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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从什么时候开始有骑兵，发展历史是怎么样的
马的驯化大约在6000年前，主要是原始雅利安人在欧亚大草原上驯化的，如乌克兰草原和中亚草原。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说明，亚洲野马（也叫普氏野马）不是现代家马的祖先，因为普氏野马有66个染色体，现代马是64个染色体。
按中国古籍记载，黄帝时代中国已经乘坐马匹，虽然没有骑兵，但至少是军事指挥者采用的交通工具。这些马有可能是从中亚交换来的，也可能是中国本地驯化的。
帝始教人乘马,有臣肢作服牛以用之。
目前中国考古发现的马在商朝的殷墟
殷墟曾展出六个车马坑，每坑葬1车，其中５坑随车皆葬两马，４坑各葬１人。
殷墟甲骨文中，有很多关于马的文字：“贞肇马左右中人三百”、 “共马乎伐（灭）”、“马其先，王兑从”、“三十马允其执羌”。
说明，至少在商朝已经有数百人的骑兵队伍。
本人是沂蓝书院赵月光，主要研究宋史和近现代史，继承章太炎学派唯识史观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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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最出色的三王秦孝公、赵武灵王、秦昭襄王，谁的功绩能力最强
如果把战国所有国君列在一起比较功绩和能力的话，个人认为整个战国时期功绩和能力最强的三位国君，从强到弱的排名是：秦王政（后来的秦始皇）、魏文侯、秦孝公。
秦王政自不必说了，光是统一六国的功绩，就已经是前无古人了，千万别认为到了秦王政这一代，随便一个秦王就能统一天下，那可不一定的，秦国到了秦王政时期，虽然已经强大无比了，但还没有强大到超过东方六国实力的总和，秦国以军事统一天下的行动仍然掺合了不少政治手段，比如离间敌国，用金钱收买敌国将相，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等等。
秦始皇
况且秦王政统一天下成为秦始皇后，又开了非常多的传承千年的功绩，比如说大一统，统一语言、货币、文字、车轨、度量衡，还有郡县制，三公九卿制等中央集权制度，还有北击匈奴、南征百越等开疆拓土的军事行动，还有修长城、建驰道、通灵渠等大规模基础设施建立，不是任何一个战国君主可以比的，所以秦王政始终排第一。
魏文侯是战国时期魏国国君，是战国早期第一个实行变法强国的国君，魏文侯重用李悝实行变法，开创了划时代的意义，后世的商鞅变法很多内容都是直接抄袭了李悝变法，魏文侯不仅重视变法图强，而且重用了很多人才，比如重用了乐羊和白起，一个灭亡了中山国，一个夺取了秦国的西河之地，让秦国几十年不敢出西河，还开创了战国第一个职业化军队--魏武卒，这都是在魏文侯时期完成的。
魏文侯
战国初期的天下第一强国不是秦国，而是魏国，战国初期正是由于魏文侯一系列的改革和用人，开启了魏国百年的霸业，魏文侯是魏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君主，也是战国初期最有能力和功绩的君主。
如果说到赵武灵王、秦孝公、秦昭襄王三位战国国君的话，个人认为功绩最高、能力最强的是秦孝公，其次是秦昭襄王，最后是赵武灵王。
1、秦孝公
提到秦孝公，很自然地想起了商鞅变法，战国时期的变法非常多，但变法最彻底、最成功、影响最深远的只有商鞅变法，而秦孝公就是商鞅变法的提倡者和维护者，商鞅变法能够成功，与秦孝公的全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没有秦孝公提供的这个平台、资源和各种支持，商鞅是无法成功的。
秦孝公
商鞅变法不仅让秦国强大起来，而且影响了后世中国几千年的法制，是极其深远的，比如军功爵位制，这是维持秦国一直强大的根基，使整个国家的资源能够集中起来，用于强国和对外战争，也是秦国源源不断的战争取胜的原因，比如县制，是后来郡县制的基础，即使到了今天，县制仍在使用，只不过演义不同了。
秦孝公不惜牺牲自己儿子的名誉，以让法治得以伸展，正是因为秦孝公的支持，商鞅因为太子犯法处罚了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孙贾和公子虔，一个施行黥刑（在脸上刺字），一个施行劓刑（割去鼻子），从此秦国法律畅通无阻，刑不上大夫成为历史，王子犯法与庶民同辈就来自于此，这个影响是很深远的。
而这一切都是秦孝公在背后默默支持的，如果说商鞅是千里马，那么秦孝公就是伯乐，正是由于秦孝公坚持变法，才让秦国逐渐强大起来，秦国之前被魏国打得不敢东进，由于变法，秦孝公终于在西河打败了魏国，抢回了被魏国占去几十年的西河之地，这是秦国强盛的开始，这个开头非常重要，万事开头难，这都是秦孝公的功绩和能力，所以秦孝公要在三人中排第一。
商鞅变法
2、秦昭襄王
提起秦昭襄王很容易就想起宣太后、魏冉、白起、范睢等人，会想起战国时期最著名的一场大战：长平之战。同时会想起秦昭襄王是战国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国君，一生在位时期达到56年，这个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排在前三在位时间最长的国君之类。
秦昭襄王最大的功绩是用人和延续了秦国的强大，并努力向东开疆拓土，秦昭襄王一生是秦国用兵最多的时候，大小百余场战争都在秦昭襄王手中发生，比较有名的有伊阙之战，白起领导的，斩首韩魏联军24万人，鄢郢之战，白起领导的，秦国第一次攻进了楚国的都城，大败楚军，还有长平之战，白起领导的，斩首赵军5万人，坑杀赵国降军40万人，一战灭掉赵国所有军队。
秦昭襄王
秦昭襄王不断发起的战争，光在白起手上，就消灭了东方六国100多万有生力量，严重打击了东方六国的实力，为秦国统一天下创造了条件，秦昭襄王时期，秦军还攻进了东周都城，俘虏周赧王，灭亡了周朝，把周朝象征权力的九鼎运到了咸阳，这些都是秦昭襄王的战绩，所以秦昭襄王排第二。
3、赵武灵王
赵武灵王之所以排第三，是因为他开了一个虎头，却有一个蛇尾的结果，提起赵武灵王必然想到的就是胡服骑射，赵武灵王是战国时期唯一一个既是国君，又是变法改革者的人，其他国家的变法是国君主导，由其他实行变法，赵国是赵武灵王一人全兼职。
胡服骑射是一项军事制度改革，简单地说就是学习胡人的长处：服装和射骑技能，不过既然是改革，一般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毕竟赵国也是华夏之国，在这之前，还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学习过胡人的长处，华夏自古以来就看不起周边的蛮夷，这在赵武灵山这是个例外，赵武灵王是华夏是一个师夷之技以制夷的人。
赵武灵王
正是由于赵武灵王的改革，才让赵国在战国后期强大起来，成为唯一一个敢正面对抗秦国的国家，而且赵武灵王还是第一个有灭亡秦国思想的国君，赵武灵王敢假扮使者进入秦国考察，这在战国时期也仅此一例，这些都是赵武灵王的功绩。
但赵武灵王晚年做了一件非常糊涂的事，就是继承人问题，不但让赵国起了内哄，还把自己的命都丢了，赵武灵王废长立幼，又同情起长子来，结果导致了长子和幼子发生手足相残的沙丘政变，最终赵武灵王自己也被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儿子给活活饿死了，正因为这事才让赵武灵王降低了排名。
语言是唯一的文化文明交流工具吗
【人鱼薇沫】语言并不是唯一的文化文明交流工具。
1.音乐
音乐是能让全人类产生共鸣的“语言”，音乐可以传递情绪。
悲伤，喜悦或是激昂愤懑，我们都能从音乐中感知。
听不同国度的音乐，我们就像穿越一场缤纷的时空之旅。
马头琴代表辽阔的草原，我们能听出雄纠纠的威武之感。
听到风笛，就想苏格兰原野上的风车。
萨郎吉婉转的乐声中，仿佛看到了印度带着神秘面纱的舞娘。
有许多自闭症的孩子，可以通过音乐来和亲人沟通，在音乐中，他们忘记了伤痛，拥有了自由。
阿炳用二胡连接了与世界的沟通。贝多芬弹奏出一曲曲天籁。
2.文字与美术
色彩和线条，在过去没有文化产生的阶段起到了记录的作用。
埃及神庙中的文字记录了过去的时光，通过那些简单的画面，我们能够得知那个时代他们做了什么，那些像形文字保留最初了古老内容
中国的甲骨文慢慢演化成了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文字。
古时无相机，但一首首或委婉或雄壮的诗词勾勒出各种画面，我们透过这些诗或词感知到了古人的所思所想。
晏殊曾写道“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正是传递那时的游园景像。
而宋代的清明上河图，却把当时的宋人生活记录的清清楚楚
所以文字和图画传递的更广更久远。
3.收藏品
在博物馆中收藏着无数精美的墓中珍品。
都是当时最流行的文化，都是被收藏的历史见证，更具有厚重感与更深的文化因素。
那些陶瓷、书法、铭刻、玉石器、珐郎、漆器、织绣……数不尽的宝藏，都向我们诉说着文化的传承。
每一件文物，都有一个故事，一个长长久久的内涵，它们是无声的证明，验证时代的车轮曾经碾过。
建筑物、电影、摄影……都是可以传递文化的媒介，而且语言因其片面性，还有 语境民族性等原因，有时反而是文化交流的障碍，对于文化的认知应该广而阔。
怎样评价胡服骑射的历史意义
赵武灵王实行的“胡服骑射”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特别是赵武灵王能够在一片“攘夷”的声浪中，力排众议，冲破守旧势力的阻挠，坚决实行向夷狄学习的国策，表现了作为古代社会改革家的魄力和胆识。通过“胡服骑射”改革的赵国，成为当时除秦国外，国力最强的国家。“胡服骑射”的历史意义主要有三点：
一是对赵国军队的影响。在实行“胡服骑射”改革以前，赵国的军队都是以步兵和车兵为主，官兵的作战服饰都是根据步战和车战的要求而做，用在骑兵上，非常不合适，这就导致了在和胡人骑兵的战斗中往往处于劣势地位。而胡人的服装都是身穿短衣、长裤，作战骑在马上，动作灵活方便。在和胡人的作战中，赵国军队屡屡失利。失败了总得找原因吧？找来找去赵武灵王就意识到，服装问题成了赵国作战的短板。军队穿的衣服根本就不适合马上作战而且靠中原地区传统的步兵和战车配合作战的方式在和胡人的作战中屡屡失败，因为笨重的战车只宜在较为平坦的地方作战，在复杂的地形中运转十分不便，众多的步卒也无力对付那奔驰迅猛，机动灵活的骑兵。只有学习诸胡的长处，以骑兵对抗骑兵，才能增强赵国军事力量，彻底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同时，只有改中原地区宽袖长袍的服装为短衣紧袖的胡服，才能适应骑战的需要。从此以后，赵军改穿胡服，而且战争策略和方法上，也做出了很多的改变，发展骑兵，不再采用老式的战车和步兵配合的作战方式。这种战法远程奔袭能力得到了加强，机动性能更好。
二是对中原服饰的影响。首先是改进了军队的服装装备，这种改进了的军队服饰装备，便利了作战。其次，弱化了服饰的身份标示功能，强化了其实用功能，使“习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国服饰变化的总体倾向。同时，因其打破了服饰的民族界限，弱化了身份界限，使君臣、官民服饰的差别大大减小，自然弱化了服饰的身份标示功能。从此以后，“习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国服饰变化的总体倾向，汉族居民不断吸取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来丰富自己的服饰文化。赵武灵王虽并没有强制百姓改穿胡服，只在官吏、军队中强制推行，但上行下效，自古皆然，加上胡服的便利性，赵国百姓纷纷效仿。貉服、胡服之冠、爪牙帽子、带钩等胡人风格的服饰开始在赵国百姓中流行。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大量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胡服成为社会上司空见惯的装束，一般平民百姓的服饰，受胡服的影响最为强烈。
三是对民族融合的影响。促进了各地区，尤其是中原汉族与边地各少数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汉人因为胡服劳作方便而穿上胡人的服饰，胡人因汉人的服饰飘逸而穿上汉人的服饰。“胡服骑射”导致了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融合，也缩短了赵人、胡人心理上的胡、汉差异。从而减弱了华夏民族鄙视胡人的心理，增强了胡人对华夏民族的归依心理，缩短了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奠定了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服饰融合的基础，进而推进了民族融合，促进了秦汉时期全国各民族大一统局面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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