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福德（John Minford）是当代享誉世界的英国汉学家与文学翻译家，他把《红楼梦》（后四十回）、《鹿鼎记》《孙子兵法》《聊斋志异》（节选）、《易经》《道德经》等中国经典著作译成英文，在海外广受关注，为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6年，闵福德生于伯明翰，之后随外交官父亲在委内瑞拉、阿根廷与埃及等地生活、长大。1958年至1963年，在温切斯特公学学习古希腊与拉丁文学，他对翻译产生兴趣即源于这段时间。温切斯特公学是一所非常传统的学校，学生被要求做大量的拉丁文与希腊文翻译。闵福德有一位老师很出色，要求学生天天做翻译，于是他慢慢喜欢上了这种练习，以至于每当坐下来翻译时，他都会很兴奋，此后他教授中文和从事中文翻译，对翻译的激情从未消减。1964年，他去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求学，主攻西方哲学，后转入中国古典文学专业，师从其岳父霍克思教授，并于1968年获得中国文学一级荣誉学位。1970年，与霍克思合作翻译《红楼梦》，他负责后四十回，该译本成为在英语世界接受度最高和影响力最大的译本。1980年，闵福德前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师从华裔汉学家柳存仁深造，并获博士学位。
闵福德曾在中国内地、中国香港、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等地任教。1982年，闵福德加盟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与宋淇成为紧密合作的“战友”，并最终接替他担任《译丛》主编。之后又在奥克兰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校担任教职，现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文荣休教授、香港恒生大学陈善伟中国文化与翻译卓越教授。
1966年，闵福德还是牛津大学本科生，第一次读到《孙子兵法》。他发现这是一部充满谚语式智慧的典籍，可被称为“生命之书”，其中蕴含的战略思想能被应用到战争以外的其他领域。他认为孙子以一种简洁、概括（几乎抽象）的语言揭示了大自然、人类及人际的相互作用，对所有时代的所有人都有重要价值。
闵福德最初主要翻译文学作品，但是当纽约企鹅出版公司询问其是否愿意英译《孙子兵法》时，他觉得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挑战。1999年至2002年，他历时三年完成这项工作，被收入“企鹅经典”丛书，于2002年11月出版。译本问世前，《新英格兰评论》2002年夏第23卷第3期刊登了其大部分译文。闵福德的目标受众是普通读者，译本采取“一体两翼”的结构，第一部分只有译文，读者能自由无阻地阅读接近原文语言的译文，第二部分是译文加注释，读者能在注释的帮助下品味原文。
闵福德英译的《孙子兵法》参照了《十一家注孙子》、郭化若的现代汉语译文，以及银雀山汉墓竹简本。他十分重视十一位注家的注释，认为这对理解原文不可或缺，他还注重参考前人的重要译本，如翟林奈、安乐哲、格里菲斯与法国传教士钱德明的译本，以及中国学者李零的相关著作。闵福德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做中国文学翻译，包括古代及现代的小说和诗歌，他的卓越成绩在其《孙子兵法》英译本中得到充分体现。努力再现原文的“文学特质”，那种警句式的语言，有时像是半押韵的诗歌语言；遣词、造句和韵律等方面都精斟细酌，译文的结构也尽可能贴近原文，这成为其翻译的最大特色。
闵福德对《孙子兵法》的价值大加赞扬的同时，也误读了其中的某些思想，他说：“这部典籍存在某些‘黑暗面’，在我的译本前言及注释中有所披露……我不时地提醒读者，对孙子思想要采取批判性的态度。”据其描述，在其英译的过程中，他发现这部典籍，描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无情”一面，所以他鼓励读者去独立地、批判性地思考。闵福德拿《孙子兵法》与《道德经》相比较，发现二者都以朗朗上口的语言表达源于中国传统智慧的深邃思想，但是孙子以一种“算计他人”的方式处理人际关系，与自己坚守的人文主义价值观相违背。
我们认为，孙子是兵家，主张慎战，他不像法家那样好战与主战，也不像儒家、道家、墨家那样反战和废战。他追求的不是通过摧毁对手来赢得战争，而是优化共生，实现人际最和谐的状态。孙子主张“上兵伐谋”，目标是以最小的代价解决人类冲突。如果战争不可避免，他教给人们如何使战争损失最小化——不只是对获胜的一方，而是对所有人。因此，《孙子兵法》不是摧毁敌人的学说，而是控制局势、实现共赢的思想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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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福德研究、翻译与传播中国文学和文化50余年，助推中国文化走进西方世界。2016年11月，他凭借其《易经》英译本（2014年版）获得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的首届“翻译杰出贡献奖”。闵福德关于翻译及翻译人才培养的理念，对于我们探索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第一，译者要有读者意识，重视读者接受。闵福德指出，真正优秀的翻译既要忠实于原文，又要有可读性，让读者喜闻乐见。如果一位译者非常忠实，同时又非常“自由”，那么他能做到译文优美，就会具有可读性。他能达到一种状态，忠实性与可读性兼备，达到钱锺书先生所说的“化境”的理想境界。闵福德认为译者应该首先结合原作的历史语境吃透原文，再以当代英语读者易懂的方式将原文转换成英文。对原文中的术语及文化负载词等都以这种方法翻译，使读者能够理解原文的深层含义、言外之意与文化语境。
第二，翻译是一种文学再创作。闵福德指出，中国典籍的翻译应该具有生机活力和创造性，不能死气沉沉、充斥学术与晦涩难懂。翻译是一种文学的功夫，译者应学习霍克思的《红楼梦》英译方法，将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融为一体，使译文既忠实于原作又富有创造性，使翻译本身成为一种文学艺术形式，成为一种转换的艺术。
第三，中国典籍的英译本要使用副文本。闵福德指出，中国古代典籍出自特定的文化语境和历史时期，与当代英语读者相距甚远，译者需要帮助他们理解原文，在译本中加入前言、注释、参考书目等副文本内容。
第四，出版机构要与译者通力合作。闵福德认为，中国经典典籍的翻译要选择海外知名的商业出版机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享有完全自由，但是要与出版公司合力设计译本的编排与结构。此外，译本的印刷质量、封面设计等也影响译作的海外接受。
第五，注重培养翻译人才。闵福德认为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他曾提到，“我不是翻译理论家，翻译理论对译者没有帮助，单纯的理论探讨也许有趣，却没有应用价值，我不用翻译理论培训译者”。闵福德将译者培养概括为修养提升，即进行全人的培育。译者要持开放的心态去涉足各种文化现象，并积极体验不同事物、累积各种阅历。比如要翻译一部法国小说，译者应该先去品尝不同种类的法国红酒，因为红酒在法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这种体验式学习比让学生检索网络更为有效，它强调长期的全面发展，包括大量的阅读、文化体验及自我内心反思，因为归根到底，翻译是在译者的内心进行的。
作者：郑建宁 殷企平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