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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差点灭亡金朝，为何还签订下割地赔款的《绍兴和议》
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从来战场都是瞬息万变的，哪有真正意义上的碾压与百分之百的盛况？孙子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当他转运粮储，转战千里的时候，战损就无可避免地产生了，在这种时候谁又能保证全胜之局呢？更何况，对于彼时的南宋而言，充其量不过是战场上稍擅胜场，战略上却无战胜之势可言。
一：赵构面临的政治危机
公元1127年，太平了150余年的北宋王朝轰然倒塌，惶惶如丧家之犬的赵构在宗泽等将领的拥戴下，在凋敝的废墟中登基称帝，随后仓皇奔逃、浮舟海上以躲避金军的搜捕，赵构本人更是因为惊吓而丧失了生育能力。当此内外交困之际，天下陷于水火倒悬而无以自救，惶惶不安而病殁路途者不可胜计，揭竿而起趁势造反者亦不可胜计。赵构空负天子之名却无至尊之实。徒有救民之心却无匡济之举。
形势如此，如果不是岳飞、韩世忠、吴俊等将领尚且善战，对内可以镇压杨幺等大规模的农民军起义，对外可以抵抗金国的南下之军。单单凭借赵构的才略，稳固地位尚且力有所不能及，更何况是北伐中原，恢复失地呢？
换言之，在赵构而言，所谓北伐不过是其试图凝聚人心、稳固政权的口号而已，这一点不仅满朝文武，甚至天下郡国都是心知肚明的，唯有孤忠如岳飞者才汲汲于此，不惜死亡。试问，倘若赵构果然有心北伐收复之事，又何必屡次打压主战派，一心重用投降派和主和派，甚至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戕害岳飞等人呢？
二：南宋国内的经济情况以及赵构与江南士绅的小心思
自古大战之后，往往百叶凋敝。这种情况，到了南宋更是疲敝已极。毕竟，早在“汴京之围”时期，在金朝大军的压榨之下，素好富足的北宋已经调集天下财富转输于汴京，进而悉数贡献给了锐气方盛的金国。而在压榨的无可压榨之后，金国大军而席卷了北宋王室，虏其宗室至五国城。
至此，原本繁华富庶的北宋王朝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初生的南宋也因为领导者的无能和金国军队的强悍而无法安全有序的开展战后重建工作。经济基础的瘫痪使得当时的官方军队都不得不以劫掠和以战养战的方式开展抗金活动，“官军而甚于流寇，倍于北军”就是当时官军的真实关照。而岳飞的军队也因其严明的纪律得以受到百姓的追捧。
据《宋书》和《建炎以来大事系年》等书记载，当时的南宋官方为了筹措资金，甚至已经走上了竭泽而渔和寅吃卯粮的地步。一边以加派摊派的方式来压榨江浙地区的税赋收入，迫使大量的手工业者破产倒闭。另一方面则以售卖“度牒（和尚出家的官方证明，有此证明者可以不必缴纳赋税）”的形式筹措钱财。整个财税体系因此而濒临崩溃。
除此之外，自唐安史之乱后，天下的经济中心逐渐南移。到了北宋，天下财税过半来自于江南。但自赵构停銮于临安，就商（士绅）言商地说，他们自然是不希望权力中心再回到北边去的，毕竟，天子脚下的便利与收益往往是无可言说且心照不宣的。再就赵构本人而言，繁华富庶的江南之地本就是他的首选，习惯了江南的安逸，哪里还受得了北方的动荡和被虎视眈眈的危机？由此，驻跸江南，定都临安已是当时朝廷的既定方针。
三：赵构的危机意识
就在南宋军队在战场上大展神威之际，金朝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战略争端和权力动荡，皇室内部争斗日益白热化。换言之，南宋此时的战场优势固然有其军队善战的因素，但更多的却是因为金国上层阶级忙于内斗而无暇南顾的结果。就形势而言，南宋王朝虽有局部的战争优势但从整体实力上却依然不足以与金国颉颃。
当然，肯定有人会说，任何政治斗争和经济困境都是消极抗战的借口，假如给予北伐军足够的自主权，使其“音量余地”，南宋是完全有能力收复中原的。说这话的人，我只能报之以一哂。试问一个将个人利益置于天下人利益之上的君王，又怎么会做出如此慷慨大度（简直就是傻）的事情。毕竟，“因粮于敌”的直接后果就是北伐将领的权势无限扩大，进而直接成为威胁政权、动摇国本的军事力量。而这无疑也就有了重蹈当年赵匡胤“陈桥”覆辙的嫌疑。换做是你，想来也是不可能这样做的吧。
观诸历史，历代历代基本都是“守内而虚外”的政策，慈禧太后“宁予外邦，不予家奴”的话更是赤裸裸的将古今帝王的私心彰显的一览无余。换言之，赵构趁胜签订“绍兴合议”，其初衷和目的就在于使自己坐稳天下，至于收复失地，恢复中原不过是哄哄无知愚民的“画饼”罢了，何足道哉！
为了拉动内需，你有什么好办法，让大家不得不消费
拉动内需，主要还是靠国家政策。如果国家能实行朝鲜一样的福利，国人没有后顾之忧，自然会增加消费拉动内需。如国家没有实力实行，可发放消费卷，对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有一定作用，但最终都不是长久之计。只有国家解决了民生问题，才是长久拉动内需正确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