一阵轻寒。
我们不得不承认，史记在二十四史中太与众不同了，司马迁在写每个人物的时候几乎不是用冷艳旁观的态度去写作，而是将自己代入所要写的人物，充分理解人物所处时代的束缚和无奈。
司马迁当然学习到了春秋笔法，推崇儒家根本不用写一大堆文字，只要将孔子提升到世家就可以让读者明白他的心意。而且虽然司马迁是儒生，他并没有贬低其他学术流派，描写其他学术流派，他也很是持正，而且将父亲司马谈对先秦流派的评价保留了下来：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当然，赞誉是大多数的，批评的声音还是有的。班固就评价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指司马谈则可以，但是司马迁显然不是如此，伯夷列传开篇写道，“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可见司马迁虽然继承了父亲遗愿，却在思想上与父亲产生了分歧，不再是“先黄老”了。
司马迁什么时候去世的，目前史学界仍旧没有定论，这个问题似乎也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司马迁完成了自己的心愿，就像他笔下拿来举例子的人物一样：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想到死，可是司马迁为了完成自己的心愿选择了苟活，更加让人钦佩。司马迁临死之前是否会回想起父亲交待临终遗言的那天，那一天，他悲伤痛苦，却不知道，那只是痛苦的开始。
司马迁殁后一千七百多年，另一个人面对着如豆的孤灯，也在不停地写，不停地总结历史兴亡的教训，那是史家精神的传递，也是华夏精神的传承。
那个人名字叫王船山，他失落时候写下的一首词，同样适合司马迁：
湖水阻青鞋，南游吊大崖。探书苍水绝，藏史血函埋。
遗怨留鸿字，孤吟闭鹿柴。郎君勤慰藉，难遣老夫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