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军事衰弱的根源是什么？如何看待所谓的“大清盛世”

本文目录

• 宋代军事衰弱的根源是什么
• 如何看待所谓的“大清盛世”
• 为什么会出现“开元盛世”
• 为什么历史上国家盛极必衰
• 如果刘备生在天下太平的东汉，他能不能凭借自己的身份进入官场
• 康乾盛世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
• 乾隆时期的甘肃监粮冒赈案是怎么回事
• 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康乾之治，哪个是盛世中的盛世
• 和珅贪污原因是因为乾隆盛世的官场黑吗有何历史依据
• 历史上苏东坡才华横溢，官场上却为何老是被贬

宋代军事衰弱的根源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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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来说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战略屏障尽失，二是重甲骑兵衰落，三是兵制军制问题。

战略屏障尽失，主要体现在北宋对契丹丢失了幽云十六州。作为华北关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幽云十六州及其所凭借险要地形构建的长城-关隘防御体系是中原农耕民族对抗关外草原游牧的屏障，可以堪称中原民族“国土的锁钥”。丢失幽云十六州后，宋朝无法凭借传统的太行八胫及燕山各关构筑防线，只能凭借华北平原各条河流如拒马河、滹沱河构建河防体系，效率低下且极为耽误农业生产，更导致北宋首都汴梁几无任何屏障。

重甲骑兵衰落，主要是幽云十六州丢失的副产品。作为秉持袭击战略与后勤战略的民族，草原游牧民族长期以来习惯于破边墙滋扰农耕民族的生产生活，由于草原民族以轻装骑兵为主，因此要有效抗衡草原游牧，中原民族必须针对地发展自己的骑兵力量，以保证能追上并歼灭草原游牧骑兵，在大型战役中包抄并围歼敌军主力。由于河套产马地、凉州产马地的丢失，宋军长期以来无法维持大规模的重装骑兵存在，主力是重甲步兵。相比较而言契丹与西夏已经完成了甲骑具装体系的进化，宋军的重步兵防御能力较强，但是机动能力较弱，无法歼灭草原游牧的大量有生力量。

兵制军制问题，主要是太祖自身就是重兵起家，对于晚唐以来节度使可以左右政权走向的教训有着切身体会。尽管宋太祖自身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从诸勋臣手里完成了温和的军权交接，但后续宋朝的军事体系渐渐走上了邪路。一是禁军制度，二是将领对调制度，三是文人统军制度。过分的直接指挥导致将领既不了解战场情况，也不了解部队实力，过分的武人不得干政导致大多数文人统帅压根就是军盲，还打压了军人的社会地位。当老百姓把士兵称为“贼配军”的时候，部队的战斗力怎么可能高的了？

如何看待所谓的“大清盛世”

历史上只有大清这个朝代从头到尾自称“盛世”，所谓自吹自擂，有些成就的时间不过是“康雍乾”时期，即便把这一百多年的时间叫作“康乾盛世”，它也远远达不到盛世的标准，而是正在衰落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一次回光返照。

一、“康乾盛世”的由来

盛世的说法可以上溯到康熙晚期，公元1713年，康熙帝宣布实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于是官方正式对这个时期定义为盛世。乾隆皇帝平定新疆之后，户部右侍郎于敏中赋诗称颂乾隆帝：“觐光扬烈，继祖宗未经之宏规；轹古凌今，觐史册罕逢之盛世”。朝廷给出了定义，文人跟着献媚，这段历史就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次盛世。

二、盛世的叫法不是无凭无据，只是太过于牵强。

康熙皇帝亲政的时候，国家还没有稳定下来。郑氏苟据台湾，三藩势力膨胀，西域不在版图之内，北方蒙古骑兵虎视眈眈，南明残余势力隐于民间。正是经历了康熙一朝，国内的分据势力被基本消灭，百姓可以安居乐业，国家进入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雍正期间，“摊丁入亩”政策的推行，废除了数千年的人头税政策，人口得到了快速发展。乾隆时期，收复新疆，国土面积达到了汉唐以来的巅峰。农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康熙前期只有几千万人口，清朝末年已是四万万之众。如果不和西方对比，也可以说是一次难得的国泰民安时代。不过，加入政治上的考量和西方文明的进步，这“康乾盛世”就成了一个笑话。

三、盛世有盛世的标准，大清从来没有完全达到。

所谓盛世必须满足四大条件：

1、国家统一，政权稳定。

这个可以说康乾盛世达到了，还做的不错。

2、政治清明，社会安定。

乾隆时期早就偏离了这个标准。官场腐败，贫富不均等显现非常严重。

3、经济繁荣，民生安定。

康乾盛世职能说是经济和民生得到了恢复，很难和历史上“开皇之治”、“开元盛世”等时代空前提升相比。更不要说和同时期的西方国家相比。

4、思想活跃，文化昌盛。

清朝时期大兴文字狱，八股取士，重农抑商，实行海禁等都大大禁锢了国人对世界的认知，限制了国人对未来的探索。

四、与世界同比，大清的落后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还沉浸在康乾盛世的时候，欧洲人正在进行工业革命。文艺复兴之后，大航海时代为欧洲人提供了超越东方的机会。在思想开放和科技进步的环境下，欧洲多国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机器时代来临。而这时的大清为了限制明末时期土地兼并带来的动荡，仅仅停留在支持开荒种地的阶段。当然耕地开发了不少，康熙年间有六亿亩土地，乾隆时期增加了一倍。但是这种政策确大大限制了商业资本参与经营的机会，导致商品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自发性的资产阶级变革与中国擦肩而过。当英国人已经开着铁甲军舰到达世界各地的时候，乾隆皇帝还在看着京剧、嗑着瓜子，享受着太平盛世。

如果说不是盛世，那怎么会有如此快速的人口增长呢？古代中国的土地上从来没有养活过超过一亿人口，否则早就天下大乱了。但大清做到了，为什么呢?这个恐怕要归功于番薯的种植了。欧洲人把美洲的番薯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成了人口发展的基本保障。你可以把康乾盛世叫作“番薯盛世”。

大清的盛世是相对乱世得出的结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盛世时代。汉唐盛世时期，傲视天下，四夷臣服，国泰民安，文化繁荣，领先于世界。而大清的盛世说是掩耳盗铃的判断一点儿都不为过。

为什么会出现“开元盛世”

这与武则天和唐玄宗所推行的“轻徭役，重农桑”以及减税降赋，在政治上开言路，启用一大批像狄仁杰样的好官，他还大力整治吏治，使官场风气焕然一新，我想这些制度的推出才有了开元盛世。

为什么历史上国家盛极必衰

不可能！美国??至今立国2百多年……，为何越来越?强大了！国与国；以及天下一切自然界里动物世界！始终弱肉强食！狮虎永远称王独霸至今万万万年………………，

当代中国必越来越?强盛！

如果刘备生在天下太平的东汉，他能不能凭借自己的身份进入官场

刘备一生可谓传奇，一介平民，凭借自身人格魅力，拉起一支队伍，创蜀汉一世伟业。
时势造英雄，刘备的成就固然与当时的时势有关，假如刘备生在太平年间的东汉，能否再在官场一展身手呢？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刘备一样能在太平盛世的官场留名青史。以下我们就以刘备生平进行分析。

刘备常自称中山靖王身份身份自居，因此被人尊称皇叔，可这却不是我们常认为刘备发家的主要原因。

中山靖王子嗣众多，到东汉末年皇室后代更是数不胜数，更何况东汉末年皇权旁落，皇室成员身份更是不怎么吃香，何况只是一介平民的刘备？
刘备成功的原因：依靠自身的人格魅力和强大的能力。

刘备自身宽厚仁慈，知人善用，无数英雄豪杰追随左右。

创业伊始，关羽张飞便始终是追随刘备，后更有简雍、糜竺、糜芳、赵云、陈登等名士争相投奔。其中糜竺家财富可敌国，凭借自身财富地位就能有更好的前程，可其宁愿散尽家财支持刘备，可想而知刘备自身有多么强大的人格魅力与未来潜力。

刘备创业初期可谓艰难，屡战屡败，相继投奔公孙瓒、陶谦、吕布、曹操、袁绍、刘表、刘章，这也是对刘备能力的一种认可。

并且刘备屈居人下懂得隐忍，面对困境多次化险为夷。与曹操煮酒论英雄，懂得说话有度知进退；当袁绍因关羽与己为敌诛杀刘备时，其审时度势召回关羽化险为夷。

后刘备领兵攻取西川，收复汉中，证明其军事能力卓著。

以此为据，我们可以大胆的猜测。身处太平盛世的刘备，首先因为自身皇族身份以及高尚的道德品性被举孝廉，初入仕途。

后因其能力显著前往京中任职。京中势力派别繁杂，一般人肯定应付不来，可刘备不一样啊，那么多军阀手下都呆过，何况是在皇帝手下干活呢。

初入京中官场的刘备，宽厚待人，进退有度，这样的性格不论皇帝还是大臣都会喜欢，也会有很多人因他的人格魅力追随左右，这样发展下去，刘备必定一路高升直至达到人生巅峰，说不定后来还会因其军事能力卓著，领兵北击匈奴呢。

这样看起来，刘备自身条件堪称完美，不论为人臣经世治国，还是为武将领兵作战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

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臆想，大家也可以畅所欲言，说说自己的观点。

康乾盛世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

首先是经济上的问题。

盛世的经济表面是繁荣的。乾隆时期，一年财政收入大概是4000万两白银，GDP更是居世界第一，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清末鸦片战争后才被打破。但是，官场腐败之风早已盛行多时，买官卖官开始成为“潜规则”，而巨贪和珅，被宠爱他的万岁爷护着，而和珅底下不知有多少人一样打着各种名义搜刮钱财。

在上层欢天酒地的同时，下层人民正过着痛不欲生的生活。清朝时期，人口大幅度增长，全国大量的土地被开发，就连一些边际土地都被利用起来。如果不是马铃薯等高产作物的传入，全国将爆发大面积的饥荒。此外当时的农民，不少都是入不敷出，而封建社会农民如果遇上自然灾害，便是雪上加霜，更不用说土地兼并极为严重的康乾盛世。于是便有了像山东王伦一样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而此时，清中央政府对某些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统治也不稳定，如乾隆时期期便爆发了大小金川起义，清政府费了很大力气才平定这次叛乱，元气大伤。当然，各级政府是不会过多谈及这些的。要不就是轻描淡写，要不就当成了皇上的“十全武功”。而士大夫们经历了文字狱和八股文的教训后，再也不敢说“胡话”了，全国一片叫好，大家纷纷做诗，歌颂万岁爷的功德。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

根据《宰相刘罗锅》中的情节，一天乾隆外出，看见漫天飞雪，于是随口成诗：

一片两片三四片，

五六七八九十片。

千片万片无数片，

飞入梅花总不见。

很明显，这只是一首打油诗。但乾隆问陪臣，陪臣都说很好。于是乾隆便洋洋得意的大笑起来。事实上，乾隆的许多诗几乎都没有被后人收藏，因为水平实在有限。

而军事上，由于国家稳定，八旗子弟成天寻欢作乐，战斗力大大下降；绿营兵本就战力不足，此时又由于社会风气影响不断下滑。武器的差距更是惊人：在清军还在用鸟枪、火绳枪时，西方已经开始使用现代化的滑膛枪了。当时有一些军队使用了进口的西方武器，有人建议推广，但朝廷不重视而作罢。

总之，国内的危机已经显现，它只需要一个导火索，便会爆发出来。

国际上，列强们已经将魔爪伸向遥远的东方。他们开始向南亚、东南亚渗透，建立了不少殖民地。下个目标，就是中国。俄国在等待时机，只要清政府衰弱下去，他就出兵远东。

而此时的中国，仍在闭关锁国。除了部分港口开放以显“朝廷恩惠”、“大皇帝恩赐”以外，还有临近的几个国家的“宗蕃事务”外，清政府与外国的联系很少，所以他们都不知世界形势。马家戛尼曾这样说过：“清政府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班幸运、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她胜过邻船的地方，只在她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深刻揭露了中国当时的形势：康乾盛世就像“泡芙”，虚弱极了。

果不其然，在嘉庆继位的1796年，爆发了白莲教起义，清政府一蹶不振；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了，中国进入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黑暗时代。

乾隆时期的甘肃监粮冒赈案是怎么回事

在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甘肃流民灾民跑到京城，大嘴巴纪晓岚借和珅之口说出实情，最后派人查出真相，便说的是乾隆时期第一大贪腐案：甘肃冒赈案。这个案子掀起了所谓乾隆盛世的阴暗面，戳痛了敏感的神经，故而乾隆皇帝恼羞成怒，严厉处理了一大批涉案官员。 在圣旨中训示：

事情的起源在于平定西北叛乱之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朝廷发现甘肃粮饷亏空，而且似乎年年都干旱，让朝廷拨款。

加上当时的布政使王亶望生活奢侈，为人高调，动辄可以充款万两级，引发怀疑。乾隆皇帝发问：王延赞仅任甘肃藩司，何以家计如此充裕？其实，冒赈的弊端源于捐监制度（买卖功名），所得款项来筹集军费和维持地方财政的平衡。循化厅撒拉族人苏四十三反清起义平定之后，王亶望联合兰州知府蒋全迪，为各县预定灾情，领取朝廷赈灾银两：

朝廷不都是傻子，按图索骥之下，一桩惊天大案逐步浮出水面。民间流传歌谣，王亶望敛财有道，往往是：一千两见面，两千两吃饭，三千两射箭。代价堪比与巴菲特吃一顿中午饭的拍卖价格了。

在乾隆时期官场上，几乎所有人独善其身很难。经过朝廷派员核查，牵涉总督、布政使及以下道、州、府、县官员113人，最终追缴赃银281余万两，可以说没有一个官员是未参与的。不仅如此，清代官场运作之事树大根深，牵扯广泛，案情也波及到直隶、盛京、江苏、浙江、云南、河南、陕西等多个省，很多大员牵扯在内，地域分布极广。

至乾隆四十六年初，甘肃省共有274450名报捐监生，收得银子15094750两，而各级官员，往往层层克扣，不入府库，经过严格审核，合计侵吞银子2915600两，数额之大，可谓前所未有。

故而乾隆知道真相后斥骂，没想到：官官相护之风，至于举朝皆然！乾隆决意借此政治吏治，于是降旨严惩涉案人员，表示不可因罚不及众仍存姑息：

代理陕甘总督的李侍尧，夙兴夜寐，最终革除利弊与积习，终于使得地方重回清明，流民得以安置。当然，乾隆对此也不是没有责任。他一开始放任捐官买卖功名，事情坐大没有及时纠正，西北军事费用太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后酿成官场恶习，乾隆皇帝必然是责无旁贷，盛世走下神坛。

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康乾之治，哪个是盛世中的盛世

“盛世”一词，《现代汉语词典》给出的定义就是指“兴盛的时代”。一般而言，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国家繁荣昌盛、统治集团文治武功到达一定水平的社会现象，就可以称为“盛世”。盛世对内表现为经济繁荣、科技发达、思想活跃、文化昌盛；对外表现为军事强大、贸易繁荣、影响力大。

中国封建社会可称得上盛世的朝代有六十多个，仅唐朝便有武德之治、贞观之治、永徽之治、武周之治、开元盛世、元和中兴、会昌中兴、大中之治等。

如题主所列，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康乾之治，都是历史上公认的著名的“盛世”，究竟谁能更胜一筹？如果就前文“盛世”的内外在表现套用，包括政治、经济、人口、思想文化、社会民生以及军事、外交、贸易、领土疆域等方面作对比，孰优孰劣，自可比较出来。

受篇幅所限，我们不能把各项指标一一对比，去选出“最好”，但可以用排除法，将其中相对有明显缺陷的所谓“盛世”去除。剩下的，自然也就是相对完美的“盛世”。

首先去除的是康乾之治。众所周知，清朝立国以来，大兴文字狱，历代中清朝文字狱最为严重，满清又以乾隆年间尤烈。文字狱严重地阻隔和戕害了中华文化传承，仅此一点，所谓康乾之治自不配为最佳。

第二个可去除的是文景之治，文景之治是中华文明迈入帝国时代后的第一个盛世，也为后来的汉武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文景之治时期政治上奉行“无为而治”，导致地方做大，进而出现“七国之乱”。文景时期的汉朝国力并不强大，疆域也不广阔，因此可以去除。

第三个选择起来比较见仁见智，原因在于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发展都很突出，但就结果而言，贞观之治更在于“治”，开元盛世则在于“盛”，所以笔者更愿意去除“贞观之治”，而选择“开元盛世”。

那么，就来说说为什么选择“开元盛世”作为盛世中的“盛世”？

不可否认，开元盛世源于贞观之治的基础。

唐朝与其他封建王朝最大的区别在于，唐自立朝之初，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思想和文化，均比较开放和包容。因此，后世学者评价“开元盛世”的成因，均认为在于唐朝的改革和开放的统治政策。

及到“开元盛世”之时，同样重视农业，轻徭薄赋，兴修水利，开垦荒地。

史书记载：“开元、天宝之际，耕者益力，高山绝壑，耒耜亦满”。

根据史料推算，“开元盛世”之时全国实际耕地面积高达6.6亿亩，是今天全国18亿亩耕地面积的1/3强。据推算当时人口已经是中国有史以来之最的8000万人，但人均耕地却可以达到9亩，是今天人均耕地的六七倍。在一个以农耕为基础的封建社会里，这无疑是一个“盛世”的硬指标。

在国家治理上，开元盛世同样延续了贞观之治时期的治理举措。

此外，这一时期还另设置了“四监”来管理手工业，出现了最早的公私兼营；基本不征工商业税，因此民间手工业也发展迅速，纺织丝织业技术高超，陶瓷业异常发达；金融机构——“柜房”出现在城市；互市与海外贸易的发达。工商业的发展大大增加了普通百姓的谋生机会。

在整治吏治方面，精简机构，裁减官员，减少政府支出。此举减轻了百姓的赋税负担。

在人才方面，实行科举选拔人才。普通民众也有走入仕途和改变命运的机会。

开元时期饮茶之风兴起，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入。

据史料记载，开元时期的市场物价“十分廉宜”。

因此，“开元盛世”时期民生安乐，百姓安居，就连最擅长书写民生疾苦的杜甫，亲历了开元盛世，也在诗中愉悦地写道：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这一时期，世界著名的大都市主要分布在中国，例如长安、洛阳、扬州、成都等。居住在都城长安城的，除了汉族人以外，还有突厥人、回鹘人、龟兹人、吐蕃人、南诏人、日本人、朝鲜人、阿拉伯人、波斯人等。长安活脱脱就是当时的国际一线大城市，人口超过百万。

而同一时期整个欧洲也不过几百万人口。

这一时期，大唐疆域空前辽阔，前来朝贡的蕃国数多达70余国。

开元盛世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人口、思想文化、社会民生以及军事、外交、贸易、领土疆域等各项指标，都进入唐朝全盛时期，也使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顶峰阶段，当时中国综合国力已经“独步于世界”。这样的盛世，当然可以说是盛世中的盛世了！

和珅贪污原因是因为乾隆盛世的官场黑吗有何历史依据

乾隆驾崩后，嘉庆整饬内政首先从诛和珅着手的。嘉庆三年（1798）被清军诱捕的白莲教起义军首领王三槐有一份供词，里边有“官逼民反”的叙述，嘉庆皇帝非常重视，看完以后发了一道慷慨陈词的上谕，可以看作是对乾隆时期官场的一种真实描述。

嘉庆在上谕中说：大清朝廷统治中国百数十年来，厚泽深仁。黎民百姓幸逢盛世，皆能安居乐业。若非迫于万不得已，怎肯不顾身家性命，铤而走险呢？现在他们这样不顾一切地铤而走险，总是那些州、县官吏，不能奉宣朝廷德意，多方婪索，竭其膏脂，因而激起大变乱。然而，那些州、县官为什么那么凶狠地剥削小民呢？他们也不全是为了装自己的腰包，他们苛剥来的钱财，大半用来趋奉上司。而那些督抚大员之所以勒索他们的下属，也不都是安心贪渎。他们的勒索，无非是为了交结和珅。

嘉庆通过这样层层追索，最后得出结论说：“是层层睃削，皆为和珅一人。”嘉庆在这份上谕中，竭力美化清王朝的统治，着力摆脱清王朝与当时社会风气败坏、官吏贪污营私盛行的干系。

上图乾隆南巡图局部

不可否认，清朝前期，为了发展和恢复社会经济，在百余年间采取轻徭薄赋政策，清初的几个皇帝也比较注意节俭，力戒奢侈，清廷费用与前明比较起来要少得多。但是，随着社会财富的逐渐积累，奢靡之风愈刮愈猛。康熙算是个崇尚节俭的皇帝，但就他6次南巡来说，该有多少人民的血汗被挥霍？到了乾隆朝，乾隆对奢侈生活、豪华排场的追求，远远超过了乃父乃祖。乾隆仿其祖父6次南巡，穷奢极侈，皇室的婚丧寿庆，挥霍无度。上有所行，下有所效。王公贵族、文武百官、大地主、大商人，无不挥金如土，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与皇室、贵族官僚们的奢靡相伴而生的是官场中贿赂公行，贪污成风。

由此可见，从清中期开始的社会奢靡之风，其风来自于朝廷本身。而吏治的腐败，小而言之，最高统治者难辞其责；大而言之，则为专制制度的痼疾。

和珅在当政的20年中，明目张胆地贪渎营私，对吏治的败坏确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把罪恶统统归咎于和珅一人，是一种因果颠倒，也是有政治目的。其目的，无非是把和珅作为一只替罪羊，企图通过对和珅的惩治来消弭人民的斗争，以及通过对和珅的惩治来杀一儆百，肃清庶政，整饬吏治。

历史上苏东坡才华横溢，官场上却为何老是被贬

苏轼是北宋时期一代文豪，才华出众的他，很早就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同时也因科举声名鹊起，成为当时北宋政坛和文坛的超级新星。但是后来苏轼却很不幸的卷入了新旧党争，从而导致一生仕途坎坷，三起三落。

性格决定命运

所谓文如其人，苏轼是开豪放派词风的宗师级人物，因而苏轼的性格也是豪放直率的，真如他的弟弟苏辙评价他的性格：“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这种性格进入官场就极易成为不愿随波逐流的性格官员。这种官员如果在盛世明君治下，或许会被人所容忍和理解，但是恰巧他处在北宋中后期的新旧党争的时代，他的个性和才名就必然为他带来不少麻烦。

新旧党争中的三起三落

苏轼的仕途起步较早，21岁就科举中试，此后虽然两番守孝，但是一直在北宋政坛稳步上升，个人卓越的才华，加上在各个岗位的良好历练，隐然要实现宋仁宗的预言成为北宋未来的太平宰相了。但是此后王安石主持的变法，不仅仅使得北宋朝廷陷入新旧党争，也使苏轼跌入三起三落的坎坷仕途。

• 一起：科举得意。1057年，苏轼进京应试，以一篇清新洒脱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虽然因为欧阳修误以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故意放在第二名，导致我们的大文豪苏轼与状元失之交臂。但是他的才华的确让他名声大噪，成为北宋文坛的新生力量。此后因为母亲去世，他回乡守孝，1061年，他守孝期满，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后又出任判登闻鼓院。1066年，苏轼再次因为父亲去世回乡守孝，守孝期满后，1070年左右苏轼回到京城，但是影响他一生的王安石变法已经开始了。

• 一落：反对王安石新法被贬。苏轼守孝期满回京的时候，正是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开始变法革新的时期，王安石的新法也是这一阶段密集颁布，朝廷内部有不少政见不合的反对派，但是王安石为了新法的推行，上书请求宋神宗不要被这些反对声动摇，同时也对不赞成变法的官员进行了打击以减轻变法的阻力。苏轼正是在这个时候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可能苏轼依照自己的个性就事论事的讨论新法中的问题，但是在当时王安石被群起围攻的背景下，苏轼当然被王安石认为是反对他变法的旧党中人，于是让人向皇帝告发苏轼的过失，苏轼自求外放，开始他第一次被贬生涯。

• 二起：在被贬谪地方的十几年里，苏轼先后在浙江、山东、湖北等多地任职，后来还引发了著名“乌台诗案”险些掉了脑袋。直到1085年，宋神宗去世，年幼的宋哲宗继位，临朝听政的高太后启用著名的旧党司马光为宰相。被认为是旧党的苏轼于是东山再起，几个月时间就从地方调入中央，品级也连连上升。但是苏轼的性格再次使他陷入麻烦，他发现所谓的旧党们上台后不仅有腐败问题，还不顾实际效果的把王安石的新法全盘推翻。于是他上书反对尽废新法的做法，结果又被旧党诬告陷害，苏轼无奈再次自求外调，开启了他第二次被贬谪的生涯。

• 二落:在这次贬谪生涯中，苏轼在杭州等地任职，也为我们留下了著名的杭州“苏堤”。此后我们的大文豪仿佛化身筑堤狂魔，几乎每到一地任职就要疏浚筑堤，以至于有“东坡处处筑苏堤”的说法。此后他在安徽阜阳和广东惠阳都筑有苏堤。

• 三起：1091年，执政的旧党又把才名、影响都很大的苏轼召回京师。

• 三落：这次召回京师的苏轼依旧个性不改，因此没过多久他就被重新外放。更悲惨的是1093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他开始重新启用新党，带有旧党标签的苏轼被一贬再贬，甚至都被赶到了海南儋州。此后在宋徽宗登基后，虽然将苏轼从海南调回大陆，但是依然没有让他进入中枢任职，继续在各地任职，直到1100年朝廷大赦，苏轼才再次召回京师，不过在回京路上六十五岁的苏轼病故，最终也没能回到汴梁。

一生成败皆因名

苏轼的才华是天才般的，所以他不同于大器晚成的父亲苏洵，他很早就才名远播。可以说是当时北宋的文坛领袖，不管他身居何职，他都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

• 因为名所以他的政见备受新旧两党关注：苏轼的才名为他带来巨大的影响力，所以他的观点就备受关注，因而他在这场新旧党争中的任何观点都会被两党重视和放大。本来如果明哲保身，不发表政见是不错的选择；或者说坚定的站在旧党一方也至少能在得势之时少受些罪；但是他直率的性格却让他里外不是人，新党把他当成敌人，旧党把他当成叛徒，无论谁执政，苏轼都没捞到什么好处。所以说，套用一句现在流行的话，苏轼当时的名气，让他在新旧党争中想低调都不允许。

• 因为名所以他成为了两党攻讦的目标靶子：因为苏轼的名气，使得他在北宋政坛、文坛都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么新旧两党中的投机分子要邀宠必然就会选择这样的有名气的攻击目标。毕竟你选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官去攻讦，即使成功了又有什么意义呢？苏轼这样的目标被攻击倒了才能让这些投机分子在党派大佬那里表功啊。著名的“乌台诗案”就是典型的例子。

• 因为名所以他在党争中还是能保住性命：虽然北宋王朝是有名的不杀士大夫的王朝，可以说是文人士大夫最好的时代，但是我们不要以为真的一个士大夫都不杀。乌台诗案时苏轼就有掉脑袋的危险，只不过正因为他的名气，朝野上下还是有不少人出面营救。最终连已经隐退的新党领袖王安石也上书为苏轼求情才免于一死。

综上，苏轼的坎坷仕途，首先是因为身处新旧党争的复杂历史背景，根本原因是他直率的个性和不随波逐流的政治态度，加上他超高的人气和名声。综合影响下使他成为那场著名变法带来的新旧党争的牺牲品。换个角度，我们也许应该庆幸的是如果没有这样坎坷的仕途际遇，今天我们也许就看不到那么多苏轼为我们留下的不朽作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