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珍、罗里和菲比
我们最深的恐惧，就是自身蕴含无穷的力量。
——玛丽安娜·威廉姆森(1)
(1) 玛丽安娜·威廉姆森（Marianne Williamson，1952——），美国畅销书作家。——译者注（下文注释除特殊说明者外，均为译者注）
引子
小时候，火箭发射是我生活中的大事。我生长在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市，来自一个天主教家庭，有三个兄弟姐妹，妈妈是一位家庭主妇，爸爸是参与过阿波罗计划的航天工程师。
在一个发射日，我们一家挤进汽车，去爸爸的朋友——也是一位航天工程师——家中观看发射盛况。升空前的倒计时让人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忆犹新。“二十秒计时，倒数十五秒，内部导航启动(1)，十二、十一、十、九、点火，六、五、四、三、二、一、零。运转一切正常。升空！发射升空！”
展开全文
这样的时刻总令我激动不已——特别是升空那一瞬间：引擎轰然点亮，四周地动山摇，火箭扶摇直上。马克·尼波（Mark Nepo）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最近，我在他的书中读到了“腾空而起”这个概念。马克用这个词描绘某个意境优美的瞬间，他写到：有什么飘然升空，“像丝巾迎风招展”。那一刻，他只感觉悲伤烟消云散，内心圆满。
马克笔下的“腾空而起”宛如一个奇迹。对我而言，奇迹有两重含义，它使人敬畏，也令人好奇。我心中充满敬畏，同时也无限好奇。 我想知道“腾空”是怎么发生的！
相信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验：漫长的滑行接近尾声，我们坐在座位上，焦急地等待飞机腾空而起。孩子们年幼时，我总会在滑行中对他们说“滑呀，滑呀，滑呀”，等飞机一离地，就变成“飞啦”！他们大一点之后，也会跟着我一起念，这成了我们坚持多年的传统。不过在很多时候，我们总是说了太多的“滑呀，滑呀，滑呀”，却迟迟不见飞机离地。每到这时，我就会纳闷，为什么起飞需要这么长时间？！
为什么有时飞机迟迟不能起飞？有时又能一飞冲天？是什么让向上的力量终于克服下坠的阻力，越过那个临界点，让我们腾空而起，一飞冲天？
二十年来，我走遍世界，在全球为我和丈夫比尔共同创立的基金会工作。其间，我一直在思考：
我们该如何让全人类——尤其是女性——“忽而向上”呢？我之所以特别强调女性，是因为提升女性，就等于提升全人类。
同时，我也在思考如何提高人们的觉悟，让每个人都愿意帮助女性提升。因为有时，只要不去拖累女性，就是给她们翅膀。
旅途中，我看到不计其数的女性渴望自主决定是否生育、何时生育，却因为缺乏避孕措施而不能如愿。这不是女人和女孩失去的唯一权利，她们中许多人也不能决定是否结婚、何时结婚、与谁结婚；不能接受教育、赚取收入、走出家庭，甚至走出家门；她们不能支配个人财产、制定个人预算，也不能创业、贷款、置业、离婚、就医、参选、骑车、开车、上大学、学习编程或得到投资。在世界上的一些地方，女性无法尽享这些权利，其中一些被法律明令禁止，即使法律允许，歧视女性的文化也时常将它们剥夺。
我倡导女性权利的起点，是自主计划生育。后来，我又为另一些问题奔走呼号。不过在他人的指点下，我很快意识到，谈论自主计划生育和上述每一项议题都远远不够。我还必须大胆地为所有女性疾呼。同时我意识到，要争取与男性平等的地位，我们绝不能依靠零零散散、一点一滴的进步，而应该增强自身实力，赢取压倒性的胜利。
这些就是我从那些杰出的人身上学到的东西。现在，我想与各位分享他们的故事，其中有些令人心碎，有些则振奋人心。这些英雄修建学校、拯救生命、终结战争、救助女孩、改变陈规陋习。相信他们会启迪你的心灵。因为他们曾深深启发过我。
他们让我看到强有力的女性能带来怎样的改变，这正是我希望所有人看到的。他们向我证明了人如何凭一己之力影响世界，这也是我想与所有人分享的。因此，我提笔写下这本书，与世界分享这些英雄的事迹，是他们改变了我生活的重心和当务之急。我想让大家看到，人与人能够彼此扶助、共同发展。引擎已经点燃，大地开始震颤，我们正腾空而起。身处这个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有知识、更有力量，也具备更敏锐的道德眼光，足以打破历史的循环。现在，我们需要每个志同道合的人都参与进来，无论男女。我们必须接纳每一个人，不将任何人排斥在外。我们的使命，是托起当今的女性——与此同时，为共同目标走到一起的我们，就是那股 向上的力量。
(1) 原句“Guidance is internal”（内部导航启动）是负责NASA新闻和公共事务的杰克·金在“阿波罗号”发射倒计时中犯的一个口误。正确的说法是“guidance is inertial”，即“惯性导航启动”。
第一章
一个伟大的想法
如果女性能自主决定生育与否、何时生育，结婚与否、何时结婚、与谁结婚；如果女性都能享有医疗保障，只承担合理的无偿劳动；如果我们都能得到梦寐以求的教育机会，能按自己的意愿支配金钱，能在工作中得到尊重，能拥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如果其他人，无论男女，愿意帮助我们提升领导力，走上更高的岗位——那么女性就能实现发展，并带动我们的家庭与社区共同繁荣。
首先，我想简单做个背景介绍。我的高中时代是在达拉斯的乌尔苏拉会中学度过的，那是一所天主教女校。上高三那年，我去杜克大学参观，当即被计算机科学系征服，下定了来这里学习的决心。我进入杜克，五年后取得计算机科学本科学位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大学时代，我有好几个暑假都在IBM实习，毕业后得到了他们的录用，却没有接受，转而进入一家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小软件公司，也就是微软。我在微软工作了九年，辗转多个职位，最终成为主管信息产品的总经理。如今，我从事慈善工作，主要致力于寻求各种方法，改善人们的生活——在工作中我时常感觉重任在肩，担心辜负人们的信任。同时，我也是比尔·盖茨的妻子。1994年元旦，我们在纽约结婚，现在育有三个孩子。
这就是我的大致背景。现在，我想讲个长一点的故事——关于我如何走上女性赋权的道路，以及我帮助的人们如何带给我力量。
1995年秋天，我与比尔结婚快两年时，我们计划前往中国。临出发前，我发现自己怀孕了。这次中国之行对我们至关重要。比尔难得能从微软的工作中抽身，况且还有别的夫妇与我们同行。我不想影响大家，所以打算回国后再告诉比尔。当时，有整整一天半的时间我都在犹豫，心想：还是先瞒着他好了。转念一想，又觉得这样不妥，我必须立刻告诉他，免得万一出什么问题。况且，更重要的是比尔有权知道，因为这也是他的孩子。
一天早上，我跟比尔坐下来，谈了怀孕的事，他听完有两个反应。首先，他为即将到来的宝宝欢欣雀跃，接着他说：“你居然想过瞒着我？ 开什么玩笑？！”
瞧啊，我尚未为人父母，就差点犯下第一个错误。
我们去了中国，旅程十分精彩。怀孕带来的不适并不像想象中那么严重，只有一次，我们在中国西部一座历史悠久的博物馆参观，馆长掀开了一口古老的棺材。闻到那股味道，我飞快地夺门而出，竭力抑制晨吐——说是晨吐，其实它会发生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我的一位女友见状，心想：梅琳达肯定怀孕了。
旅行结束后，比尔和我希望有机会独处，所以离队单独回国。我们聊了许多，其间，我的一句话把比尔吓了一跳。我说：“孩子生下来我就无法继续工作了。我不回去上班了。”“你不回去上班了？”他目瞪口呆地问，“这是什么意思？”我回答：“我们很幸运，不缺我这份薪水。这关系到养育孩子的问题。你不会放慢工作节奏，而我也很难既带好孩子，又在工作中做出成绩。”
我之所以如实复述这段对话，是想事先摆明一个重要的事实：作为女性，我初次面临事业与家庭的抉择时，还很不成熟。以我当时的思维——一种无意识的惯性思维——有了孩子以后，男人理当在外工作，女人理当照顾家庭。坦白地说，我认为女性回归家庭无可厚非，不过她必须是自愿的，而不是被逼无奈。我不后悔当初的决定，再有一次机会，我依然会这么做。只是在当时，我以为这就是女人的天职。
其实，第一次有人问我是不是女权主义者时，我无言以对。我并不认为我是，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女权主义者的定义——那是在我们的女儿珍未满一岁时。
二十二年后，我成了坚定的女权主义者。这对我而言十分自然。支持女权主义，就是相信女性有权发出自己的声音，挖掘自己的潜能，相信男性与女性应该共同努力，消除那些至今仍阻碍着女性发展的障碍与偏见。
即使是在十年前，我也不会说得如此坦然。但这些年来，我聆听过无数女性的心声——她们往往生活极度艰辛，她们的故事向我揭示了不平等的根源，让我知道人如何才能实现发展。正是这些经历，把我变成了坚定的女权主义者。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1996年那会儿，我还在用陈旧的性别观念看待问题，所以才对比尔说：“我不回去上班了。”
比尔听了大吃一惊。我是微软的一分子，这是我们婚姻中一个重要的共识。比尔1975年参与创办了这家公司。我1987年加入，是首届MBA班上唯一的女学员。不久，我们在公司的一场活动中相识。当时我正在纽约出差，我的室友（当时公司为了节省开支，差旅住宿都是两人一间）邀我参加一场我事先并不知道的晚宴。我到得很晚，所有的桌子都已坐满，只有一张还有两个相邻的空位。我坐进其中一个。不出几分钟，比尔就走进来，占据了另一个空位。
那晚我们一直在聊天，聊过了整场晚宴，我感觉他对我有些兴趣，不过他并没立即与我联络。直到一个周六下午，我们在公司停车场巧遇，他主动与我攀谈，约我两周后与他见面。我笑着说：“好像不够冲动啊。选个近点的日子吧。”然后给了他我的电话。两个小时后，他打电话约我当天共进晚餐。“这次够冲动了吗？”他问。
我们发现彼此有许多共同爱好，都爱玩解谜游戏，而且都很要强。我们搞益智比赛，玩数学游戏。我赢了数学游戏，而且第一次玩《线索》就大获全胜，那是一款桌游，玩家必须推断杀人凶手是谁、在哪里作案、使用了什么武器。我想，这激起了他对我的兴趣。他向我强烈推荐《了不起的盖茨比》，那是他最喜欢的小说，而我已经读过了，而且是两遍。或许他就是在这时感觉找到了另一半。或者，用他的话说，是爱情的另一半。而我产生同样的感觉，是在看过他的唱片收藏之后——里面满坑满谷全是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和狄昂·华薇克（Dionne Warwick）的专辑。我们订婚后，有人问比尔：“梅琳达给你什么样的感觉？”他回答说：“不可思议的是，她让我渴望走入婚姻。”
比尔和我还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计算机软件力量无穷、无与伦比。我们知道，为个人计算机编写程序能给普通人带来机构级的算力，而计算机的普及必将改变世界。因此，在微软度过的每一天都是那么激动人心，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快马加鞭地编写软件。
然而，那次谈话意味着我们很快就不能在微软并肩作战了，而且即使孩子们再大些，我也很可能回不去了。怀孕前，我曾斟酌再三，也就这个问题跟女友和同事们聊过，不过一怀上珍，我就下定了决心。比尔也没再劝阻，只是一再地问：“ 你说的是真的吗？！”
眼看珍出生在即，比尔开始问我：“那你之后打算做什么呢？”我曾那么热爱工作，他难以想象我会放弃生命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他希望珍一出生，我就能投身新的工作。
他说得没错。我很快开始寻找新的机会，希望继续发挥自己的创造力，而在离开微软之前，我最关注的，就是如何帮助更多的女人和女孩投身科技行业，因为科技曾让我受益匪浅，无论是在高中、大学，还是工作之后。
在乌尔苏拉会中学，老师们为我们树立了社会平等的观念，对我们的学业严格要求，但学校仍未能完全克服当时的偏见，其中一些观念时至今日依然盛行。举个例子：我们附近还有一所达拉斯耶稣高中，那是一所天主教男校，也是我们的联谊学校。我校女生会去耶稣高中上算术和物理课，男生们则会来乌尔苏拉学习打字。
在高三开学前，我的数学老师鲍尔太太（Mrs. Bauer）去奥斯汀市参加了一个数学研讨会，在那儿见到了几台苹果II +电脑（Apple II + computer）。一回学校，她就说：“咱们得给姑娘们弄几台。”当时的校长蕾切尔修女问她：“买它做什么？没人知道这玩意儿怎么用啊。”鲍尔太太回答：“只要你肯买，我就能学会怎么教。”就这样，学校想方设法凑齐了这笔钱，购置了学校的第一批个人计算机——全校六百名女生只有 五台计算机，外加一台热敏打印机。
每天晚上，鲍尔太太都驱车前往北得克萨斯州大学，利用业余时间自费学习计算机科学，白天再把学到的知识传授给我们。她最终取得了硕士学位，我们得知后欣喜若狂。我们编写了数学解题程序，用计算机转换数字的基数，还做出了原始的单格动画。一次，我做了一张方形的笑脸，它会在屏幕上随着迪士尼歌曲《小小世界》的旋律运动。我并未意识到它是简陋的，当时的电脑还无法处理复杂的图像，我为它骄傲！
就这样，我爱上了计算机。因为幸运，也因为有一位兢兢业业的恩师，能说出“咱们得给姑娘们弄几台”这句话。在我的世界里，她是号召女性投身科技的第一人，而且，日后的工作经历告诉我，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人。我的整个大学时代都在跟男生们一起编写代码。初入微软时，我所在的MBA班上全是男性。我去微软面试时，经理中仅有一位女性。我直觉到这不太正常。
我希望女性也能公平地享有这些机会，这成为我第一份慈善工作的重点——那是在珍出生后不久。我认为要让女生接触计算机，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与本地学区合作，把电脑送进公立学校。我跟几所学校有过深入接触，帮他们配备了电脑。我参与得越深，就越清楚，如果要为全国所有的学校配备电脑，花费将大得惊人。
比尔热忱地相信，科技应该惠及每一个人。当时，微软也在开展一个小规模的项目，给图书馆捐赠电脑，让更多人接触互联网。项目结束后，负责执行的微软团队准备向比尔汇报结果。比尔叫上我，说：“嘿，你也来听听吧。这项目我俩应该都感兴趣。”听完各项数据，比尔和我异口同声地说：“哇，我们应该在全国推广这个项目。你觉得呢？”
那时，我们的资金还非常有限，基金会只是一个设想。我们相信人人生而平等，却也看到世界并非如此，一些地区远比另一些地区贫困，也更容易遭受疾病侵害。我们想创办一个基金会，努力消除这些不平等，但我们还缺少一位领军者。我自己无法挑起这副重担，孩子们还太小，我还不能恢复全职工作。不过当时，微软的一位女性高管正要离职，她就是比尔和我都十分敬重、欣赏的帕蒂·斯通斯弗（Patty Stonesifer），于是，在她的告别派对上，我们大胆地问她是否愿意掌管基金会。她满口答应，就此成为基金会的元老级员工，在位于比萨店楼上的一间狭小办公室里为基金会无偿工作。
就这样，我们的慈善事业拉开了帷幕。当时我们还没生第二个孩子，罗里在珍三岁时才降生，所以我才能一边在家照顾珍，一边抽时间工作。
回首过去，我意识到在一切刚刚起步时，我面临着一个命运攸关的抉择：“我是要成为职业女性，还是全职母亲？”而我的答案是：“两个都要！”先在职场打拼，再成为全职母亲，然后一半一半，最终重返职场。我拥有两段职业生涯， 同时还拥有一个我梦寐以求的家庭——因为我们足够幸运，无须依赖我的收入。此外，多年后，我才意识到自己之所以如此幸运，还多亏一种小药丸，让我能自由选择怀孕的时机与间隔。
后来，我开始和比尔并肩工作，寻求改变世界。尽管如此，我却从没发现自己用来优化家庭生活的避孕措施与改善世界最贫困人口的生活之间有什么关系。现在想来，这实在有些令人啼笑皆非。我们很早就开始提供自主计划生育服务，却没能理解它真正的价值，更不知道这项事业会把我推到台前。
显然，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中，我一向清楚避孕的重要性。我怀孕并非偶然，而是我在进入微软近十年后、在比尔跟我都做好充分准备时才做出的决定。珍出生三年后，我们迎来了罗里，再过三年又有了菲比，这一切也绝非意外，而是我和比尔共同的决定。当然，这当中也有运气的成分。我很幸运，想要孩子时就能顺利怀孕；同样幸运的是，我可以在不想怀孕时说“不”。因此，我们得到了想要的生活和理想中的家庭。
寻找被忽略的重点
2000年，比尔和我正式成立了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它由威廉·盖茨基金会（William H.Gates Foundation）与盖茨学习基金会（Gates Learning Foundation）合并而成。我们为它冠以夫妻二人的名字，是因为我会主要负责基金会的管理——当时我比比尔参与得多，因为他正完全投入微软的工作，未来八年都是如此。那时我们已经有两个孩子——四岁的珍刚上幼儿园，罗里刚满一岁——但想到能承担更多工作，我依然十分兴奋。不过，我事先就明确提出，我只想从事幕后工作。我愿意研究问题、外出学习考察，也喜欢介绍我们的策略，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愿意代表基金会出现在公众面前。我深知作为知名公众人物，比尔过着怎样的生活，我对那种生活并不向往。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孩子们，我想更多地陪在他们身边，尽量为他们营造一个正常的成长环境。我十分重视这一点，也很清楚我一旦放弃自己的隐私，就很难保障孩子们的隐私（孩子们入学时注册的姓氏是我娘家的姓弗伦奇，所以暂且可以隐姓埋名）。最后，我选择甘居幕后，因为我是个完美主义者。我一向认为，自己应该对每个问题都能对答如流，而在当时，我并不认为自己的知识储备能满足为基金会代言的需求。所以，我事先就申明不做公开演讲，也不接受采访。这些都是比尔的工作，至少一开始是这样。
基金会成立之初，我们主要着眼于政府和立法者尚未着手的问题，或他们尚未尝试的解决方案。我们想找到那些被忽略的重点，以有限的资金促成显著的进步。1993年，也就是我们结婚前一年，我们去了趟非洲，对慈善事业有了初步的认识。那时基金会尚未成立，我们也毫无头绪，不知该如何用投资改善人们的生活。
但旅途中的见闻令我们难以忘怀。我记得开车经过一座城镇郊外，看见一位孕妇背着一个宝宝，头上还顶着一大捆木柴。她显然已经赤脚步行了很久，男人们却穿着拖鞋，抽着香烟，不顶木柴，也不管孩子。再往前开，我又看见更多负重前行的女人。这让我开始想了解她们的生活。
从非洲回来，比尔和我在家办了场小型晚宴，款待时任杜克大学校长的南·基欧汉（Nan Keohane）。此前我几乎从没办过这样的招待，不过，我很庆幸自己这么做了。晚宴上，我们从一位研究员口中得知，贫困国家有众多儿童死于腹泻，而口服补液盐（Oral Rehydration Salts）能挽救他们的生命。随后，一位同事建议我们去看看《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3）。据报告显示，低成本的干预手段能大幅降低死亡人数，那些有需要的人却很难得到干预。没人愿意承担这份责任。再后来，比尔和我在《纽约时报》上读到尼可拉斯·克里斯多夫（Nicholas Kristof）的一篇令人心碎的文章，其中讲到，在发展中国家，有数百万儿童因腹泻死亡。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文章都交叉印证着同一个事实：在贫困国家，无数儿童正因为种种美国儿童不会遭遇的问题而死去。
有时，只有经过多方印证，新的知识和感悟才会给人留下印象，而印象一旦形成，一切就开始逐渐清晰。读到那么多儿童死亡的案例，想到这一切本可避免，我和比尔开始琢磨，或许我们能为此做点什么。
最令我们震惊的是，极少有人关注这个问题。比尔在一次演讲中把它与飞机失事作了个对比。假如一架飞机失事，三百人会因此丧生，他们的家庭会悲痛万分，每份报纸都会刊登文章。而同一天，全世界有三万名儿童死去，他们的家庭同样悲痛万分，却没有一份报纸会刊登哪怕一篇文章。我们之所以对这些孩子的死一无所知，是因为那一切都发生在贫困国家，而富裕国家的居民对贫困国家并不关注。数百万儿童死于贫困，又因为贫困而不为人知，这给我的良知带来了严重冲击。我们在全球卫生保健领域的工作就从这里开始。我们逐渐看到了改变世界应该从哪里入手。
当时，基金会的目标是挽救孩子们的生命，我们第一笔大额资金就投向了疫苗行业。美国研发的疫苗通常要等十五到二十年才能惠及发展中国家的儿童，美国研发人员瞄准的那些疾病，也不是导致发展中国家儿童死亡的那些疾病。这样的现状令我们深感震惊。这是我们第一次清晰地看到缺乏市场激励带来的恶果：为贫困儿童生产疫苗完全无利可图，数百万儿童却因缺少疫苗而死去。
这给我们上了宝贵的一课。我们开始与各国政府及各大机构合作，共同创立了全球疫苗免疫联盟（the Global Alliance for Vaccines and Immunisation），希望借市场之力为全世界所有的孩子带去注射疫苗的机会。除此之外，我们还学到了一课，那就是世界上不存在孤立的问题，贫困与疾病总是相伴相随。
基金会成立之初，我去过一次马拉维（Malawi）。那天，看到许多母亲顶着烈日、排着长队给孩子接种疫苗，我深受触动。交谈中，她们会告诉我自己为此走了多远的路。其中不少人从十六至二十四公里之外远道而来，还带着干粮。她们不仅得带上那个需要接种的孩子，还得带上自己所有的孩子。在她们本就十分艰辛的生活中，这又是难挨的一天。不过我们正设法缩短她们需要步行的距离，尽量减轻她们的负担，鼓励更多母亲带孩子来接种。
我还记得自己问过一位带着年幼孩子的年轻母亲：“你是带这些可爱的孩子去打针吗？”
可她的回答却是：“谁来给我打针呢？为什么天这么热，我还得走上二十公里去打针？”她指的不是疫苗，而是醋酸甲羟孕酮，一种能让她避免怀孕的长效抗孕针剂。
她的孩子已经多得养不过来，所以她害怕再生更多。但为了注射避孕针剂，她必须一整天都带着孩子们长途跋涉，况且即使到了那个遥远的诊所，注射剂也可能早已告罄。这些问题都深深地困扰着她。而在那次访问中，她只是我接触的众多母亲之一。与她们交谈后，我的关注点从儿童免疫转向了自主计划生育。
我还记得自己在尼日尔（Niger）的一个村庄拜访过一位母亲，她叫萨迪·赛义尼（Sadi Seyni）。我们说话时，她的六个孩子就在一旁使尽浑身解数吸引妈妈的注意。像我见过的许多母亲一样，她也对我说：“我不能再生孩子了。就这几个我都养不起！”
科罗哥丘是内罗毕一片规模庞大的贫民区，在那里，我见到了玛丽。她是一位年轻的母亲，靠贩卖碎牛仔布制成的背包为生。她把我请进家中，每天，她都得在这里一边缝背包，一边照看两个年幼的孩子。她平时会采取避孕措施，因为，用她的话说，“生活不易”。我问她丈夫是否赞成，她回答：“他也明白生活不易。”
在这些旅途中，我发现，无论我出发时带着何种目的，我的所见所闻总是指向妇女的避孕需求。在一些地方，每个女人都经历过丧子之痛，所有人都至少认识一位难产而死的母亲。更多的母亲急于寻求避孕手段，因为她们养活现在这些孩子都很艰难。我渐渐明白，女人们为什么总是提到避孕措施，即使她们知道那并不是我此行的目的。
我看到的那些数据，是这些女性真实的人生。
2012年，在全球最贫困的六十九个国家，有2.6亿女性采取避孕措施，另有2亿女性希望获取避孕药具，却求助无门。这意味着在这些发展中国家，不计其数的女性会过早、过晚、过于频繁地怀孕，超出她们身体所能承受的限度。如果发展中国家的女性能将生育间隔扩大到三年以上，每个孩子活过一岁的概率会提高近一倍——活过五岁的概率也会高出35%。这足以证明推广避孕措施，势在必行。不过，提高儿童存活率只是原因之一。
持续时间最长的一项公共卫生保健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项目工作人员在孟加拉国的几个村庄给一半家庭发放了避孕药品，另一半没有发放。二十年后，研究人员发现，服用避孕药品的母亲更为健康，她们的孩子成长得更加茁壮，而且她们的家庭经济状况更好，女性收入更高，子女受教育程度更高。
原因很简单：只要能自主安排怀孕的时间与间隔，女性就有更多机会继续学业，赚取收入，保障子女健康，也能把更多时间、金钱投入到孩子所需的食品、照顾和教育当中，让子女茁壮成长。只要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孩子们就不会陷入贫困。这就是家庭，甚至国家摆脱贫困的道路。实际上，过去五十年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在不推广避孕措施的情况下摆脱贫困。
基金会很早就开始捐赠避孕药具，但我们的投入与它带来的社会效益完全不成正比。直到多年后，我们才真正意识到，避孕药具堪称史上最有助于拯救生命、终结贫困、造福女性的发明。
完全认识到自主计划生育的力量之后，我们知道，基金会必须把普及避孕药具作为重中之重。
当然，这不仅是投入更多资金的问题。我们还需要资助制药机构，研发副作用更小、药效更持久、造价更低廉的避孕药品，让女人们在本村庄或家中就能服用。我们还需要在全球开展工作，与各国政府、跨国机构和制药企业通力合作，与当地合作伙伴共同努力，让女性能在居住地享受自主计划生育服务。我们还希望更多人能挺身而出，为那些默默无闻的女性发声。那时我已经结识了众多杰出的工作者，其中一些已在自主计划生育领域耕耘了数十年。我尽可能多地与人们交流，想知道基金会能为他们提供哪些帮助，如何才能帮他们扩大音量。
不过听了我的问题，他们无一例外都会尴尬地陷入沉默，仿佛答案就在眼前，我却视而不见。终于，他们中有人告诉我：“成为其中一员，就是对公共领域活动家最大的支持。你得加入我们。”
这不是我想要的答案。
在生活中，我十分注重隐私——在某些方面甚至十分腼腆。在学校，我总是举手发言，别的同学则会坐在后排喊出自己的答案。我喜欢从事幕后工作，更愿意分析数据，检查工作，与人交流，制定策略，解决问题。在那个阶段，我已经习惯了做演讲和接受采访。突然，朋友们、同事们和各路活动家都希望我站出来公开倡导自主计划生育，我被吓住了。
我想，哇哦，我真的要公开提倡自主计划生育吗？毕竟，这可是一个政治色彩强烈的议题，也是我的教会和众多保守派极力反对的。时任基金会首席行政官的帕蒂·斯通斯弗给我打了预防针：“梅琳达，如果基金会全面涉足这个领域，你将会成为众矢之的，因为你是天主教徒。所有质疑都会冲着你来。”
我明白对我而言，这将是个巨大的转变，但世界显然需要重视自主计划生育。尽管倡导者们满腔热忱、付出了数十年的努力，但总体来讲，自主计划生育方面的进步依然十分缓慢。它已不再是全球卫生保健领域的重点议题。这样的现状，一方面是因为这个问题在美国被过度政治化了；另一方面，在全球，艾滋病预防和疫苗接种计划吸引了大部分的资金和关注，自主计划生育问题却被忽视了。（当然，由于艾滋病盛行，人们的确开始广泛发放安全套，但对许多女性而言，安全套并不能起到很好的避孕作用，原因我稍后解释。）
我知道公开出面提倡自主计划生育会招致种种非议，那是我过去所不习惯的，而且这项工作也会占据我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影响基金会别的活动。渐渐地，我意识到，要说有什么事业值得我付出这样的代价，那一定是自主计划生育事业。这是我发自肺腑的切身体会。在我的家庭生活中，自主计划生育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有了它，我才能在发展事业的同时照顾好每个孩子。它简单、实惠、安全、有效——我身边所有的女性朋友都在进行自主计划生育，世界上却有几亿需要避孕的女性得不到它。这种不平等的现状毫不合理。实施自主计划生育的工具平淡无奇、随处可见，却具有拯救生命的力量。看到那么多妇女和儿童因为得不到它而失去生命，我实在无法袖手旁观。
同时，我也考虑了自己对子女的责任。现在，我有机会挺身而出，为默默无闻的女性发声。如果我对它说不，那我会为孩子们树立什么样的榜样呢？难道我希望他们将来面对困难裹足不前，说这都是跟我学的？
我母亲也深刻地影响了我的选择，尽管她本人或许并不知情。在我小时候，她总是说：“你如果不为自己的生活做主，别人就会替你代劳。”如果我不在日程表上排满我认为重要的工作，别人就会给我安排 他们认为重要的工作。
最后，旅途中遇到的女性总令我难以忘怀，其中最打动我的那些人，我还保留着她们的照片。若我有机会帮助她们却选择拒绝，那她们又何必向我敞开心扉，与我分享她们的人生经历？
想到这儿，我下定了决心。我要直面自己的恐惧，公开倡导自主计划生育。
我接受了英国政府的邀请，同其他机构联合赞助了一次自主计划生育峰会，吸引了众多国家首脑、行业专家和活动人士出席。我们决定把自主计划生育方面的预算提高一倍，将这个议题列为工作重点。我们要重提一项尘封已久的承诺，争取让全世界所有女性都用上避孕药具，让女性自行决定生育与否、何时生育。
不过，我依然需要厘清自己的职责，思考基金会接下来需要做些什么。召开一次国际峰会、谈谈避孕、签署一项宣言就各自离开，这显然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制定目标，规划路线。
2012年，我们与英国政府在伦敦紧锣密鼓地举办了这场峰会。两周后，也就是7月底，伦敦奥运会开幕，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峰会引来媒体争相报道，这些文章强调了自主计划生育的重要价值，认为它足以拯救生命。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Te Lancet）刊发了一项由英国政府和我们基金会共同资助的研究结果。报告显示，采取避孕措施能将死于难产的女性人数减少三分之一。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的一项报告指出，每年有上百万名不满二十岁的少女在分娩过程中死亡或受伤，生育是少女死亡的最大诱因。这些结论为会议带来了一种紧迫感。
出席峰会的嘉宾为数众多，其中不乏政府首脑。我的演讲十分顺利，令我深感欣慰。我明白，会议成功与否，终究还是取决于我们能争取到谁的支持，能筹集多少善款。万一各国领袖对我们的倡议并不买账呢？万一各国政府并没有提高拨给自主计划生育的预算呢？我有好几个月都寝食难安，就像担心自己精心筹划的派对无人出席。与派对不同的是，峰会一旦失败，就会引发媒体关注。
我不想说我的担忧毫无必要，实际上，正是这种担忧促使我为工作殚精竭虑。最终，我们得到的支持、筹到的善款都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英国把自主计划生育方面的预算提高了一倍。坦桑尼亚、卢旺达、乌干达、布基纳法索总统及马拉维副总统出席了会议。一些发展中国家承诺将向自主计划生育领域投入二十亿美元，几位总统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包括塞内加尔，它承诺将相关预算提高一倍，肯尼亚也将这方面的预算提高了三分之一。所有与会者决定共同努力，在未来十年内让新增的1.2亿女性用上避孕药具。我们把这项运动称为“自主计划生育2020”（FP2020）。在这次峰会上，我们为普及避孕药具筹措到了史上最多的善款。
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我高中时代的好友玛丽·雷曼（Mary Lehman）与我一同来到伦敦，会议结束后，我跟她和会上几位声誉卓著的女性共进晚餐。我们都喝着红酒，体会着心中的满足。我自己更是松了口气，庆幸这一切终于告一段落。在几个月紧张的策划与持续的担忧之后，我终于可以放松放松了。
就在这时，在座的女性纷纷对我说：“梅琳达，难道你看不出来？自主计划生育只是女性迈出的 第一步！我们必须迈向更广泛的议题！！”
在座的所有人中，只有我从没想过这点，我听罢十分惊讶——也感觉 不堪重负。我不想听到这句话。晚餐过后，我在车上不断地对玛丽说：“玛丽，她们是在开玩笑吧。”我噙着泪水反复告诉自己： 绝对不行。该做的我都做了，我肩上的担子已经够重的了，况且，为了实现我们刚刚制定的各项目标，单是自主计划生育方面的工作就已经堆积如山，遑论涉足更广泛的女性议题。
几天前，我刚访问过塞内加尔，那里的见闻令我难过不已。在这种时候，我尤其难以接受那种要我承担“更多”的呼声。在塞内加尔，我与一群女人坐在一座棚屋里，听她们谈论“女性割礼”。她们都行过割礼。其中不少人还曾把自己的女儿按在手术台上，强迫她们接受割礼。当天的活动由我的同事、曾在塞内加尔工作数十年的莫莉·梅尔钦（Molly Melching）担任翻译。这些女人讲述时，莫莉对我说：“梅琳达，有些内容我就不翻译了，你听了会受不了的。”（后来，我不得不硬着头皮问她隐去了哪些内容。）
这些女人告诉我，如今她们都反对割礼。但年轻时，她们都担心女儿不行割礼就会嫁不出去。当女儿失血过多、撒手人寰时，她们就认为那是恶灵作祟。现在，她们意识到这些都是谎言，已经在村里废除了割礼。
她们认为这个故事代表着进步，当然，这毋庸置疑。但要理解它为什么堪称进步，我们就必须看到这种仪式是多么残酷，而且依旧多么盛行。她们既让我看到了长足的进步，也让我明白在这个国家，女孩们依然处境艰难。这一切令我感到恐怖——我听得呆若木鸡。当时，我感觉任何努力都是无尽的徒劳，都是我的精力和资源无法承受的。所以，我对自己说：“我 放弃。”
我想，大多数人一生中或许都经历过想对自己说“我放弃”的时刻。最终我们总会发现，“放弃”只是一种痛苦的迂回，通向更坚定的承诺。不过在伦敦的那场晚宴上，听着在座的女性谈论我们还能做出多少努力，我整个人还困在从塞内加尔带回来的沮丧之中。所以，我在一周之内对自己说了两次“我放弃”。在我的能力和需要完成的事之间，横亘着一道鸿沟。望着它，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不！”
尽管没说出口，但我绝对是认真的。直到后来逐渐打开心结，我才明白那一声“不！”其实只是接受之前最后的抵抗。我必须接受自己无法凭一己之力抚平塞内加尔女孩的伤痛，或照顾全球所有女性的需求。我必须接受自己能力有限，只能尽我所能做出贡献，我可以为自己无法帮助的女性心碎，但必须始终保持乐观。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内心的声音渐渐变成了“好的”，这时，我才明白那天在伦敦，在座的女人想对我说什么。自主计划生育的确是我们迈出的第一步，但这第一步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推广避孕药具，更在于培植女性的力量。自主计划生育对女性而言，不仅意味着掌握生育问题的决定权，更是一个关键的切入点，让我们能够突破长期拖累女性的种种障碍。
被我忽略的重点：对女性进行投资
几年前，在印度，我访问了一些女性自助互助小组，见证了女性如何相互扶助。我看到的，是女性彼此帮衬、共同提升，而这一切都从敞开心扉、畅所欲言开始。
这些年来，基金会资助的女性互助小组为数众多，主旨各不相同：有的旨在防止艾滋病蔓延，有的帮助农村女性买到更优质的种子，有的专门帮女性获得贷款。成立小组的理由不胜枚举。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初衷，女性一旦掌握信息、工具和资金，并意识到自身的力量，就会一跃而起，带动团队实现目标。
在印度，我拜访了一些农村女性。她们都来自同一个自助小组，每个人都买到了新型的种子，种出了更多作物，提高了收成——每个人都亲切地与我分享她们的故事。“梅琳达，过去我在家里只能住另一间房，家里人甚至不准我跟婆婆一起出现在主屋。我住在屋后的一间房里，连肥皂都没有，只能用炭灰洗脸。现在我有钱了，能自己买肥皂了。我的纱丽也洗得干干净净。婆婆更尊重我了，也允许我进屋了。而且我攒的钱越来越多，还给儿子买了辆自行车。”
如果你想得到婆婆的尊重，就给儿子买辆自行车吧。
为什么这样做能赢得尊重？这并不是当地特有的现象，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位媳妇赢得了婆婆的尊重，是因为她用自己的收入改善了家人的生活。一旦激发出自己的才华和潜能，我们女性就能用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价值观，从而改善所有人的生活。
提升女性权利能促进家庭兴旺、社会繁荣。原因非常简单：接纳那些被排斥在外的人能让每个人受益。女性占世界人口的一半，将全球的女人和女孩纳入对话当中，就是在帮助每一个群体的全体成员。性别平等能为所有人带来发展。
提高女性的社会参与度和社会地位，往往与健康社会的各项指标相辅相成——它能带来较高的入学率、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降低未成年怀孕、家庭暴力和犯罪的发生率。同时，社会健康、社会财富也会相应提升。一些由男性主导的国家之所以深陷困境，不光是因为他们没有利用本国女性的才华，更是因为当权的男性惯于排斥女性。除非改变领导方式或转变思想，否则这些国家永远不可能实现繁荣。
人类必须认识到，女性赋权与社会的健康繁荣息息相关。这也是被我们，或者说被我忽略的一个重点，正像过去二十年的工作带给我们的种种启示一样。要实现人类的进步，就必须从培植女性的力量做起。在对所有人的投入当中，投资女性是最全面、最广泛、回报率最高的一种。
我很想告诉你，我是在何时何地领悟到这个道理，但我说不上来。它就像朝阳一样缓缓升起，逐渐浮现在我脑海中——它属于一种全新的认识，这些认识，来自其他女性的分享与促进，她们与我有着共同的立场，都希望加快世界的转变。
基利安·诺埃（Killian Noe）是我的一位挚友，她创立了一个名为康复咖啡馆（Recovery Café）的机构，专为无家可归、酒精或药物成瘾、罹患精神疾病的人服务，帮助他们重拾生活的信心。在基利安的启发下，我开始更深入地探究问题。而且她所有的朋友都知道，她最爱提的问题就是：“跟过去相比，你对什么有了更深的认识？”我喜欢这个问题，因为它体现了学习和成长的过程。智慧并非知识的简单堆砌，而是对宏观事实的深刻理解。在朋友、伙伴、先驱的支持和启发下，我每年都更清晰地看到，文化、金钱和法律上的障碍就是造成贫困与疾病的罪魁祸首，它们制约着女性，让她们不能——也不相信自己能——为自己和子女谋福利。
就这样，女人和女孩成了我着手干预贫困问题的切入点。本书的每个章节都聚焦一个性别问题，它们包括：母婴健康、自主计划生育、女性及女童教育、无偿劳动、童婚，以及农业生产和职业领域的女性。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那些阻挡女性进步的障碍。女性一旦打破这些障碍，就能敲开机会的大门，不但可以摆脱贫困，还能与男性平起平坐，无论她们来自何种文化，无论她们所在的社会处于何种发展水平。毫无疑问，提高女性的地位，是最能推动世界进步的变革。
研究数据也证实这二者的确密切相关。审视贫困，你总会发现贫弱的女性，而探究繁荣富裕的原因，你总能找到拥有力量并懂得善用的女性。
如果女性能自主决定生育与否、何时生育，结婚与否、何时结婚、跟谁结婚；如果女性都能享有医疗保障，只承担合理的无偿劳动；如果我们都能得到梦寐以求的教育机会，能按自己的意愿支配金钱，能在工作中得到尊重，能拥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如果其他人，无论男女，愿意帮助我们提升领导力，走上更高的岗位——那么女性就能实现发展，并带动我们的家庭与社区共同繁荣。
女性面临的问题可以是一道高墙，不过我们也可以把它视作一道大门。究竟是哪一个？我想我心中已经有了答案。今天，在每个当家做主的女性心中，“每道高墙都是一扇大门”(1)。
让我们携起手来，一同打破高墙，跨入大门。
(1) 美国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名言。
第二章
为母亲注入力量
产妇与新生儿健康
极端贫困的实质，是你无论多么努力都无法摆脱困境。贫困，意味着无力保护自己的家人；贫困，意味着你不能像那些衣食无忧的女人一样挽救孩子的生命。母亲最强烈的本能莫过于保护自己的孩子，因此，贫困也是世界上最具剥夺性的力量。在深陷贫困中的国家，女性往往被推向边缘，成为社会的局外人。
要想在消除贫困的同时为女性注入力量，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帮助母亲保护子女。
2016年，我前往欧洲，途中专程造访斯德哥尔摩，与一位偶像话别。
2017年，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去世。他是一位具有开创性的国际卫生学教授，曾致力于向卫生专家传授他们工作中必不可少的知识，因而声名远扬。他做过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TED演讲，视频累计观看次数超过2500万。他与儿子儿媳合著了《事实》（Factfulness）一书，告诉人们这世界往往好于我们的想象。他还与儿子夫妇共同创立了盖普曼德基金会（Gapminder Foundation），率先用数据和图表呈现世界的真相。这些都让他为大众所熟知。对我个人而言，汉斯是一位睿智的导师，他讲述的那些故事，让我能以当局者的视角看待贫困。
在此，我想分享其中一个故事，它让我看到了极端贫困带来的恶果，也让我意识到提升女性的力量，或许能成为终结极端贫困的关键。
在此之前，我必须坦承，我对汉斯·罗斯林的景仰有些一厢情愿，起码一开始是这样。2007年，我在一次会议上发言，汉斯也在场，当时我们还不认识。事后他告诉我，起初他对我并不信任，总觉得美国的亿万富翁只会施舍钱财，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他的担忧不无道理。之后我会详谈。）
不过他说，我赢得了他的信任，因为我试着讲述自己在非洲、南亚的见闻，分享我从助产士、护士和母亲们那里获得的第一手经验，而不是舒舒服服地待在西雅图，靠分析数据纸上谈兵。我讲述了一些农村女性的故事，她们为了领取避孕药具，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农活儿，步行前往数英里外的保健站，顶着烈日排起长队，最终只等来断货的消息。我提到助产士们的不满，因为他们工资微薄，培训缺位，更没有救护车。与他们交流时，我着意摒除成见，让心中充满好奇，深怀学习的渴望。后来，我发现汉斯与我不谋而合，而且他开始得远比我早，用心远比我深。
汉斯早年与妻子阿格妮塔（Agneta Rosling）——也是一位杰出的专业医疗人员——迁往莫桑比克，在一个远离首都的贫困地区行医，那时，他还是一名年轻的医生。该地区拥有30万人口，医生却只有两名，他就是其中之一。他把当地居民都看作自己的病人，即使他与其中大多数人素未谋面。这里每年有15000名婴儿诞生，3000名儿童死亡。也就是说，每天平均有10个孩子夭折。汉斯治疗的疾病从腹泻到疟疾，从霍乱到肺炎，再到难产，可谓包罗万象。两名医生要覆盖30万人，当然就什么都得治。
这段经历造就了他，并让他领悟了一个道理，也就是他后来教给我的东西。自我们认识那天起，汉斯和我只要在活动中遇见，就一定会抽时间叙叙，哪怕只是休息时到走廊上聊几分钟。在这一次次或长或短的会面中，汉斯成了我的恩师。他不但让我了解了极端贫困，更启发我回顾过去，更深刻地理解自己昔日的见闻。“极端贫困会带来疾病，是邪恶的藏身之处，”他说，“它是埃博拉病毒的源头，也导致博科圣地绑架女孩(1)。”我花了很长时间才领悟到他早已懂得的道理，尽管我已经极其幸运，有他本人点拨。
今天，全球有7.5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这个数字与1990年的18.5亿相比有所下降。据权威机构定义，极端贫困人口即每日生活费用低于1.9美元(2)的人。但数据根本无法揭示他们生存的绝境。极端贫困的实质，是你无论多么努力都无法摆脱困境。你找不到出路，努力毫无意义，你被人们远远甩在身后，而他们本可以拉你一把。这就是汉斯教给我的道理。
在我们多年的友谊中，他常说：“梅琳达，你得多关注社会边缘人。”我们想为这些人效劳，于是共同努力，尽量以他们的视角看待生活。我向汉斯谈起自己第一次代表基金会出访的经历，向他描述途中遇到的人们如何令我肃然起敬，因为我深知，若是置身他们每日的处境，我早就被生活摧毁了。
我去过一座大城市的贫民窟。那里最让我惊讶的并不是幼小的孩子一哄而上，拥到车前乞讨。这都在我意料之中。真正令我震惊的，是看到年幼的孩子照料更小的孩子。当然，我不该诧异，这显然是因为贫困的母亲别无选择，她们必须外出工作。在城市里，生存是首要问题。但她们幼小的婴儿又留给谁来照顾呢？五六岁的儿童抱着婴儿走来走去，那就是他们日间的工作。一个五岁的小男孩与朋友追逐嬉闹，怀里抱着一个摇头晃脑，还不懂控制身体的婴儿。几个孩子在一个屋顶玩耍，电线触手可及；另一些在街边的下水道旁奔跑，不顾污水顺流而下。我看见孩子们在滚烫的锅边嬉戏，锅里煮着小贩们售卖的食物。每天都面临着这样的危险，这就是这些孩子生活的现实。即使母亲们拥有更好的选择，这种现状也很难改变——何况她们根本别无选择。她们必须外出工作。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这已经是她们力所能及最好的照顾了。为了供养孩子，她们日复一日辛勤地工作，令我肃然起敬。我时常与汉斯分享见闻，我想，可能正因如此，他也愿意与我分享见闻。就在他去世的前几个月，汉斯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这个故事最能揭示贫困的本质。
20世纪80年代，汉斯在莫桑比克行医。他负责的地区暴发过一次霍乱疫情。当时，他每天都开着他那辆医疗吉普，带着为数不多的几名助手主动搜寻霍乱患者，而不是坐在诊所等他们上门求医。
一天，他们乘着暮色驱车前往一座偏僻的村庄。那里大约有五十间民房，都用泥砖砌成。村里种了一些木薯和腰果，却没有驴子、奶牛和马，因而交通十分不便，产品无法外销。
汉斯一行抵达后，一群人朝车窗里探头探脑，用葡萄牙语喊着“高个子医生，高个子医生”。当地人就是这样称呼汉斯的——不是“罗斯林医生”，也不是“汉斯医生”，而是“高个子医生”。大多数村民都没见过他，不过都对他早有耳闻。现在，高个子医生来到了他们村。下车时，他用葡语问村里的首领：“你们会说葡语吗？”“会一点点。”他们回答，“欢迎您，高个子医生。”
汉斯又问：“你们怎么会认识我呢？”
“噢，村里人都认识您。”
“可我从没来过啊。”
“是啊，您从没来过。所以我们见到您才这么高兴。我们太高兴了。”其他人也都附和说：“欢迎欢迎，高个子医生。”
人们越聚越多，围观人群逐渐扩大。很快，汉斯周围已经聚集了五十多人，每个人都微笑着打量高个子医生。“可你们村的人很少去我们医院啊。”汉斯说。
“没错，我们很少去你们医院。”
“那你们是从哪儿听说我的呢？”
“噢，大家都很尊敬您。特别尊敬您。”
“尊敬我？可我从没来过啊。”
“对，您是没来过。我们也确实很少去你们医院，但有个女人去过，您给她治过病。所以大家都很尊敬您。”
“噢，是你们村的女人？”
“对，我们村的。”
“她为什么去医院呢？”
“因为难产。”
“所以她是来接受治疗的？”
“是的，您治疗过她，所以我们尊敬您。”
汉斯有些飘飘然了，就问：“我能见见她吗？”
“不行。”大家七嘴八舌地说，“您见不到她。”
“为什么？她在哪儿？”
“她死了。”
“噢，我很遗憾。她已经死了？”
“是的，在您给她治疗的时候。”
“你们说她当时是难产？”
“是的。”
“谁送她去的医院呢？”
“她的兄弟们。”
“你们确定她去了医院？”
“去了。”
“我还给她治疗过？”
“治疗过。”
“然后她还是死了？”
“是的，她死在您的手术台上。”
他们不会怪到他头上吧？汉斯替自己捏了把汗。他们会在他身上发泄丧亲之痛吗？他回头瞟了一眼，看司机还在不在车上，准备随时开溜，结果发现自己已经插翅难逃。他只好放缓语气，一字一句地跟村民们交谈。
“所以这女人得的是什么病？我不记得她了。”
“噢，不可能的，您肯定记得她，因为那孩子是胳膊先出来的。接生婆想拉着胳膊把孩子拽出来，但失败了。”
（汉斯解释说，这叫“臂先露”。胎儿头部横位，导致分娩不畅。）
汉斯一下子全想起来了。产妇被送来时，孩子已经死亡。他必须取出死胎，挽救母亲的生命。他不能做剖腹手术，因为缺乏准备，当时没有手术套件。于是他选择了“截胎法”（将胎儿切割后从母体取出），结果产妇子宫破裂，因失血过多死在手术台上。汉斯对此无能为力。
“是的，这事太悲惨了。”汉斯说，“非常悲惨。我本想把胎儿的胳膊切掉，保全她的性命。”
“是的，您切掉了胎儿的胳膊。”
“没错。我试着切割胎儿，一点一点取出来。”
“是的，您想把它一点一点取出来。您就是这么对她兄弟说的。”
“对她的去世，我实在非常遗憾。”
“是啊，我们也很遗憾。她是个好女人。”村民们说。
寒暄之后，汉斯感觉话都说得差不多了，就带着好奇，鼓起勇气问：“可我没把她救活啊，你们为什么还尊敬我呢？”
“噢，我们知道她很难救活。遇上孩子胳膊先出来，大多数女人都会死。我们知道这不容易。”
“那你们为什么尊敬我呢？”
“因为您后来做的事。”
“我做了什么？”
“您走出手术室，去院子里拦住疫苗车，追上去把它叫回来。从车上搬走几个盒子，腾出地方，又让人用白色被单把我们村的那个女人裹起来。被单是您找的，您还给切碎的胎儿也找了一小块被单。然后你让人把她的尸体抬上吉普车，还让您的一位助手下来，给她兄弟腾地方，让他们护送她回家。惨死之后，她当天太阳还没落山就回到家了。傍晚我们给她举行了葬礼，她们全家都来了，一个不落。我们从没想过有人会这么尊重我们这些生活在丛林深处的贫苦农民。您的举动赢得了我们的敬重。太谢谢您了。我们不会忘记您的。”
说到这里，汉斯停下来告诉我：“这不是我的主意，而是罗莎修女（Mama Rosa）的。”
罗莎修女是与他共事的一位天主教修女。她曾叮嘱汉斯：“截胎之前先征求患者家属的同意。不等他们点头别贸然截胎。手术过后，他们只会问你要一样东西，那就是死去的胎儿。到时候你就说：‘我会把所有部位都给你们，再帮你们把胎儿包起来。’这样做就对了。他们不希望把胎儿的器官留给任何人，一定要确认每个部位都在。”
接着，汉斯解释说：“这女人死后，我泣不成声。罗莎修女搂住我的肩膀说：‘这女人来自一个特别偏远的村庄。我们得送她回家。否则她们村的人十年都不会来医院看病。”
“可我们该怎么送她呢？”
“快去拦疫苗车。”罗莎修女吩咐我，“去把它追回来。”
汉斯照做了。“罗莎修女了解人间疾苦。”他说，“要不是她，我根本想不到这么做。生活中有许多事明明应该归功于年轻人或者女性，但功劳往往被年长的男性占去了。这不公平，但这就是现实。”
这就是汉斯对极端贫困最深入的见证。极端贫困不仅意味着每天只能靠一美元勉强度日，更意味着即使生命垂危，也不得不辗转数日前往医院。身处极端贫困中的人们如此敬重一位医生，不是因为他挽救了患者的生命，而是因为他愿意把逝者送回家中。
如果这个女人居住在相对富裕的地区，而不是身处社会边缘，生活在莫桑比克偏远丛林里的农民当中，那她根本就不会失去孩子，更不会失去生命。
这就是贫困真正的含义，也是我在工作中逐渐积累的认识和汉斯的故事揭示的道理：贫困，意味着无力保护自己的家人，贫困，意味着你不能像那些衣食无忧的女人一样挽救孩子的生命。母亲最强烈的本能莫过于保护自己的孩子，因此，贫困也是世界上最具剥夺性的力量。
如此一来，要想在消除贫困的同时为女性注入力量，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帮助母亲保护子女。我跟比尔的慈善工作就从这里起步。不过在当时，我们还没想到这个说法，只觉得世界上最严重的不公，就是儿童因家庭贫困而死去。
1999年年末，我们发起了基金会的第一个全球项目，与各国政府及民间组织一道努力，设法降低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该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就是在全球推广一套基础疫苗。自1990年以来，它使全球的儿童死亡率降低了一半，从每年1200万人降低至600万人。
可惜的是，新生儿存活率——婴儿出生头二十八天的成活率——没有实现同步增长。在不满五岁就夭折的儿童中，近半数死于出生第一个月，其中出生当天就死去的最多。这些孩子都诞生在世界上最贫困国家，其中许多地区都远离医院，根本不具备医疗条件。许多婴儿的家庭分布在偏远地区，妇女分娩时，她们的家人只会采用几个世纪以来的传统方法。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拯救数百万婴儿的生命呢？
我们也不知道。不过要想止于至善，我们就必须到最险恶的地方去。因此，我们想尽各种办法，力图挽救母亲和新生儿的生命。母婴死亡最普遍的诱因是缺乏专业的医护服务。每年，有4000万女性在分娩时无法获得助产服务。我们发现，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至少是我们力所能及的最佳手段——就是培训和派遣更多的医护人员，在女性分娩的过程中提供助产服务，并在分娩后数小时至数天的时间里进行陪护。
2003年，我们了解到维什瓦杰特·库玛尔（Vishwajeet Kumar）医生所做的工作。这位曾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3)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医生来到一个名叫希沃格尔的村庄，开展了一个能够拯救生命的项目。这个村庄位于北方邦，那是印度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维什瓦杰特与一位名叫阿尔蒂·辛（Aarti Singh）的女士结为连理。阿尔蒂是一位生物信息学专家，婚后，她开始运用自己的专长为产妇及新生儿设计项目，实施评估。这个项目被村民们称为“萨克瑟姆”（Saksham），意即“赋权”，阿尔蒂成为项目组不可或缺的一员。
通过研究印度偏远贫困地区的人口出生情况，维什瓦杰特和“萨克瑟姆”项目组发现，当地许多通行的做法严重威胁着新生儿的健康。他们相信预防新生儿死亡只需借助一些成本极低的手段，当地居民自己就能采取这些措施，譬如及时母乳喂养、注意为婴儿保温、为切断脐带的工具提前消毒，等等。人们只需改变行为习惯，就能减少新生儿的死亡。就这样，在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救助儿童会和我们基金会的资助下，“萨克瑟姆”通过向医护工作者传授安全的助产知识，在18个月内将新生儿死亡率降低了一半。
到2010年，我来到希沃格尔村时，全球每年仍有300万名新生儿死去，其中10%发生在北方邦，因此，这里又被称为全球母婴死亡的“震中”。要想降低新生儿死亡率，我们就必须着重在北方邦开展工作。
在北方邦的第一天，我见到了上百位村民，向他们宣传了新生儿护理知识。母亲们坐在前排，男士们坐在后排，虽然听众人数众多，我依然觉得很亲切。人们在一棵大树的阴凉下铺了毯子，我们席地而坐，紧凑地围成一圈，尽量让所有人都不受日光的炙烤。活动结束后，有一家人前来向我们致意，还带着一个六岁左右的小男孩。很快，当时在我们基金会负责母婴健康的加里·达姆施塔特（Gary Darmstadt）悄声对我说：“就是他！他就是那个婴儿！”我回头瞧瞧那个六岁的孩子，问：“哪个婴儿？他不是什么婴儿啊。”“他就是鲁奇救活的那个孩子。”他说。“噢，天哪！”我说，“他就是你跟我讲过的那个孩子吗？！”
这个六岁孩子的故事已经成为传奇。他出生在“萨克瑟姆”项目实施的第一个月，当时，本地的医护人员刚刚完成培训，村民们对项目充满质疑，所有人都密切关注着项目的实施效果。这个婴儿，也就是我刚才见到的那个健康的六岁小男孩降生在一个深夜。那位初次怀孕的母亲由于体力不支，在分娩中晕了过去。
天一亮，一位不久前刚完成培训的社区保健员接到通知，立刻赶来接生。她叫鲁奇（Ruchi），二十岁上下，来自印度一个高种姓家庭。她到达时，发现产妇依然昏迷不醒，新生儿已经通体冰凉。鲁奇向亲属询问情况，却没有一个人回答。他们所有人都吓坏了。
鲁奇拨旺炉火，以提高室内温度，然后用毯子裹住婴儿。她给宝宝量了体温——她在培训中学到过，体温过低可能导致婴儿死亡，也可能是感染的症状。婴儿的身体凉凉的，体温仅在94华氏度(4)左右。鲁奇把常用的办法试了个遍，却都是徒劳。宝宝的身体虚弱无力，肤色渐渐泛青。鲁奇意识到如果不马上采取行动，孩子就会死去。
在培训中，鲁奇学到了救命的“肌肤接触法”：让新生婴儿紧贴母亲的身体，从母亲的体温中获取热量。这种做法既可以避免婴儿体温过低，又能促进母乳分泌，并防止感染。在救助新生儿的过程中，这是我们已知的最有力的干预手段。
鲁奇让孩子的姨妈与婴儿“肌肤接触”，却遭到拒绝。那女人生怕被孩子身上的恶灵附体。
于是鲁奇不得不做出选择：她真的能亲自上阵，与宝宝“肌肤接触”吗？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如此亲密地触碰一个低种姓婴儿，会招来族人的耻笑。况且在当地，这种做法简直闻所未闻。如果她没能救回这个孩子，这家人会把孩子的死怪到她头上。
看到宝宝的身体逐渐变冷，鲁奇当机立断，毅然解开纱丽，让宝宝紧贴她的身体，脑袋靠在她的胸前，再往自己和宝宝头上盖了块布，既能遮羞，也能保暖。鲁奇就这样抱了宝宝好几分钟。渐渐地，他恢复了血色。她拿出温度计给宝宝量了体温，发现体温已经有所回升。她又抱了他一会儿，再次测量他的体温，这次又比刚才高了一些。在场的女人全都伸长脖子紧盯着她，看着宝宝的体温慢慢回升。几分钟后，宝宝动了，随后很快恢复了活力，开始号啕大哭。孩子安全了，他是个健康的宝宝，没有感染，只是需要温暖和拥抱。
那位母亲醒来后，鲁奇向她讲述了事情经过，手把手地教她与孩子肌肤接触，引导她第一次哺乳。随后，鲁奇观察着紧紧依偎的母子俩，又待了一个多小时才离开。
很快，这件事就像闪电一样瞬间传遍全村。一夜之间，女人们的口风彻底变了，从“我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用”变成了“我也想这样照顾我的孩子”。这是整个项目的转折点。只有做到公开有效、树立口碑，一项新举措才能改变人们的行为，而鲁奇救活新生儿的故事赢得了良好的口碑。肌肤接触是如此简单，每个女人都能做到。因此，母亲们成了拯救生命的英雄。这能为女性带来无穷的力量与巨大改变。
理解既有的文化
这趟希沃格尔之行令我收获良多，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这个项目并不以科技优势取胜。正因如此，它与我们此前所有的项目都截然不同。在基金会，我们总是强调那些能够拯救生命的技术突破，譬如疫苗，我们称之为“产品研发”，而且这仍是我们的主要贡献。但维什瓦杰特和阿尔蒂的母婴项目让我看到，单是推行早已在全球广为人知的简单办法就能带来许多改变。这让我深深认识到，只有真正理解人的需求，慈善工作者才能有效地服务于人、为人分忧。如何落地至关重要。
什么是“落地”？ 落地就是把必需的工具交到人们手中，并鼓励他们善加使用。落地非常重要，但往往也十分复杂，需要克服贫困、距离、愚昧、质疑、羞耻感、宗教信仰和性别偏见等重重障碍。落地意味着倾听人们的心声，理解他们的需求、行为与信仰，看清他们面临的阻碍。总而言之，它意味着关注人们真实的生活。如果你想把工具交到人们手中，赋予他们拯救生命的力量，落地就是你应该做的。
项目正式启动前，“萨克瑟姆”团队聘请了一支由当地优秀学生组成的志愿者队伍，让他们在当地社区工作了6个月，设法摸清人们传统的接生手法和与之相关的迷信。维什瓦杰特告诉我：“他们的脑袋并非一张白纸，等着你从零开始书写。他们脑中已经有许多传统观念，你必须弄清他们是怎么想的。”如果你无法理解当地人的信仰和他们行为背后的成因，你就无法用他们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打消他们的疑虑，他们就会对你的话置若罔闻。
过去，这里的产妇会找到一位婆罗门，也就是四大种姓中的僧侣阶层，询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哺乳。那位婆罗门会说：“你三日之内没有乳汁。三日之后方可哺乳。”错误的指导是一种剥夺。母亲们会听从婆罗门的告诫，在婴儿出生头三天只给他们喝水，而且常常是不洁净的水。对此，维什瓦杰特和阿尔蒂的团队早有准备。他们以牛犊和母牛为例，利用村民们生活中常见的自然现象温和地质疑这种传统。“挤奶时，要是母牛不下奶，我们就会让牛犊来吃奶，这样奶很快就下来了。所以你为什么不能如法炮制呢？你可以把宝宝搂在怀里，促进乳汁分泌。”
有些村民依然坚称：“不行，这不管用。”于是本地志愿者就找到几位敢为人先、一呼百应的村民，想首先说服他们。志愿者知道，如果能为年轻的母亲们创造一种开明的文化、包容的氛围，她们就更愿意尝试新的办法。后来几位产妇做了尝试，结果发现自己立刻就能哺乳。她们惊喜地说：“天哪，没想到我们真的立刻就能哺乳！”就这样，消息不胫而走，居民们开始尝试其他各种保健方法。
在根深蒂固的传统中寻求变革，需要格外谨慎，必须拿出十二万分的用心与尊重。项目一定要做到公开透明，执行者必须去理解人们的悲伤，失败必须及时承认，项目应该交由本地人主导，一致的目标必须强调，沟通的内容也必须契合当地人的生活经验，推广方式必须简单有效、立竿见影，新做法的科学性也必须得到强调。如果单凭爱就能拯救生命，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失去孩子的母亲——有时，我们还需要科学的帮助。而且落地的途径与技术本身同样重要。
村村都有助产士
从希沃格尔回到基金会，我与基金会员工探讨了项目落地和文化意识，阐述了它们对拯救生命的重要作用。我告诉大家，我们依然会继续利用科学技术开发创新产品，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以同样的热情保障产品落地。二者缺一不可。
我想用自己生活中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这是一个我从未与人分享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我母亲的姐姐米拉。
我跟米拉姨妈非常亲近。小时候，我常管她叫“我的另一个妈妈”。那时，她每次来我家都会跟我和姐姐苏珊一起玩涂色或下棋。我们还经常一起出去逛街。米拉姨妈精力充沛，整天乐呵呵的，时常让我忘记她其实半身不遂。
20世纪40年代，我妈妈和米拉还是小女孩，一天她们在叔公家玩耍，临走时，叔公告诉我外祖母：“米拉今天很懒，非让我背她回家。”
那天夜里，米拉疼得大叫。我外祖父母把她送进了医院，医生会诊后确信她得了小儿麻痹症。他们在她腿上缠上纱布，烧好开水给她热敷，以为加热能治疗这种疾病，但根本无济于事。过了三四天，她的腿瘫痪了。她在医院里躺了16个月，外祖父母只能每周日去看望她一次。与此同时，附近的孩子们都不再跟我妈妈玩耍，怕感染小儿麻痹病毒。
20世纪40年代，缺乏防疫技术是战胜小儿麻痹症最大的障碍，人类尚未找到有效的疫苗。落地并不重要，因为产品并不存在。贫富差距也不是障碍，因为防疫技术尚未出现。那时，人人都面临罹患小儿麻痹症的风险。
1953年，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发明了小儿麻痹疫苗。自那之后，防治小儿麻痹症的重点转向了疫苗普及，这一次，贫困构成了障碍。在富裕国家，人们很快接种了疫苗。在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完全消除了小儿麻痹症，但这种疾病仍在世界大部分地区肆虐，其中就包括印度。因为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印度抗击小儿麻痹症尤其艰难。不过在2011年，印度打破了众多专家悲观的预期，彻底消灭了小儿麻痹症。这是世界卫生保健领域最突出的成就之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印度派200万名疫苗接种员走遍全国，为每个孩子接种疫苗。
2011年3月，比尔和我来到印度比哈尔邦（Bihar）的一个小村庄。在那里，我们见到了一位年轻的母亲和她家人。他们是流动务工者，在一座砖窑工作，家中一贫如洗。我们问她是否给孩子打过小儿麻痹疫苗，她听了走进棚屋，从里面拿出一张疫苗接种证，上面写着她几个孩子的名字和接种日期。接种员不止来过一次，而是找过她很多次。见此情景，我们心中充满敬畏。这就是印度消除小儿麻痹症的秘诀，他们凭借的，正是这种大规模的落地行动，它英勇、原始，也很有创意。
基金会工作的一大亮点，就是我经常能与那些在他人性命攸关时雪中送炭的人见面。几年前，在前往印度尼西亚途中，我认识了一位名叫阿蒂·普加苏蒂（Ati Pujiastuti）的年轻女性。阿蒂参与了一个名为“村村都有助产士”（Midwife in Every Village）的政府项目，是六万名受训助产士之一。结业时她刚满十九岁，被分配到一个偏远的山村工作。
初来乍到那会儿，阿蒂并不受村民欢迎。人们对外人本就充满敌意与怀疑，何况这些助产士还是一些年轻女人，一心想改变传统的接生方法。阿蒂这个年轻女人偏偏具有村中长者的智慧。她挨家挨户向村民介绍自己，参加村里所有的活动，还买来本地报纸给不识字的人朗读。村里通了电，她就凑钱买了一台很小的电视，请所有人来看。
但大家依然信不过她，直到有一天，一名孕妇从雅加达来省亲，碰巧赶上分娩，只好请阿蒂为她接生。整个过程十分顺利，阿蒂渐渐赢得了村民的信任，很快，家家户户都希望自家宝宝出生时能请她接生。她每次都会及时出现，为此甚至甘冒生命危险。一次她过河时一脚踏空，只能死死抱住一块大石头等待救援。还有一次她滑倒在泥泞的山间小道上，身旁就是万丈悬崖。她还在崎岖不平的土路上骑摩托车，中途无数次摔下车来。但她坚持了下来，接生了数不清的孩子。她很清楚，她是在拯救生命。
我们的项目不仅需要这些深入基层、实实在在提供服务的女性，也需要那些身居高位、雄韬伟略、掌握权力的女性。卢旺达卫生部前部长艾格尼丝·比纳格瓦胡（Dr. Agnes Binagwaho）医生就是其中之一。
2014年，艾格尼丝和我为《柳叶刀》合写了一篇文章，呼吁全社会关注新生儿死亡问题，同时指出，其中许多孩子的生命都能得到挽救，只要我们改变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在低收入国家，大多数女性都在家中分娩，缺乏专业的助产服务。
艾格尼丝毕生的理想之一，就是每位母亲分娩时，身边都有专业助产士陪护。
二十五年前，谁也不会想到她会为此奋斗一生。1994年，还在法国当儿科医生的艾格尼丝得知祖国发生了令人发指的大屠杀。在人口中占多数的胡图族人开始残杀少数的图西族人。她在异国他乡关注着这起骇人听闻的事件，看到一百天内就有近百万人死于非命。她丈夫家中有一半人罹难。
艾格尼丝的父亲多年前就赴法攻读医学，举家迁往法国，艾格尼丝三岁时就离开了卢旺达。但大屠杀平息后，她和丈夫决定重返祖国，为重建祖国贡献力量。
卢旺达的情形令人震惊，这对长期在欧洲行医的艾格尼丝而言尤其如此。早在大屠杀发生前，卢旺达就是全球分娩条件最恶劣的国家之一，这场部族冲突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状况。全国的卫生保健工作者不是出国离乡，就是惨遭杀害，发达国家也没有提供相关的支持。回国一周后，艾格尼丝几欲离开，但想到有那么多人无法逃离，她心碎不已，所以还是留了下来。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她彻底重建了卢旺达的卫生保健体系，成了该国有史以来任职时间最长的卫生部部长。
在艾格尼丝倡导下，卫生部启动了一个项目，要求全卢旺达所有的村庄（每村居民300至450人）都必须选出三名社区卫生保健员——其中一人必须专门为产妇服务。
这项措施和其他一些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大屠杀后，卢旺达的分娩安全水平大幅提高，全球进步最快。新生儿死亡率降低了64%，产妇死亡率降低了77%。卢旺达曾被视为失败典型，然而一代人过后，它的卫生系统成了人们竞相效仿的典范。如今，艾格尼丝正与保罗·法默医生（Dr. Paul Farmer）密切合作，后者也是我的偶像之一，从海地到世界各国，法默医生曾让无数穷人享受到医疗服务。他参与建立的非营利组织“健康伙伴”（Partners in Health）在卢旺达开办了国际健康权益大学（University of Global Health Equity），那是一所主攻健康科学的大学。艾格尼丝担任了这所大学的副校长，带领研究人员进行全新的研究，希望找到健康服务落地的秘诀。
艾格尼丝在卢旺达的工作、阿蒂在印度尼西亚的工作和维什瓦杰特与阿尔蒂在印度的工作都令我受益匪浅，而这些项目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不遗余力地加强服务的落地实施有助于缓解贫困。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汉斯·罗斯林讲述的那个关于极端贫困的故事：理解穷人的日常生活困境，不但会让你心中燃起伸出援手的冲动，而且往往能让你看到该怎么做。
如果有人得不到大部分人都能享受的医疗保健服务，那么问题一定出在落地环节，也就是说，没人会给他们带去药物、照护和专业的协助。而这，就是贫困的含义。贫困意味着身处社会边缘，无法得到人类彼此照顾的温暖。所以，我们必须设法把这些照顾带到他们身边。这就是与贫困斗争的含义。或许这些做法并不涉及什么炫目的技术，但从人性角度来讲，它们能给人带来深切的满足——这些创新背后的信念，是科学应该为所有人服务，没有人应该被排除在外。
这是我特别珍视的一个感悟：隔阂带来贫困，所以我们必须消除隔阂，为人们提供解决问题的工具。不过这还不够。考察的项目越多，我越明白我们必须把落地与实施纳入整体策略。落地过程中的困难，揭示了贫困的起源，能向你揭示人们贫困的原因。至于未来可能遇见的障碍，我们不必凭空猜测，一旦着手让项目落地，我们自然会与它们撞个满怀。
产妇会因为贫穷而得不到必要的帮助，无法守护自己的孩子，但贫穷并不是唯一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比这更为具体，确切地说，这是因为她身边没有一位知识与时俱进、工具专业齐备的资深助产士。为什么没有？可能的原因很多。或许因为信息匮乏，或许因为贫穷，或许因为她居住的城镇地处偏远，或许因为她遭到了丈夫的反对和婆婆的怀疑，或许因为她根本不知道这是自己应有的权利，或许因为传统文化不赞成这种做法。无论如何，当一位母亲无法获取必要的帮助时，我们只要知道原因，就能找到相应的对策。
如果造成这些障碍的是距离、金钱、知识或羞耻感，我们就采取更贴近、更实惠、更人性化的手段。抗击贫困，要求我们审视自己面前的障碍，摸清它们的根源究竟是文化、社会、经济、地缘，还是政治。唯有这样，我们才能绕开或打破它们，让穷人也享有与他人同等的权利。
我们开始花更多时间去理解人们的生活境况，很快，我们发现，无数阻碍穷人进步的障碍——和无数造成他们孤立无援的原因——都源自对女性的压制与剥夺。
在深陷贫困中的国家，女性往往被推向边缘，成为社会的局外人。这并非偶然。任何一个社会一旦对某一群体，尤其是女性，加以排斥，就会酝酿深刻的危机，而化解危机的唯一途径，就是重新向他者敞开大门。重新接纳那些遭到排挤的人，将他们带离社会边缘。这就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也适用于几乎所有社会问题。
我上小学时，教室后排坐了两个女生，两个人都绝顶聪明，只是有些不善交际。教室前排还坐着另外两名女生，她们活泼自信，颇受同学们欢迎。受欢迎的女生会欺负那两个沉默寡言的女生，并且不是偶尔，而是经常。
霸凌者非常小心，总趁老师看不见也听不见时动手——这样就没人会来阻止。渐渐地，被欺负的女生变得越发沉默，她们不敢抬头，也不敢迎接别人的目光，因为那只会带来更多的欺侮。她们痛苦不堪，即使在霸凌结束后，这种痛苦也没有消失。几十年过去了，在一次同学会上，受欢迎的女生之一道了歉，其中一个被霸凌的女生听了说：“你是该有所表示了。”
我们都见过类似的事，并在其中扮演过自己的角色，不是霸凌者就是受害者，要么就是袖手旁观的人。我属于最后一类，把一切都看在眼里。我没有出手制止，是因为害怕成为被霸凌的对象。回想过去，我真希望自己当时知道该怎么挺身而出，帮那两个女孩找到勇气。
我以为长大后，那样的欺凌就会越来越少。但我错了。成年人也会排挤他人。实际上，人越长大，就越深谙此道。成年人同样也分为三类：排斥他人的人、遭到孤立的人和隔岸观火的人。我们大多数人属于其中之一。
任何人都可能遭到排斥，一切都由那些权力在握的强者定夺。在很多时候，这种排斥的依据是种族。由于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恐惧和偏见，犹太人、穆斯林、基督徒都可能成为被排斥的对象，此外，穷人是永远的局外人，身患疾病者往往遭到排斥，性少数群体也可能遭到孤立。外来移民几乎从未进入主流社会。而几乎在每个社会，女性时常会产生局外人的感觉，即使是在自己家中。
排斥异己是人类的本能，克服这种本能，是对我们最大的考验，也是消除极端不平等的关键。人类惯于羞辱和排斥那些让自己不适的人。正因如此，世界上才有那么多年老体弱、贫病交加的人被推向社会边缘。我们不愿看到自己变成什么样，就排斥什么样的人——我们还会无端地将自身不愿承认的特质加在某个群体头上，借排斥他们证明自己并非如此。这就是主流社会排斥某个种族、某些宗教的原因。
而且我们常常不愿面对真相。看到那些被排斥在外的人，我们常常会想：我不会遭到这样的对待，因为我与他们不同。但这不过是一种傲慢。我们很容易沦为被排斥的对象。他们具备的，我们也都有。只是我们往往不愿承认自己与被排斥者有什么共同之处，因为那会让我们颜面扫地。承认这一点，就等于承认输赢并不绝对公平。如果你知道自己只是起点比别人高，那你就必须低下骄傲的头。放弃优越感，告诉自己“我并不比他们优秀”会让人非常痛苦。所以，为了保持优越感，我们为排斥他人的行为开脱，宣称自己是在捍卫美德、守护传统，实际上，我们只想捍卫自己的优势与自负。
在汉斯的故事里，那位来自偏远丛林地带的母亲因为深处社会边缘而失去生命。那也正是她失去孩子的原因。她的家人仅仅因为医生送还遗体就感激涕零，也是因为他们长期遭受排斥，不习惯被人尊重。正因如此，他们中才有那么多人死去。
挽救生命的第一步，是接纳每一个人。健康的社会没有局外人。这应当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必须继续减少贫困，消除疾病，帮助人们抵御那些试图排斥他们的力量。与此同时，我们更应该从我做起，检讨自己排斥他人的行为，张开双臂、敞开心灵，拥抱那些被推向社会边缘的人。我们应该帮助被孤立的人赢回属于他们的权利，但这还远远不够——只有不再将任何人排除在外，我们才能赢得真正的胜利。
(1) 博科圣地（Boko Haram）是尼日利亚的宗教激进主义极端组织。2014年4月14日至15日，该组织在尼日利亚博尔诺州奇博克镇官立中学绑架了276名女中学生，随后有一些人质陆续逃脱或获释。截至2018年，仍有112人失踪。
(2) 约合人民币12.7元。该标准由世界银行于2015年10月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
(3) 约翰·霍普金斯医院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成立于1889年。该医院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美国最佳医院的评比中曾连续二十二年雄踞全美第一，在最近的2018——2019年度排名中位列前三。
(4) 约34.4摄氏度。
第三章
最好的一切
自主计划生育
如果女性能自主掌握生育的时机与间隔，产妇、新生儿及儿童的死亡率就会下降，母婴就会更加健康，父母就能在每个孩子身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家庭成员也能为孩子的营养与教育投入更多资源。
让女性对性行为感到羞耻是一种有效的手段，为的是压制女性的声音，剥夺她们决定生育与否、何时生育的权利。羞耻感是女性健康面临的最大障碍，有时，消除羞耻感最好的方法，就是公开与它对抗。
走访维什瓦杰特和阿尔蒂的项目几天后，我又访问了另一个母婴健康项目。维什瓦杰特和阿尔蒂的项目旨在培训当地医护人员，服务在家分娩的女性。而这个名叫确保开端（Sure Start）的项目，鼓励更多女性去具备专业助产士和医疗设备的诊所分娩。
在项目总部，我受邀旁听了一场健康准则抢答赛，二十五名孕妇竞相回答与母乳喂养和新生儿即时护理相关的问题。随后，我见到了一组女性，大多是孕妇及其亲属，譬如婆婆和妯娌。我问孕妇们参加项目是否遇到过家人的阻挠，又问在场的婆婆现在的环境与她们怀孕的时候相比有了哪些变化。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告诉我，她在家中诞下了八个孩子，其中六个不到一周就死了。她的媳妇是初次怀孕，她希望媳妇能得到最好的照顾。
下午，我有幸来到一位母亲家中。她叫米娜（Meena），两周前刚产下一名男婴。米娜的丈夫在附近打零工，她前几次都是在家里生的孩子，只有这次不是。多亏确保开端计划的帮助，新生儿诞生在一家诊所。与我交谈时，米娜怀里就抱着这个婴儿。
我问米娜这个项目对她有没有帮助，她激动地给出肯定的回答。她认为在诊所分娩更有安全保障，对她和宝宝都是如此，她当天就开始哺乳了，很高兴能立即跟宝宝亲近。米娜充满活力，积极乐观。显然，她对这个项目感觉不错，受她的情绪感染，我也对这个项目印象很好。
接着，我提了一个问题：“你还打算再生孩子吗？”
她听了呆望着我，就像被我劈头盖脸骂了一顿，气氛陷入尴尬的沉默。我担心是自己冒犯了她或翻译表述出了问题，因为米娜没有回答，只是呆呆地盯着地板。随后，她抬起头，直视着我的眼睛说：“老实说，我不想再生孩子了。我们穷得叮当响。我丈夫工作很卖力，但我们实在太穷了。就连这个孩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养活。我没法送他上学。其实我根本不指望他将来能有出息。”
我听得瞠目结舌。在我面前，人们倾向于报喜不报忧，有时为了一窥事情的全貌，我不得不直截了当地问一些问题。而这个女人竟如此勇敢，能毫无保留地与我分享她的痛苦，根本不必等我追问。而且她还没有说完。
“我对这孩子将来唯一的希望，”她说，“就是你把他领回家去。”然后她把手放在膝下一个两岁的小男孩头上，说，“把他也带上吧。”
我顿时头晕目眩。一分钟前我们还在分享顺利分娩的喜悦，转眼间，对话就转向一位苦难的母亲沉重的自白——这苦难是如此深重，以至于把孩子留在身边的痛苦，竟超过了骨肉分离。
每当另一个女人愿意与我分享内心的伤痛，我都会感到莫大的荣幸。我会专注地倾听，对她们表示同情，试着给她们一些希望。但这一次，面对米娜，我感觉任何鼓舞都显得虚假无礼。她已经如实回答了我的问题，假装积极乐观就是无视她的痛苦。她诉说的痛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她认为只有换一位母亲，孩子们才能过得幸福。
我尽量和蔼地告诉她，我也有三个孩子，况且她的孩子们都很爱她，也很需要她。随后我问：“你知道什么是自主计划生育吗？”她回答：“现在我知道了。但你们这些人怎么没早点告诉我呢，现在对我来说，已经晚了。”
这位年轻的母亲感觉自己十分失败，我也一样。我们让她失望了。悔恨涌上心头，吞没了我，我甚至记不起自己那天如何告别了这位母亲。
在随后的旅途中，米娜的形象在我眼前挥之不去。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这一切。让她有机会在医疗机构分娩固然很好，但这还不够。我们没有纵观全局。我们只是推出一个母婴健康项目，与孕妇们交流、了解她们在分娩和新生儿健康方面的需求。我们就是如此看待这项计划的。实际上，我们应该从米娜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
与来自低收入国家的女性交流时，我常常发现，我与她们有着相似的期待，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孩子。我们都希望孩子能够安全、健康、快乐地成长，希望他们成绩优异、发展潜能，长大成人、组建家庭、学会自力更生——总之希望他们得到爱，也付出爱。同时，我们也希望自己身康体健，能发挥一技之长，回报我们所在的社群。要想实现这些愿望，任何地区的女性都离不开自主计划生育。多亏有这位勇敢的女性直言不讳，我才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她的痛苦也成了我慈善工作的转折点。每当有人向我道出残酷的事实，我都确信，她是在替那些沉默的人发声，因为其他人没有这个胆量。这些勇敢的人总能引起我的注意，随后，我会意识到其实别人也一直在说同样的话，只是没那么直接。我没听懂他们的话，是因为我听得不够认真。
见过米娜后不久，我来到马拉维，参观了一个保健中心。这个中心设有一间疫苗注射室、一间儿童病房、一间艾滋病患者病房，还有一间自主计划生育室。女人们在自主计划生育室门外排着长队，我跟其中几位聊了聊，问她们从哪里来、有几个孩子、什么时候开始避孕、采用了什么方法。我连珠炮似的问题得到了女人们的热情回应，每个人都争相与我分享自己的生活。一个女人说她是来这里打避孕针的，但不知能不能打上，别的女人听了也使劲儿点头。她们说即使不知道保健诊所的针剂够不够，她们也愿意步行十六公里来到这里，而她们抵达时，针剂往往已经告罄。这时，工作人员就会给她们发放一些别的避孕工具作为替代，譬如她们可能会领到安全套。由于艾滋病盛行，诊所的安全套存货一般都比较充足。但对于这些有避孕需求的女性而言，安全套的作用微乎其微。她们反复告诉我：“要是我让老公用安全套，他会打我的。他会以为我怀疑他出轨，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要么就是以为我出轨了，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所以对很多女人而言，安全套其实没什么作用，但诊所自称避孕药具储备充足时，往往指的只是安全套。
大多数女人都有类似的抱怨，说她们远道而来，却打不上针。跟她们聊完，我走进自主计划生育室，发现诊所其实并没有她们想要的那种针剂。这为这些女人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她们可没法开车去下一家药店，况且这里根本就没有药店。而且她们还步行了那么远的距离，也没有别的办法避孕。我不敢想象，那天之后有多少女人因为保健诊所储备不足而怀孕。
对一些女性来说，意外怀孕可谓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她们要么连现有的孩子都无力抚养，要么就是太年轻或年长，不适合生育。见过米娜后，我才知道，一些女性还不知道避孕药具的存在。而马拉维之行告诉我，另一些女性尽管了解避孕方法，也有避孕的意愿，却得不到相应的药品。
女性需要避孕，这对我而言不是什么新闻。自主计划生育既是我自己的生活经验，也是我们基金会支持的举措之一。但这几次访问之后，我认识到它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女性最迫切的需求。
如果女性能自主掌握生育的时机与间隔，产妇、新生儿及儿童的死亡率就会下降，母婴就会更加健康，父母就能在每个孩子身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家庭成员也能为孩子的营养与教育投入更多资源。没有任何一种干预措施比自主计划生育更加有效，也没有任何一种干预措施比自主计划生育更被忽视。
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在开罗召开，在全球吸引了一万余人参会。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口与发展大会，也较早地在女人与女孩权利问题上做出了历史性的表态。会议倡导女性赋权，并制定了女性健康、女性教育方面的目标，同时将享受生殖健康服务定义为一项基本人权，这其中就包括自主计划生育。与那时相比，今天自主计划生育获得的资金投入却大幅缩减了。
我在2010年至2011年尤其关注避孕问题，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无论走到哪里，我总会遇到这个问题。2011年10月，我们基金会在西雅图举办了一次峰会，主题是消除疟疾。与会的英国国际发展部大臣安德鲁·米切尔（Andrew Mitchell）找到我，问我们明年是否愿意再办一次探讨自主计划生育的峰会（于是就有了我在第一章提到的那次会议）。
举办国际自主计划生育峰会的想法令我既兴奋又惶恐，那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我明白在那样一个场合，我们必须把制定目标、提高数据、优化策略作为重点。同时我也明白，如果我们目标高远又志在成功，那我们就必须肩负起更艰巨的任务，那就是改变自主计划生育的舆论环境。由于自主计划生育有着痛苦扭曲的历史，人们很难恰当、理性而实际地探讨避孕问题。倡导自主计划生育的活动家必须为自己申辩，声明控制人口并不是他们的目的。峰会要讨论的也不是强制节育或堕胎，而是满足女性的避孕需求，把生育与否、何时生育的决定权交给她们。我们必须改变这场对话，让我在旅途中见到的那些女性参与其中。我们必须倾听她们的声音——那些曾被忽视的声音。
为此，我赶在峰会召开前去了一趟尼日尔。这是一个父权社会，贫困人口比例高居世界前列，避孕药具使用率极低。每位女性平均有超过七名子女，法律允许一夫多妻，而且继承法规定女儿继承的财产只有儿子的一半，膝下无子的寡妇无权继承任何财产。救助儿童会认为，尼日尔是“全球最不适宜母亲生存的国家”。因此，我们决定去那里见见这些母亲，倾听她们的心声。
我来到尼日尔首都西北部的一座小村庄，这里离首都大概有一个半小时车程。在村里，我见到一个名叫萨迪·赛义尼的女人，她是一位母亲，以种植秋葵为生（我在第一章也提到过她）。萨迪十九岁就嫁了人——这在尼日尔女性当中相对较晚，因为在这个国家，将近76%的女孩都在十八岁前结婚。生下第一个孩子后不到七个月，萨迪再度怀孕。而且她此前对自主计划生育一无所知，直到生下第三个孩子，她才在一家简陋的社区诊所从医生口中第一次得知了避孕方法。自那之后，她就开始拉开生育间隔。我见到萨迪时，她已三十六岁，生育了六个孩子。
我们在萨迪家中交谈。她面向我坐在床上，两个孩子坐在她身边，还有一个依偎在她腿上，一个站在她背后，另有两个大点的孩子坐在一旁。孩子们都穿得花花绿绿，每个人的衣服都带着不同的花纹，母亲和年长的女儿们都裹着头巾，萨迪自己的头巾是纯紫色的。阳光从窗口洒进房间，几乎毫无障碍地穿过他们挂的那层薄薄的窗帘。萨迪回答问题时热情洋溢，仿佛很高兴有人问起。
“不做自主计划生育，家里人人都不好受，”她说，“我孩子那么多，身上背着、肚里怀着，我丈夫得靠借债才能吃饭，可就这样，钱还是不够用。不做自主计划生育日子就过不下去，这是我的经验之谈。”
我问她是否准备再要孩子，她说：“在最小的孩子满四岁前，我不打算再生了。到了四岁，她就能跟小弟弟或小妹妹玩了，还能把他们背在身上。可现在，我要是再生个孩子，那对她差不多就是一种惩罚。”
我问她女人们是怎么学会避孕的，她说：“我们这里的女人有个优势，就是经常聚在一起聊天，在树下见面时聊天，打谷子的时候聊天，在孩子的庆生宴上也聊天。我就是在那儿告诉大家可以打针避孕的，我还告诉她们那比吃药容易多了。我鼓励她们去打针，这样她们和孩子们都能喘口气。”
让自己和孩子们喘口气，哪个女人不明白这个道理？
第二天，我来到首都尼亚美，参观了尼日尔国家生殖健康中心。参观结束后，五位来这里就诊的女性过来与我们攀谈。两名年轻女性首先分享了各自的生活，随后，四十二岁的阿迪萨（Adissa），一位健谈的母亲，开始和我们聊天。阿迪萨十四岁就嫁了人，生了十个孩子，其中四个夭折。第十个孩子出生后，她在自主计划生育中心放置了宫内节育器（IUD）(1)，从此再没怀孕。她的丈夫和姑子起了疑心，问她为什么这么久没生孩子。“我累了。”她这样回答。
我问阿迪萨为什么选择节育，她坐在那里思索片刻，说：“刚有两个孩子时，我还有口饭吃。现在我连饭都吃不上了。”她丈夫每天会给她一美元多一点的收入，她得靠这点钱养活全家。
我问阿迪萨对在座的年轻女性有什么建议，她说：“如果你没能力抚养孩子，那你就是在教唆他们去偷。”
不久，我们站起来准备离开。阿迪萨走向一盘没人碰过的食物，把大部分装进包里，抹去眼角的泪水，离开了房间。
我咀嚼着刚才的谈话，迫切希望阿迪萨的心声能被所有人听见。我希望让这些被排斥在外的女性主导一场对话——她们想要避孕，也需要避孕，而且避孕措施的缺乏，正让她们的家人备受煎熬。
旧的对话将女性排斥在外
改变这场对话比我想象中艰难，因为这是一场古老的对话，充满种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对玛格丽特·桑格（Margeret Sanger）(2)的回应，她在身后留下了丰富却饱受争议的遗产。
1916年，桑格开办了美国第一家提供避孕措施的诊所。十天后，她遭到逮捕。她交了保释金，回去继续工作，随即再次被捕。推广避孕措施是违法行为，开具、建议，甚至谈论避孕药具均属违法。
桑格生于1879年。她母亲一共生育了十八个孩子，养活了十一个，最终在五十岁那年死于肺结核及宫颈癌。痛失母亲的桑格立志成为一名护士。于是，她深入纽约的贫民区，为缺乏避孕手段的女性移民服务。
在一次演讲中，桑格讲了个故事。一次，她来到一名二十八岁女子的公寓，那女子因为实在不愿再次生育竟自行堕胎，差点撒手人寰。得知自己九死一生，女子问医生怎样才能避免再次怀孕。医生建议她让丈夫去屋顶上睡。
三个月后，女子再次怀孕，并再次尝试堕胎。这一次，桑格刚到不久，女子就去世了。桑格称，她因此辞去了护士的工作，她发誓“一定要让美国所有的蓝领女性都掌握避孕的方法，否则绝不再接任何病人”。
桑格相信，只有女性有权拒绝意外怀孕，社会才会进步。同时，她还认为谈论自主计划生育应该受言论自由保护。她经常公开演讲，游说政客，写专栏，出手册，还办了一份关于节育的报纸——在当时，这些都是违法行为。
1916年那次被捕让她一举成名，此后二十年间，上百万女性在绝望中给她写信，请求她帮助她们获取避孕药具。其中一个女人写道：“只要能让我的两个孩子过上好日子，我什么都愿意。我每天担惊受怕，总担心自己很快又会怀孕。我母亲生过十二个孩子。”
另一个女人告诉她：“我心脏不好，更想好好活着，亲眼看着四个孩子长大，而不是再生几个，死在产床上。”
一位来自美国南方的农村妇女写道：“我得背着两个孩子下地干活儿，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小脸被火辣辣的太阳晒得起泡……我丈夫说要让女儿们犁地，我可不想再生更多的孩子，让他们也沦为奴隶。”
这些女性的来信均被收入《母亲的枷锁》（Motherhood in Bondage）一书。桑格在书中写道：“她们愿意向我——一个陌生人——敞开心扉，是因为她们本能地相信我可以帮助她们，而这种帮助，是她们从丈夫、教士、医生或邻居那里得不到的。”
读到这些信，我突然想起一首歌。工作中，它常常浮现在我脑海里——小时候在天主教学校，我们一周得做五次弥撒，我常在教堂里听到它。这首歌忧伤得令人心碎，旋律优美，余音绕梁，副歌是这样唱的：“困苦人呼救，耶和华便垂听。”(3)修女们告诉我们，响应困苦人的呼救是信者的责任。
信中这些女人的呼声，与我在诊所或女人们家中见过的米娜、萨迪和阿迪萨的诉求别无二致。她们在时空上相距遥远，却同样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同样无人倾听。
在不同的文化中，反对避孕都同样暗含对女性的敌意。给玛格丽特·桑格定罪的法官声称，女性“无权在明知不会怀孕的情况下实施性行为”。
开玩笑吗？凭什么呢？
这名法官判桑格在感化院劳动三十天。他传达的正是当时盛行的一种观念，即对女性而言，不以生育为目的的性行为是不道德的。在安东尼·康斯托克（Anthony Comstock）的推动下，美国法律规定，女性为 避免怀孕而采取节育措施属非法行为。
康斯托克生于康涅狄格州，在南北战争中效力于北方军队。1873年，他创立了纽约反堕落协会（New York 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Vice），并推动立法，禁止通过邮件实施一系列与避孕有关的行为，包括传播与推广避孕措施、提供避孕药具等等，这项法律后来以康斯托克的名字命名。与此同时，康斯托克法还在邮局增设特勤员一职，此人有权携带手铐和枪支逮捕违反这项法律的人——这个职位专为康斯托克量身定制，令他十分受用。他租了个信箱，给怀疑对象寄虚假的求助信。得到回复后，他会找到发件人，实施逮捕。这造成一些落入圈套的女性自杀，因为她们宁死也不愿忍受公开受审的屈辱。
康斯托克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他的观点得到了当权者的支持。提交这项立法的国会议员在国会辩论中宣称：“国之良民……必坚决维护其安身立命之宝贵价值——家庭之神圣与纯洁。”
法案轻松通过，各州议会也通过了各自的版本，通常更为严苛。在纽约，就连谈论避孕都是违法的，连医生也不例外。当然，女性并没有为这项法令投过票，也没有为通过这项法令的男性议员投过票。她们还要等上数十年才能获得投票权。禁止节育的法令，是男性强加给女性的。
康斯托克对自己的目的毫不讳言。他说这是他个人的征战，为的是讨伐“淫欲——一切罪恶的帮凶”。在一次白宫酒会上，他见到女人们化着妆，头发上扑着粉，而且“衣着暴露”，就说她们“全部令人作呕，让一切热爱女性之纯洁、高贵、谦卑的人无法忍受”。“我们凭什么尊重她们？”他写道，“她们玷污了我们这片土地。”
在康斯托克及其盟友眼中，女性在生活中只能扮演极少几个角色：嫁给一个男人，服侍他，为他生儿育女，照顾他的孩子。在这些职责之外，女性从事任何工作都是不名誉的行为——因为女性不是完整的人，不能为自己做主，没有资格接受教育、发展事业，当然更不能取悦自己。女性的愉悦，尤其是性方面的愉悦，令卫道士们闻之色变。如果女性能自由追求自己的快乐，男性世界那个人人心照不宣的核心信条，即“你只为取悦我而存在！”就会动摇。男性必须掌握自身快乐的源泉。于是康斯托克等人就不遗余力地将廉耻作为武器，用它阻碍女性的发展，只以男性与她们子女的福祉来评判她们的价值。
在美国，男性长期管控着女性的性行为，即使在1936年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判定医生可以依法建议病人节育、为病人开具避孕药具之后，管控仍在继续。尽管这次判决标志着某种进步，但限制节育的措施依然存在。到了1965年，最高法院对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案宣判，以侵犯婚姻隐私权为由判定禁止避孕法案无效。然而他们 只取消了针对已婚人士的限制！判决没有提及未婚人士的权益，因此在许多州，需要避孕的未婚女性依然求助无门。这并不是多么久远的过去。如今，在基金会的活动上，一些七十来岁的女性仍会找到我，说：“我不得不耍点花招，让医生以为我已婚，否则就拿不到避孕药具。”未婚女性一直不能合法避孕，直到1972年的艾森施塔特诉贝尔德案(4)之后。
这场对话之所以搁浅，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认为女性的性生活令人难以启齿，而且直到今天，这场对话依然带有类似的特征。如果某位女性站出来，公开强调避孕在健康与保健计划中的重要价值，一些有厌女症的男性就会羞辱她说：“我们可不想资助某个女人的性生活。”
让女性对性行为感到羞耻是一种有效的手段，为的是压制女性的声音，剥夺她们决定生育与否、何时生育的权利。除此之外，对其他问题的讨论也掩盖了女性的声音。今天，生育控制权牵扯了太多利益，致使专门针对避孕问题的讨论难以进行。
20世纪70年代，为控制人口，中国和印度都出台了计划生育政策。中国推出了独生子女政策，印度则制定了绝育方面的政策。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基于对人口过剩的预期，美国在外交上支持各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因为人口过剩可能造成食物短缺，从而引发大规模的饥荒和人口迁徙。
此前，在20世纪上半叶，倡导节育的美国活动家们同样强烈要求实现他们的诉求，其中不少人都希望帮助穷人避免计划外的生育。一些人的主张甚至带有优生学色彩，希望减少“不适者”的数量，让某些群体减少生育，或者干脆不生。
桑格也支持某些优生学观点。当然，优生学是一种令人作呕的道德观，也被证明是不科学的。然而时至今日，这个观点依然被用来扰乱针对避孕问题的讨论。反对的一方为了削弱现代避孕措施的可信度，不惜挖出节育与优生学的历史关联，辩称因为避孕药具曾被用于不道德的目的，所以它就不应用于任何目的，即使只是为了让一位母亲暂缓再次怀孕。
另一个问题也模糊了这场讨论的焦点，那就是堕胎。在美国和全世界，关于堕胎的讨论都带有极强的情绪和浓重的个人色彩，让人容易忽略避孕具有挽救生命的力量。
避孕能拯救母亲和新生儿的生命，并减少堕胎。据最新数据，仅在一年内，避孕药具的使用就让世界最贫困国家的高风险堕胎案例减少了2600万例。
然而，一些反对者非但不承认避孕能减少堕胎，还将二者混为一谈。女性对生育自由的简单要求令反对者极度不安，致使他们强行将它与别的问题混淆。将探讨避孕问题的讨论引向堕胎，会极大地伤害这场对话。关于堕胎的争论是如此激烈，持不同观点的双方常常拒绝与对方探讨女性健康问题。如果拒绝对话，那讨论也就无从谈起。
对自主计划生育的讨论也受到天主教会的影响，他们强烈反对节育。除各国政府外，教会是世界上提供教育及医疗服务最多的机构，因此，它在穷人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对他们影响巨大。这带来了诸多好处，却有一个问题：教会不提倡女性获取她们带领全家脱贫致富所需的避孕药具。
这些就是百余年来世界对避孕问题的一些讨论。在每场讨论中，女人、女孩和母亲们的声音与诉求都被淹没。因此，我们2012年召开的首届峰会才有了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让那些曾被排斥在外的女性主导一场新的对话——她们都希望自行决定生育行为及生育时机，并摆脱政策制定者、战略规划者和宗教人士的影响。这些人总是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女性的生育问题指手画脚，迫使她们违心地多生或少生孩子。
那天在伦敦，我做了开场演讲，并借机询问与会代表：“我们有没有为这些女性提供帮助，让她们在需要时更容易获取避孕药具？”我谈起几年前造访内罗毕科罗戈卓区的经历，那是一个贫民聚居区，名字是“肩并肩”的意思。在那里，我跟一群女人谈到节育，其中一位名叫玛丽安的年轻母亲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得避孕吗？”接着她举起怀里的宝宝说，“因为在生下一个孩子之前，我想给他所有最好的东西。”每位母亲都有同样的愿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自主计划生育带来的好处。我在峰会上提醒各位，这正是我们相聚在此的目的。
随后，为了彰显本次峰会让女性主导对话的主旨，我让出讲台，请一位女性上台帮我完成发言。
她就是珍·奥泰（Jane Otai），我与玛丽安交谈时的翻译。珍在科罗戈卓长大，家中有七个孩子，离家后，她进入大学深造，拿到学位后返回家乡，帮助那些与她当年处境相同的女孩。
珍讲述了自己在贫困中成长的经历。她说：“妈妈告诉我：‘你一定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只要你努力学习——然后耐心等待。千万别像我一样，年纪轻轻就生儿育女。’”最后，珍总结道，“我很早就对自主计划生育有了概念，所以才能推迟首次怀孕，并自主决定每次生育的间隔。正因如此，我才能站在这里。如果没有自主计划生育，我只会是科罗戈卓一个普通的孩子。”
峰会过后——陈词滥调的回潮
峰会大获成功，我们筹措到的捐款数额之大，与全球各大组织及政府达成的合作项目之多，堪称前所未有。但我很快意识到，改变这场讨论依然任重道远。
峰会刚刚结束，我就被梵蒂冈官方媒体《罗马观察报》（L'Osservatore Romano）点名批评。该报认为我“误入歧途”，“被错误的信息所蒙蔽”。它承认基金会有权选择自己资助的领域，但认为我们不应该“持续地误导他人、歪曲事实”。文章认为，我涉嫌藐视和歪曲自然自主计划生育(5)的价值，暗示我受到大公司操纵，因为他们靠出售避孕药具牟利。文章宣称，我们在峰会上为扩大避孕药具覆盖面而发起的行动“毫无根据，是认识不足的结果”。同时，我也注意到这篇文章通篇不是在批驳我和大企业，就是在传播教义，唯独丝毫没提女性的需求。
随后，《福布斯》（Forbes）杂志认为这足以证明我“经得起打击”。这种抨击完全在我意料之中，同时我也料到网上有人会把我称为“前天主教徒梅琳达·盖茨”或“所谓的天主教徒梅琳达·盖茨”——尽管如此，我还是被刺痛了。看到这篇文章，我的第一反应是：“我简直不敢 相信他们竟会说出这种话！”（这想必是刚开始公开露面的人常有的反应！）几天后，我冷静下来，理解了教会这套说法背后的成因。我并不赞同，但我能够理解。
峰会召开后，我曾与高级别的教会成员会晤，谈论的却不是教义或彼此的分歧。相反，我们谈论的是如何共同救助穷人。他们十分清楚，对于教会反对避孕的立场，我尽管并不赞同却能够理解，同时，他们也知道我们有着共同的出发点。我们都反对强行限制妇女生育子女的数量，也都反对富裕国家将自身文化中的少子化偏好强加于相对传统的社会。如果一个女人因自身的信仰或观念而不愿节育，我绝对尊重她的选择。我不想居高临下地告诉女人们该生几个孩子，也无意诋毁子女众多的大家庭。基金会在自主计划生育方面的工作会把选择权交给女性。正因如此，我才始终对自主计划生育满怀信心，并支持多种多样的自主计划生育模式。也就是说，如果一些女性愿意采用自然自主计划生育手段，我也完全支持。
显然，我必须阐明我与教会之间的分歧。避孕拯救了数百万妇女儿童的生命，这一点已为医学所证实。也正因如此，我才会相信所有女性都有权利学习如何健康地规划生育时间与生育间隔，并且在需要时获得避孕工具，无论她们来自何处、信仰什么。
对我而言，相信自主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和站出来倡导这项有违自己教会教义的事业完全是两个概念。这是我不愿看到的。犹豫中，我跟父母谈过，也请教了我自幼就熟知的几位教士和修女，听取了几位天主教学者的意见，还跟比尔和孩子们聊了聊。我想问的是：“人能在信奉宗教的同时，倡导一项违背教义的事业吗？”我得到的答案是视情况而定，这取决于我们的良知，而这良知恰恰源于信仰。
具体到自己，我的良知正是来自天主教会的教诲，我走上这条道路，也离不开教会的指引。在我心中，践行信仰意味着去帮助身处社会边缘的人，重新接纳那些被排斥在外的人。正是为了践行信仰，我才会深入一线实地考察，才会被女人们问到避孕问题。
所以，我不否认天主教的教义的确禁止避孕，另外，教义也告诉我们要爱自己的邻人。当一位母亲向我索取避孕药具，只因为盼望孩子茁壮成长，这两种教义就会令人左右为难，而良知告诉我，我应该支持她的请求和她抚养子女的心愿。我认为这属于爱我的邻人，并不违背基督的教诲。
过去十年间，我曾试着去理解教会中反对避孕的顽固派，也希望他们理解我的想法。我相信，如果一位生过六个孩子，再也无法承受孕育和抚养之苦的三十六岁母亲出现在他们面前，提出避孕的请求，他们也会默默设法为她破例。这就是倾听的力量，它能打开心灵，释放你心中的爱——而爱永远排在教义之前。
因此，我认为自己不是在跟教会作对，而是遵从了更高的教义。我得到了教士、修女和信徒们不遗余力的支持，他们认为我为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发声，帮助她们获取足以拯救她们孩子生命的避孕药具，这些做法在道德上是站得住脚的。我欣然接受了他们的指引，并欣慰地发现，其实女性天主教徒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也会使用避孕药具，并相信这合乎道德。同时我也知道，一切道德问题归根结底都取决于当事人自己。良知并不总是站在多数人那边。无论别人怎么想，只有我才能为我的行为负责。这就是我的答案。
全新的对话——在内罗毕展开
我此前提到过，筹备峰会时，我们决定把重点放在制定目标、研究策略上，所以会议结束时，我们决定在全球69个最贫困的国家推广避孕药具，计划在2020年之前覆盖1.2亿女性，到2030年实现全球普及。这就是我们当时制定的目标。四年后，时间过半，我们掌握的数据显示，使用避孕药具的女性新增了3000万人，这意味着现代避孕手段已经覆盖了全球3亿女性。这个数据听上去不错，却比我们的目标少了1900万人。
项目进行到2016年，我们总结出两条重要经验。第一，我们必须优化统计数据，它至关重要，能预测女性的需求，显示哪些做法行之有效，帮助制药公司研制副作用更少、使用更方便、价格更实惠的产品。
第二，我们再次看到，女性的决定离不开环境的影响，她必须考虑丈夫和婆婆的想法——而这种传统很难改变。因此，在收集更多数据的同时，我们必须了解合作伙伴如何在那些阻力较大的社区开展工作，如何触及向未婚青年提供避孕措施这个敏感问题。
一部分做法在这些地区大获成功，为了学习成功经验，我2016年夏天来到东非。肯尼亚超额完成了目标，我想知道原因。
内罗毕是我此行的第一站，在那里，我见到了一位负责数据收集的女士。我们把他们称为社区人口统计员（resident enumerators），简称RE。他们会在社区中挨家挨户地访问妇女，然后用手机记录数据。他们受过训练，懂得如何提出十分私人的问题，譬如：“你上次过性生活是什么时候？是否避孕？使用了哪种措施？你生育过几次？”多数情况下，他们访问的女性都乐于回答。她们喜欢被人询问，这能带给她们某种力量，让她们感觉 有人关心自己的生活。
社区人口统计员能了解到受访者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许多内容都很难用数据反映。一位RE向我透露，一次她来到一户人家，那里住着一个女人和她的丈夫，还有十二个孩子。女人的丈夫反对自主计划生育，当场赶走了RE，根本没让她进门。事后，女人在街上偶遇这位RE——RE们都住在各自工作的社区——就请RE趁丈夫不在时去家里跟她的九个女儿聊聊。可惜的是，我们无法用数据反映那个专横的丈夫赶走RE这件事。
跟随RE克莉丝汀（Christine）家访时，我也看到了数据的这种局限性。克莉丝汀访问到一半把手机递给我，让我提余下的问题。我问那位母亲有几个孩子，她说有两个女儿。我问她生育过几次，她说三次，说完突然哭了起来，讲起她刚出生就死去的儿子，又讲述了她遭受家暴的痛苦经历。她丈夫会对她拳打脚踢，还跑到她开的理发店，砸坏了所有的椅子和用具。她带着女儿搬回娘家，后来跟另一个男人生了第二个女儿，但她从来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所以负担不起女儿的学费和医疗费，有时甚至喂不饱她们。
听完这个令人心碎的故事，我很想用数据把它记录在手机上，却无奈地发现我们为反映她的生活状况制定的指标十分有限，不足以记录这个故事。那段充满暴力的婚姻对她的收入有什么影响？她的收入又如何影响她使用避孕药具的情况和她女儿的健康？我即使提出这些问题，也不知道该怎么记录她的回答。
如何才能更全面地反映她的生活？要满足一种需求，你必须首先知道它的存在。我向那些跟我一起家访的RE提出了这个问题，她们都点头赞同，因为她们每个人心中都有更多想问的问题——关于清洁饮水、儿童健康、教育资源、家庭暴力。克莉丝汀告诉我：“询问家庭暴力问题，就相当于向女人们发出信号，告诉她们这种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她的话完全正确，优化数据也是我们的一项长期任务，我们必须改进数据收集系统，容纳更多问题，收集更多信息，记录故事的详情。当然，没有任何数据系统能反映所有细节，我们永远不能放弃倾听，但我们必须掌握更翔实的数据，从而更好地理解我们服务的女性日常的生活状况。
计划起来！
此外，我还十分期待去肯尼亚考察一个名为图旁格（Tupange）的项目，这个名字来自一句斯瓦希里土语，意为“计划起来”。他们的工作卓有成效，在肯尼亚三座最大城市显著提高了避孕药具的使用率。我能看出他们成功的原因。在肯尼亚，主办方带我参加了一场社区推广活动。图旁格把会场布置得像个游乐园，在门外，工作人员载歌载舞地招引路人。在场内，志愿者穿着巨大的围裙来回走动，身上装饰着根据避孕药具设计的花纹——最有效的工具在上，效果不明显的在下。会场内还设有展台，提供与艾滋病病毒、人乳头瘤病毒、自主计划生育、均衡营养相关的各种咨询。这种推广方式能有效地让人们贴近自主计划生育，消除他们的羞耻感。活动现场的氛围与交流内容开放得惊人——鉴于推广的主题在很大程度上仍属禁忌，这样的成绩实在令人称奇。图旁格实施了许多举措，每项举措都或多或少地挑战了羞耻感文化和社会陈规。这就是他们成功的秘诀。
萝丝·弥萨蒂（Rose Misati）是我最早见到的图旁格领导者之一，她说自己小时候每次得知妈妈怀孕，心中总是充满恐惧。妈妈每多生一个孩子，萝丝就得多照顾一个弟弟或者妹妹，多干一份家务，少一些时间学习。渐渐地，她开始因为干不完的家务活儿而缺课，学习也跟不上了。萝丝十岁那年，就在她妈妈刚生下第八个孩子之后不久，一位保健社工找上门来。在那之后，萝丝记得妈妈每天都吩咐她帮忙端一杯水、拿一片药。从此，萝丝就再也没有新生的弟弟妹妹要照顾了。
有时，母亲给子女最好的礼物，就是不再多生孩子。
萝丝回到学校，赶上进度，在考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内罗毕大学。如今她是一名药剂师，她说，这都要归功于母亲当年实施了自主计划生育。因此图旁格项目请她帮忙时，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成为保健社工上门服务的主要倡导者。“我知道这么做管用，”她说，“他们就是这样找到我妈妈的。”
萝丝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谈论节育问题，以此克服羞耻感。与大家见面时，她会报上自己的姓名、职位，以及自己采取的避孕措施。随后她让大家也这样做。第一次见到这种做法，大家震惊不已。而现在所有人都欣然配合，不再像过去那么忸怩。我意识到羞耻感之所以存在，必然是为压制某个群体，让人在羞耻中遮遮掩掩。抵御羞耻感最好的方式，就是直言不讳，勇敢地说出别人视为禁忌的话语。这样做能让我们摆脱自我约束，那正是羞耻感赖以生存的土壤。
此外，萝丝还会与男性接触，跟他们谈论“女人那些事”，从而消除另一种羞耻感。“要是你能争取到男人的支持，”她说，“他们的妻子几乎百分之百能用上避孕药具。”她告诉男人们，自主计划生育能让他们的孩子更健康、更健壮、更聪明——父亲们往往认为孩子聪明就证明自己聪明，因而愿意接受她的说法。
男性的支持至关重要，男性宗教领袖的支持更对我们的工作大有好处，大卫·欧波蒂·因左夫（David Opoti Inzofu）牧师就是其中之一。大卫生长在肯尼亚西部，他的父母十分保守，既不实施自主计划生育，也对此避而不谈。少年时代，他曾以为自主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增长的阴谋。但认识图旁格的社工后，他得知合理地规划生育时间及间隔能促进母婴健康，让每个家庭根据自己的抚养能力决定子女数量。这改变了他的看法。他开始与妻子采取避孕措施，不仅如此，他还在布道中向信众传播这种做法。他引用《圣经·提摩太前书》第5章第8节的内容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6)
我很高兴看到图旁格如此注重男性在自主计划生育中的角色。男人也不希望子女数量超出自己的抚养能力。他们没有理由反对女性拉长生育间隔的要求。一些男性已经意识到男性与女性有着一致的利益，这些人正是理想的突破口，我们希望他们能在男性中引领关于自主计划生育的讨论。
我还结识了另一位男性同盟，曾经，女友一次意外怀孕差点毁了他的生活，自那之后，他就开始提倡自主计划生育。他就是肖恩·瓦姆布阿（Shawn Wambua），二十岁那年，他的女友达玛丽斯（Damaris）怀孕了。为此，他差点被开除教籍，还触怒了女友的家人，并且求助无门——因为他父母双亡。
肖恩来到一家保健中心，了解到避孕药具的存在。接着他向达玛丽斯求婚，婚后她放置了宫内节育器，直到确信自己能够抚养两个孩子才再度怀孕。与图旁格接触后，肖恩与他们共同创立了一个名叫“都古帮达达”（兄弟帮姐妹）（Ndugus for Dadas）的团队。每个星期，他会带领二十余名男青年讨论避孕措施和一些其他问题。同时，肖恩也开始向当年差点开除他教籍的教会宣传避孕措施。每当教会领袖旗帜鲜明地反对某项生殖健康法案，或宣称性教育会助长滥交，他就会站出来公开质疑。他认为教会想当然地默认年轻人都没有性生活，以为宣扬避孕手段会污染他们纯洁的思想，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们都跟父母一起生活，”他说，“我们知道他们会做什么。”
不可思议的是，如今，教会的长老们默许肖恩在年轻信众中普及生殖健康知识，只要不在教堂里宣讲就行。我想这就是一个完美的隐喻，揭示了旧秩序的守护者身上常有的信仰裂缝。他们知道自己不认可的另一方掌握着某种真理，因此，他们尽管无法亲自传播真理，却也意识到应该允许别人去传播。能见证这样的转变，结识这些杰出的人，我感觉难能可贵，他们的故事是如此有力，甚至让长老们都缓和了态度。
能让所有人受益的社会规范，自然会得到大家的拥护，因为这符合他们的利益。如果社会规范只为维护某些人的权力而存在，并对最自然的人类经验加以禁止或否定，那它就不能单独成立，而必须诉诸惩罚或羞耻感。
羞耻感是女性健康面临的最大障碍，图旁格项目的工作人员发现，有时消除羞耻感最好的方法，就是公开与它对抗。当然，如果时机不够成熟，这样做会有一定风险。但参与这个项目的工作人员都十分了解本土文化，也知道他们勇敢的反抗会迫使社会正视羞耻感文化的错误与不公。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羞耻感文化，转变发生了，羞耻感松动了，文化改变了。无论羞耻感是来自约定俗成的文化还是明文规定的法律，这种做法都行之有效。
写进法律的羞耻感
图旁格展现了集体行动的力量，不过集体的成功背后，必然离不开个人的努力。
皮娅·卡耶塔诺（Pia Cayetano）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位。2004年她当选菲律宾参议员时，全国上下还没有一条法律保障人们获取避孕药具的权利。地方辖区可以随心所欲地巧立名目、设置障碍，有的要求购买安全套前必须出示处方，有的规定药店必须将售出的避孕药具全部记录在案，还有一些直接禁止出售避孕药具。立法者起草了一份法案，准备在全国推行避孕药具合法化，却遭到了天主教会的反对，致使法案搁浅了十余年之久。
这导致菲律宾产妇死亡率持续上升——尽管全球的产妇死亡率已呈下降趋势。截至2012年，菲律宾平均每天有十五名产妇死于难产。皮娅与同事们不同，对分娩的奇妙与危险都有过切身体会。怀上儿子加布里埃尔时，她在一次超声波检查中得知孩子染色体异常。足月妊娠后，她生下加布里埃尔，照顾了他九个月，最终看着他在自己怀中夭折。经历过丧子之痛，皮娅更能带着同情倾听那些缺乏避孕措施的菲律宾女性的故事。玛丽亚就是其中之一，她患有高血压，却连续三次意外怀孕，最终在第三次分娩中死去。还有劳黛丝，她无力抚养八个子女，只好把其中三个送人。
2011年，富有同情心的贝尼尼奥·阿基诺三世（Benigno Aquino III）总统上台，皮娅决定借机在参议院推动普及避孕措施的法案。她强调了产妇死亡的悲剧，宣称“任何女性都不该因生产而死”。她被告知此举毫无胜算，她的同僚会把法案改得面目全非，而且无论如何，反正她也不可能得到足够的票数。另一些参议员强烈质疑她提供的产妇死亡数据，并设法淡化产妇的死，声称因公殉职的男性数量更多，女性不该抱怨。起初没有一位男同事愿意支持她，直到最后，终于有一名男议员站在了她这一边，那就是她的弟弟艾伦·卡耶塔诺（Alan Cayetano）。
见艾伦开始帮姐姐说话，男议员们才纷纷承认现有法律加剧了穷人的生存困境。随着法案的声势逐渐壮大，天主教会的主教们也反对得更加强烈，皮娅和法案的另一些支持者遭到了人身攻击。
一个教会在教堂外悬挂了一条横幅，上面写满支持生殖健康法案的议员姓名，批语是“死亡之队”。布道时，教士们会把皮娅的名字列入下地狱者名单。因此，她不再带家人去做弥撒，怕孩子们听见。
然而皮娅告诉我，与此同时，一些天主教领袖找到她，向她传授了一些政治沟通方面的技巧，愿意暗中与她共同帮助穷人，减少产妇与新生儿的死亡。经过不懈努力和多方斡旋，法案终于得以通过，虽然一经通过便遭到了法院的质疑。
一年后的2013年5月，我在马来西亚的女性传承国际会议上见到了皮娅。她告诉我，为了参与菲律宾最高法院的口头辩论，她不得不推迟计划已久的美国之行。第二年春天，我在收件箱里看到了皮娅的名字，我打开她的邮件，发现信中洋溢着喜悦。她还随信附上了这篇新闻的链接：
菲律宾，马尼拉（最新消息）——最高法院认定生殖健康法案核心条款合法，得知消息后，皮娅·卡耶塔诺参议员露出笑容，对决议表示欢迎。此前，她曾因捍卫该法案而激怒一些男性议员并遭到嘲笑。
“这是我第一次发自内心地热爱我的工作！”她说。
“质疑这项法案的女性甚至男性，从来都无须担忧（生殖健康问题）。由此可见，这是一项专为贫困人口，尤其是贫困妇女服务的法案，他们往往无法获取所需的信息，得不到应有的服务。”
我很容易与从事这项事业的同道中人建立深厚的友谊，每次见到我仰慕的人们取得成功，即使只能在远处欣赏，我也总是兴奋不已，禁不住要为他们喝彩。当然，我也十分珍惜当面祝福与道贺的机会。皮娅2014年来西雅图出席一场会议时，我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同时也意识到在共同从事这项事业的道路上，我们多么需要彼此的支持。我们为彼此注入力量，我们让彼此向上。
美国的情况
在菲律宾，皮娅及其同僚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与此同时，英国也成功降低了少女怀孕的比例。英国的少女怀孕率一度高居欧洲之首，近二十年来，这个数字降低了50%。专家认为，这要归功于英国为年轻人提供的不带偏见的高品质咨询服务。
美国也成功降低了青少年怀孕的比例。目前这一数据处在历史低位，同时意外怀孕的比例也降至三十年来的最低水平。这主要应该归功于避孕药具的普及，因为上届政府采取了两项措施，加快了普及的进程：其一是青少年早孕预防计划，它每年花费一亿美元推广避孕，旨在覆盖全国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其二是平价医疗法案(7)中的生育计划津贴，有了它，妇女们无须额外支付费用就能购买避孕药具。
可惜的是，现在这些进步都面临威胁——意外怀孕率出现回升趋势，促成进步的政策本身也岌岌可危。本届政府正不遗余力地废除涉及提供自主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服务的项目。
2018年，本届政府推出了全国性自主计划生育项目Title X的最新执行细则，这项计划每年能覆盖400万低收入女性。此前，细则通常会列举可使用政府补贴的项目类型，但这版细则没有提及任何一款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授权的现代避孕药具，只列举了自然自主计划生育手段，即安全期避孕法，尽管在Title X覆盖的低收入女性群体中，使用安全期避孕法的人不足1% 。
本届政府还考虑废除青少年早孕预防计划，这就意味着有相关需求的青少年将失去避孕药具这一大重要来源。我指的是那些生活在落后地区的青少年，他们是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的乔克托族，或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寄养家庭子女，他们几乎没有其他任何选择。政府计划以单纯的禁欲教育取代这些服务。
总而言之，他们似乎想用已被证实无效的做法替代行之有效的做法，在现实中，这就意味着美国的贫困女性更难获取避孕药具。她们中的许多人会违心地生育更多子女，这仅仅是因为她们贫穷。
在美国，自主计划生育还面临另一个严峻威胁，那就是本届政府提出的一项议案——这项政策一旦通过，联邦政府就将不再资助任何实施堕胎手术，甚至只是接收转诊堕胎病人的医疗机构。得克萨斯州和艾奥瓦州已经出台了类似法案，这些政策给当地女性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如今，有一百多万低收入女性依靠Title X项目的津贴获取避孕药具，并享受由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提供的年度癌症筛查服务。如果我在前面提到的政策被推向全国，她们将无法再从这些机构获取保健服务。其中超过50万女性将失去所有保障，因为社区诊所数量有限，无力覆盖所有需要帮助的女性。缺乏经济来源的女性很可能会走投无路。
在国际上，本届政府提出要将用于资助全球自主计划生育项目的资金削减一半，并且不再资助联合国人口基金（Te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尽管发展中国家仍有超过2亿有节育需求的妇女得不到避孕药具。迄今为止，国会仍在捍卫贫困妇女的权益，对国际自主计划生育项目的投资水平基本得以维持。但世界需要美国带头为妇女争取权益，而不是站在她们的对立面。
本届政府的各项新政也没有将满足女性的需求纳入考量。没有任何研究显示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生育对女性有益。事实恰恰相反。把生育与否、何时生育的决定权交给女性，能挽救生命、增进健康、提高教育水平、促进个人发展——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
美国所做的一切与菲律宾和英国截然相反。政府利用政策缩小对话范围，抑制多元的声音，纵容当权者将意志强加于贫苦之人。
我所从事的大部分工作都能让我得到提升，另一些则会令我心碎，但目前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只让我心中充满愤怒。这些政策处处与贫困女性作对。挣扎在贫困线上的母亲需要更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来照顾孩子。她们需要自主决定是否推迟怀孕，需要自行掌握生育的时间与间隔，也需要在抚养孩子的同时取得一份收入。避孕措施能帮助她们取得上述每一种权利，但如今，它们全都面临来自政策的威胁。
生活优渥的女性不受政策影响，收入稳定的女性尚有其他选择，但贫困女性别无他法。她们受政策影响最大，却最无力阻止这一切。政客欺压毫无还手之力的人，这就是霸凌。
更令人气愤的是，在企图削减避孕药具预算的人当中，竟有一些人声称他们是在维护道德。我认为没有同理心的人不足以谈道德，而这项政策丝毫没有同理心的痕迹。道德意味着爱邻如爱己，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必须做到视邻如己，尽量帮助邻人减轻负担，而不是让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
推行这些政策的人往往满口道德，常常搬出教会在自主计划生育方面的教导，却不具备教会的博爱精神和对穷人的关怀。相反，他们中的许多人不遗余力地与穷人作对，阻挠他们取得避孕药具，千方百计地削减用于资助穷人的预算。他们让我想起耶稣在《圣经·路加福音》中说过的一段话：“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8)
女性的事由男性决定，是社会落后或倒退的标志。此时此刻，这就发生在美国。如果决定权掌握在女性手中，她们绝不会容忍此类政策。正因如此，全国有那么多女性活动家挨家挨户地为自主计划生育争取支持，通过参加竞选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我感到由衷的振奋与鼓舞。
或许，近期这些剥夺女性权利的图谋反而会触发女性争取权利的大潮。但愿我们正在见证这一切，但愿我们捍卫女性自主计划生育权利的努力能引发一场全面争取女性权益的运动。希望将来，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当人们制定与女性息息相关的政策时，越来越多的女性能够走进会场，坐到桌前，引领对话。
(1) 即通常所说的“节育环”。是一种安全、有效、简便、经济的避孕工具。其主要原理是通过改变受精卵着床的微环境，使子宫内的微环境不利于受精卵着床发育。——编者注
(2) 玛格丽特·桑格是美国节育运动的创始者和领导者，美国节育联盟（American Birth Control League）的创办人。
(3) 出自《圣经·诗篇》34:6。
(4) 在本案中，原告向一未婚者运送避孕用具被州政府处罚。联邦最高法院基于平等保护的合理性最低标准，推翻了禁止运送避孕用具的州法。该案判决指出，对隐私权的保护不能仅限于婚姻关系，“已婚夫妻并非自身具有思维和心脏的独立实体，而是两个具有独立思想与感情的个人。如果隐私权具有任何意义，它必然是个人权利，不论是结婚还是单身，对于决定是否生育孩子这一影响个人的根本问题，个人有自由不受缺乏理由的政府侵犯”。——编者注
(5) 自然自主计划生育是一种传统的避孕手段，指女性通过观察身体每月的周期性变化，根据自己受孕的可能性实施避孕。
(6) 译文据《圣经》中文和合本。
(7) 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又称“奥巴马医改”（Obamacare），是2010年3月23日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签署的联邦法案，为第111届美国国会关于医疗改革的主要立法。
(8) 出自《圣经·路加福音》1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