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相忘于江湖
上世纪90年代,我军36位军事家名单公布。
这36位军事家既有主席、周公、邓公,还有十大元帅、十大将,以及叶挺等先驱烈士。
但是,在这份名单中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抗战时期担任八路军129师政委的邓公位列其中,但是同一时期曾任新四军政委的少奇同志却不在36位军事家之列,这到底是不是一个疏漏呢?
【粟裕】
军事家,是指在战略、战术和军事理论层面,对军事活动的理论、策划和实施具有指导作用的高级将领或军事理论家。从基本概念看,军事家的主要作用是对军事活动、军事理论的贡献。
有资料记载,在我军第一次授衔的初步方案中,周公、少奇同志、邓公都曾入围元帅。
从这个方案看,邓公和少奇同志和十大元帅并驾齐驱,是对他们军事贡献的充分肯定,尽管最终方案因为他们离开军队而未授衔。但是在评定36位军事家的时候,邓公再次入围,少奇同志未入选。
抗战时期,邓公是八路军129师政委,搭档刘伯承、徐向前两位元帅。
同一时期,少奇同志曾经担任重建后的新四军政委,搭档陈毅元帅和张云逸大将。
单看这一阶段,邓公和少奇同志的资历、任职和战功都基本相当。但是,如果放眼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阶段综合来看,邓公在军中的任职和战功都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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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129师李达、邓公、刘伯承、蔡树藩】
先看土地革命时期,邓公和少奇同志的人生轨迹完全不同。
1927年春,邓公结束6年半的旅欧勤工俭学回国,和刘伯坚等人分别被派往冯玉祥的西北军从事统战工作。邓公从莫斯利启程,一路下火车换汽车,坐汽车骑骆驼、骑马加步行,终于到达西安。
当时,西北军生活艰苦,就连和冯玉祥一起用餐,也是啃馒头、吃咸菜。
这段合作在“宁汉合流”以后戛然而止,邓公离开西安后,参加了东征和北伐。
1927年年底,随机关迁往上海,任秘书长。1929年夏,邓公和张云逸、韦拔群发动百色起义,创建红7军和左江根据地。又和李明瑞、俞作豫发动龙州起义,建立红8军和右江根据地。
1931年8月,邓公到达江西,先后任县委书记、总政秘书长兼《红星》报主编。
土地革命时期的少奇同志和邓公一样,有过一年多的留苏经历。
但是,回国后的少奇同志没有和军队打交道,而是投身工人运动。先是和李立三领导了安源路矿大罢工,又参与了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和武汉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成为早期的工运领袖之一。
大革命失败后,少奇同志转入地下领导白区工作。1930年夏,二次赴苏出席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大会。1931年秋回国,任总工会党团书记。1932年冬进入江西、福建交界的根据地,后任福建书记。
【抗战初期的少奇同志】
长征中的遵义会议,邓公和少奇同志都参加了,但是作用不同。
作为秘书长和《红星报》主编,邓公作为旁听者参加了这次历史性的会议。
而少奇同志不同,他是参会的4名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少奇同志和凯丰)之一,少奇同志时任红五军团代表,和政委李卓然一起参加了遵义会议,并在发言中公开支持主席。
长征途中,邓公任红一军团宣传部长。到达延安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邓公任八路军总政副主任。1938年初,因为张浩重病返回延安休养,邓公临危受命,任八路军129师政委。从此,和军事家刘伯承执掌这支百战雄师达13年之久。
到达延安后,少奇同志先后出任北方局书记、中原局书记,主要精力还是在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中原局刘书记执掌新四军。
皖南事变发生后,重庆当成局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并撤销了新四军的番号。
延安则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少奇同志为政委,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代军长陈毅在盐城成立大会上,高度评价少奇同志20年的革命历史。
但是少奇同志的主要精力还是在中原局,2年后回延安参加七大,离开了军队岗位。
【少奇同志、奥地利医生罗生特、陈毅】
延安整风和七大期间,少奇同志为奠定主席的地位出力甚多。
七大选举时,少奇同志仅次于主席、朱老总,领先于周公、任弼时,这也是后来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的核心五大班子成员,而少奇同志在解放战争中的地位,逐渐超过周公和朱老总,成为第二把手。
抗战胜利后,邓公协助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先后在上党、邯郸打破了敌军的美梦。而少奇同志在主席和周公赴重庆谈判期间,代理主席一职,策划了“让开大道占领两厢”的决策。
解放战争爆发以后,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开始了我军的战略大反攻。
1948年5月,邓公任中原局书记、中原军区政委、中原野战军政委。淮海战役,邓公任总前委书记。解放大西南以后,邓公出任西南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和贺老总指挥18军进军西藏。
同一时期,少奇同志的主要工作就是协助主席,领导全局的工作。
胡宗南占领延安以后,为了更好地领导全国解放战场的工作,主席、周公、任弼时留在陕北,少奇同志和朱老总东渡黄河到了华北,在河北平山主持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进一步推动解放区土改。
【少奇同志在山东】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即紧锣密鼓进行了军衔评定工作。
但是,有关邓公和少奇同志初步方案入围、但因名额有限主动放弃元帅的说法,其真实性和背后的逻辑却非常值得考究。如果少奇同志能够入围元帅名单,为什么不能入围后来的军事家名单?
根据1953年出台的《人民解放军军衔条例(草案)》和《军官服役条例》,明确规定了开国元帅的授予标准: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的高级将领,领导战役军团作战功勋卓越的高级将领。
具体到三个革命时期的具体量化标准,那就是:
一、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创建者或军团级高级将领;
二、抗战期间,八路军师级、副师级和新四军军级高级将领;
三、解放战争期间,野战军和重要军区司令员、政委。
很显然,邓公在土地革命时期创建了红7、8军和左右江根据地;抗战时期,是八路军129师政委;解放时期,是晋冀鲁豫野战军(中野、二野)政委;建国初期,是六大军区之一西南军区政委。
少奇同志在抗战时期符合上述标准,但在红军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没有在军队。
【1941年,新四军政委少奇同志在盐城当时。为保密起见,他在军中化名“胡服”】
所以,少奇同志和长期领导指挥军队的周公、邓公有所不同。
少奇同志在红军时期,长期从事工运工作和白区工作。作为新四军政委仅有2年时间,其余绝大多数时间是在领导全国的地方工作。因此,邓公具备元帅资历,而少奇同志不符合元帅的授衔标准。
同理,邓公由于长期在军队工作,也创造了军队工作理论。
既有我军各个时期的革命经历,又有军队工作的理论贡献,邓公入围36位军事家是自然而然的。而少奇同志尽管也有一段时期的新四军政委经历,但其主要著作是关于党建和敌后工作。
结论:少奇同志是卓越的领导人,但工作重心不在军队,这是他没有列为军事家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