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端午，网上抛出一个非常诡异的问题：
端午节到底在纪念谁？
这个问题的诡异之处在于，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都是纪念屈原，教材里面没有第二个版本。
但事实却是，苏州人过端午节却在纪念伍子胥。
伍子胥与屈原，都是楚国人，早生屈原近二百年时间。
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面对国君昏聩、奸佞当道局面，选择了不同的救赎之路。
伍子胥九死一生，走的是背楚、恨楚、伐楚的不归路，借吴国之力破郢复仇，哪怕吴王死了也要挖出来鞭尸泄愤。
后来，吴王又听信谗言失信忠良，逼迫伍子胥拔剑自刎。
将死之际，他立下毒誓，把双眼挂在城门之上，诅咒吴国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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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屈原，失时失势，力所不逮，除了一介肉身，再无别的资本。
他的姐姐曾劝说，“楚王不听子言，子之心已尽矣！忧思何益。幸有田亩，何不力耕自食，以终余年乎？”
一个女人能想开的事，但是屈原却想不开，这才有了汨罗江的纵身一跳。
鲁迅分析认为，屈原有一种“无法根除的对君的幻想和对帝国的奴性”。
也恰恰是这种幻想和奴性，让纪念屈原成为端午节的主流，这是千百年来自然选择的结果。
汉人董仲舒推崇儒术，他提出“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著名口号。
事实是，这种无条件服从是一种愚忠。
与伍子胥同时代的晏子就看得很通透，《左传》记载“晏子不死君难”。齐庄公不修私德，与棠姜有不正当关系，被棠姜丈夫崔杼杀死。
晏子听说后，礼节性地去哭吊一番了事。
他说，国君又不是为国而死，作臣子的凭什么为他殉难逃亡。
忠诚确实需要前提。
若为一个乱搞男女关系的国君之死纠结，晏子岂不愚蠢透顶。
千古艰难惟一死，惟死方解心头结。
屈原早就被排除在楚国权力核心圈之外，曾经领政施才、灭鲁接齐的辉煌灰飞烟灭，楚国或兴或亡已与他没有半毛钱关系。
所以，屈原并非死于电光火石的气节，而是亡于积郁无望的心结。
披头散发走到汨罗江边时，沉重的心结把屈子一把推到江心。
楚国、楚王、楚人，这些并不重要，他只是为自己而死。
阿尔贝·加缪说：
“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
名人自杀与普通人自杀，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1927年端午节前两天，王国维纵身跳入颐和园昆明湖中。
湖水很浅，他被淤泥堵塞口鼻，瞬间窒息身亡。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这是王国维留下的遗言。
两个月前，北京李大钊被张作霖绞死，湖南大儒叶德辉被革命党处决。
梁启超邀王国维流亡日本避难，他拒绝了。
当生的恐惧大于死的恐惧，死即是最大的勇气。
鼓励死节的勇气，亦是对人性的压抑。
端午节纪念谁，体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价值观。
是像屈原那样舍身保存名节，还是像伍子胥那样绝不妥协苟且，是无处不在的生死抉择？
宋高宗十二道金牌召回，明知回到朝廷必然受死，岳飞为什么还要束手待毙呢？
面对“莫须有”的陷害，何必引颈就戮，不能拥兵自立吗？
杀死岳飞的是价值观，不是皇帝老儿。
只有死，才能忠。
若不冤死，何见忠心？
岳飞的另一条路，吴三桂走过。
崇祯在，袁崇焕就是他的下场；李自成在，他连袁崇焕的下场都不如。
一辈子左突右冲，称王称霸，也没落下什么好名声。
人活于世，往往都是稀里糊涂。
若是深思细虑，端午节的粽子根本咽不下去。
像伍子胥豪气干云地抗争，还是学习屈原一身清白地逃避？
除了卑微懦弱，这两个选项都遥不可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