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21日，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兵攻克上海南郊的龙华镇，旋在此设立“上海警备司令部”。不久以后蒋总司令亲至，立即撤销了这个机构，在龙华原址（现徐汇区龙华路一带）组建“淞沪卫戍司令部”，1928年4月正式改称“淞沪警备司令部”。
淞沪警备司令部在其后四年间，始终以嫡系熊式辉和钱大钧担任司令，它是上海及周边地区的最高军事机构，也是反动派实施统治的重要鹰犬单位，“四一二事变”以后，曾有大批革命烈士在这里英勇就义。
然而就在1931年12月，淞沪警备司令却忽然易人了，原司令熊式辉被调离，换上来的是保定三期毕业的粤军将领戴戟，曾任第十九路军第61师的中将师长、参谋长。
上海是什么地方？那是毗邻南京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是国民政府最重要的“钱袋子”和通商口岸所在，老蒋之所以撵走白崇禧，换上嫡系将领担任警备司令，不许其他派系染指上海滩的意图，昭然若揭。
那么为什么杂牌出身的戴戟，能够出任如此重要的淞沪警备司令呢？无它，在这一特殊时间点上，老蒋已经第二次下野，说话不那么算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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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把持南京政府的是汪某人和孙科，这两个人都是广东籍，他们当然不待见老蒋的黄埔系军队，本乡本土的粤军才是最爱。
于是并非黄埔系军队的杂牌第十九路军，意外被元宝砸中，稀里糊涂开进了高楼林立的大上海，担负起淞沪地区的警备任务。
一、蔡廷锴出身陈铭枢系统。
蔡廷锴原籍广东罗定，早年投入粤军大佬陈铭枢的队伍，当时的陈铭枢还只是个小营长（隶属于护国军第二军）。
蔡廷锴机敏能干，很快被陈铭枢相中，不仅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还选送到护国军讲武堂学习，毕业以后即被陈铭枢提拔为粤军第1师的连长。
到北伐战争开始的1926年7月，蔡廷锴已升任第四军第11师第28团的上校团长，成为粤军王牌“铁军”的骨干军官。
北伐期间蔡廷锴作战勇敢，曾经率部第一个突进武昌宾阳门，因功累升至第十一军第24师少将副师长，1927年3月再升任该军第10师师长。
这个第十一军是什么来头呢？要知道第四军还有一个称号叫作“粤军之母”，也就是说，北伐战争开始时，粤系的精英和名将都集中在第四军，扎堆般存在。
而随着北伐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国民革命军滚雪球般壮大，第四军逐渐完成扩编（第二方面军）和分拆，成为未来整个“粤军系统”的母本。
第十一军正是在北伐期间的1926年11月，以第四军所属的陈铭枢第10师扩编起来的，注意一下该军成立时的作战序列：
陈铭枢任军长、蒋光鼐任副军长，下辖两个师，即蒋光鼐兼任师长的第10师；戴戟任师长的第24师。
陈铭枢在早期是拥蒋的，所以1927年3月爆发“宁汉分裂”时，他调任南京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其心腹副军长蒋光鼐、第24师师长戴戟也辞职寓居上海。
第十一军高层因此出现了大换血：军长由张发奎暂代，原第25师副师长叶挺转任第24师师长、蔡廷锴升第10师师长。
1927年6月间，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免兼军长，他推荐保定六期的粤军老人朱晖日接任第十一军军长，同时晋升叶挺为副军长。
该军时辖：第10师、蔡廷锴任师长；第24师、叶挺兼任师长；第26师、杨其昌任师长（收编的黔军）。
朱晖日虽然也是粵系将领，却得算是“外来的和尚”，第十一军的两个主力师，基本掌握在副军长叶挺手中，如此就为该军参加南昌起义创造了条件。
二、蒋光鼐资历高于蔡廷锴。
捋清了前述第十一军作战序列的变化，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也有便于大家了解这段历史：
1、第10师是陈铭枢的基本队伍，最初的三任师长分别是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
2、叶挺独立团升格而成的是第四军第25师，第十一军第10师、第24师并非他的基本部队。
3、蒋光鼐不仅比蔡廷锴年长四岁，并且在粤军中的资历也犹在蔡廷锴之上，职务始终是蔡的上级。
蒋光鼐也是广东罗定人，毕业于保定军校，投身粤军后，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团少校副官（跟三个营长张发奎、薛岳、叶挺级别相仿），并且还是陈铭枢的哥们，关系匪浅。
蒋光鼐后曾空降到粤军第1师第2旅，出任第4团第三营营长，本来最应该升营长的蔡廷锴连长表示不服，故意离队以表不满。然而蒋光鼐能力较强并且待人宽厚，很快就站稳了脚跟，蔡廷锴也只能服气。
1924年孙中山改组粤军时，蒋光鼐升任粤军第1师的团长，蔡廷锴则成为该团的营长，他们俩确实属于老长官和老部下的关系。
南昌起义爆发之前，由于陈铭枢、蒋光鼐、戴戟等人皆不在第十一军军中，副军长叶挺得以策动和率领第10师、第24师开赴九江，与贺龙的第二十军共同成为起义军的主力，随后叶挺的基本部队第四军第25师的大部也赶来参加。
而第十一军的另外一个第26师，则在朱晖日的带领下，投向了张发奎南下广东。南昌起义部队重新整编后，叶挺晋升为第十一军军长（其实是我方任命的），率第10师、第24师、第25师一体南下，向潮汕地区进发。
蔡廷锴并非中共党员，政治立场本就是模糊的，第10师参加起义并不是积极和主动的。
而南昌起义的消息传出后，老蒋气急败坏之余临时抱佛脚，立即重委陈枢铭为第十一军军长、蒋光鼐为副军长兼代军长，前往福建重建该军。信使到来，在两个老长官的拉拢下，蔡廷锴和第10师发生动摇。
因此当起义军离开南昌后不久，刚刚行至进贤县时，蔡廷锴就率第10师5000余人，突然脱离队伍，再次投回陈铭枢的麾下。
第10师的作战兵力几占整个起义部队的四分之一左右，因此蔡廷锴所部的意外脱队，也是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历史很多时候是灰色的，历史人物的思想也是变化的，蔡廷锴后来又跟随陈铭枢在福建举旗反蒋，新中国成立后还入选政协常委，关于这一层，在此只叙不评。
三、蔡廷锴成为第八路军的师长。
“路军”其实又可以称为“路”，是民国时期的各色军队，在作战中临时编组的战役指挥层级，比如第几“路、左中右“路”、东西南北“路”等等，开篇的北伐军东路军便是如此。既然是临时编组的，理论上在某一战役结束后即应取消。
但是南京军事委员会却在北伐后期，将“路军”作为一级正常的指挥层级保留了下来，用以替代“军”的职能。
所以要理清楚，“路军”有临时和正规两种存在形式，通常意义上，我们把北伐军总司令部、军委会授予的，带有数字番号的视为正规的“路军”。
比如早在北伐军主力挺进两湖的1926年底，李济深即已在广州就任广东省主席兼“第八路军总指挥”，统一指挥留守广东的部队。
到了二次北伐时期的1928年初，国民革命军的作战序列中，真正参战的蒋、冯、阎、李四大派系军队，统一编成为四个“集团军”。
与此同时“路军”的番号也进一步增加，当时把西南地区的部队除桂系主力外，临时整编为五个“路军”，但并未开到长江以北参战。
这五路军分别是：刘湘的第六路军（川军）、邓锡侯的第七路军（川军）、李济深的第八路军（混编）、周西成的第九路军（黔军）和龙云的第十三路军（滇军）。
其中李济深的第八路军下辖：陈济棠第四军、徐景唐第五军、陈铭枢第十一军、黄绍竑第十五军、范石生第十六军，包括了粤军、滇军、桂军等杂牌部队共21个师约14万人。
其他四个军不详细介绍了，这里重点说说陈铭枢的第十一军，该军当时辖辖五个师，即第10师、第24师、第25师、补充师和新编第6师，而蔡廷锴正是其中第10师的师长。
注意时间点，说明蔡廷锴脱离南昌起义部队后，率部重回陈铭枢麾下，第十一军的架子就此重新搭了起来，第24师和第25师也得以重建（肯定是新兵一堆）。只不过第10师由于建制完整老兵最多，是该军的绝对主力。
换句话说，蔡廷锴也曾经是“第八路军”的师长，只不过这个“路军”的番号，后来在陈济棠手里被撤销，原因是1936年反蒋的“两广事变”，再后来拨给了陕北红军。
四、第十九路军的组建。
1929年初，南京政府召开第二次编遣会议，原各军分别缩编为师，第十一军遂缩编为广东编遣区的第3师和独立第2旅，蒋光鼐任第3师师长、蔡廷锴任独立第2旅旅长，从职务也能看出两人的级别差距。
1929年8月，南京方面开始统一所有部队的番号，由此第3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61师，蒋光鼐仍任师长；独立第2旅扩编为第60师，蔡廷锴任师长。
在此期间，粤系军阀内部为了争夺广东的控制权，曾经爆发了一系列内战，其中既有原第四军系统的“内战”，也有粤桂两系军阀之战，这里不再赘述。
总之到了1930年，李济深被老蒋扣押，陈铭枢任广东省主席，陈济棠任第八路军总指挥，分掌广东的军政大权。
不难看出，此时的“二陈”仍然是拥蒋的一派，所以蒋冯阎李的中原大战开打时，粤系当然要派兵助蒋作战。陈铭枢和陈济棠选派的部队，基干力量即为第60师和第61师，也就是之前第十一军的核心部队。
在中原战场上，蒋光鼐和蔡廷锴的作战较为卖力，粤军也确实挺能打，老蒋于1930年8月17日特别命令，将这两个师的粤军合编组建“第十九路军”，并颁奖100万元，同时拨来湘系谭道源的第50师，也归该路军指挥。
第十九路军初建时，以蒋光鼐任总指挥，蔡廷锴任副总指挥兼第十九军军长，下辖第50师（师长谭道源）、第60师（师长蔡廷锴兼）、第61师（师长蒋光鼐兼）。
看迷糊了是吗？需要说明一下，“路军”的编组方式，是根据所属派系、驻防区域和主官级别来笼统划分的，由于国民革命军派系纷杂、防区混乱以及军事主官亲疏有别，“路军”的编制标准是不一样的。
理论上说，“路军”的级别要略高于军，应该先辖军、再辖师，比如之前李济深、刘湘的“路军”。
但是在“路军”后来的编组中，有的只辖师而没有“军”、有的无军亦无师只是个空架子，尤其是在中原大战期间，各新增的“路军”基本只辖三到四个师，级别已相当于军。
比如陈济棠第八路军被压缩为第59师、第62师、第63师；韩复榘第三路军下辖第20、第22、第29师；朱绍良第六路军下辖第8、第56和新编第31师等等。
补充一下，期间路军番号是有撤销和重授情况的。
五、第十九路军调防上海。
因此第十九路军在组建时，部队规模其实就是一个军，但是为了平衡蒋光鼐和蔡廷锴的关系，部队级别却是“高配”了。
解释起来说，就是第十九路军总指挥部直辖第十九军（将来可以扩编的意思）、然后由第十九军再下辖三个师。
其中资历最深的蒋光鼐，是上将“路军总指挥”，资历稍弱的蔡廷锴，是上将“路军副总指挥兼军长”，因为蔡廷锴资历虽不如蒋光鼐，却是主要军事指挥者。
期间，路军总指挥部和军部也没有分别建立，大抵是一套班子两块招牌而已。
出现容易混淆的原因，是在番号授予时，“路军”和“军”的番号同时给了“19”这个数字，属于一个巧合，也因此造成许多历史爱好者的误解。
比如川军田颂尧的第十二路军，当时也设有军级建制（第29军），军下面再辖两个师，但是路军和军的番号就没有重合，自然也不会出现第十九路军这样的误读和麻烦了。
还可以看出来另外一个问题，在第十九路军中，由于历史因素的影响和作战序列的特别，蔡廷锴其实是掌握实际兵权的，是军事核心人物。
1931年5月，老蒋悍然在南京扣押粤系元老胡汉民，引发宁粤冲突，汪某人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差点爆发内战。
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双方暂时达成和解，期间老蒋在党内各派围攻下，被迫第二次辞职下野，但是在安排南京的驻防和警备问题时，争执异常激烈。
最终，既亲蒋又是粤系的陈铭枢，成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人选，就任京沪卫戍总司令兼代理淞沪警备司令（其后交给戴戟）。
既然陈铭枢负责警备京沪，当然要调自己的亲信部队到来护驾，于是正在江西跟红军作战的第十九路军，年底进驻上海。
而“九一八事变”后，第十九路军思想也日趋进步，全体官兵30000余人曾在赣州体育场庄严宣誓，从此不打内战，枪口一致对外！
六、淞沪抗战奋起杀敌。
1931年11月底，第十九路军全部开至并部署于京沪沿线，仍以蒋光鼐任“路军”总指挥，蔡廷锴任副总指挥兼军长，戴戟接任淞沪警备司令。第十九路军在中原大战结束后，重新整编为三个师：
沈光汉第60师，驻防于苏州和常州一线；毛维寿第61师，驻防南京和镇江一线；区寿年第78师，驻防上海和吴淞一线，全军总兵力约为33000余人。
1932年1月15日，第十九路军从各方情报中判断，驻沪日本海军陆战队挑起事端发动入侵的企图，已不可避免，遂紧急作应战的军事部署，而此时距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的时间不足两周了。
蔡廷锴将军在三天后召开军事会议，要求一旦战事爆发，区寿年的第78师“最低限度死守五天”，同时命令第60师和第61师“须于战斗开始后五日内到达上海附近”。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正式打响，第十九路军以决绝的抗日态度，奋起抗击日寇，总指挥部发布命令：“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备战。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
粤军战力强劲，揍得日军数次增兵四易主帅，期间取得庙行大捷，引发举国支持。在淞沪抗战的后期，复出的老蒋亦在强大舆论压力下，派出张治中率第五军驰援淞沪战场，两个军近60000官兵，血搏90000多日军，战役期间毙伤万余鬼子。
可惜老蒋不愿意押上老本，在美英等国的调停下，1932年5月中日双方签署《淞沪停战协定》。
作为第十九路军的老长官，陈铭枢在淞沪抗战期间的态度也十分坚决，命令部属务须抗击日本侵略军，反对妥协政策，终遭蒋、汪所排斥，后愤然辞职远赴法国。
而受陈铭枢的影响，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等老部下 ，抗日态度更加明朗，曾联名通电全国表示：“尺地寸草，不能放弃”！
胳膊终究是拧不过大腿的，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签署后，上海地区已不能驻扎正规军，于是第十九路军最终被老蒋调往福建。
然而淞沪抗战期间，蔡廷锴等将军也终于认清了政治形势，对蒋、汪的对日妥协政策严重不满，尽管8月间被蔡廷锴被提升为第十九路军总指挥，但是反蒋之意已决。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粤系将领，在福州通电反蒋并组建新政府，史称“福建事变”。然而在蒋军的围攻和内部的出卖下，仅仅两个月即告失败，第十九路军的番号亦被撤销。
其实在福建事变起事前，蔡廷锴就不太同意陈铭枢的兵力部署，结果遭老长官一顿痛骂，蔡廷锴后来私下对左右说：反正十九路军是他陈铭枢的，他愿意怎么败掉是他的事。
看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吗？这才是重点。
尾声：福建事变失败后，陈铭枢、蔡廷锴等人被迫出洋，同时继续从事反蒋活动，再后来与蒋光鼐、戴戟等老友一起，都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