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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的“秋决制度“是怎么回事
所谓的秋决制度是指处决刑犯的时间集中在秋冬季节。这种时间规定主要取决于古人对自然的认知，另有宗教信仰、帝王喜好的因素。与秋决制度匹配的还有秋审制度，这是明清时期对死刑审判案件的一种补充。当年的戊戌六君子都是未等审判直接处死，而百日维新中，康梁之外最核心的人物徐致靖，在李鸿章、荣禄的营救下，通过秋审制度保住一命。
“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鹰乃祭鸟，用始行戮”。——《礼记·月令》古人对于自然的敬畏，决定了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天时为依据。西周时期就已经形成秋冬季节行刑的规则，秋冬意味着万物凋零，进入一个生死轮回的交替周期，即符合时令，又能够缩短犯人轮回转世的时间。
这种思想在汉朝时进一步发展，董仲舒以阴阳五行为理论依据，成为“天人感应”思想的集大成者。《春秋》中穷天人之变的精神，和儒家《洪范》的五行思想，都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相互感应的，董仲舒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观体系——“天人感应”。
董仲舒认为，五行构成了宇宙，五行的相生相胜又完全对应了宇宙万物的关系，所以自然界的变化就是五行主导的，五行对应着时节的变化，同样对应着自然规律。
如木代表萌芽出生，对应春天；火代表生长，土代表养生，都对应夏天；金代表收获，对应秋天，水代表隐藏，对应冬天。这就是天时与五行对应的规律。
而天时与人事也是对应的，或者说五行也对应了人事。所以木为春生，适合农事，作为君主要劝课农桑；火为夏长，适合选贤任能，作为君主，要广开仕途之路和赏赐有功之人；土为养成，适合繁衍，君主要循宫室之制谨夫妇之别，延续继承人的血脉；金为秋收，适合收拢有罪之人，伐无道以安天下；水为冬藏，适合祭祀。
“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庆、赏、刑、罚与春、夏、秋、冬以类相应。”——《春秋繁露·治乱五行》董仲舒的思想就是让人们遵守自然规律，在某种程度上讲，君主就代表着规律，所以遵守规律的重要基础就是绝对支持君主。只要按照这种规律行事，就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反之，灾异的产生就是因为破坏了建立在五行之上的宇宙关系。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治乱五行》一章中，专门论述了灾异产生的原因是破坏了合理的五行关系。
董仲舒的思想最终要归结到君权神授上，所以提出的所有逻辑，都是为帝王服务的，这也就赢得了儒家唯我独尊的地位。君主既然选择了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那么就会按照其逻辑规律施政。
所谓的秋决制度就是在“天人感应”思想下，由统治者默认的，符合五行推演规律的制度。往往有人将斩立决和秋决制度对立起来，其实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斩立决也是于汉代形成的处罚手段，但并非是立即处决的字面意思，它与绞立决差不多，都是在判刑当年的秋分过后再执行。与这个手段相对应的是“斩监候”，斩监候的意思就是待来年重新核对案件，进行终审定罪后，再进行秋决，所以有一年的缓冲时间。二者的差别就是案件是否能定论，证据确凿则当年处斩，称为斩立决；证据不足，则斩监候，待取证审理完成后，或宣布无罪，或定罪秋决。
所以秋决并不是制度，而是针对所有处决案件的时间规定，只有斩立决、斩监候才是律法中的量刑制度，二者的处决时间大都在秋天霜降之后、冬至以前，这就叫做秋决。而对于谋反大逆的罪名，则要“决不待时”，所以谋逆没有判为斩立决的，都会判处更高级别的刑罚，而且立即生效，无需等待秋天。
唐宋时期还尊崇道教的十直斋日，这属于道教的戒律。道教规定的斋戒是为了净化心灵、教化世人，以仪式的形式请求天神护佑，这样会有求必应，心神感应。这种思想之所以被唐宋重视，是因为唐宋的开国、兴国之君都信奉道教，其中唐朝太宗、宋朝太祖尤甚。
“诸立春以后，秋分以前决死刑者，徒一年，其所犯虽不待时，若于断屠月及禁杀日而决者，各杖六十。待日而违者，加二等”。——《宋刑统·断狱律》所以唐宋除了规定秋决，还要求每月的一、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不得处决犯人，这就是大宋律法里说的“禁杀日”。除此之外还包括：
八节斋日：立春日、春分日、立夏日、夏至日、立秋日、秋分日、立冬日、冬至日；
三元斋日：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
四始斋日：正月初一、四月初一、七月初一、十月初一；
三会斋日：正月初七、七月初七、十月初五。
佛教也有斋戒日，统治者信仰佛教的也会颁布相应的法律，在不可杀生的斋戒日里，往往是不处决犯人的。
而在行刑的时间上，常有午时三刻之说，这主要是古人认为这是太阳位置最正的时候，即位于天空正中央。与地上的人对应后，照出的人影最短，所以称为阳气最旺的时间。因为古人认处决是“阴事”，所以要以阳气镇之。
在司法程序上，秋决成为一个惯例，与此配套的判决复核制度也到明清形成体系。
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廷要求各省的督抚将所辖省份内的处斩、斩监候案件，会通布政使、按察史进行复审，提出四种处理意见： 一为情实，即罪情属实，奏请执行死刑；二为缓决，即案情虽然属实，但危害性不大者，可减为流放、充军等；三为可矜，即案情属实，但有情可原，可减为流放；四为可疑，即案情尚未完全明了的，需驳回原省再审；五为留养承祀，即案情属实、罪名恰当，但被处罚者为独生子，其家里还有老父亲、老母亲要照顾，则可奏请皇帝申请留养。
由此可见，清朝表现出慎杀态度，不管案件有无争议，都要进行秋审，然后再决定是否来年执行秋决。这与汉朝以后的斩立决、斩监候不同，做到了所有囚犯一视同仁，均以缓刑的方式对待。一般来说，四月之后的判死案件，都要进入秋审环节，所以说戊戌六君子的处理是绕过了司法程序。
当年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后，第一个要杀的就是徐致靖。慈禧认为他是“祸首”，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人士都是他保举的，举人不明在先，祸乱在后。而且在维新骨干里，徐致靖官拜从二品礼部侍郎，官职最高，上的折子最多，因此成为慈禧眼中的“罪魁祸首”。但因其父亲与李鸿章关系不一般，李鸿章就委托荣禄向慈禧求情，为徐致靖争取到司法程序的机会，被判处斩监候，后来八国联军入京，打算释放所有囚犯，徐致靖不敢擅自出狱，在向刑部尚书贵恒代奏请命后，慈禧在西安发来了赦旨，这才活着走出监狱。
综上，秋决的形成在古代象征着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不管是“天人感应”，还是宗教斋戒日的影响，封建社会的律法也要从维稳考虑，尤其是处决一事关乎人命，社会影响较大。故而决定了统治者的慎杀态度，秋决如此，秋审也是如此。
古代有哪些音乐
中国古代音乐葛天氏之乐所唱的 8首歌中，开始两首一为《载民》（意为始民），一为《玄鸟》（即燕，或说为凤凰）；前者含有祖先崇拜的意思，后者可能与图腾崇拜有关。又如关于黄帝族有“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左传·昭公十七年》）之说，可见黄帝族是以云为图腾的部落。黄帝时的乐舞名为《云门》，颛顼（传说为黄帝之孙）时的乐舞名为《承云》，显然都和图腾崇拜有关。至于朱襄氏之乐的“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吕氏春秋》），伊耆氏之乐所唱歌词“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礼记·郊特牲》）之无异于咒语，据说一些原始时代的古乐如黄帝的《云门》、帝尧的《咸池》（或说是黄帝时乐）、帝舜时的《韶》，在周代还作为宫廷雅乐的“六代之乐”在演出。这些古乐中最重要的算是《韶》
古代盛世普通百姓能吃上肉吗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萨沙第8632条回答。
在唐宋之前，也就是春秋战国秦汉时期，中国人吃肉不多。
在商代，中国人吃肉很少，毕竟粮食都不够吃。商纣王的酒池肉林，其实就是大办宴席、酒肉敞开吃，就是相当高的赏赐了。
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生产力才有一定发展，老百姓勉强吃饱肚子，吃肉自然很少。《礼记·王制》也说：“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连社会贵族阶层，吃肉也不是很多，普通人就别说了。
秦汉时代，社会生产力有较大提高，老百姓开始吃肉，但吃的也不多。
古书记载，汉代末期一只鸡需要36钱，而政府小吏每月月俸才360钱，只能买10只鸡，可见吃肉还是不容易。所以刘备去猎户刘安家做客，刘安家里没肉，一急竟然将老婆杀了。
唐宋以后，随着农业技术的大发展，民间吃肉就越来越多。到了明清，吃肉也是寻常事。
但是，这也是分等级的，贵族可以天天大鱼大肉，吃到油腻的不想再吃“朱门酒肉臭”，平民能吃粮食填饱肚子就不错了，偶尔吃点肉就当享受了。
很多人不知道，日本是到了江户时代，也就是快到近代的时候，农民才能吃到大米饭的。
而中国南方农民古代也不容易吃到大米饭，这是要高价出售的，自己往往吃一些较差的米和粗粮。
古代中国人吃肉是不多的，原因如下：
第一，牛羊肉吃不到。
古代大部分时期，牛是不能随便杀的。
甚至建国后很多年，各大生产队的牛不允许私自杀掉，即便生病了或者年老了，也要申报国家批准后才允许杀掉。
牛是重要的农业劳动力，对国家农业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只有宋代等几个特别繁华的朝代，由于牛的数量太多，政府才允许民间杀牛吃肉。
所以《水浒》中，好汉大块吃牛肉，并不稀奇。
牛毕竟杀得很少，牛肉是很昂贵的，普通老百姓不太能吃得起。
《水浒》中好汉大块吃牛肉，大碗喝酒，对普通农民来说是很享受的事情。
至于羊肉，古代的羊和今天不同，不是关在栏里喂饲料。
真正好吃的羊肉，需要在草场上放养。
在汉唐时期，国内还有大批草场可以放牧，羊肉也比较常见。
后来由于中国人口猛增，关内土地开发殆尽，土地又都是私有制，就没有大规模放养的草场了。
所以，当时国内养羊的人不多，羊肉也比较少见。
真正好吃的羊肉，主要是北方购买甚至从北方金国、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进口。
在宋代以后，羊肉是高级肉，普通老百姓不容易吃到，皇宫和贵族吃的较多。
而且，古代羊肉有一股膻味，而中原汉人饮食较为清淡，多半受不了这种味道，吃的也不多。
第二，猪肉不好吃。
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对牲口的阉割技术不发达，猪是不阉割的。
而猪如果不阉割，猪肉就会有一种骚味，很不好吃。
在宋代之前，中国人吃猪肉并不多，因为不太好吃。
另外，中医认为吃猪肉会导致虚胖，对身体不好，所以有身份的人一般不吃猪肉。
为什么当年苏轼提倡猪肉会引起社会轰动？就是当年的人，吃猪肉较少。
直到后期阉割技术发达了，明清时代猪肉才成为主要的食物。
养猪的出肉率高，周期又短，是很合算的养殖生意。
《儒林外史》范进的岳父就是杀猪的屠夫，而杀个猪只能赚一钱多银子，可见当时猪肉已经比较普及了，杀猪也是寻常事。
第三，鱼肉不容易吃到。
古代和今天不同，吃鱼基本都得靠水。
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如果不靠近水边一般吃不到鱼。
古代也没有冰箱，除了极少数咸鱼以外（盐价格昂贵，咸鱼也不便宜），所有鱼虾都是新鲜，都是捕了就吃，难以运输较远。
所以，内陆地区的老百姓，不靠近河流湖泊的，吃鱼很困难。
第四，狗肉吃的不多，马肉不吃。
中国很多地区有吃狗肉的传统，但主要是在唐宋之前，以春秋战国秦汉为主。
当年农业技术太差，农业产量低，饲料也缺乏，吃肉并不容易。
而狗作为家畜的一种，也是重要的肉食来源。
只是，到了唐宋时代，吃狗肉就越来越少了，一则是狗不可能长得很肥，狗肉偏瘦，不太好吃，被当做低等肉食。所谓狗肉上不了酒席，就是这个意思；
二则是狗越来越成为农民的重要家庭成员，一般也不会随便吃掉。尤其是少数民族和一些修行的人，多不会吃狗肉。
《水浒》中，鲁智深看到酒店有狗肉，就要花钱买着吃。
酒店老板还颇为惊讶，因为即便是行脚僧人不忌荤腥，一般也不会吃狗肉。
至于马肉也是一样。
且不谈好吃不好吃，古人养马本来就很少，马匹价格本来就极高，哪里还能去吃呢？
第五，鸡鸭才是吃的最多的。
自古以来，农民吃的最多的就是鸡鸭。
鸡鸭的生产周期短，而且在农村不需要精心喂养，平时每天撒一些饲料，让鸡鸭自己找食吃即可。
除了吃肉以外，鸡鸭还可以下蛋。
其实，古代农村也没大家想的那么夸张，只要家里粮食略有剩余的，基本都会养鸡养鸭，不吃肉也要吃蛋呢。
中国古代的农民吃肉虽不多，但并不是不吃肉。
如何看待古代王朝的历史周期问题，左右王朝兴衰的到底是什么
谢谢邀请，我是以史为鉴。
古代封建王朝的周期率问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著名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开篇就是历史周期率的描述：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算起，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大一统王朝，平均统治大约在两百到三百年时间。
一个王朝的衰落直接导致了分裂势力的崛起，而在各地分裂割据势力混战一段时间之后，必然有雄才大略之人崛起，再一次统一全国。
古人把这种现象简单的归纳为天命，这也就是“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一历史周期率的来历。
其实学过唯物辩证法的朋友们都知道，透过分分合合的表象，这个历史周期率的本质其实在于生产资料的重新分配。
当一个新的大一统王朝建立，必定是伴随着旧贵族的毁灭和新贵族的崛起。
旧有的贵族地主等势力到毁灭，解放出许多不掌握生产资料的农民、手工业者，这部分被解放者看到了自己打破阶层进行上升的空间，激发出了极大的主观能动性进行生产。
而新王朝建立初期，必定进行过极为残酷的战争和动乱，新的王朝吸取了上一任王朝灭亡的教训，在许多税收、劳役、法律等政策上都会显得宽松，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这也是历史上一些著名的盛世，都是在一个朝代的初期或中期的原因。比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都是如此。
而一个新建立的朝代，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新的贵族已经逐渐形成了势力联盟，新的阶层天花板开始固化。普通的农民，手工业者，这样的劳动人民上升通道已经逐渐收窄。
贵族和百姓之间的矛盾开始逐渐激化。
这一时期如果遇上开明的皇帝进行变革，惩处弊端将会产生所谓的朝代中兴。但是因为封建王朝本身阶级局限性的限制，这样的改革也往往会只是昙花一现，随后就会面临失败的必然命运。
比如宋代的王安石变法，明代的张居正改革，在进行变革初期都产生了巨大的效果，但是随着保守势力的反扑或者主政人的去世，这样的变革也马上就失败了。
又经过100多年的发展，这些贵族官员的阶层已经完全固化，底层百姓根本没有丝毫出头之地。
而且经过200多年的和平发展，社会的相对平稳导致人口的大量爆发增长。而封建王朝时期的农业、手工业的生产技术有没有得到大的爆发性增长。这就导致人口增多，而粮食等生活用品的产量跟不上这一增长趋势。
这些原因综合起来，就会导致贵族和百姓的矛盾不可调和，只能兵戎相见。
由此便进入了朝代的末期，整个社会进入战争，歌剧混乱。
在混战几十年到上百年之后，消耗了大量的人口和旧有的既得利益者。整个社会产生的粮食等又可以养活相对应的人口。
而旧贵族的消亡，则又给新贵族的诞生提供了土壤。这也会导致新一个大一统王朝的诞生。
当然一个朝代的消亡和一个朝代的诞生，肯定是非常复杂的，可能会有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多重因素综合导致而成，这条问答只能从最简单的模型给大家一个科学的分析思路的建议。
如果您有其他观点，也欢迎留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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