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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美国打伊朗，会跟打伊拉克一样长驱直入吗
谢谢你的邀请，你操心的范围太宽广了，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该操心的问题，美国打伊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这是美国人的一惯手段，正因他是一个超级霸权主义众坚利国，他想争对谁就争对谁，无论哪个国家什么人你抗议反对都无效，他想做的你不能撑控和干涉他的任何行为，你还是安分守纪的当好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吧，假如有一天你为这些不相干的事情操心死了也不会获得任何人的同情和感激。谢谢！
九一八事变后，如果蒋介石积极抗战，日军还会长驱直入吗
九一八事变，东北军是否抵抗，这根本就是蒋介石决定不了的啊，哪怕蒋介石真要抗战，那也得通过各个军阀控制的地区，请问这些军阀能让中央军过境并保证后勤运输的通畅吗？
虽然在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后，蒋介石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但请注意，这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实际上蒋介石就是一个较大的军阀而已。
蒋介石能够控制的区域只有长江中下游的几个省而已，就像山东是韩复渠在控制，东北和平津地区则控制在张学良手里，就连湖南的何健也是半独立状态，两广、四川、云南等地更是没有人听蒋介石的。蒋介石别说命令这些人抗战了，就是蒋介石派军队去东北，请问刘峙、阎锡山、张学良、韩复渠等人敢让中央军过境吗？这些军阀之间互不统属，请问后勤补给怎么解决？
至于说蒋介石命令东北军抵抗，那这更不靠谱，请问，蒋介石能够调动东北军的一兵一卒吗？蒋介石能够拿到东北地区的税款吗？请问东北的军政官员，蒋介石能任免吗？很明显不能啊，那蒋介石能决定东北军是否抵抗吗？自然也不能。
谁能决定东北军是否在“九一八事变”时抵抗？很明显，只有张学良可以，然而张学良错误的判断了日本的战略，命令东北军撤入关内，结果整个东北落入了日军之手。
至于说，如果在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全力抵抗，日军会不会长驱直入。答案也很明显，不会。因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关东军下级军官擅自发动的，事先没有获得日本政府的同意，可以说一次军事豪赌，只不过关东军赌赢了。
依照当时东北军的实力，要挡住仅仅2万人的关东军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日本如果要击退东北军，就必须从国内调派援军，并进行战争动员，而这些行动根本就绕不过日本政府。只不过东北军的不抵抗，让关东军赌赢了，日本由此获得了一个稳定的基地。
可以说，如果东北军进行坚决的抵抗，至少东北全境不会落入日本人之手，对之后的全面抗战会有利得多，日本要长驱直入很难。
最后说一下，南京国民政府其实多次电令张学良死守锦州，请注意，这里的电令是真实并可以查到的，甚至宋子文也曾经致电张学良不要撤离锦州，就连蒋介石也曾在1931年12月8日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然而这一切都挡不住张学良不抵抗的决心，锦州依然是未放一枪一弹就丢给了日本关东军。
平壤之战清军为何战败日军战胜后为何能长驱直入
平壤之战是甲午战争中第一次大规模战斗，中日双方兵力相仿，但清军只抵抗了一天之后就弃城而逃，狂奔八百里，一直逃过鸭绿江，确实令人匪夷所思。主要原因如下：
一、清军情报搜集能力极差
整个大清帝国都没有专门的情报搜集机构，甚至连驻外武官这种近代国家常备谍报人员都没有。当战争爆发后，清军对日军行动的了解，仅限于一些在华外国人的只言片语，连日军有多少兵力都搞不清楚。
以平壤之战为例，清军一直以为自己面对的是3万日军，所以畏畏缩缩不敢主动出击。实际上日军只有一万余人，而且兵分四路，兵力分散，实际上给了清军各个击破的机会。无奈清军根本不知道这些情况，自然也谈不上利用，只能龟缩在工事里等着日军将自己包围。
二、清军后勤补给能力极差
一万余清军在平壤呆了一个多月，粮食弹药全部都是随身所带，后方物资堆积如山，就是送不到前线。没有粮食，精锐不过是饿殍；没有弹药，武器不过是烧火棍。可以想象平壤清军的士气一直在下降中。
战斗打响后，虽然弹药储备不足，由于清军习惯于乱放枪炮，不能精确射击，所以第一天战斗打下来，清军弹药已经消耗了一大半，无法再支撑第二天的战斗。虽然清军在本地搜集了一些杂粮，但仅能满足于十余日食用。面对这种情况，清军丧失了长期坚守的信心，于是选择弃城而逃。
三、统帅精神意志极差
经过成欢之战的失败后，清军统帅叶志超认识到中日两军存在巨大差距，因此一直对作战抱消极态度。在作战态度最积极的左宝贵阵亡后，面对兵少（情报误差）、弹药缺乏、粮食短缺等各种困难，叶志超的意志就垮掉了。他在没有制定任何突围计划的情况下就直接命令连夜弃城而逃，结果遭到日军阻击，损失惨重。此后他更是畏敌如虎，一路上所有城市、关隘都不驻守，一直逃过了鸭绿江。实际上清军是有节节抵抗的实力和条件的，但就这样被轻易放弃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军第一天攻城效果并不理想，粮食也只剩下一两天（日军补给线比清军长的多，所以更加困难，但弹药比较充足），但统帅野津道贯意志坚定，表示绝不撤退，一定要攻下平壤。
蒙古军为何借道南宋伐金为何不长驱直入
蒙古军假道伐金主要还是当时金国扼守潼关，以开封为依托，凭着黄河与蒙古对峙。在这之前的1227年，成吉思汗临终前遗言借宋道攻金之计：“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
就是说要降低战争成本，减少损失，尽快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达到战略目的。而蒙军假道之后在三峰山之地灭掉了金国军队主力，此战之后，金国灭亡指日可待了。
其过程是这样的：
成吉思汗在其一生戎马生涯中，惯于运用远交近攻、以敌制敌之策略，而且这种结盟要惟其马首是瞻，不然，非友是敌。早在1222年七月蒙古不断派使臣入宋寻盟之同时，进攻金陕西凤翔府的木华黎就已命偏师出秦陇以张声势，“且视山川夷险强弱处”。此支蒙军南越牛岭关，抄掠宋凤州(今陕西风县西北)而还。是为宋、蒙军队第一次直面接触。1227年成吉思汗攻灭西夏时，也另遣一车翻越摩云岭天险，攻下宋阶州(今甘肃武都)。
南宋在川陕前线以三关五州作为抗击金兵的防线，三关指七方关、仙人关和武休关，五州指阶州、成州、西和州、风州与天水军。此地属南宋利州路，地理上称作“蜀口”，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蒙古要彻底歼灭陕西金军，势必要插足这一甚具战略意义的地区.但宋四川制置使郑损因宰相史弥远所示当年荷梦玉与蒙人“和议密旨”，对蒙军突袭不知所措，轻率作出弃五州、保三关的决定，于是诸州守将遁逃，关外民众因失去宋兵保护而遭到蒙军的大肆杀掠。随即蒙军因得到成吉思汗病死的消息，而自动退出宋境。因为是年干支为丁亥，故南宋文献称作“丁亥之变”。蒙军此次行动带有探路与假道性质，其志并不在此，但由于宋军指挥无方而遭惨败，并大为蒙古人所看轻。
当时成吉思汗还另派出两名使者，一至西和州，一至秦家坝。郑损随即将蒙古遣使“欲和”的消息上奏朝廷，宋理宗说:“我朝与北朝本无纤隙，不必言和，只云通好。”认为只要称“通好”就名正言顺了。但宋臣李复鸣却从入川的蒙古使者“大书例号于牌之上，自谓为天所锡，附以幅纸几百有余言，狂僭异常，悖嫚无礼”的现象上看出，蒙古“只欲吾投拜，否则撕杀耳”。因此所谓“讲和也，通好也，皆吾国婉为之词”，蒙古只是“以投拜为和”，那蒙、金关系即是如此:“金非不通好也，通好而不投拜，其祸卒不可解，于他国亦然。”＇
故宋廷有鉴于此，对与蒙古联和一事十分谨慎。是年十月，李全与蒙古张宣差并通事数人至宋楚州，声言为南宋“决和议”，宋廷断然拒绝接待蒙古使人，但因李全往来山东，可稍宽北顾之忧，故供其粮饷不绝。1230年，蒙使李邦瑞使宋，欲“假道淮东以趋河南”，但被阻于淮东宝应(今属江苏)，不久在山东李全护送下南来，再次被宋拒绝，第三次取道湖北，宋人オ与之联系，但宋廷对他颇为冷淡。《元史・李邦瑞传》称其与宋人“议如约而还”，似乎宋人答应履行同蒙古的密约，但并未有任何响应的举动。因为金朝虽是百年世仇与死敌，可一旦涉及敏感的假道问题，宋人仍记着唇亡齿寒之古训，使蒙古人的外交碰了一个软钉子。但宋廷对于日益迫近的蒙古威胁还是缺乏紧迫感，反认为蒙古乃“霜獗小夷，非有囊括并屯之志”，而荷安度日，不为远虑，使得国力日衰的南宋，在以实力为后盾的宋、蒙交往中逐渐陷于被动挨打的劣势境地。
1230年冬，蒙军在猛攻风翔时，遣偏师自宝鸡、大散关突入宋境，焚掠一番后退回;同时又遣使者速不罕等至宋境强索粮食二十万斛。面对蒙古如此无礼举动，继任四川制置使的桂如渊也是一个十足的庸之辈，秉承史弥远意旨，不惜委曲求全，一味退让，派人往风翔蒙古大营通好，并督促兴元帅府置办牛酒犒劳蒙军，同时命诸将“毋得擅出兵沮和好”;为缓和紧张局势，桂如渊还不顾将领们的坚决反对，草率作出“悉召并边之师入保七方关”的决定，以免与蒙军冲突。蒙车攻下风，见宋人如此儒弱，便在遣使武休关议事的同时，于1231年三月以追歼金军残余为名，长驱进入宋境，攻破风州、兴元府、西和州、天水军与成州等地，大肆蹂躏关外边地。宋忠义总管田燧、知风州李实、知兴元府郭正孙、知西和州陈寅等死难，宋军狼狈退保仇池。拖雷假道宋境入河南，本拟趋散关，但宋军两次吃亏后已有所防备，事先烧毁了那一带的道，迫使蒙军不得不改由两当出鱼关。八月间，蒙军首先攻占西和州，失去五州掩护的宋三关防守也随后相继溃散，但东去河南的道路依旧控制在宋军之手。
十月十七日，拖雷遣使臣速不至河州青野原(今陕西略阳北)，正式向宋提出了假道要求，以求加快行军速度。宋将张宣遣部将冯择伪降，诱杀了速不罕。拖雷得知后大怒说:“彼昔日遺苟梦玉来通好，为何突然自食言背盟乎!”并以此为借口，分兵大举进攻宋军，以武力强行假道。对于宋将青野原诱杀蒙使，《元史・睿宗传》与元人耶律铸《双溪醉隐集》等文献都认为“此其伐宋之端也”。其实这只是元人推御罪责的自饰之词。在宋人诱杀蒙使之前，蒙军早已在宋境内大肆掠杀了，要说“食言背盟”，反倒应是蒙古人。二十日，蒙军攻陷沔州，兵分两路南侵东下:东路军由拖亲自率领，由按竺述为先锋，自沔州向东南而行;并派李国昌使宋索粮，让按竺迩与驻扎兴元府的宋制置使桂如渊重开谈判。按竺迩软硬兼施，以宋、金世仇，蒙古假道灭金有利于宋为由向桂如渊提出，假道兴元府东抵河南地区，并不无威胁说:“师旅已压君境，势不徒返，君不得不假吾道也。”桂如渊屈服于蒙军重压，并因蒙军东下灭金确对宋有利，故答应提供粮草，派人作向导，让开大道，弃守饶峰关(今陕西西乡东北)要冲。蒙古人于是顺利越过宋车防线，经金州(今陕西安康)、房州(今湖北房县)东下，然后北渡汉水，直指金朝唐、邓州地区。西路车于大安军(今陕西宁强县阳平关)击败宋军后，撤屋为筏，顺嘉陵江长驱南下，若入无人之境，残破四川城寨达一百四十余处，杀人无数，略地至西水县而还。宋蜀帅桂如渊不敢抵抗，连夜逃向三峡避让.
蒙军此次强行假道，尽破南宋蜀口关隘，深入四川腹地，充分暴露了南宋防御力量的脆弱，并使蜀ロ山川险易、兵力强弱，乃至川中地理、军事部署等，多为蒙古人所探悉，为日后蒙军长驱入川创造了条件。
而对蒙军的全面进攻，金廷内部意见不ー，缺少策划，而被各个击破。十ー月，蒙军假道饶峰关而东的消息传来，金哀宗急诏平章政事完颜合达、枢密副使移刺蒲阿统帅诸军入邓州阻击。十二月初，金延又遺提控刘天山以“札付”下宋襄阳制置司，相约同御蒙军，“且索军食”。由于“札付”为敕令、命令等“指挥”之别名，故而遭到宋京湖制置使陈赅的痛骂。金廷此时虽有求于宋，却仍不愿放下昔日“上国”的架子，使得宋、金不能冰释前嫌，从而对金军大为不利。
蒙军强渡汉水时，金将张惠等建议乘蒙军半渡时邀击，但移刺蒲阿不听。二十余天后，待蒙军全部北渡，屯驻顺阳的二十万金军连夜进兵，拂晓来到禹山布阵，分据地势，山前为步兵，山后屯骑兵。拖雷得悉金军的部署后，便以轻骑突击金军骑兵阵后，在禹山下与金兵激战。当时蒙军除轁重外仅二万余人，分三队而进，而金军多达二十万众，但在蒙军冲击下阵脚两度动摇，完颜合达斩一千夫长，督金军殊死血战，蒙军才退兵，于三十里外扎营。金军以大捷奏报，金廷百官上表称贺，诸宰相甚至在朝堂上设宴庆贺。拖雷因自己兵马远较金军为少，便改变战术，利用蒙军善于机动作战的特点，以一部分兵力吸引与牵制金军主力的行动，而将主力分散北上，直趋汴京。
蒙军一路上攻城拔寨，焚烧金军重，截断后方与邓州金军之间的运输线。金帅完颜合达等因求与蒙军决战不成，又担心蒙军乘虚攻入都城，只得于1232年(宋绍定五年，金天兴元年)正月二日，率骑兵二万、步兵十三万仓皇北上汴京，半路上，遇到杨沃衍、武仙两军来会。金军北上途中，不断遭到蒙军的邀击骚扰，且行且战，加上一路上所有积聚都为蒙军焚毁，无所给养，士兵损失颇多。十二日金军渡沙河，蒙古兵渡河袭击，使金兵不能扎营休息，又不得饮食。金军行至黄榆店，遇大雪不能前进，就地扎营，距离钩州(今河南禹县)仅二十五里。十四日，完颜合达接到金帝密旨，称蒙古骑兵已近汴京城郊，命他率军尽速驰援京师，于是金军立即起程。此时蒙古中路军已渡过黄河，占领了郑州，其一部赶来与右路军会合阻击金军。
金将杨沃衍、完颜陈和尚率军冲破蒙军拦阻，杀开一条血路，金军急进，距离钩州仅十余里。蒙古兵退向三峰山东北、西南，金军追击，蒙车便退向三峰山之东，金将张惠、按得木领军从山上冲下，蒙军再退。忽然大雾四塞，对面不见人，金軍只得收兵。少时雾散，金军再向前追击，却发现一道阔数丈、长数里的大润横亘在前，如若无，则此支蒙军处境十分危险。此真可谓是“天不佑金”了蒙军采取疲敌逸我的战术，不断撤退引诱金兵急追。金兵沿途作战，极为疲劳，士兵甚至有三天未食者，加上漫天大雪下了三天，战地多为麻田，人马所践，泥淖没胫，刀枪结冰，将士披胄任立雪地，几乎不能行军作战。拖雷所率蒙军得到了中路军的增授，四面包围，士兵轮番休息，烧火烤食牛羊肉以御饥寒。蒙军知金军士卒已十分疲惫，便有意让开去钩州的一条路，待金军北走时，出伏兵夹击。勇将樊泽、张惠、高英战死，移剌蒲阿被俘，武仙率三十骑突围逃走，完颜合达与完颜陈和尚率残部数百骑败入钩州，杨沃衍也退人钩州，金军全部败潰。蒙军攻破钩州，完颜合达败死，完颜陈和尚不欲无名地死于乱军中，亲自来到敌营，拒降被杀。;杨沃衍杀死蒙古派来的劝降者后自殉难。数日后，移剌蒲阿也因不愿降蒙而被杀。
三峰山之战，是金、蒙间的一次决定性战役。经此一役，金朝主要抗蒙名将大多殉国，此后蒙军攻汴时，就曾在城下扬言道:“汝家所恃，惟黄河与完颜合达耳。今合达为我杀，黄河为我有，不降何待?”金兵主力也在此一战中全部败溃，此后金军再也无力组织起有效的抵抗，金朝灭亡已指日可待。
战后败兵逃到附近各地，如昌武军、洛阳。武仙成功逃脱，收罗十万败兵屯扎在邓州一带，“遂走南阳留山，收溃军得十万人，屯留山及威远寨。立官府，聚粮食，修器仗，兵势稍振。”1233年，武仙被南宋大将孟珙击败，武仙本人“易服而遁”，孟珙“降其众七万人，获甲兵无算。”1234年正月，即三峰山战后两年，宋蒙联军攻陷蔡州，金国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