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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大周明明大势已去，伯夷叔齐却耻食周地之粟
首先纠正一下，武王伐纣，是周朝即将取代商朝，不是周朝，而是商朝大势已去。
伯夷和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位王子。孤竹君年老，想要让老三叔齐继承王位，死了之后，叔齐又想把王位让给大哥伯夷，伯夷觉得这是不遵父命，就逃了；叔齐觉得有大哥在我不能称王，也扔下国家逃了。没想到出逃的路上，两个人又碰到了一起，哥俩一商量，听说西伯姬昌（周文王）有德，能善养老人，决定去那里安度晚年。
到了西岐边境，听说姬昌已经死了，武王正兴兵伐商，两个人决定阻拦，就在孟津这个地方，拦住周武王，跟他说：
“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
武王手下看他俩不顺眼，想要动武，被姜太公制止了，姜太公说这俩是义人。哥俩一看没拦成，就互相扶着走了。
等到武王打败了纣王，建立了周朝，成了天下的君主，伯夷叔齐不想承认周武王为君主，以食周粟为耻，就跑到首阳山，采集野菜而食之，快要饿死的时候，作歌唱道：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后来就饿死在首阳山了。
鲁迅先生在《故事新编》里派了一个农夫去调侃这哥俩，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在这首阳山采薇，采的难道不是周朝的薇菜吗？”这哥俩一想也对，于是连薇菜都不吃了，所以饿死了。
伯夷叔齐不食周粟，是认为周武王攻打商纣王，取而代之，是以暴易暴，是错误的。那这哥俩认为什么是正确的呢？是像尧一样，认为舜比自己有德，就把王位禅让给舜；舜认为禹比自己更能干，就把王位禅让给禹，从伯夷叔齐所做歌中，就可以听出来，他们欣赏的是古时候的禅让制。
禹继位后，定国号为夏，其实他也先后指定了皋陶、伯益作候补继承人，但没有正式举行过禅让仪式。而禹的儿子启废除了传统的部落“禅让”制，杀死益而称王，从此，王位由禅让制变成世袭制，以后历代相沿。
我们知道，夏朝从禹开始，共有17个皇帝，都是世袭制，到了最后一个皇帝夏桀，穷奢极欲，暴虐嗜杀，老百姓忍不了了，在商汤的带领下，把夏桀给灭了，从此开始了商朝的时代。商朝始于商汤，终于商纣，一共30个皇帝，也都是世袭制，到了商纣王，也是残暴好色，穷奢极欲，搞得民不聊生，所以才有武王伐纣。
伯夷叔齐这哥俩，生在商纣王的年代，口口声声追慕上古时候的禅让，却又以商朝的世袭之王纣王为正统，认为武王伐纣不对，连周朝都不肯承认，宁肯饿死而不食周粟，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不但迂腐，简直是自相矛盾。
哪朝哪代都有这样的遗老遗少，抱残守缺，顽固不化。我个人觉得这种行为，除了愚蠢，没有更好的注解。
孔子评价“伯夷、叔齐不念旧恶”，对教育有何启发
《论语》中，孔子说：“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意思是：“伯夷、叔齐这两个人不记人家过去的仇恨，（因此，别人对他们的）怨恨也就少了。”这是孔子对二人的评价。
伯夷、叔齐是殷朝末年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是老大，叔齐是老三。父亲死后，二人互相让位，都逃到周文王那里，将王位让给的纣王。周武王起兵伐纣，他们认为这是以臣弑君，是不忠不孝的行为，曾经加以拦阻。周灭商统一天下后，他们以吃周朝的粮食为耻，逃进深山老林中以野草充饥，饿死在首阳山中。
伯夷、叔齐是孔子评价极高的两个人，孔子非常尊敬他们，也非常崇拜他们，这在一章里，孔子赞赏的是他们两人“不念旧恶”的美德。“不念旧恶”就是对于别人过去犯下的罪恶不记仇、不搞秋后算帐、不纠缠，一切都既往不咎，面向未来，只要从此不再犯类似的错误，改了就是好同志。
“不念旧恶”从处理人际关系的角度来说，的确是一条很重要的原则。朋友之间、同事之间、同学之间甚至夫妻之间，如果一昧地抓住对方过去的一点过错不放，经常揭短，就很难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关系。因为人毕竟不是圣人，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或多或少地会犯下一点错误，你揪住别人小辫子不放，别人也可以抓住你的弱点穷追不舍。这样一来，彼此之间的怨恨就会越积越深，原来的好朋友、好同事就会因此变成路人或者是仇人。因此，要想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应当对人常怀包容之心，不要经常拿对方的短处来攻击对方，这既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
“不念旧恶”也是教育学生应当紧持的原则之一。中小学生大都是未成年人，在学习和生活中犯一点错误在所难免。家长和老师的职责就是引导他们改正缺点、错误，用正确的思想和观念引领他们，以确保每一名学生将来都成为德才兼备的有用之人。如果抓住学生的缺点、错误不放，一有机会就拿过去犯下的错误刺激他们，有些学生可能会产生自卑心理，个别学生甚至会产生对抗、逆反心理，这样一来不但教育效果等于零，而且会影响师生之间的关系。
在我们国家，对待犯错误的人历来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甚至对于一些违法犯罪的人也不会一棍子打死，而是给予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刑满释放后则要求全社会“不念旧恶”，不歧视他们，给予他们重新做人的尊严，有些人也因此为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不过，对于一些杀人越货、罪大恶极的罪犯，我们就不能“不念旧恶”了，尤其是对待那些给国家民族造成重大损失的人，比如秦桧、汪精卫之流，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们甘愿充当卖国贼，我们不仅应当揭露其罪恶，而且要对其穷追猛打，使其臭名昭著。
汉语有时候就是这样神奇，一方面我们强调人与人的交往要“不念旧恶”，另一方面我们又经常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到底哪一种说法正确？两种说法都对，前者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后者是对待社会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的准则。
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也是一个尊重传统、不忘历史的民族。对于历史上造福于国家民族的人，老百姓会永远会记住他们，甚至为他们树碑立传，将其奉为神灵，如大禹、孔子、岳飞等一大批民族精英，他们在人民处于危难之时，挺身而出，救民与水火，人民怎么会忘记他们呢？有人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这种说法不对，中国的老百姓不信天，不信上帝，只相信这些生前为民造福，死后由人而神的人，为他们修建祠堂、庙宇，世世代代供奉祭拜，这是一种英雄信仰，也是一种超过某一固定神灵的精神信仰。
相反，对于哪些给国家民族带来危害的人，老百姓也不会忘记他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义侵略我们的国土，屠杀我们的同胞，掠夺我们的财富，这样的血海深仇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不念旧恶”。记住历史不是为了算历史老帐，而是为了让后人记住民族辉煌的过去和不可磨灭的耻辱，吸收历史的经验教训，振兴中华，以更加昂扬的姿态面向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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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叔齐是怎样的人，为什么会被司马迁称颂
#泛文化写作营# 伯夷叔齐是殷商末期人，商纣暴虐，人民离散，各地诸侯也纷纷反对商纣的统治。
在殷商西面的西周诸侯姬昌，却与商纣统治正相反，勤政爱民，尊老爱幼，国家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不堪商纣残暴统治的人们，纷纷逃入西周，使西周国富兵强，天下有三分之二的诸侯也都归服西周，这就是儒家提倡的王天下。伯夷叔齐本是孤竹国君的两个儿子，孤竹国君要传位于伯夷，伯夷不授，让叔齐，叔齐说：“传位于你是父亲的命令啊！”就拒绝了。二人都不愿继位，就逃了出来，孤竹君只好传位给中子。伯夷叔齐听说西周国赡养老人，就一起投奔去了西周。在路上听说西伯侯姬昌已死，儿子姬发继位，带领西周大军，团结天下诸侯讨伐商纣，就在路上截住姬发车驾谏阻，阐说君臣之道。姬发左右人怕他们动摇军心，要杀他们，姜子牙却不同意，说：“此义人也！”就很好地放了他们。后来武王伐纣，灭殷商，天下宗周，伯夷叔齐耻食周粟，就隐居首阳山，靠采野菜渡日，最后饿死在了首阳山。本来武王伐纣，除暴安良，得国很正，正是顺应民心之举，天下欢欣，但伯夷叔齐却认为此举是大逆不道，以臣弑君，有违天理，宁做殷商遗民，不做周臣，不食周粟，自甘饿死。伯夷叔齐的行为可谓偏激之至，被后人认为是食古不化、愚忠痴傻之人。太史公司马迁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伯夷叔齐忠君爱国，不食周粟，气节可嘉。因此他在《史记•伯夷叔齐列传》中，对他们这种气节精神给予了极力称扬。
抛开伯夷叔齐的愚忠，就其气节而言，在我们今天仍有教育意义。远的不说，就在七十多年前的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出现了多少汉奸卖国贼？如果当时的国民都有伯夷叔齐的那种气节精神，抗日战争又何能打那么久？对腐朽的旧政权，我们不可愚忠，但对外敌入侵，我们还是要有宁死不屈的反抗精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