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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派云南作风是一种什么样的作风
云南，简称“滇“，意为”彩云之南“，以美丽、丰饶、神奇，而被外界称为“秘境”。古人常用“彩云南现”来遥指这片神秘的云岭高原。春城昆明，“风花雪月”的大理名胜，高原水城丽江、神奇的“香格里拉”中甸，孔雀曼舞的西双版纳，少数民族文化长廊的怒江，滇南明珠的红河等，这些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背后蕴含着一种思想——老派云南作风。
云南江河溪流源远流长，险峰峡谷纵横交错，古老中有动感，繁闹中有静谧，而在云南的村村寨寨，环境周围有山相叠的秀丽，有水流淌的灵动，而老派生活方式随处可见，你会看到有人在石凳上下象棋；有人坐在竹椅上抽水烟；有人拿着鱼竿溪水垂钓；有人骑在牛背哼唱民歌等，一切因自然而和谐。这些生活画面体现着云南少数民族行事朴素、纯良，没有被世俗丢弃内心的坚守。明静质朴、宁静致远、自由惬意。因而云南老派作风也是一种务实，人们在脚踏实地的同时，也仰望星空。
老派云南作风就是老云南的单纯，热情，淳朴，你看哀牢山神秘，哈尼梯田的美轮美奂，品味猫哆哩酸角糕。现在也只能在那些古老的寨子中能体会到了。幸好云南这样的地方还很多，让我们好好珍惜，多多感悟吧，或许更多的人都需要静静的感悟一下这样的生活、感受这样的云南、体会老派云南人的那份淳朴、厚道和热情。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们取得了物质上的极大丰富，但精神方面却离传统的东西越来越远，而反观今天，社会经济虽然飞速发展，我们取得了物质上的富足，但精神却远离传统，远离过去，我们会发现人情冷落了、周围的人们都市侩了、浮躁了——我们得到自己想要的，却失去了曾经拥有。
老派云南作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世界观
老派云南的生活与山有关，与水相连，像山那般厚实，像水那般明净；有山的自然纯朴，有水的淡定从容。老派云南人在与岁月的相伴相守中，不加雕饰，未染浮华。
他们静静地守望着属于自己的日子，不会为昨日之穷困潦倒而难以释怀；亦不会为明日之飞黄腾达而承受重压，富贵贫穷只在今时今日。
这种作风就是人类的一种“普世价值观”，一种普遍适用的价值观。重在讲求尊重人性自然规律的同时，用理性的方式思考，重新积蓄我们生命的正能量，社会的正能量。这是我心里的老派云南做风，没有地域的限制，与北上广或者其他省份相比，只是在云南这块土地上，表现得更鲜活而已。
《琅琊榜》里的“赤焰军”为何非死不可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威胁到了皇权。
赤焰军是外戚，这个没错，本来应该是皇帝最信任的力量。在中国，军权很多时候，多掌握在外戚手里。不是因为你有才，而是因为你是自家人，又不是自家人。
外戚是姻亲，不是皇族，即使兵权在握，也不好上位。宗族子弟，就不同了，都是皇族，谁跟谁呢？有实力了，当然要抢。
兵权给那些毫不相干的大臣，皇帝也不放心，没一点休戚与共的血亲关系，造起反来，都不带犹豫的。
赤焰军的主帅林燮，就和当年的卫青、李广利一样，都是大舅子小舅子领兵。但是，林燮做事，太高调了。不像卫青，有才华，却只管低头干活，不吆喝，也不干预朝中的事。妹夫皇帝也好，姐夫皇帝也罢，一句话过来，二话不说就坚决执行了。李广利则不同，草包一个，好财好色，皇帝就更放心了。
所以，卫青得到善终。李广利，则是兵败投降了。
林燮就不同了，战功赫赫，掌握着最厉害的军团，却刚直不阿。把赤焰军，变成了林家军了。这个也倒罢了。你只要知道做人做事，忠心，皇帝还是能容忍的。
但是，林燮犯了大忌。那就是与他的外甥合谋，唱双簧，把控了军政大权。
祁王是长子，未来的皇位最佳继承人选。这位皇子，太有才了，却不知低调。老爷子让你帮忙管理家务，你就真把自己当主子了。培植党羽，呼风唤雨，搞的老爷子，都得看你脸色了。
一句话，祁王太高调了，高调到，还和掌握林家军的舅舅，眉来眼去，一唱一和。
这还得了啊？祁王你不掌握军权，皇帝还当你是个不懂事的小屁孩，但是和掌控军权，事情就大了。
你们一个掌握兵权，一个掌握朝政大权，这是要干什么？那还要我这老皇帝干什么？那天夺权上位，不是分分钟的事？
这就触动皇权的核心敏感地段。
其实，梁王何尝不知道，林燮并没有叛变？但是，这不代表，他未来不和太子合谋，发动政变。这在中国历史上，可是大把的前车之鉴。
所以，既然有人言之凿凿，说祁王、林燮谋反，梁王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灭了。
夏江、谢玉，之所以要去诬告，说白了，就是梁王暗示的。
梁王对夏江说：老夏啊，这林燮祁王，这么搞下去，不行啊，朕晚上睡不好，老失眠了。有什么办法，能睡个安稳觉？
夏江是最忠诚于梁王这个主子，何等聪明啊，立马明白这意思了。不能让皇帝变成忘恩负义，残杀好友兄弟和儿子的骂名。他得出个名正言顺的主意，只要把林燮祁王打倒，老爷子开心了，也就睡的踏实了。
至于用什么办法，那是他夏江的事了。
（我是三生有画一书生，胡拉弹唱话经典，更多狂言碎语，欢迎各位，关注本号哦）
哪部电影是你通宵也要看的
《赛德克巴莱》
这部台湾电影历时十二年，动员两万多人参与拍摄。当时我看完后，就两个字——“震感”。
这部电影用最原始的方式给我展现了场最真实、最血性、最残忍的侵略者与反抗者的对抗。就像主角莫那·鲁道说的那样：“如果你所谓的文明是让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让你看到野蛮的骄傲”。
当听到这句台词的时候，我再也不认为这仅仅是一场不愿被奴役的人反抗侵略统治的暴力复仇。留给我们的是更多的思考。
在电影最开始，山上的各个部落
虽然都属于同一民族，但他们并不是团结一致的，各个部落之间一言不合就要发生械斗，这种械斗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因为他们最终的胜利是要致对方于死地，而且还要砍下人头，将此称为“血祭祖灵”，这种极为残忍的猎杀对他们来说却是极为荣耀的。恐怕看到这里的时候，无人不震惊，很难想象这样的生活是怎样的体验。对他们的评价只有凶残、野蛮。
然而接下来日本军队占领台湾，开始觊觎山上部落丰富的资源，而此时的大部分寨子开始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因为这片土地是他们共同的祖先留给他们的家园，誓死保护。易守难攻的地形，族人们的勇猛好斗，本以为日本人很难拿下这片土地，谁想部落却出了叛变，勾结日军将其余寨子一个个击破。——这是是影片中第一次展现了人性的孽根，在最原始的部落，同样有人因为利益出卖自己的族人。
在日军强大的兵力与装备下，所有族人屈服了。人们开始接受日本人毫无人道的奴役。日本一方面以高压手段压迫心存反抗的部分族人，另一方面邀请首领参观日本本土强大的军舰，让他们最后一丝的反抗精神也随之消失。再者，修建铁路，街道，邮局，学校，让土著人的孩子接受教育，慢慢从思想上让他们接受新鲜的文明。
这一切都似乎都合乎情理，日本人得到了他们想要的资源，土著人人的生活得到翻天覆地的改变，他们可以得到教育，有了学历可以进入警局，邮局等单位工作，这类人不再担心以前食不果腹的日子，也不用担心以前刀口舔血的日子。然而有部分没有接受教育的土著人，只能成天在日本人的奴役下做工，换回来的钱只能够买下一碗酒而已，一不小心还要被监工鞭打。就算是已经得到工作，还有在学校里接受教育的孩子，他们的待遇同样是不公平的，他们一辈子都被画上土人的符号，被排挤。
这一切，都被那个唯一一个没有磨灭仇恨的莫那鲁道头领看在眼里，他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准备，终于在有天晚上和日本人的冲突下爆发了。他联络其他部落，将生死置之度外，为了那些年轻的孩子们干净的脸庞（死后都去不了祖先的牧场），更为了族人们生存在世上最后的一丝尊严。
终于，在那个学校运动会上，在那个漫天大雾的日子，赛德克人将二十多年的愤怒全部爆发出来了，他们血洗了雾社，他们的手段相比起当年的日本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不管老人，女人，还是婴儿，都被残忍的砍下头。此时，面对血流成河的屠杀，部分土著老人只能撕心裂肺的呐喊，也许在老人眼里，她们不懂什么尊严，什么是血性，从自古以来她们就只是在家里相夫教子，在田里耕种劳作，猎杀经常在她们身边，但她们与此毫无瓜葛。
此时，影片也达到了高潮。女人和孩子们不愿意拖累男人的战争，在将东西搬运完毕后，纷纷在树林里上吊。而男人们，则在丛林中接受日军的反扑，一个又一个的死去。
最终，整个民族用极为残忍的手段最后一次“血祭了祖灵”，也用极为悲壮的结局捍卫了民族最后的尊严。他们在太阳旗下卑躬屈膝，在太阳旗下反抗，最后是否通过了彩虹桥，到达了祖先在另一个世界中那片肥沃的猎场，没有知道。
似乎在每一个有侵略的地方都带着杀戮，接下来的就是在统治者慢慢同化，甚至慢慢消失，遗忘那段历史。
个人观感：杀戮是没有对错的，只有谁更残忍而已。而是否敢用鲜血和生命捍卫尊严，才是最值得思考的
明清之际的云南社会是怎么样的
关于这个问题，先来探讨下明代时，公元111年，汉武帝设置益州郡，将云南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版图。但当时中央王朝的统治方式，与云南落后的生产方式极不适应，于是，云南地方独立政权的产生和长期存在也就成为必然。地方独立政权的政治体制和统治方式适应了当时云南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水平，促进了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而云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却在无情地为地方独立政权的瓦解创造条件。到蒙古灭大理国之前，云南靠内地区封建领主制已经确立，这为元政府建立云南行省奠定了基础。
1274年，元政府在云南建立行省，下设路府州县，对云南进行直接控制。但当时云南经济发展水平与内地仍有较大差距，其统治方式仍应与内地有所不同。于是元政府顺应现实，在云南建立了土司制度，并采取屯田、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创办学校等措施，推动云南经济社会发展，使云南与内地的差距进一步缩小。赛典赤治滇期间，承认并保护靠内先进地区产生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小农个体土地所有制，从根本上动摇了领主制的基础。这引起了占主导地位的封建领主的激烈反抗，领主与地主的矛盾成为元代云南社会的主要矛盾。整个元代，云南封建领主与地主间的斗争从未间断，并已发展到了异常尖锐的地步。它充分说明，云南大部地区原有的生产关系已经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必将为新的生产关系——封建地主制所代替。元代云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新变化，为明代云南经济社会的飞跃创造了条件。
一、明代汉人入滇推动了云南经济发展的跨越
到了明代，明政府在云南设立了布政司、都指挥司、按察司，又在“三司”之上设巡抚，并在靠内地区设府州县，将云南完全纳入了封建中央集权制的轨道，实现了云南与内地的政治一体化，这适应并促进了云南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明代云南经济的飞速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从另一方面讲，政治一体化的巩固乃至整个云南社会的进步，取决于经济的一体化。而明代大量汉人入滇，成为实现经济一体化的巨大推动力。整个明代，大量内地汉人以各种方式进入云南，最终成为云南的主体民族。汉人入滇推动了云南生产力的跨越发展，使云南经济基本赶上了内地的水平。
（一）农业生产力显著提高
农业是封建社会最主要的经济支柱，也是封建经济的主要形态。汉人入滇，直接促进了云南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以卫所屯田数为例，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云南都指挥使司所属各卫所屯田数为435036亩；到正德五年（1510年），屯田数增加到1276630亩。①据有关史志记载而统计，云南在册官民田地，弘治四年（1491年）仅为363135亩，到永历十五年（1642年）锐增为5211510亩，增长了13倍之多，主要原因是大片荒芜之地得以开垦。粮食产量方面，因记载不详，仅以政府在云南征收的税粮数为准做些推测：洪武二十六年夏税秋粮计有776907石，弘治十五年（1502年）增为139837石，万历六年又增加到153209石。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的大大增加，使得云南“收入富饶”，“足以纾齐民之供应”。①
宋应星《天工开物》下卷《五金》。农业生产条件和生产技术有较大提高。基础设施方面，明代曾对云南各地的水患进行过多次治理，而且修筑了许多坝塘，以灌溉防患。如玉溪修筑的坝塘就达25处，引水各坝塘的分渠44条，纵横于玉溪平坝之中。②水磨、水车、水碓等工具也普遍使用起来，所谓“舂碓用泉，不劳人力”。（P68～73）值得一提的是，兴修水利乃汉人与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共同所为。如邓川弥苴法江堤就是“东堤军屯修筑，西堤里民修筑”。③大理御患堤也是“军筑三之二，县民之为土军者三之一”。④水利条件的改善，使得土地利用率大大提高，达到了“田不病于旱潦”，“夷汉利之”⑤的效果。此外，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被普遍采用。明初，除白族外，其他少数民族皆不惯于牛耕。1387年和1396年，官府先后从四川、湖广购入耕牛2万余头，发给军屯户使用。在他们的带动下，“夷人亦渐习牛耕”。⑥
农作物种类大大增多。迁入云南的汉人，将内地的农作物也引种到了云南。至明中叶，凡内地有的粮食作物，云南无不应有尽有。棉、桑、麻等经济作物也在云南普遍种植。山区还大力推广玉米、马铃薯的种植，从根本上改变了山区少数民族以狩猎、采集为生的落后生产生活方式和云南山区的经济地理面貌。
（二）手工业快速发展
先进手工技术的传入，对手工业品的大量需求，矿产的开采，棉桑麻等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与内地贸易往来的空前活跃，大大刺激了云南手工业的发展。
纺织业十分兴盛。明代云南各种地方志都记载了靠内地区纺织业的发展情况，类“机杼之声夜闻”的文字常见于史籍。边疆的大侯州（今云县）亦自“大理接女师数人教以纺织”。⑦缅甸、八百（今属缅甸）也以布帛之多而闻名。⑧据万历《云南通志》和天启《滇志》载，明后期云南纺织品种类有：火麻布、纻麻布、棉布、棉绸、乌帕、土锦、乌绫等。明代云南的纺织技术一部分是从内地传入的，一部分则是在土著民族原有的基础上有进一步提高，成为著名的地方产品。
陶瓷生产规模扩大。万历《云南通志·服役》中记载有“窑课”，说明当时瓷器生产数量已经不少。玉溪发掘的明代陶窑遗址，已具有相当的规模。
金属铸造与加工业发展迅速。农具和其他金属制品需求量的剧增，大大推动了金属制造和加工业的发展。迁入云南的内地手工业者以其技术高超而成为主要的生产经营者。如腾冲李氏就世代垄断了腾越地方的农器制造；⑨又如白铜面盆，“皆江宁匠造之”；⑩再如傣族地区，“器用陶瓦铜铁，尤善采漆画金，其工匠皆广人”。
明代云南手工业品已经实现了自给，并打入内地，远销东南亚，其发展程度已“与中国侔”。
（三）矿冶实现规模化
云南大规模采矿始于明代。据载，明代云南“银矿约有二十三所……又铜矿十九所，铅矿四所。”另外，因屯军农具多需“自行采办造用”，各地铁矿也开采起来。如昆阳州建立了冶铁所，专管一州之铁冶。到16世纪，锡业也发展起来，其产地主要在临安府（驻今建水）之个旧。此外，云南还有碌矿一所。大理石的开采也很兴盛。据当时的有关书籍记载，云南矿冶业在选矿、采矿、冶炼、铸造等方面，已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工艺过程。
明代云南矿冶中，最著名的是银矿的开采。这同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需求和统治者的奢侈需要密切相关。云南银矿的开采，前期多为官办，但因银课的繁重和矿夫的反抗，官办银矿日益衰落。于是宣德（1426—1435年）初年，不得不罢办全国官办金银铜铁矿，听民开采。此后，民营银矿逐渐兴盛。明代云南主要产银地有：楚雄、永昌（驻今保山）、大理、姚安、镇源。银的产量，如天顺四年（1460年），全国银课为十八万三千两，仅云南就占了十万余两。所以宋应星《天工开物》说：凡银中国所生，合浙江等八省所生，不敌云南之半。足见云南银矿地位之重要。应该指出，银矿的矿夫多来自于汉族移民中。如宣德五年（1430年），“开会川密勒山银场，以云南官军充矿夫”。①又如成化年间（1645—1688年），派大理、洱海、临安、楚雄四卫军开采银矿。②这些矿夫，为云南矿冶业的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商品经济始终是一个进步的因素和力量。每当商品经济较为活跃时，社会就出现繁荣的局面。明代云南经济社会发展进步较大，商品经济在其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商业十分活跃。整个元代，云南商品经济的浪潮始终未能冲破昆明、大理等靠内城市和交通沿线，在广大的山区和边远地区，商品经济仍然相当落后，不少地方甚至还处于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换状态。到了明代，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一是经过元朝一百多年的统一，云南与内地以及云南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二是大量汉人入滇，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直接推动了商品交换的发展。云南的商业异常活跃起来。所谓“四方之货一入滇，虑无不售”。靠内地区，如昆明是“百货汇聚”；③弥度、白崖是“百货俱集”；④再如晋宁：“逢七为市……每集不下三四千人。”⑤边远地区，西双版纳和德宏一带，有“鱼盐之利、贸易之便，莫如车里、摆右”之谓；⑥再如保山，各种土特产品也是“辐辏转贩，不胫而走四方”。⑦可见，云南贸易之盛实不亚于中土。
商品经济意识大大增强。明代云南商业如此活跃，汉族商人起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但人数多，而且在各地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如昆明：“金马、碧鸡坊在南关外，乃百货会聚、人烟辐辏之所也，富庶有江浙风。”⑧又如缅甸江头城：“闽广江蜀居货游艺者数万。”⑨再如保山、腾冲，因商品种类繁多且多具地方特色，汉族商人“辐辏转贩，不胫而走四方”。再如丽江：“金生丽水，今丽江其地也。江浒沙泥金麸杂之，贫民淘而锻焉，日仅分文，售蜀贾转诸四方。”⑩汉族商人在全省范围内积极活动，以有易无，将各地商品四处疏散，使云南商品经济达到了空前的繁荣。
在汉人的影响下，少数民族商品意识增强，民族贸易发展起来。如纳西族：有的人家“以居积番货为业”。彝族：“黑罗罗，在安宁、禄丰者，多负盐以途（贸易）”；武定彝族“以贩茶为业”。蒲人（布朗、崩龙）：“知汉语，通贸易。”傣族：“多以违禁之物与之（指汉族居民）贸易。”随着民族贸易的发展，在少数民族地区兴起了一些大范围的物资交易活动，如大理三月街。据徐霞客《滇游日记》描述：“十五日，是为街子之始，盖榆城（今大理）有观音街子之聚，设于城西演武场中……十三省物无不至，滇中诸蛮物亦无不至。”
流通手段出现革命性变化。明代云南商品经济的飞跃还有一个重要的佐证——废贝行钱。明中期以前，云南市场普遍以贝为币。据正德年间（1506—1522年）张志淳《南苑漫录·贝原条》载：“云南用皅不用钱，皅即古之贝也。”万历《云南通志·全省风土》也说：“交易用贝。”明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银铜等矿的大量开采，贝越来越不适合市场需要，遂逐渐被废止，据《熹宗天启实录》载：“天启五年（1625年）七月丁未，云南开始鼓铸。旧俗用贝，议者以滇产铜，用钱兴利甚便，至是始易之。”清雍正《云南通志·风俗》也说：“昔多用贝，俗名曰皅子……天启之后钱贵皅贱，遂滞不行。”废贝行钱是云南贸易史上的一大进步，云南市场从此进入了全国统一市场的行列，为云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