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们总是很迷茫，找不到人生的方向，看不到未来的美好，总有那么一个片刻问自己：“人究竟是为什么活着？”
在那些人生的至暗时刻，我们或许会想到一个人——司马迁。
在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那场飞来横祸砸在他头上的时候，面临生死抉择：“生存，还是毁灭？”
他说：“如蝼蚁一样轻贱地死去，还是屈辱地活着？这，要看你的人生追求是什么？”
想到司马迁，你想到的是什么？宫刑，还是《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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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司马迁，字子长，公元前145年或前135年，生于龙门。
司马迁的父亲是西汉的太史令，在父亲的悉心教导下，司马迁十岁时已经能诵《尚书》、《左传》等古文。
司马迁二十岁左右来到长安，跟随在父亲的身边。
此时的司马迁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学问，他已经不满足于仅从书本上窥探历史和知识，他要亲自去经历，亲眼去看看，那些书中的圣人或英雄生活、奋斗过的地方。
于是，他在开明且有着史学家特有的远大格局的父亲的支持下，开始仗剑漫游天下。
他从都城长安出发，向南游历江淮地区，上会稽山，探察大禹治水的足迹和休息的洞穴；游览九嶷山，泛舟沅湘之上，凭吊大舜和湘妃娥皇女英。
他北渡汶水、泗水，在齐鲁大地，孔子的故乡，他领略孔子遗风，并和当地的儒生一起揽衣挽袖，一步一揖，学习“六艺”中的骑射，用古礼向孔子致敬，以表达他对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崇敬之情。
他在鄱、薛、彭城遭到困厄，体会了古代圣贤英雄被困穷途的心境。
在汨罗江畔，司马迁高声吟唱屈原的诗歌，在韩信的故乡淮阴，他感受韩信受“胯下之辱”的悲愤，在易水边，他被荆轲“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无畏精神感动，并被激励......
苏辙称他：“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豪杰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皆不放在眼里的一代伟人毛泽东，也赞他“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当代女作家毕淑敏说：“只有观世界，才有世界观。”
司马迁在遍阅古籍文书之后，又用了十年时间泛览江河湖海，踏遍名山大川，探访豪杰故迹，结交英雄人物，搜寻风物遗情；
他的漫游，增长了他的见识，开阔了他的心胸，陶冶了他的气质，释放了他的性情，使他伟大而卓绝，因此才有了《史记》的浩浩乎长风，洋洋兮大河，峨峨兮高山的千古磅礴之气。
事父至孝，因孝立志
司马迁游历归来，大概是因为父亲的举荐，他做了郎中，三十四五岁时，奉命出使巴蜀。
在此之前，唐蒙和司马相如相继出使，都未能彻底解决西南巴蜀问题，而司马迁信心十足，他也确实不辱使命。
如果不出意外，大汉史上，可能在张骞之后，又会迎来一位出色的使者，游说四方，为大汉开拓边关，安抚边境。
在筹划新郡建设后，又抚定了邛、莋、昆明，第二年，司马迁回来向朝廷复命。
就在此时，大汉天子武帝正带着十八万骑兵，旌旗招展，浩浩荡荡地向泰山进发，举行封禅大典。
司马迁的的父亲，太史令司马谈却因病被留在了洛阳，不得随行。
如此大的事件，如此重要的时刻，有记录国家大事，君臣重要言行职责，又亲自参与制定了封禅礼仪的太史令；却不能亲历其盛，司马谈愤懑，绝望，以致于病情加重。
出使回来的司马迁来不及去泰山，向武帝复命，他急忙赶往洛阳，来到父亲的病榻前。
在病榻前，父亲拉着司马迁的手，说了一番肺腑之言，对他未来的事业和人生道路做了不容置疑的安排。
他说：“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史官，远在上古虞舜夏禹就显扬功名，执掌天文之事，后世衰落了，难道现在要在我这里断绝吗？”
这样一位能够支持儿子去游历天下，然后又尊重儿子自己的爱好，帮他做了郎官，得到出使边陲他国的机会的，给了儿子极大的自由的，开明的父亲，此时却显得极为专制。
他说：“我死之后，你一定要做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记我想要撰写的著述！”
正如父亲所说：“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面对垂死的父亲，司马迁只能流着泪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就这样，司马迁收起了开疆拓土，建功立业，为张骞第二的雄心壮志，接过了父亲手中的接力棒，三年以后，守孝期满，司马迁做了太史令。
已经看过了外面精彩的世界，一心要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司马迁，放弃了俸禄更高的中郎将，转身回到青灯古卷的狭小书室，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心甘情愿。
但他从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开始缀集历史书籍和国家收藏的文献档案，为《史记》的创作做着准备工作。
也许是父亲最后的话激励了他吧，圣人五百年出一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今五百岁”，那么下一个“绍明世”、“继《春秋》”的圣人是谁呢？
“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难道是我吗？如果是我，我又何敢推辞呢？
这也是一种当仁不让吧！
大约三四年的时间，司马迁的资料准备工作顺利完成。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他参与创立的《太初历》，被汉武帝颁诏实行，有了完善的历法，历史就可以确定坐标，司马迁开始了《史记》的写作。
生存，还是毁灭？
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似乎伟大的人如果不经历一些磨难，就不足以彰显其伟大。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的《史记》创作已经进行了六年，写了近一半儿，一场飞来横祸，砸在他的头上，使他面临生死抉择。
李广的孙子李陵颇有祖父风范，这一年，他率领区区五千人马，奉命配合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匈奴。
结果，李陵的军马遭遇匈奴的主力大军，在等不到援军的情况下，李陵和部下奋勇苦战，终因寡不敌众，兵败投降。
消息传到长安，汉武帝震怒，前几天还在为李陵的捷报传来，纷纷夸赞李陵，和武帝举杯庆贺的群臣，如今又都立即翻脸指责李陵。
武帝把太史令司马迁找来，问他的看法，司马迁看到武帝愤怒又难过，就想说几句李陵的好话，想让武帝从另一个角度看待问题。
他说李陵是一个守节操之人，平时孝顺父母，与朋友交往讲信用，在钱财上廉洁，取舍有度，能够尊长爱幼，谦让有礼，并能奋不顾身的赴国家的急难。他的这些品德，我认为是有国士之风的。
现在，他的投降，可能仅仅是权宜之计，也许是诈降，来窥探匈奴的军情机密，终有一天，他会回来的。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和李陵仅仅是同朝为官，他们不是朋友，甚至连一杯酒的交情都没有。
他这样说，既是宽慰武帝，也是出于良心说的实话，但此时的汉武帝听了，却觉得司马迁是在帮李陵开脱，是对李广利的失职予以旁敲侧击。
李广利是汉武帝最宠幸的李夫人的哥哥，司马迁的仗义直言，触怒了汉武帝，他觉得司马迁为李陵辩护，就是讽刺李广利的无能，间接暗示自己用人不当。
于是，司马迁被冠以“诬上”的罪名下狱。在狱中，司马迁面对的是刀笔吏的轮番盘问和各种酷刑。
汉朝的刀笔吏是久经沙场的“飞将军”李广，宁愿自杀，也不敢面对的恶魔般的存在，何况司马迁一介儒生？
但是司马迁始终不肯屈服，直到李陵投降的消息被证实，汉武帝杀了他的全家，司马迁也直接被定为死罪。
死，还是活着？
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司马迁自己说：“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
到底应该怎样死，什么时候去死？
他又说：“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廉颇蔺相如列传》）
死了，“若九牛一毛，与蝼蚁何异？”（《报任安书》），如果就这么死了，他人微位轻，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会记得他，而且还会被认为是犯了罪，该死！
不能死！他还有未竟的事业，他还没有成为孔子之后的那个圣人，他还未能立身扬名，以显父母。
面临生死抉择时，也许他想起了在父亲的病榻前，答应他，要完成他的遗志的时候。
可是活，他没有钱赎罪，亲戚朋友也没人出来帮他，甚至没人愿意帮他在武帝面前说一句好话。
那就只剩下一条路了——以宫刑代替死刑！
在那个“臧获婢妾，犹能引决”的时代，司马迁选择了祸患中“最下腐刑，极矣”的宫刑，换来了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宫刑，使司马迁残缺的不止是身体，更失去了男人的尊严！
经历过鲜血洗礼，和精神与身体的双重苦难的司马迁，“眼光更辛辣，心智更深沉，文字手段臻于炉火纯青（鲍鹏山语）”。
汉武帝的专制阉割了司马迁的身体，却不能阉割他的精神（王立群语），他开始用他饱蘸血泪与浓情的如椽大笔，向一切专制君主，专制制度复仇！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报任安书》）
历史上那些成就千秋功业，青史留名的伟人，圣人，都经历了种种的苦难，困厄，身体上的伤痛，精神上的摧残....
司马迁欣赏这样的人，他为他们著书立传，让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血肉得以复活，精神得以永存，而他自己也成为了他们那样的人。
“《史记》者，迁发愤之所为作也。”（《藏书·司马迁传》）
大约在公元前90年左右，司马迁写完著名的长信《报任安书》之后，做了人生的告白，就永久的在历史上消失了踪迹。
人们不知道他是何时死的，怎么死的，可是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给我们留下了《史记》——一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他的肉体消失了，但他不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