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 甲午战争时期，有人制订了奇袭日本本土的计划，最后为何“流产”了
- 四川自贡出了哪些名人
- 清末宋育仁提出突袭日本，为何慈禧置之不理假如按照宋育仁计谋，能灭了日本吗
- 甲午战争黄海海战后，清朝为什么不能紧急购买军舰来弥补损失呢
- 历史上发生过哪些奇事
- 华夏是什么意思在夏朝之前还有华朝吗
甲午战争时期，有人制订了奇袭日本本土的计划，最后为何“流产”了
在兵败如山倒的甲午战场上，焦头烂额的清王朝，竟还想“奇袭日本本土”？没错，制定这个“疯狂”计划的人，是晚清名臣宋育仁。
对于现代历史爱好者来说，“宋育仁”这个名字也许有些陌生，但放在晚清至民国政治舞台上，这却是个曾经如雷贯耳的名字。
这位眼光睿智的四川汉子，曾是清末维新变法运动的骨干人物，“君主立宪”的坚决支持者。他曾因维新而丢官，也曾因支持清帝复辟被押解回原籍。但他一生的各种精彩著述，诸如《借筹记》《泰西各国风采记》等代表作，不单见证了他在那个时代“领风气之先”的思想，也是今人回看那段历史的宝贵参考。而记录于其著作《借筹记》里的“奇袭日本本土事件”，更是曾纵横捭阖的他，一桩令人叹息的“战略妙笔”。
当1894年甲午战争开打前，后来的“维新变法”骨干宋育仁，当时还是清朝驻欧洲公使龚照瑗的助手。时年37岁的他游历欧洲，亲眼见识了西方列强的发展理念，思想正受到强烈震动。公使龚照瑗回国述职后，暂代其职务的宋育仁身在伦敦，却正得知中日双方战云密布。当时的清朝朝堂上，一群“主战”官员们集体兴奋，纷纷高呼喊打时，却是千里之外的宋育仁，发出冷静声音：“倭兵少财乏，持久足以困之。”
但在那时，根本没有做好战争准备，更无靠谱战略规划的清王朝，又哪里听得进宋育仁的这句话？接下来就是北洋水师黄海受创，大清陆军一溃千里，整个朝鲜半岛几乎丢光。眼看着前线败报连连时，早先兴奋喊打的翁同龢等重臣们，早就转脸变了“甩锅侠”，但同样是冷眼旁观的宋育仁，却突然冒出了这个疯狂的念头：奇袭日本本土！
一个清朝外交官，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手里头一个兵没有，竟想袭击日本本土？事实是，做出这个决定的宋育仁，脑筋清楚的很，身为晚清少有的视野开阔的学者，游历欧洲的他，从没忘了学习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跨海奇袭”的战术套路，早在脑海里演练了很久。更重要的是，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当时的使馆参议杨宜治和翻译王丰镐，也是这计划的坚决支持者。这些远在欧洲却忧心祖国的青年外交官们，真制定出一个完备战略!
整个战略是这样的：虽然英美列强都是表面中立暗助日本，直接购买军备不可能。但只要能通过智利阿根廷这些第三方国家，加价买到十五艘军舰，然后招募两千名澳大利亚雇佣兵，就能打着“商队”的名义，直接从菲律宾登陆日本东京长崎。真能这么顺？宋育仁很有信心：澳大利亚别看是英国属地，但最在乎自己商业利益，只要你能拿出钱来，在那里拉起队伍没问题！
参考当时的国际形势，无论是“第三方买军舰”还是“雇澳大利亚士兵”，宋育仁的分析，都是非常到位！
当然，这个计划要想成功，关键还有两条，一是要朝中有人好办事，二是要有钱。宋育仁也并非空谋划，他早就与晚清名臣张之洞取得联络，得到了他的鼎力支持；又和康敌克特银行一通密谈，抓住康敌克特银行急于拓展对华利益的心理，成功达成了借款三百万英镑的协议；前北洋水师提督琅威理领军的“奇袭部队”也组建完毕，整个队伍“炮械毕集”。眼看就要摩拳擦掌，登陆日本大杀一场。
但是，就是在这节骨眼上，盼着为国建功的宋育仁，却等来了清王朝一纸冷冷的命令：妄生事端。然后，宋育仁苦心组建的“奇袭部队”，一枪没开就全数解散。宋育仁本人也被召回国。再然后，《马关条约》签订，大清朝再次丧权辱国。壮志未酬的宋育仁，也把这桩“奇袭日本”的来龙去脉，写进了他的《借筹记》里，字里行间，满是“抚赝私泣，望洋而叹”的悲愤，叫多少后人读罢，也是连呼可惜。
为什么会这样？直接的原因，是宋育仁的上司龚照瑗，向清王朝告了黑状，正急于求和的慈禧太后以及李鸿章，一听就急了眼，这才把“奇袭计划”粗暴打断。但更深层的原因，却要先弄清楚一个事实：如果宋育仁的这支部队真的登陆日本，他可以力挽狂澜吗？
答案是不能!
宋育仁的计划，来自身在英国的他，远隔千里依据战报对这场战争的思考。但与朝堂上的诸多官员一样，对于日本的真实军事实力，他并没有切实的了解。理论上说，派遣一支部队登陆日本，能够吸引日军回师救援，可放在甲午战场上呢？当时的日本，虽然把其国内精锐的七个师团投入甲午战争，但此时他们已经有完备的义务兵制度，组织抵抗并不困难。
更何况，宋育仁看到了北洋水师的战败和苦战，但真正决定甲午战争战局的，却是陆战。在这个战场上，清军比海战打得更灰头土脸，大清的“龙兴之地”辽东，已经完全暴露在日军的兵锋下，北京城甚至也将进入日军的攻击范围内。宋育仁还没有登上日本本土，但日军已经深入清王朝国境。
所以，就算一切顺风顺水，宋育仁的“奇袭部队”登陆成功，对于当时的战局，也不会有任何改变，只能徒增伤亡。因为甲午战争的失败，不是哪一个战略的失败，而是全方位的差距。这差距，不是宋育仁可以改变得了的。
只能说，在晚清落后挨打的悲催年代里，如宋育仁这样的仁人志士，真的尽力了。
参考资料：《借筹集》、陈悦《沉没的甲午》、刘永加《计划奇袭日本的大清外交官》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四川自贡出了哪些名人
大家都晓得四川人很厉害，都晓得四川代代都是人才辈出，战乱年代各种英勇无敌的武将，各种举世无双的智将，和平年代的各种演艺明星，各种擅长经商的能人，还有能让社会长治久安的政治家等等都是非常多的。而这其中有不少的名人便是出身于四川自贡，我接下来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四川自贡出了哪些名人。首当其冲的便是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期的总指挥,同时也是革命烈士的卢德铭，同时还有着大名鼎鼎的红三军团参谋长同时也是革命烈士的邓萍，还有着中国科学院院士，非常有名的放射化学家王方定，还有即使我国国家高级建筑师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张锦秋，当然其实远远不止这些，还有着像是高敏，熊过，吴玉章，钟波，侯媛媛，曹给非等等在我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名人，这些都是出身于自贡的名人。
清末宋育仁提出突袭日本，为何慈禧置之不理假如按照宋育仁计谋，能灭了日本吗
慈禧开始对日本的态度还是强硬主战，可无奈甲午战争前夕正处于慈禧60大寿时期，此时的慈禧正耗费大量财力在颐和园大兴土木，甚至一些海军军费都被挪用来搞“建设”，耗费如此巨大只不过是为慈禧60大寿做衬托，这时国家安危和一己私利的选择真是个笑话。
慈禧当得知和日本开战需要停止挪用海军军费，并暂时搁置颐和园的土木工程时，慈禧内心主战的风向标已经变了。后来清军在战场上节节失利，加上李鸿章主和建议，慈禧对日本的强硬态度就消失殆尽了。当时的慈禧可能就是想怎么办好自己的60大寿，相比她的60大寿其他一切都是小事，讽刺的是在清军各地战事吃紧的情况下，慈禧虽然缩减了自己寿宴的规格，但还是轰轰烈烈的举行了贺寿仪式。
慈禧这种安于享乐的思想，得知宋育仁购买它国军舰募集水兵准备奇袭日本肯定是不支持。因为她当时认为只要自己不倒台，将权力牢牢的抓在自己手中，国家割几块地赔偿点钱都不是事。你宋育仁这种行为就是主动给我惹事，这和慈禧能安于现状就行的主线是不相符的，所以慈禧肯定就不会支持。
对于宋育仁费尽心机所筹划的偷袭计划，我感觉就算计划成功，也不会直接灭了日本。先说下宋育仁筹备的军事战力，他设想5艘战舰10艘鱼雷快艇，再募集2000名外国雇佣兵。暂且不说这些七凑八凑外国兵的忠诚度和战力如何，就这个阵容就算奇袭最大化的成功，也只不过是对日本某个地区重创罢了。其实宋育仁的计划如果成功，好的话可能会起到“围魏救赵”的效果，毕竟当时日本会将大部分兵力放到中国战场，这样也许会让日本大军返回驰援本土。
还有一些理论说日本国内当时空虚、经济紧张、全部兵力都在中国战场，宋育仁如果计划能成功实施必灭日本，我感觉就算这些条件都成立，日本对宋育仁小股部队的偷袭应该还是能应付的。当然这并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这主要也和清朝长期堕落闭关锁国，严重和世界发展脱节有关。当时的现实情况确实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国力强劲，清朝正好相反，后来的维新变法也被慈禧搅黄了。
甲午战争黄海海战后，清朝为什么不能紧急购买军舰来弥补损失呢
在黄海海战前后，清政府一直试图在海外购买军舰应急，不过因为种种原因最后都没有成功。
向智利购买军舰的努力
1894年6月29日，驻英法比意四国公使龚照瑗得知日本在英国订购了两艘新式战列舰（“富士”和“八岛”），因此急电国内，认为这两艘铁甲舰远比“定远”先进，希望国内早做打算。7月10日龚照瑗又致电国内，说日本在英国购买的一艘巡洋舰（“吉野”）已经建造完毕，正在回国。
“吉野”号防护巡洋舰
此时中日之间关系日益紧张，战争阴云密布，李鸿章得知以后颇为忧虑，于是回电在法国的龚照瑗，希望他立刻去英国，寻访是否有已经完工的“新式大快船”，最好要快炮多、速度快的，争取在局势破裂前购买回国。同时李鸿章也委托总税务司赫德和怡和洋行老板克锡等人帮忙打听。
8月2日，克锡告诉李鸿章说智利在英国订购了三艘巡洋舰，有意出售。12日克锡再次致电李鸿章，说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有一艘为智利建造的“吉野”同型舰“白朗古”号已经完工，而且“白朗古”的吨位更大，火力更强，只是航速“吉野”慢了半节而已。
“白朗古”号防护巡洋舰
此时中日之间战火已经点燃，李鸿章知道时间紧迫，于是在12日就电告龚照瑗，让他购买“白朗古”号。然而智利看到中日已经开战，知道“白朗古”号奇货可居，因此即使龚照瑗加价到42万英镑，智利也不肯松口。至于此前克锡说的三艘巡洋舰，智利也是一再抬价，龚照瑗认为“船小价大，铁甲船旧，行不快”，根本不值得购买。
此后克锡又打听到智利还有两艘1887年英国造的巡洋舰可以出售。但是经龚照瑗联系以后，智利的态度也是“一日数变”，价格不断上涨，根本没法达成协议。
8月18日，克锡的弟弟小克锡又说智利有一艘1893年订购的铁甲舰“卜拉德”号可以出售，不过其价格和“白朗古”一样高，需要4、50万英镑。此外智利还有一艘老巡洋舰“埃斯梅拉达”号可以出售，价格要26.5万英镑。
铁甲舰“卜拉德”号
总理衙门最后决定先购买克锡此前提到的1887年巡洋舰。龚照瑗随即和智利达成协议，船价15万英镑，由智利负责运送到中国，运费1.6万英镑。不过次日智利就以中立为由，撕毁合同，龚照瑗最后一无所获。
黄海海战以后，因为北洋水师损失惨重，李鸿章再次让克锡和智利协商购买军舰。10月11日，克锡回复智利可以出售“卜拉德”、“康德尔”、“林则”、“埃斯梅拉达”、“额拉粗力士”、“平度”“、“白朗古”七舰。由于经费有限，李鸿章认为可以先购买“卜拉德”、“白朗古”、“康德尔”、“林则”四舰，其他以后再说。
然而事实证明李鸿章太乐观了，10月19日智利再次拒绝出售军舰。赫德此后又派克锡和智利进行协商，但是始终没有满意的结果。到了11月8日，日本反而捷足先登，从智利手中买下了“额士默拉达”号。
清政府从智利购买军舰的打算就此落空。
防护巡洋舰“埃斯梅拉达”号
向其他国家购买军舰的努力
龚照瑗在和智利协商的同时，还曾经和巴西、德国、阿根廷、意大利、秘鲁等国联系购买军舰。然而和智利一样，这些国家大多想乘机捞一把，愿意出售的军舰不仅老旧，而且还价格奇高，清政府最后只能望而止步。
李鸿章在购买军舰无望的情况下，一度希望购买商船加装火炮，作为军舰使用。不过这一打算龚照瑗在咨询阿姆斯特朗公司以后，认为商船生存能力差，不适合海战，于是也只能作罢。
龚照瑗最后只在英国购买了一艘鱼雷猎舰“飞霆”号，这艘只有300吨的军舰售价高达5万英镑，而且最后英国以中立为由将其扣押，实际上未能发挥任何作用。而驻德公使许景澄也在德国购买了“飞鹰”号鱼雷猎舰，不过同样被德国以中立为由扣押。
所以在甲午战争前后，清政府购买军舰的努力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鱼雷猎舰“飞霆”号
历史上发生过哪些奇事
这是一件发生在晚清时期的奇事。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宋育仁。宋育仁是清末时期的维新思想家，主张变法强国。1886年，29岁的宋育仁进士及第后，官至翰林院庶吉士。宋育仁对外交事务很感兴趣，并且编写了《时务论外篇》一书，专门介绍与各国打交道的外交事务，于是由此得到了光绪的注意，1894年3月，他被任命为英、法、意、比四国参赞，随大清公使龚照瑗出使欧洲。
（宋育仁）
1894年7月，甲午中日战争爆发，随后中国就在平壤、黄海等战役中接连失利，局势堪忧。宋育仁虽然身在欧洲，但是忧心如焚，他对中、日两国进行了分析，认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励精图治，尤其在海军建设上花费巨大，中国要想在海上打赢日本，非常难。但是日本兵少财乏，当时日本陆军只有6万人，占领和给养能力都有限，因此，中国应该将重点放在陆地上，同日军进行陆地防御和持久拉锯。宋育仁将他的意见呈交给了朝廷，但是，战事的发展太快了，清军不仅在海上接连失败，在陆上也是不堪一击，日本陆军势如破竹，不但占领了朝鲜全境，还攻破了鸭绿江防线，和海军一起占领了旅顺口。清军如期衰落，在陆上防御看来也不可能实现了，宋育仁不得不另想办法，转换思路。
宋育仁的上司，也就是大清公使龚照瑗，他出使欧洲其实还有一个特殊任务，就是受李鸿章指示去英国购买军舰。但是，甲午战争开始后，英国颁布了禁止向交战国出售军舰的法令，龚照瑗、宋育仁他们想方设法，最后也只买到了一艘鱼雷炮舰，但是也运不出来。
正在这个关口上，龚照瑗却突然被要求回国述职，只留下宋育仁，宋育仁也因此不得不担任代理公使一职。这时候，使馆翻译王丰镐给宋育仁介绍了一个人，这个人名叫哈格雷甫，是一名英国海军预备役军官。原来，这个哈格雷甫曾经向龚照瑗提议，中国出钱给他，然后以他的名义代购军舰，这样就不算违反了英国的法令。当然，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是因为利益，绝对不是什么担心中国的前途安危。但是，龚照瑗后来迟迟没有给他回复，于是，他就自己找上门来了。
哈格雷甫的出现让宋育仁大喜过望，原来，在战事不断失利后，宋育仁心中就逐渐酝酿了一个十分大胆的设想：他发现，虽然日军的攻势凌厉，但是由于日军兵少的原因，国内的防守很空虚，尤其是面向中国的桥头堡和重要港口---长崎，守卫很薄弱。正所谓兵者诡道也，如果中国能够出一支奇兵直接突袭日本本土，那必然能让日本举国上下大为震惊，中日战事出现转机也说不定。
哈格雷甫的计策，使宋育仁茅塞顿开：买不到军舰，就委托英国人代购，没有军队，那就直接在国外招募战斗力更强的外国士兵，至于无法突破日本人的海上封锁线，那就更简单了，舰队根本不走中日之间的海域，直接沿菲律宾群岛北上，突袭长崎。
这个想法看似异想天开，但实际上非常具有可行性，第一，日本海军当时正盯着黄海，做梦也想不到攻击会来自南边；第二，日本根本没想过本土会受到攻击，也没有做类似的预案；第三，舰队大外国商船的旗号，因为本来就是以外国人名义代购的，而且船上招募的都是外国士兵，可以一路畅行无阻的北上。
宋育仁为他这个天才的想法激动不已，并且说干就干。首先，他决定不想朝廷请示，因为他知道，以朝廷的软弱，肯定是不会同意的。于是，他一方面和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这些封疆大吏联系，获取他们的支持，另一方面，通过他在欧洲的人脉购买军舰。但是，宋育仁知道以他个人的名义肯定是买不到的，这时候他显示出了一个“大忽悠”的专业素养，逢人就说他是获得朝廷密令购买军舰的，把那些欧洲人忽悠的一愣一愣的。
很快，在智利海军麦福尔的牵线下，谈下了兵舰5艘，鱼雷快艇10艘，还有若干辅助舰艇，足以组成一支小型舰队。接着，宋育仁又通过英国海军退役上将夹甫士，和一个名叫澳洲商会的组织搭上了线。这个商会是由在澳大利亚经商的英国人组织的，中日战争爆发后，这些在澳大利亚和亚洲之间往来的商人很是惊恐，这个商会就是为英国商人提供武装保护。经过谈判之后，这个商会同意宋育仁以他们的名义购买军舰、募兵，甚至悬挂商会旗帜。
宋育仁又得知，前北洋水师总教习、副提督、英国人琅威理此时也在澳门，于是，宋育仁找到琅威理，将他的计划向琅威理全盘拖出，并委托琅威理在澳大利亚招募2000士兵。琅威理欣然接受，并且表示要为中国政府“立一大功”。
事情基本上都已经办妥了，剩下的就是钱的问题了。宋育仁是背着朝廷行事的，朝廷肯定不会有拨款。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宋育仁咬咬牙，又打着朝廷密令的幌子，在夹甫士的帮助下，在英国康迪克特银行总共贷款300万英镑，用于购买军舰、招募士兵等费用，这可是一笔巨款，宋育仁基本上是将自己的仕途、身家性命都押上去了。
贷到款后，宋育仁立即着手准备事宜。但时间很快就到了1895年1月，日本水陆两军夹击北洋水师根据地威海卫，2月11号，提督丁汝昌自杀，几天后，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琅威理）
此时，战争已经没有悬念了，就算宋育仁能够实施突袭长崎的计划，北洋水师也没有军舰来配合反攻了。但是，宋育仁依旧没有放弃，他的准备工作已经到了尾声，船只、弹药都已交接完毕，琅威理的募兵也进行的差不多了，整支舰队的战斗力马上就要形成，并将打着澳洲商会的名号，突袭长崎。
谁知道这时候，龚照瑗突然回来了，听闻宋育仁的计划，这位老兄出了张大嘴，一脸惊异，再也没有别的表情。很快，龚照瑗将宋育仁的计划如实上报了给了朝廷，朝廷听后，也是大惊失色，李鸿章立即表示反对，慈禧也认为这是“妄生事端”，当即下令宋育仁中止一切相关行为，突袭长崎事宜一概作废。还免去了宋育仁参赞一职，立马电令回国。索性的是，朝廷念宋育仁也是一心为国，并没有过多处罚，只是收缴了原先出使欧洲时赐他的二品顶戴，仍降回四品原职，回翰林院供职。
（李鸿章）
此时已经过去了100多年，出了宋育仁本人的所著的《借酬记》中提及外，其他历史资料都没有记载。假设宋育仁奇袭长崎的计划真的得以实施，那么，不仅甲午战争结局会被逆转，甚至历史将会被改写，也说不定。
华夏是什么意思在夏朝之前还有华朝吗
谢谢悟空小秘书的邀请。这个问题前面已经有13个作者做出了回答，目前还没有看到让我认为是讲得比较好的答案。因此，这里我谈下自己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在正式答问之前，我们先来谈谈《尚书·武成》中的这个“华夏”概念。
前面有几个答问者都引用了《尚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这条材料，其实，这条材料是有问题的。这里提到的所谓《武成》出自《古文尚书》，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曾用128条证据指出《古文尚书》不可信，因此有学者也将之称作“伪《尚书》”。
那么，真本《武成》存在吗？《汉书·律历志》所载《世经》引用了《武成》两段81字材料，涉及武王伐纣、归周日辰等，这些材料几乎完全与《逸周书·世俘》的记载相同，因此，大量学者指出，《逸周书·世俘》才是真正的《尚书·武成》，具体研究可参阅陈逢衡《周书补注》、陈梦家《尚书通论》、刘师培《周书补正》、庄述祖《尚书记》等。从《世俘》全篇来看，文中并无“华夏”一词。因此，我们谈“华夏”这个概念也不能从《尚书》开始。
二、《左传》是记录有“华夏”一词的唯一先秦文献
在先秦文献中，“华夏”一词实际上只出现过一次，即《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蔡声子所言：“楚失华夏，由析公之为也。”当时的历史背景是：
公元前585年（鲁成公六年），晋军用楚人析子之谋，败楚军于绕角（今河南鲁山县东南）。随后，晋军又侵入楚国的附庸国蔡国（地在今驻马店上蔡县）和沈国（地在今河南省驻马店平舆县），并俘获其君。蔡国、沈国与周人同为姬姓，而周人有自称“有夏”的文化背景。因此，这里蔡声子（蔡文公之孙）所说的楚国所失掉的“华夏”就是指姬姓的蔡、沈二国，这与后来用“华夏”来指代“古代中国”的意思是有根本差别的。
在西周时期，姬姓诸国往往被称为“诸夏”，有时也称为“诸华”（华、夏二字，古音极近），这说明华、夏在作为族群称呼时可以同义互换。比如，上面提到的《左传》“楚失华夏”一词，在《太平御览》卷294就引作“楚失诸华”。又比如，公元前500年（鲁定公十年），齐景公与鲁定公的夹谷之会，时为傧相的孔子针对齐人欲指使莱人劫持鲁公的行为而说了这样一句话：“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这里的“华”与“夏”对文，用来指姬姓的鲁国，也说明华、夏二字并无区别。
三、华、夏的本义及其区别
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夏”这个名称曾作为一个朝代出现。但是，周人也往往自称为“夏”。这是什么原因呢？根本原因就在于夏是一个文化概念，不是种族概念，也不是地理概念。比如，顾颉刚先生说：
划分“诸夏”的主要条件是文化而不是地区、氏族。……当所谓“蛮夷”国家吸收“诸夏”文化，具有了“诸夏”国家的条件时，即可进入“诸夏”的行列，正如“诸夏”国家在丧失其条件时，即被视为夷狄一样。（《“夏”和“中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一辑）
又比如宋育仁《泰西各国采风记》说：
《经》言夷夏之辩，以礼义为限，不以地界而分。《传》言降于夷则夷之，进乎中国则中国之，倘如旧说分以地域，则降于夷者必徙而之夷，既无是事；进乎中国者，必进而据地。进而据地，灭人之国，方讨之不暇，反视同中国，又无是理。”（《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
以上这个观点是可信的。但从西周文献来看，夏的早期用法则主要是与姬姓周人有关。姬姓周人当时主要聚居于中原地区（特别是关中平原与豫西地区），这便为“夏”转化为族群和地理概念创造了条件。比如《三国志》出现的关羽“威震华夏”一词，这里的“华夏”就用来指中原地区，并在以后的史料中逐渐转化为了古代中国的代称。
需要指出的是，古代文献中的华、夏二字在作为族群意义使用时虽然相同，但二字出现的时间有早晚之别。从时间上来看，作为族群意义的“夏”字在《尚书》、《墨子》、《论语》、《诗经》中已经出现，但“华”字在这些文献中并没有族群义的用法。根据笔者的统计，作为族群义的“华”字在《左传》中出现了六次，分别为襄公四年、十一年、十四年、二十六年，昭公二十九年和定公十年。上述各例华字在表达“诸夏”意义的同时，都会同时涉及礼仪、道德、教化等方面的内容。这也再次有力地证明了一点，“夏”字是文化概念，不是种族概念和地理概念。
四、在中国历史上，夏朝之前还有华朝吗？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华夏二字等义，这实际上已经否定了在夏朝之前还有华朝的这种看法。从先秦文献来看，在夏崛起之前，还存在一个叫“虞”的强大政权，这一点已经有不少学者提及。当然，这个问题与本文无关，我们可以不谈。需要说明的是，我国有极少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除了夏族之外还存在一个“华”族。但是，这种看法在先秦文献中是找不到证据来支持的，因此并不可信。
我是头条作者古史微，专注于研究先秦史已有多年。以上回答，希望能让题主满意，也希望各位读者朋友提出意见，并欢迎评论、点赞、转发，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