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2年，这一年，刘邦在众人的推举下，在汜水之阳登基，西汉建立。要知道刘邦是仅仅比秦始皇小3岁的男人，秦始皇经历的那个时代，刘邦也是亲眼目睹的。秦始皇纵然有“独尊法家”的做法，但秦王朝昙花一现的统治，不足以让其他六国的文化就此消亡。相比“法家”独大的秦朝，“霸王道杂之”西汉王朝必然也会对其他六国文化的精华有所吸收借鉴，海纳百川才是汉王朝的真正面目。今天，我们就从“单个国体”的角度，聊一聊汉朝吸收了“战国七雄”的哪些基因。
汉朝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
秦之制度
西汉建立初，百废待兴，为了让国家快速的运转起来，很多制度都是直接延用秦制。比如说整体的行政制度：
《史记 ·礼书》：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礼制”包括了官员的日常礼仪规范、行政体制以及大臣的官职名称。礼仪规范其中就有服饰颜色这一项，吕后当权时就曾沿袭了秦代的服色——黑色，西汉的三公九卿制度正是继承了秦的行政体制，像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等这样的官职名称也均是延用了秦代的叫法，甚至“皇帝”这一称呼也是来自秦始皇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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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九卿”的行政体系
不仅礼制上如此，在律令方面也是大体延用了秦代的做法。西汉建立之初，汉高祖刘邦命令萧何制定汉律：
《汉书·刑法志》：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蠲削烦苛，兆民大说。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
攈摭就是搜集、摘取之意，从这段记载来看，萧何所制定律法是脱胎于秦律，最早版本的《汉律》很可能是通过对《秦律》的删减而得来的，这一点在秦汉考古出土的竹简上可以得到很好的印证。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湖北省云梦县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和后来80年代前半期在张家山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二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关联性，《二年律令》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睡虎地秦墓竹简》的继承。
除此之外，汉朝的郡县制也是“汉承秦制”的一种表现。虽然说西汉建立之初是“郡县”与“分封”两种管理模式并存，但这不影响西汉对秦这种中央管理地方的方式的学习，根据《汉书 地理志》中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未分封出去的郡县名字都是在延用秦时的旧名，比如河东郡、太原郡、上党郡、南阳郡等等。
《汉书 地理志》选段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到，无论是从朝堂礼制还是律令的修订，甚至是行政区域的管理，西汉都是在秦代的基础之上进行完善的。从这些方面考虑说其是“汉承秦制”是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作为一个海纳百川的西汉王朝来说，要说他仅仅是继承了秦的制度是有失偏颇。下面我们接着聊一下汉王朝还继承了其他六国的哪些基因。
楚之艺术
这里所说的“艺术”是指文学艺术和手工艺术。众所周知，汉代的文学典型代表形式是“赋”体，“赋”又分为“骚赋体”、“大赋”、“小赋”，这其中又以“骚赋体”最为著名，而“骚赋”形成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楚辞”。“楚辞”是楚国最常见的文学表达形式，还孕育出两位代表性人物——宋玉和屈原，由于屈原的《离骚》在楚辞中太具有代表性，所以“楚辞”也被叫作“骚体”，这也是“骚赋”名字的来源，就连刘邦来兴致时也会“兮哈”的来两句，《大风歌》也就是在这一范畴之内。再者，当初项羽被包围时汉军高唱“楚歌”，这也说明汉军中受到楚文化影响的人不在少数。通过分析“汉赋”对“楚辞”的继承与发展，我们可以了解到，在文学领域楚国的“楚辞”基因已经深刻的融入到“汉赋”之中，早已经成为汉代文学起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汉代对“楚辞”文化的继承，就不会有贾谊的《吊屈原赋》，更不会有司马相如的《长林赋》。
屈原
文学上的“浪漫”往往和工艺品的“美感”分不开的。虽然说楚国曾经被中原诸国视为“南蛮”之地，总是给人一种粗狂野蛮的感觉，但事实并非如此，楚国对“美”的追求是趋向“优美、浪漫”的，比如，《墨子兼爱》篇记载：
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腰，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
此事在《战国策》、《韩非子》、《管子》、《晏子春秋》等文献中均有相呼应的记载。这种“好细腰”的癖，也折射到工艺品的造型之中，根据出土的楚国文物造型来看，多偏于“高挑”、“纤细”。考古发掘出土的汉代仕女俑不但都有着纤细的腰围，而且服装样式也与楚国的侍女俑趋于一致。文献中也提及到了以刘邦为首的汉王朝统治者们也比较钟爱于楚国的服饰，比如《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中记载：
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
其实对这些楚国文化的继承并不感到“意外”，刘邦以及西汉的很多开国元勋所在的生活地——沛县在“五国伐齐”后就已经归属到楚国的势力范围，可以说这些开国元勋是在楚国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的“审美观”偏向于楚人的审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楚仕女俑
齐之思想
说到齐国的思想文化，最先想到的就是“齐鲁大地”的儒家文化。首先要说的是儒家文化虽然起源于鲁国，也就是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是鲁国人，但由于鲁国和齐国在地理位置上紧密相邻，而且孔子的弟子子贡后来一直待在齐国，孔子两位著名再传弟子——孟子和荀子也曾多次在齐国传播儒家思想，可以说儒家跟齐国有着很深的渊源，特别是荀子甚至还做过齐国“稷下学宫”的“校长”。到了战国后期，齐鲁文化几乎融合为同一个“文化圈”——齐鲁文化，这也是今天“齐鲁大地”山东的雏形。不夸张的说在鲁国灭亡后，齐国就是儒家文化的“第二故乡”。西汉建国初期，一改秦国“法家独大”的局面，尤其重视对儒家人士的重用，比如重用叔孙通以及他带领的百人“儒家天团”。
《史记 刘敬叔孙通列传》：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原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
后面汉文帝时期起用贾谊以及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无不是受到儒家文化深刻影响。另外，儒家文化中的“孝道”更是对西汉统治者影响至深。荀子在《荀子 性恶》篇就提到：
天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于父子之义，夫妇之别，不如齐鲁之孝具敬父者，何也?以秦人之纵情性，安恣睢，慢于礼义故也，岂其性异矣哉!
这句话记载也可以推断出，齐鲁的孝道文化相比较于他国是显而易见的。众所周知，汉朝异常重视“孝道”，选官可以“举孝廉”，皇帝去世后的谥号前面必然有一个“孝”字（除了开国皇帝），比如“孝武皇帝”、“孝宣皇帝”等。再者，根据《史记 儒林列传》和《汉书 儒林传》记载，有一半左右的人数来自齐鲁地区。可见，以齐国为代表的“齐鲁文化”人群在朝中的话语权必将不能太小，其儒家文化对西汉影响的广泛性和深刻性不言而喻。
儒家创始人——孔子
齐国对西汉思想文化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儒家思想上，而且还体现在道家思想上。汉初的“无为而治”正是受到齐国的道家思想影响，而上面我们提到的“稷下学宫”的官方学说就是以道家思想为核心的“黄老之学”。
《史记 田敬仲完世家》：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再看看这些学者都是什么学派的人物，据《史记 孟子荀卿列传》记载：
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
正如著名的史学家、道家道教文化研究专家熊铁基教授在《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中所言：
其（黄老之学）思想源于老子以及后来的庄子，然而作为一个新道家学派的酝酿和形成，当是“稷下之学”那一批“发明黄老道德学”的人物的功绩。
正是黄老之学的海纳百川，让各种思想文化百花齐放，产生了文化上“百家争鸣”的局面，让齐国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中心，“稷下学宫”也成为了当时的最高学府，地位相当于今天国内的“清华北大”。也正是由于这种道家思想，让齐国的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齐国的国都临淄，甚至出现了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摩肩接踵的繁荣局面。
“稷下学宫”浮雕
西汉从吕后开始，经文景两代，朝内掌权人物基本都是“黄老之学”的忠实信徒。比如西汉的开国元勋就占了很大比例，张良、曹参、陆贾都是其中杰出代表，就连平时看起来“游手好闲”的陈平年轻时也是黄老之学的信奉者。文景两帝时期的窦太后、汲黯、庄青翟、石庆也都是黄老之学的支持者。在此期间，西汉治国指导思想一直采用“无为而治”的手段，就是学习齐国的“黄老之学”。通过五十年多年的发展经济，休养生息，为西汉王朝的盛世局面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
西汉“黄老之学”代表人物——张良
韩之农技
这里所说的国外农业技术包括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和水利工程技术。在河南新郑县发掘的国外铸铁作坊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铁质农具以及农具模范，仅仅铁质农具数量就高达二百多件，至少占当时出土铁器数量的百分之六十三点五，而且种类齐全，根据铁质农具的用途分析出，当时的整个农业生产环节中都用上了铁质农具，比如翻土、整地、耕种、除草、收割都有相应的铁质农具。同样在河南登封告成镇阳城铸造遗址中也出了大量铁质农具，根据专家分析，这个铸造遗址到了汉代依旧在使用，从战国时期的国外到后来的汉代，其铁质农具的铸造技术、造型、质地、纹饰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这些铁质农具的使用以及铸造技术为西汉发达的农业提供了技术支撑，无论是铁犁还是其他铁质农具，这些无疑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这是汉代农民必不可少的生存工具，在《盐铁论·禁耕篇》中就强调过：铁器者,农夫之死生也。生产力的提高一方面缓解了人口增长带来的社会压力，另一方面，也相对应的解放了一部分生产力，促进了当时汉代社会商业的繁荣。
考古出土的西汉时期铁质农具复原图
汉代的水利工程在当时也是非常著名的，比如我们熟知的漕渠、六辅渠、龙首渠、白渠等水利工程都是在汉代开凿的，之所以这么热衷于修建水利工程，这还要得益于郑国渠的成功经验，而郑国恰恰就是一位国外人。正是国外有着高超的农业水利技术才能培养出郑国这样的人才。不得不说地处中原位置的国外用其优秀的农耕文明深刻影响着汉朝的农业经济，让汉朝在强大的农业基础支撑下，成为了当时世界上唯一能与罗马帝国媲美的强大的国家。
郑国雕像
魏之信陵
战国时期的魏国对汉朝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影响我觉得应该拿出来说一说。魏之信陵是指战国末期魏国公子魏无忌，他以“养士”三千门客而著称于世，“窃符救赵”的事情更是让他在七国之中声望大增，无人不佩服他的胆识和魄力，包括当时还是少年的刘邦。大家都知道汉高祖刘邦是沛县丰邑人，而沛县在战国时期先后是宋、齐、楚的领地，而且又临近魏国，是一个受到多文化影响的诸侯国。刘邦年轻的时候就受到当时“养士”之风的影响，一直想成为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的门客，他对魏无忌那种不畏生死，识大局的豪杰之风甚是钦佩，魏无忌就成了刘邦的偶像，他对刘邦的行事作风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恰恰是这种行事风格与项羽的“妇人之仁”形成鲜明对比，让刘邦在用人手段上完全胜出，由此才建立了以刘邦为首的“沛县小团体”，并且开创了汉室400年的基业。可以说魏无忌对刘邦个人影响事小，但刘邦对汉朝影响事大，从这点出发考虑，魏无忌的影响可以被无限放大。另外，魏无忌的“养士”之风在汉朝初期依旧很盛行，不过此时的汉朝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极力打击“养士”的地方豪族。
《史记游侠列传》：是时济南瞷氏、陈周庸亦以豪闻，景帝闻之，使使尽诛此属。
包括后来汉武帝时期的郭解也被诛杀了。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豪侠之风虽然对当时的民间风尚影响很大，但由于不符合“时代的要求”，最后也无法成为能拿到台面上的主流风尚。
信陵君 “窃符救赵”
燕之奉献
一段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完全可以看出，当时燕国人那种为了国家，为了道义上的责任感，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换取国家一线生机的甘愿奉献精神。先是田光为了保密而伏剑身亡，然后樊於期拔刀自刎献首级，接着夏扶车前刎颈为荆轲慷慨践行，荆轲尚未走出燕国就已经有三人为此事主动献身，此可谓之大无畏的奉献精神，最后荆轲和秦舞阳抱着必死决心刺杀秦王嬴政，亦可谓之为国家利益而献身。这种为国捐赴死的精神也被后来的汉朝所继承。傅介子酒后斩楼兰王、班超率三十六人纵横西域、耿恭宁死不降悲壮归玉门、陈睦马革裹尸于都护府，这些无一不是舍身建功立业的典范。也正是这种敢于献身的精神，激励着汉朝好男儿奔赴沙场，杀敌立功，也正是这种视死忽如归的魄力让敌人见识到“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决心！
汉代画像石——荆轲刺秦王
赵之时尚
战国时的赵国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紧邻北方胡人，几百年的文化交流让赵国形成了一种积极进取、时尚豪迈的民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就是这种文化融合后的结果。 这里的“时尚”态度重点强调的是向“落后”文明的学习意识。在战国之前，千百年来中原人一直以“礼仪之国”自居，认为一切外来文化都是蛮夷文化，不值得中原诸国去学习，结果造成了盲目排外的心理。但是充满时尚性的赵国却选择“放低姿态”向北方的胡人学习，这个才是这种“时尚”文化的核心，因为只有当“放低姿态”后才能客观冷静的看到外来文化的优势在哪里，自己的不足在哪里，取长补短，为我所用，方能强大自己。从汉武帝派出张骞开始，泱泱大国就在不断汲取外来的先进文化，你匈奴骑兵好，我们就拼命训练骑兵，引进汗血宝马；胡人的歌舞艺术优美，那么我们就引进胡姬、胡舞、胡乐以及胡人乐器；甚至在两汉“独尊儒术”的情况下还引进了佛教文化等等，这些无不是体现了汉朝的“时尚性”。也正是这种“时尚性”让汉朝不断的强大起来，北平匈奴，西定西域，奠定了我们今天版图的雏形，他的名字也成为一个庞大民族的称呼，那句“汉秉威信，总率万国，日月所照，皆为臣妾”至今依旧荡气回肠。所以说赵国的“时尚性”基因早已融入到汉朝的“血液”里，他已成为汉朝优秀文化的一部分。
“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雕像
其实我们上面所说的都只是七国对汉朝影响比较突出的部分，因为肯定不仅仅是这些方面，比如说燕国和赵国对汉朝的“侠士”之风也有很深的影响，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在《送董邵南序》中就曾开门见山说道：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魏国同国外一样都是同处中原故地，有着发达的农业技术，魏国西门豹治邺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他们都对汉朝农业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另外，齐国和赵国对汉朝的商业发展作用也不容小觑，《史记》和《汉书》中多次提及到临淄和邯郸是汉朝的商业核心区域。楚国的漆器工艺对汉朝的漆器也产生了影响，楚国漆器图纹中的“凤”文化，以及红黑搭配的色彩都对汉朝的漆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汉凤鸟纹漆耳杯
结语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汉王朝不仅仅是“汉承秦制”，而是同时也充分的吸收和借鉴了其他六国的文化遗产，以秦朝的行政制度体系和规章制度为主体框架，在此基础上又填充了其他的文化基因，这些“基因”包括但不仅限于楚之艺术、齐之思想、韩之农技、魏之豪气、燕之奉献、赵之时尚。众多文化的有机融合，造就了汉王朝海纳百川的宽广身材襟，也正是这种宽广的身材襟成就了汉王朝的伟大，营造出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盛世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