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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恒产者无恒心”这句话对吗你怎么看
无恒产者无恒心，是孟子之言。孟子此言，源自孔子的治国之策。对人民先‘富之’，再‘教之。’
先使人民富裕，让人民衣食无忧。所谓仓廪实则囹圄空。（而法家主张贫民。民贫国富，民富国弱）
使人民富裕后，再教育——启民智，立民德。孔子谓之：君子以振民育德。
孟子此言，不是绝对的。孟子又曰：无恒产有恒心者，唯士能为。意为贫穷而不为恶者，只有有节操的士子才可以做到。绝大多数众人，是做不到的。
孔孟之言，体现了两层意思：
一是不能以士人和卿大夫的标准，来要求庶人。
二是儒家是最最重视教育的。但孔孟皆认为，比教育更重要的，是富民。
孔子谓之：民之所生，衣食也。民馈其生，饥寒至于身而不为非者，寡矣。
无论是孔孟，皆务实，接地气。以人为本，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在当代，民无恒产便无恒心，此话怎么解
普天下百姓，如无恒产，则民心动荡，因此有了恒产，便多了一份奋斗。
首先，谈一下静态的恒产，主要有两类，
①是无负债的静态恒产，如房屋、土地、车子等，这样的情形下，幸福指数相对较高，所以呢，未来的期望肯定是眼下的恒产不受破坏，再进一步的想法是未来还可以有更多的恒产。
②是有负债的静态恒产，如背负偿债能力房子、车子等，这个时候就需要去偿还债务，就需要去工作赚钱养家，需要恒心去不断开拓，否则的话，那些负债的房子和车子也早晚会化为泡影。这一种的情形可以说是当下的主流，大量的人背负着房贷车贷等，在奋力地赚钱偿还债务。
其次，谈一下动态的恒产，讲的应该是所从事的事，因为有了持续不断要做的事，所以呢，就需要不断去奋斗。
如果说，大量的人员没有静态的恒产，也没有动态的恒产，那么他们就要寻找出路，出路有很多种，也可能就走上了极端。
《大明王朝1566》中，改稻为桑政策为什么会失败
确实是悲哀，“改稻为桑”本来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是只要去实施，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归于失败，这就是大明王朝的悲哀。
来个长篇大论吧。
《大明王朝1566》中，改稻为桑是虚构的历史事件，但却真实反映了当时明朝嘉靖年间的朝堂与社会的现实状况。
大明王朝的朝堂内部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搏杀，在这场激烈的对抗中，以徐阶为首的清流首先发难，却在严党的严防死守中节节败退，严党趁势反击，眼看清流就要一败涂地，紧急关头，嘉靖出场，挽回了局面，并与严嵩达成默契，严党放清流一马，继续维持着朝堂的平衡局面。
政治平衡可以继续延续，但财政吃紧，亏空严重，但国库没有办法凭空变出银子来。
归根结底，缺钱。
内阁首辅严嵩提出了“改稻为桑”的主意。从经济角度算账，改稻为桑确实能够提高财政收入，还能供给洋商的丝绸订单，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嘉靖很高兴，同意这个建议，专门强调不要加税，不能增加老百姓的负担。
但这个事情有弊端吗？弊端很大，但徐阶和张居正已经发现了问题所在，却没有一个人提出来，而是默许通过了。他们根本没在乎这个计划的可行性，而是着重于如何扩大对手的漏洞。
上层不经考察，拍拍桌子定下方略，但到了下面基层，执行中就出大问题了。
落实政策的地方官员胡宗宪就首先感到不妥。他认为：此事太过操切了，如果用三年时间，逐步缓改，在操作过程中发现和解决问题，还是有成功的希望。但是上面却要求一年之内出成果，这很不现实。
如果仅仅从纸面计划上看，改稻为桑真是个好事情，不仅增加了朝廷的资金，农民的收入也能提高，还振兴了整个织布行业，纺织资本家也能赚到不少钱，从朝廷到地方，从官员到百姓，本应该皆大欢喜。
真的那么美好吗？不见得。
政策是个好政策，执行起来可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
于是，各路神仙纷纷登场，拉开一幕轰轰烈烈的大戏。
以前讨论过嘉靖搞的三角权利平衡的政治格局。朝廷由三种权力派系构成：严党、清流、司礼监。严党与清流互相牵制争斗，司礼监从中谐调和监督，看到哪方要倒了，就上去扶一把，哪一方势力太涨，就去摁一下，始终维持着这个三角平衡。
咱们看看，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严党、清流、司礼监都做了些什么，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
一、严党
高层（决策）：首辅严嵩。
中层（监督管理）：严世蕃
基层（贯彻落实）：郑泌昌，何茂才
政策下放到基层，执行政策的严党基层官员不顾浙江商贾和农户的实际情况，要求当地作坊一年之内织出五十万匹丝绸。
为什么时间要求这么紧迫？胡宗宪的三年逐步缓改不是挺好的吗？
当然要时间紧迫，如果三年逐步缓改，利益就都让朝廷和老百姓得了，执政官员和地方上的富商和豪强怎么有机会从中获取暴利？
改稻为桑，种桑比种稻利润高很多，那么田地越多，获利就越多，富户和豪强当然想多占土地了。多占了田地，再让原有土地上的农民租种当佃户，是不是就赚大发了。
纺织资本家们也很赞成，因为管理桑田的人手比管理稻田要少得多。有一部分农民就会失业，失业了就要找工作，纺织厂正好雇来当廉价劳动力。
官员们也很赞成，通过土地的买卖，这些富户、豪强、商人们想获得土地，就要经过官员们的手，官员们就能大笔大笔地拿回扣。
但是老百姓可不同意，人家自己的土地，自己种桑，自己收茧，自己卖蚕丝，为什么不自己赚钱呢，非要卖给你富户地主和豪强？
三年缓改，老百姓就能逐步得利了。
这可不行，要逼着老百姓把田地交出来，就必须有所要挟，怎么要挟？现在就执行政策，毁掉稻田，你卖了田，给你钱，你买粮活下来。你不卖，今年没有收成，饿死你全家！
够不够混账？
为了快速推行改稻为桑，当地官员派人骑着战马践踏秧苗，但戚继光火了，把兵调走了。
严世蕃和郑泌昌、何茂才干脆下了毒计，竟然毁堤淹田，借天灾酿了人祸。地主豪强们借机低价收购甚至巧取豪夺农民田地。
两县被淹，百姓生存立即成了大问题。没有粮食，活不下去了。
农民的怨恨:
“今年青苗已经下去了，要改桑只能等明年，你现在就让我改，不改就毁堤淹田，现在改桑，到时候没粮食吃，饿死了找谁去？难道去吃桑叶吗？朝廷哪能这样做事？”
中国古代皇权专制下的农民，以食为天，吃饭比什么都重要，能不饿肚子就是盛世，千恩万谢了。庄稼、土地，这是他们的命根子，只要有土地，庄稼收上来，即便苛捐杂税，他们也不会造反。农民习惯了这种生存方式，满足于自给自足。他们轻易不愿意折腾，他们更愿意做顺民，可受欺负、受委屈的总是是农民。
毁堤淹田，这就是要绝了农民的命根子。
严党的论调:
“改稻田为桑田是朝廷的国策，你们要么自己改，要么卖给别人改，死一千个人，一万个人，全浙江的人死绝了也得改！”
敢于反抗的，就扣上通倭的帽子，杀一儆百。
“改稻田为桑田，上利国家，下利你们！这么天大的好事，就是推行不下去！今天居然还聚众对抗！现在明白了，原来是有倭寇在煽动造反！”
地方大员胡宗宪急了眼，他不能容忍自己的治下的老百姓遭此灾噩，他开始向朝廷请求支援，并四处借粮。
那么，掌管朝廷粮食的清流们又如何对待呢？
二、清流党
高层（决策）：徐阶、张居正
中层（监督管理）：赵贞吉
基层（贯彻落实）：海瑞、王用汲
清流高层的态度：
当此百姓危难之际，向来与严党水火不容，斗得你死我活的清流高层，徐阶、高拱、张居正首先想的不是拯救百姓，而是要扩大事态，以酿成更大恶果，好捉住严党的把柄。
淳安、建德两县受灾，数十万灾民饥寒交迫，无家可归，地方大员胡宗宪设法筹粮赈灾。他首先向户部请求调粮赈灾，被徐阶和高拱搪塞，暗示其无粮可调。
而张居正在裕王府议事时说出了清流的真实意图：
“户部，是不能给他调粮的。能调，这个时候我们也不会给他调了。”
“干脆让浙江乱起来，就当做我大明朝身上烂了一块肉，这块肉一烂，严党这个脓疮，就到了该挤的时候了。”
几十万人的生死，在这些高层眼中也就是一块烂肉。就是为了朝堂上的争权夺利，置万千黎民之生死而不顾。
这就是清流，要饿死穷苦老百姓们，这一点上，他们的意见与严党竟然是完全一致的。
即然清流的高层不允许赈济灾民，可想而知中层又是怎样的态度了。
徐阶的门生、胡宪宗的好朋友，鱼米之乡的父母官，时任南直隶巡抚赵贞吉，当胡宗宪前往江苏借粮，赵贞吉这样答复：
“一百船、两百船粮，江苏都拿得出，却不能借给浙江。是朝局不容我借给你。”
“两边的人都不愿意我借粮给你”。
灾区的老百姓被两道铁闸夹在了中间。
一边是严党，毁堤淹田，逼迫农民们贱卖田地，表面上为了执行国策，改稻为桑，实则是为了土地兼并，从中获取暴利。
一边是清流，拒绝救灾，迫使老百姓因饥饿而闹事，激起民变。为了抓住严党的把柄，打击严党势力，争权夺利。
他们政见不同，行动一致。
胡宗宪为救灾民而东奔西走，却四处碰壁，一无所获，万般无奈之下，唯有一声长叹：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那么，做为平衡严党和清流势力的司礼监，他们代表的是皇权，又是怎样的态度呢？
三、司礼监
高层（决策层）：吕芳
中层（管理层）：杨金水
基层（执行层）：李玄、沈一石
司礼监做为嘉靖皇帝的权力代表，也是皇帝的大管家。他们为皇帝谋取利益，当然也从中截流，为自己牟利。
即然司礼监是起维系严党与清流之间平衡的作用，在这样的事情中，自然少不了他们的身影和作用。
江南织造局兼浙江市舶司总管太监杨金水，就是司礼监方面的人。他被派往浙江，一是为了皇上管钱，捞银子，二是充当眼线，监督两党人员的一言一行。
毁堤淹田是怎么回事，杨金水心里很清楚，但他心里想着的是洋商的订单和纺织商的丝绸，灾区老百姓的死活与他没有半毛钱关系，他是毫不在意的。
但是，为了平息事态，上面当然要追究责任，而司礼监是负有监查责任的。按照大明朝官场的一贯的德行，责任尽量往下摁，基层人员当然是首当其冲的替罪羊。
杨金水交出了自己的手下李玄顶罪。
小太监李玄是河道衙门的监管，说良心话，即使工程款项上有贪腐，但河道都是去年刚修的，固若金汤，再不济，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决口呢？
但要下决心让你担责任，就要想方设法让你栽进去。
杨金水这样说：
“世上哪有金汤一般的河堤？有些事不上秤没有四两重，上了秤一千斤也打不住。”
为了掩盖毁提淹田的实情，决堤的原因说成是河道失修。
最没有背景的底层人员被拿出来顶缸杀头。
但这毕竟是件通天大案，一旦到了嘉靖亲自过问的程度上，皇上是不允许欺瞒的，杨金水面圣，又把责任推给严党。
嘉靖帝明白他的苦心：
“这个杨金水还是得力的。”
为了给毁堤淹田画上句号，牺牲了马宁远、常伯熙、张知良跟河道监管太监李玄。
司礼监牺牲了体制内的基层人员李玄，而体制外的人员是怎样的结果呢？
四、明朝商人沈一石
浙江首富沈一石，也参与了此事，他的主要目的当然也是兼并土地、获得廉价劳动力、扩大生产。
但在大明王朝，做为一个商人，参与到这种深涉政治斗争的事件中去，他就很悲哀地成为了政客们手中的棋子。
用之，弃之，掠之，杀之。
没从改稻为桑里得到一分钱的好处，反而搭上自己最后的财产。海防急需军饷，失败的施政又需要承担者，沈一石就沦为了众矢之的，所有的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是献上祭坛的最佳牲品。
嘉靖点头，众人赞许，获罪抄家，一代首富，葬身火海。
做为商人，沈一石有错吗？
其实沈一石就代表着无数明粉口中所谓的“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
沈一石和别的那些奸商有着本质的区别，沈一石是资本主义代表，他是要为这个国家和老百姓创造价值的。
但是，在大明王朝的土地上，这种“资本主义萌芽”根本就没有任何可以生存的土壤。
很悲哀，沈一石遵守着这个国家对待商人最严苛的法令，穿着布衣，喝着冷水，吃着最劣质的食物，守着最低等人的礼节。
做为司礼监的编外人员，沈一石以他商人的眼光，早已看出改稻为桑是一步死棋，他也自知难逃一死，用自己的生命和最后的财产导演了一出大戏，先是打着织造局的旗号去买地，后又改为了奉旨赈灾，最后在层层盘剥，重重压力之下，成为了腐朽的大明王朝的献祭。
熊熊烈火中的沈一石愤怒的遗言：
我大明拥有四海，倘使朝廷节用以爱人，使民以时，各级官员清廉自守，开丝绸、瓷器、茶叶通商之路，仅此三项即可富甲天下，何至于今日之国库亏空!上下挥霍无度，便掠之于民；民变在即，便掠之于商！
这片土地上，根本没有资本主义的活路！
海瑞审案，杨金水发疯。
那么大明王朝的清官能救了老百姓吗？
五、大明清官海瑞
严格意义上来讲，海瑞不属于那些所谓的“清流”。
如果以现代观剧者的眼光来看，海瑞其实是“理智明粉”。
海瑞肯定不属于那帮“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三无扯淡派的范畴。
在这个剧中，海瑞代表着一个问题：如何在明朝当时的体制下，调整结构，把明朝从逐步走向覆灭的道路上挽救回来。
咱们来看看如果真的要挽救明朝，海瑞应该怎么办。
改稻为桑，嘉靖发现问题了没有？发现了。
但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嘉靖关心的是：在不引发内乱的前提下如何缓解财政危机，增加收入。
严党关心的是：如何通过改稻为桑而搞腐败，牟取利益，敷衍皇上。
清流关心的是：如何通过改稻为桑，激起民变，扩大事态，打倒严党。
富户豪强关心的是：如何通过改稻为桑，兼并农民手中的土地。
奸商们关心的是：如何通过改稻为桑，把农民变成失地流民，最终成为廉价劳动力。
有没有任何一方，考虑过老百姓的死活？
所有的利益集团都是以改之名，坑害百姓。
而造成这种现象最根本的原因是大明王朝的祖制国策。
海瑞发出这样的怒吼：
“郑泌昌、何茂才以及他们的前任官员仅在织造局沈一石一处贪墨受贿就达几百万之巨！还有田土赋税，盐铁课税，还有运河堤坝工程，查起来贪墨者更不知多少！
不错，他们都是严党的人，不只浙江，两京一十三省还有更多他们这样的人。他们为什么就能够二十多年肆行贪墨而愈贪愈烈？就是因为在他们的前面还有更多挥霍无度之人！
从大明朝开国至今，亲王、郡王、皇室宗亲遍于天下。按照规制，一个亲王每年就要供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锦缎四十匹，纻丝三百匹，绢五百匹，纱罗一千匹，冬布一千匹，夏布还要一千匹。其他各种开支更是不胜繁举。你们算过没有，一个亲王耗费国帑便如此之巨，那么多的皇室宗亲耗费的国帑又是多少！这些皇室宗亲、宫中宦官、各级官吏所兼并之田庄占天下之半皆不纳赋，小民百姓能耕之田地不及天下之半却要纳天下之税，这些更是人人皆知，人人不言！
就拿浙江而言，每年存留粮米六十二万九千石，可供给皇室宗亲府衙禄米却要一百二十三万石。以两年存留之粮尚不能供皇室府衙一年之禄米。
北方俺达年年侵犯，东南倭寇年年肆虐，危及天下，可将士的军饷粮草却要东挪西凑！这些事情如果只参劾严嵩、参劾严世藩能说得过去吗？
就像谭大人所言，历来参劾严党者都因牵涉皇室反罹其祸。我看恰恰相反，就是因为他们只敢参严不敢直言天下之大弊，才使得严党能够藏身大弊之后肆行贪墨而不倒。
天下大弊不革，倒了一个严党还会再有一个严党！
严党要参，皇上要谏，致君父为尧舜，免百姓之饥寒。
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
这样的道理我不明白为什么就不敢向皇上进言？！
谭大人说我偏激，这就是我的偏激。请谭大人将我的这番话转禀赵中丞，也可以转禀裕王、徐阁老、高达人、张大人。倘若因此获罪是我海瑞一人之罪，与你们皆无关系。我海瑞无党！”
海瑞的清醒在于看清了大明王朝腐朽到根子里的皇权祖制。
但这个，能改吗？
忠君爱国是美好的理想，勤政爱民是为官的本分。
大明王朝一次又一次以牺牲小民为代价，换取整个王朝的顾全大局，真的可行吗？
“顾全大局”四个字，让大明王朝的政治格局陷入了死循环，政治生态逐步腐烂，最终再也无可救药。
而老百姓不会永远都容忍自己像蝼蚁一样被鄙视，被辗死和抛弃。
结论：“改稻为桑”的政策，从开始实施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必然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