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 晚清西方列强为什么要到中国来传教
- 传教士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 有人说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那为什么会对传教士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呢有何史料记载
- 孔子孟子之流，是合格的传教士吗
- 明末清初的西方传教士是怎样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的
- 为什么清朝皇宫供养了很多西方传教士，他们都是做什么的
- 雍正、乾隆为何要禁止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
- 为什么古代那么多传教士
- 传教士汤若望帮明朝铸火炮，为清朝修历法，为何被康熙判凌迟
- 清朝统治者为什么那么害怕传教士
晚清西方列强为什么要到中国来传教
目的有三:1.看透了晚清至上而下的腐败没落，民不聊生的凄惨情景。进而用西方文化加以奴役。2.煽动鼓惑民心，造成事实上的官逼民反，为西方实质性掠夺打基础。3.精神上加以控制，为侵略打下思想基础，做到为推翻晚清政府打好舆论准备。
传教士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以前，经常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做了那么多坏事，为什么我们还要去信他们的宗教？”
后来所接触到的有关传教士的内容也基本都是负面的，如“传教士都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马前卒”、“从事侵略活动的伪善者”、基督教是“殖民主义的警探和麻药”等等。在某年的10月1日罗马教廷将一百二十名在中国的天主教的“殉道者”册封为“圣徒”，我们的报纸就直接指名道姓的抨击这些“伪圣者”，对这些在中国横行乡里、欺凌百姓，让人民在反抗中死于非命的“伪圣者”们，一针见血的指出他们真实面目。
这篇文章虽然是抨击天主教的，但在国人心中，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是没区别的，他们都是一丘之貉。
事先说明，本人不是天主教或基督教的教徒，看到这个问题后，我想用客观的事实依据来阐述传教士在中国所做出的行为。
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教士在华的行为肯定有不足和错误的地方，但如果全盘否定他们在作出的价值，就有失妥当。在近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西方传教士，尤其是基督教传教士，对中国的文化、教育、科技、医药及社会服务等做出的贡献都是有历史可考的。凡是对这方面历史做过研究的人，都不会将其全部抹灭。（文章较长，还请耐心观看）。
语言和文字的通俗化
在旧中国时期，通用的文字是文言文，与平常百姓的口头语相差很远，如果没有长期学习，基本无法正常的阅读和写作。那时候的老百姓百分九十都是文盲，这看似是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的结果，但艰涩难学的文言文也是一大因素。传教士们为了让平常百姓能在较短的时间里接受福音，便将书面语言通俗化（把文言文翻译成通俗语言），他们用最通俗的语言来翻译圣经，撰写福音单张，而这是在以白话文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前半个世纪的事。
（马礼逊）
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他的助手们，翻译和编印了许多讲解基本信仰的通俗小本子，免费发给中国人，后来许多传教士也效仿这个方法。如中国第一位牧师梁发所著的《劝世良言》就在当时影响了很多人，就连后来的洪秀全也是在这个小本子的影响下，发起了“拜上帝会”。
1860年，有一百万份的福音单张分发出去。
1890年，将近两百万份单张分发。
1905年，增加至三百七十万分福音单张。
这些小册子不只是传播了福音，同时也起到了推广通俗文字的作用，扫除文盲，提高了基层百姓的知识水平。
传播科学知识，兴办教育
西方传教士对教育的重视，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的教育。他们每到一个地方，除了传播福音外，首先做的兴办学校，并非建立教会，传教士的观念认为，学校是培养信徒和信仰的基础；学校才是培养教牧人才的地方。马礼逊刚到中国时，中国不允许外国人建立教堂和学校，于是他便和米怜、梁发等人，在1816年在马六甲创立“英华书院”，他们开了中国基督教育的先河。
从那以后，西方式的近代学校随着传教士们的足迹，在中国兴旺起来。
1876年，在传教士创办的学校只有六千名学生就读，而到了1889年就增加到了一万七千名。在那时候，国人认为进外国人办的学校读书是非常丢脸的，所以就读这些学校的基本都是生活困苦或被遗弃的流浪儿。但到了十二世纪初时，这些学校已经成为了中上层家庭争相进入的目标。早在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科举，兴学堂”前，传教士们已为中国教育累积了丰富的经验。
在高等教育方面，传教士们也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行者，他们创办了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岭南大学、淡江大学等许多中国名校。
医疗卫生事业
在西方先进的医疗和卫生知识方面，传教士也是功不可没的。从十九世纪开始，他们就在广州上海等通商口建立小型的医院，除了传播法福音，他们也会教授医疗和卫生知识。传统的中医虽然在慢性疾病上有独到的手段，但在急性病和传染病方便往往素手无策，如祸乱、鼠疫、猩红热、脑膜炎、肺结核等，因为当时的中医对微生物的传播特点几乎没有认知。传教士们会尽可能把生理学和生物学知识及卫生观念传递给中国人，使他们掌握卫生方面的基础知识和卫生学的生活方式。
我们从课本中了解到，来自加拿大的诺尔曼.白求恩在抗战中为我国做出伟大的贡献，但很少人知道原来白求恩来华时，就已经有数百计的传教士医生在为中国默默做着奉献。有的传教士医生跑到十分偏僻的地方建立麻风病院，同麻风病人长期生活在一起，那时的麻风病人就连亲人都不敢接近他们，但这些“上帝的使者”们通过努力打破了人们以往对麻风病的恐惧，竖立了可以麻风病可以治愈的观念。
（传教士与麻风病人）
中国著名的协和医院、华西医科大学等也是由传教士创办的。在鸦片贸易的初期，人们对吸食鸦片认为是一种无伤大雅的嗜好，而正是这些传教士医生在临床观察中发现了鸦片会伤害人体，导致家庭破碎，并在他们本国信徒的协助下发起了抵制鸦片贸易的运动。经过长期的抗争，终于迫使英国政府妥协，取缔了鸦片贸易。
扶贫救危，帮组弱苦
传教士们秉承耶稣“弟兄中自小的一个”的精神帮助弱小群体，他们建立孤儿院、收容弃婴和孤儿。著名的“扬州教案”，因有人恶意制造谣言“传教士收集婴儿，用她们的肢体和器官制药，导致孤儿院差点被关闭。传教士其实出于爱心收容孤儿和弃婴，而那些孤儿和弃婴大多身体虚弱，有的患了不治之症，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死亡率非常高。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看到孤儿院经常埋小孩，再出于对外国人的偏见，就以为是在虐杀婴儿。又加上排外情绪严重的士绅和官员的怂恿，便发生了暴力围攻事件，导致戴德生和他太太等人被打伤。
抗战期间，河南的一位传教士女医护人员，冒着被日寇强暴的风险，保护躲在医院里数百个难民，其中大多数都是老弱妇孺。
- 美国女传教士穆拉第，在山东传教三十年，她为了帮助灾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了出来，导致她长期营养不良，去世的时候体重只有三十七磅。
提高妇女地位，移风易俗
传教士对待妇女的平等尊重，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强大冲击力。他们创办女学、传播男女平等观念，把很多出生贫困、失去父母、被遗弃的女孩子，培养成女教师、女护士、女医生等，给当时中国社会竖立尊重妇女的榜样。
传教士反对童婚、纳妾、包办婚姻、贩卖妇女和奴婢制度，在中国传统弊病方面不遣余力。随着传教士的教育体现壮大，全国各地的中小学和大专院校，陪样了新一代的知识女性，她们也和男子一样活跃在教育、科技、医疗、护理、新闻、法律、政治等各领域。
虽然不能说传教士是移风易俗、提高女性地位的唯一推动力，但他们在这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
（教会聚会，中间为戴德生牧师）
西方的传教士们，把上帝的话语传递给了中国百姓，他们为这个黑暗的世界“作光”，给迷失的世人带来新的盼望和新的人生方向。他们是“上帝的使者”，并且忠实的完成耶稣托付给他们的“使命”，我们应该用正确的眼光来对他们。
他们出于对上帝和对世人的爱，放弃了本土美好的生活，远离故乡的好友亲人，来到中国。和当时的中国人同甘共苦，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是很值得我们尊敬的。
有人说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那为什么会对传教士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呢有何史料记载
明清两朝，虽然对西方宗教有所容忍，但远未达到开放包容的地步。
西班牙人方济各·沙勿略是西方耶稣会到亚洲传播天主教首批传教士之一，他在印度、东南亚甚至日本，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于是他就想来中国传教，但终其一生，甚至试过偷渡的方式，都无法进入中国，因为当时明朝严禁外国人私自进入中国。直到他死后的25年，大名鼎鼎的利玛窦才得以进入中国，并在今天的肇庆建起了在中国内地的第一个天主教堂。
（利玛窦）
此后，利玛窦又用了二十多年，才获准进京。他给皇帝送去了许多新奇的玩儿，很得皇帝喜欢，还封了他官。皇帝虽然没有禁止他传教，但也没给他很多传教的自由。其实，当时专朝廷更多的是把他当为一名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的老师看待的，并没有重视他传教士的身份。但利玛窦也很好地平衡了传播宗教与传授西方科学文化两者的关系，并开创“合儒超儒”的传教策略，终于在中国站稳了脚跟。所以，这段时间也算是天主教在中国发展较平顺的时期了。
（利玛窦献给中国皇帝的《坤舆万国全图》）
但在利玛窦死后六年，情况出现了变化。他的继任者是一群狂热的宗教信徒（类似今天的的原教旨者），竟然排斥儒家思想，要禁止中国教民祭天、祭祖、拜孔子，这就悲摧了，传教士就和中国百姓冲突不断了。1616年，明朝大臣沈榷上书万历皇帝，主张驱逐西方传教士。于是，南京爆发捣毁教堂、殴打、驱逐传教士的暴力事件，这就是明朝发生的南京教案事件，差点让天主教在中国灭了迹。
（一度获得清廷封爵的西方传教士）
到了清朝，后来的耶稣会传教士，重拾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并带来了西方科学知识、天文学知识，让清朝皇帝很感兴趣。这样，传教士慢慢又取得了朝廷的默认。到了康熙时期，一些传教士竟然也可以出入朝廷了。但他们又一次得意忘了形，1715年，罗马教皇发布禁约，严禁中国教徒尊孔祭天。康熙皇帝大怒，再次驱逐耶稣会的传教士。直到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宗教才在中国缦延开来。
总的来说，中国人对外来的文化并不排斥，但也会坚守自己的文化底线。外来文化只要能找到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能与中华文化相互尊重相互包容，一样也可以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印度佛教就是一个很好例子。
（鸦片战争后，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终于被打开了）
孔子孟子之流，是合格的传教士吗
孔孟之流应该不是传教士，传教士是传播宗教的。不过，他们与传教士也有相似之处，都是传播思想的。孔孟之流应该算是传道者，因为他们及其一些弟子究其一生都在学习，著述，授徒，传道。所以，从广义上来说，他们也算时传教士。
人都是有局限性的，何况是几千年前的古人，他们的思想中肯定有糟粕，但我们不能把板子都打在他们身上，况且有很多封建残余思想是后人强加给他们的。
为什么说他们传道者呢？
首先，他们内心强大，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有救民于水火的济世情怀。曾子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他们把宣扬仁爱作为自己终生的责任，这种担当精神付出的是一世的精力，一生的时间。
孔子一生致力于内圣外王的学问，注重修练自身思想修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人不知而不愠，人家不了解我，不知道我有才干，我不会生气。只会反思自己，担心自己知识掌握的还不够多，能力还不够强大。这就是孔子强调的君子能够安于贫困，小人则不然，就会任意妄为了。如果有机会就会用礼乐治国，他认为只有百姓安乐，才会国富民强。他也曾在鲁国由大司寇做到国相，可惜因国君接受了齐国的美女，乐队，不理朝政而放弃相位，去周游列国。当时的春秋晚期，不知破了多少国，亡了多少家，死了多少人，社会动荡不安，孔子竟然舍弃法家思想去富国强兵，竟然想着以德治国，这当然不为当世所容，只能处处受到排斥了。尽管天下如滔滔洪水般混乱，尽管他和弟子被围困在陈蔡两国的野外，粮食断绝，危在旦夕，他还是放声歌唱，讲诵之声不绝，这样的从容，淡定，不正来自于对自己思想的坚定信心吗？正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
孟子的话 ，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更是豁人心胸，令人激情澎湃。男子汉，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岂能不干出一番事业?
其次，孔孟之道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我们每一个都不自觉的受到其教化和润泽。孔子传承了古代经典文献，整理归纳了六经，才使春秋以前的文化没有断层。尤其是《易经》，无愧于六经之首的称号。那时几千年前，文字产生以前，先民们用符号所表达的智慧，孔子为它做了系词。所以说，我们不能轻易否定孔子，由于他，古代文化才没有断绝。
孔子曾说，吾道一以贯之，我的道一直贯穿着一个原则呀，那就是‘恕’。看来，孔子的思想，一直以修身为本。
儒家思想强调入世，它规划了一个人成才的路线图，那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要做到温和，善良，恭敬，简朴，慈爱，他特别强调了‘敬字’，就是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发自内心的，主一无适的去做好。
齐家，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就更难了。拿现代的家庭来说，怎样教育好孩子，怎样孝敬父母，怎样让一家人和睦相处，还真是困扰我们的大问题。对孩子，我们不能做到恭敬，严肃，不能树立威信。不懂恩生于害，一位溺爱，顺从。让孩子们自立能力越来越弱。适当违逆孩子，约束孩子，才是为孩子长远打算。对于父母，就更让我们汗颜了，多少人能做到和颜悦色地孝敬父母呢？这真叫‘色难’。
儒家思想还提出了最高的社会理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人人不只敬爱自己的父母，人人不只疼爱自己的子女。人人厌恶浪费财物，人人厌恶不出力气。每个人都有饭吃，每个人都有事做，这不就是现在倡导的平等，民主的社会吗？
还有，
孔子不只是博学之士，不是书呆子，还是一位身体力行者。他自己说，因出身卑贱，所以什么事都会做。他身材高大，多才多艺，文物双全，会驾车，射箭，会计，辩论，弹琴 。武能定国，文能安邦。他的学生中就有子路，公良儒等武林高手，有子贡等的辩论，社交人才，有冉有等的管理人才。看来，孔孟之道，不只是洒扫应对的学问，它是经世致用的。
所以说，孔孟之道是真正的传道者。他们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明末清初的西方传教士是怎样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的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西方传教士没来中国将近200年，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西方基督教陷入分裂和衰落，明朝实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欧亚大陆交通阻塞等等。
在这200年里，西方逐渐完成2件大事，一件是宗教改革运动，另一件是开辟新航路。崛起的西方列强，开始高举着宗教的旗帜，由海路向东面而行，占据欧亚陆地枢纽的奥斯曼帝国再也无法阻挡。
新航路开辟后，第1位到东方传教的是方济各·沙勿略，他是耶稣会的创始人之一。他先后来到印度果阿、东南亚马六甲、岛国日本传教，了解到中国文化在东亚的地位之后，方济各·沙勿略决心要来中国。可惜，他真的挺背运……
1552年，方济各·沙勿略在1名中国水手的帮助下，来到广东珠江口的上川岛，然而中国海禁而不准他进入大陆。当年12月，不能成行的方济各·沙勿略，在岛上去世。
接着，来到中国的就是著名的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年），1582年来到澳门学习中文，1583年与耶稣会士罗明坚一起到达广东肇庆。他们自称是印度来的和尚，知府王泮收到自鸣钟等礼物后，就允许两人居留肇庆。几年后，罗明坚回到欧洲，利玛窦独居肇庆。
利玛窦是1个知识渊博、好交朋友的传教士，他带在身边的自鸣钟、三菱镜、《山海舆地全图》吸引不少人来观看，让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五大洲的概念。尽管利玛窦名声开始远播，但是他还是很谨慎的传教，最初的7年仅仅吸收70来个教徒。
后来，利玛窦又去了韶州、南京，北上京城没有成功，就退居到南昌。1601年，利玛窦终于来到北京，他向明神宗进献自鸣钟、万国图志、基督教画像等贡品。洋玩意博得明神宗的欢心，为方便修理器械，他就允许利玛窦居住京城，并由礼部负责供应食宿。
于是，利玛窦在这里度过生命的最后10年，全力开展传教工作。1603年，利玛窦最著名的著作《天主实义》在北京发行，书中引用中国的古典书籍来阐发天主教的教义，产生巨大的影响。
利玛窦还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一起合作翻译《几何原本》《测量法义》《圜容较义》等科学书籍，他在北京留下巨大的声誉，为后来传教士的进入奠定基础。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病逝于北京，被皇帝赐葬阜成门外的一处墓地。
继任利玛窦的是龙华民，他于1613年派金尼阁会罗马向教皇汇报教务，那时候中国的教徒约有3000人左右。1620年，金尼阁返回中国，还带来8名传教士，其中就有著名邓玉函、汤若望。
在这期间，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活动，引发一部分官僚、士绅的不满。1616年、1621年爆发2次著名的“南京教案”，朝廷下令禁止传教、教士出国，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传教士留在中国。他们取得很大的传教效果，到崇祯末年，已有约3.8万人入教。
不少专家分析，这跟明末的国情有关，一是皇帝需要传教士的西洋历法来修正中国时有出错的历法，毕竟皇帝颁布历法是农业国家的大事；二是建州女真的兴起，让明朝的辽东战争十分吃惊，而传教士的科学技术很有用，比如汤若望的《火攻挈要》就是铸造西式火器的经典之作。
1644年，清兵入关后，汤若望开始在清廷当官。由于汤若望准确预言日食，被清廷任命为钦天监正，他的名气在新朝廷里打响。因为汤若望在清廷玩得很溜，屡次被顺治晋封，也无形中提高了天主教的声誉。
康熙继位后，汤若望的西洋历法遭到攻击，导致传教士受到拘禁，1666年汤若望去世。康熙亲政后，他亲自来到天文台测验历法，结果传教士一方大获全胜。于是，教士的冤屈被昭雪，各地陆续恢复教会活动。
康熙对西方的科学很感兴趣，因此传教士受到重视，南怀仁、徐日昇、闵明我等人轮流会给他讲天文、地理、数学、音律等知识。1692年，康熙终于下令准许天主教在中国人当中传播，这就是著名的《1692年康熙保教令》。值得一提的是，1693年康熙患上疟疾，太医们束手无策，张诚献上“金鸡纳霜”，服后便痊愈。
总之，明末清初传教士的活动，最终还是取得不少成就。据统计到1701年时，中国已有澳门、南京、北京3个主教区，有130名传教士和30万教徒。
为什么清朝皇宫供养了很多西方传教士，他们都是做什么的
很多人觉得清朝在近代的一败涂地，是因为自我封闭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可实际上却恰恰相反，清朝与西方之间的联系从来没真正断绝过，皇帝们一直都知道西方发生了什么。
从顺治帝开始，清朝的宫廷之中就有不少来自于西方的传教士。
康雍乾三朝，宫中的传教士数量在八十人以上，这些来自西洋的人虽然长得不一样，却在清朝担任着各种职务，为清朝效力，同时也给清朝带来了诸多来自西方的消息。
实际上，西方的传教士来华的历史能够追溯到唐朝时期，但真正形成规模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还是在元明清时期，明朝不少的士大夫，都与传教士私交甚厚。
明代最出名的传教士，莫过于利玛窦，他与当时的徐光启等诸多士大夫都有密切关系。
而朝廷优待传教士的传统，从明朝也一直延续到了清朝，并且更甚。
清朝宫廷里的传教士数量非常多，甚至小有规模，不过他们的真正工作倒并不是传教，而主要集中在技术与艺术等方面，这倒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方面。
清代的传教士，主要的作用莫过于三方面：
一，改进火器
在《鹿鼎记》当中，康熙帝为了对付沙俄的大炮，顶住鳌拜的压力，启用了来自于德意志的西方传教士汤若望，结果确实不负众望，清朝火器威力大增。
虽然火药是中国发明，也是中国最早用于军事，但后来却走向了衰落。
大约明朝的同一时期，西方的火炮铸造技术急速发展，甚至超过了当时的明朝。
天启年间，明朝就从澳门引入了四位有火炮铸造技术的西方传教士，改进明朝的火炮，而后来在清代大放异彩的汤若望，最初也是给明朝改进火器的传教士。
明朝极其重视火器的发展与利用，而这些先进装备的发展，的确离不开当时大量西洋传教士的参与，在对后金的战争中，火炮大放异彩。
因为吃过火炮的大亏，清朝对于西洋火器既非常忌惮，也十分重视。
从皇太极时期到康熙帝时期，大量来自西洋的传教士都是帮助清朝铸造火器大炮的。
无论是南怀仁还是汤若望，这些在清代极负盛名的西方传教士，他们最出众的贡献，就是为清朝改进火炮技术，只可惜在此之后的传教士，在这方面的贡献被清朝人为阻止。
二，艺术绘画
咱们国家的传统绘画有个特点，叫做写意不写实，大多数时候，传统的中国画如果画人物的话倒是并没有那么像，主要能体现的还是一种气质而已。
毕竟真正写实的中国画，是在宋朝之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
而西洋画与中国画相反，西方画作主要重视的就是写实，与真实人物越想越好。
西方的传教士在清代想要站稳脚跟，最重要的并非才华，而是他们的才华能够讨皇帝的欢心才可以，而最重要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掌握绘画技术。
在不少剧作与记载之中，清朝乾隆年间有个极其出众的西方传教士，叫做郎世宁，他跟马可波罗是同乡，都来自于意大利，他在乾隆的宫里主要负责绘画。
东方的皇帝与大多数的士大夫，对于绘画艺术都非常器重，这是传教士们的优势。
郎世宁在康熙年间就已来华，历经康雍乾三朝，留下了大量经典画作。
在没有照相机的时代，郎世宁等西方传教士们利用自己的绘画技能，为诸多的皇帝与他们的后妃，还有大量皇家宫殿园林，都留下了真实的画像资料。
三，科技知识
当年英国使者马嘎尔尼访华的时候，送来了很多的礼物，而乾隆帝对其大多嗤之以鼻，唯独对于钟表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实际上，清朝的宫廷里也有钟表。
我国传统的计时工具非常复杂而且并不准确，因此西洋自鸣钟深受喜爱。
来自于西洋的自鸣钟铸造技术，也被这些西方传教士发扬光大。
清朝的内务府造办处甚至有专门的钟作坊，而康熙帝也曾下旨到处寻找有制作钟表技术的西洋传教士，当时如果西洋人掌握了这种技术，要混口饭吃非常容易。
除了钟表，西洋传教士带到中国的，还有当时西方很多的数学、天文与其他领域的知识，汤若望与南怀仁就曾为康熙帝讲解西方的天文跟数学知识。
康熙时代的意大利传教士闵明我，担任钦天监监正时，重定了历法。
毕竟，当时来华的传教士，几乎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有牢固的知识底子。
整体来说，西洋的传教士在清朝很少是以传教出名的，他们在清朝虽然本来是想要传教，但最终却成为了给清朝传播西方科技、艺术的中间人。
雍正、乾隆为何要禁止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
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起始于明末，终于清初，在当时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力。明朝许多传教士在宫廷任职，南明永历帝为请求教皇派遣援军甚至选择皈依天主教，还写了信给教皇。到了清朝前期，这些传教士依然备受皇帝尊重，顺治称传教士汤若望为义父，康熙更是为写诗“天门久因初人闭 福路全是圣子通”，来赞美天主教。这些传教士得到了皇帝的支持，在民间广泛的传播着信仰，但最终传教士的传教行为，被雍正所禁止，雍正之后虽然传教士在宫廷内仍然享有很高的待遇，但依旧不能在中国展开传教，直接原因就是发生在明末并延续到清初的“中西礼仪之争” 。
万历十年（1582），意大利耶稣会的两名传教士利玛窦、罗明坚抵达中国，揭开了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序幕。万历二十九年（1601），利玛窦抵达北京，一开始自称“西僧”，后发现中国的政治权力掌握在士大夫阶层的手中，只有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才能让天主教在中国广泛传播，他便改称“西儒”。他主动学习中华文化，并向士大夫阶层介绍西方的天文、地理等技术，让士大夫认可他们的文明，以此与中国人眼中的“西夷”区分。
但是西方的天主教与中国的传统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中国的祭祖敬孔是违反天主教教义的行为。利玛窦是当时耶稣会总会长，负责在中国的传教事宜，为了能够传教，他做出了妥协，他解释中国的祖先崇拜是祭祀祖先的一个仪式，并不掺有迷信，他还认为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天”和天主教教义的“上帝”是一样的，利玛窦把天主教转化为能够与儒家思想兼容的宗教。这一套理论被当时在中国的传教士所奉行，他们将这一理论称为“利玛窦规矩”。
万历三十八年（1610）利玛窦去世，龙华民接替他的职务，他反对“利玛窦规矩”，主张中国的“天”并不等同于天主教的“上帝”，还规定只能使用用译名来称呼上帝，他的行为引起了耶稣会内的分歧。但耶稣会为了统一立场，于崇祯元年（1628）在江苏嘉定举行会议，决定保留大部分“利玛窦规矩”的内容，仅仅采用龙华民一派的译名。龙华民虽然没有彻底颠覆“利玛窦规矩”，但却拉开了“中西礼仪之争”的序幕。
此时的礼仪之争还是处于耶稣会内部的争斗，但仅仅几年后的崇祯四年（1631），西班牙的天主教派别多明我会介入对华传教事宜，在与耶稣会的传教竞争中处于下风，于是他们指责意大利耶稣会宽容中国信徒祭祖、敬孔，最终引发罗马教廷介入，礼仪之争正式升级。
崇祯十六年（1643），多明我会向教廷提出关于中国信徒的十七个问题来控告耶稣会，顺治二年（1645）教皇英诺森十世发布通谕禁止中国信徒参与祭祖祭孔，（顺治八年1651），耶稣会向教皇申辩，教皇又批准了耶稣会的行为。这表明教廷对这一行为也没有结论。
康熙三十二年（1693）法国传教士阎方在他管辖的福建代牧区下达了禁止发布了教徒实行中国礼仪的命令，这一行为很快在全中国引起争议。康熙四十年（1701），教皇派遣铎罗来华向康熙解释天主教教义，引起康熙愤怒。三年后，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发出终极禁令，禁止中国教徒参与中国礼仪。康熙四十四年（1707），康熙派遣传教士艾若瑟和中国大臣樊守义出访罗马，却没能改变这一禁令。
康熙自此彻底改变了对天主教的态度，不再支持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尽管康熙五十八年（1719）教廷做出一定妥协，派使者嘉乐面见康熙提出了八条宽恕条约，被称为“嘉乐八条”，但康熙却没有改变自己的“览此条约，只可说得西洋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
后来教皇认为“嘉乐八条”与教义不合，宣布废除。教廷的行为引起雍正严重不满，谕旨：“中国有中国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彼西洋之教，不必行于中国，亦如中国之教，岂能行于西洋？”自此，雍正下令禁止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
为什么古代那么多传教士
当然是为了利益呀。
宗教说白了，就是从思想文化上着手，扩张影响力，从而榨取利益。什么天主教、新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在除去信仰后，其实背后都是赤裸裸的利益。
基督教进入中国传教，最早可以追溯到蒙古帝国元朝时期，随着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的风靡，中国给欧洲人留下的影响，就两个字“财富”。
想要从东方带回财富，那么势必需要获取相对应的贸易往来。当时的欧洲，正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东征西扩的时代，他们把持着欧亚之间所有的陆上贸易通道，使得欧洲人的贸易份额大大降低，大航海、地理大发现，就是在这种贸易被奥斯曼帝国扼住的情况下展开的。
起初，大航海的目的，也是为了开辟与东方世界，主要是中国的贸易往来。然而，等到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来到亚洲时，才发现，东方虽然富有，但问题是，这是一个与欧洲，乃至世界截然不同文化的国家。
大明帝国的强大富庶，使得欧洲开拓者们垂涎三尺，但文化上的差异，使得他们无从着手，无法融入到东方人的社会中，这样也就没有办法从远东获取利益，开展贸易往来。所以耶稣会的传教士们，成为了先遣者。
主的福音必然能拯救这些迷途的羔羊，而听话的羔羊，才能让欧洲人们一茬又一茬的薅羊毛。从宗教的方面，输出西方人的价值观，一步一步，同化这个东方文明，使得他们接受西方人制定的游戏规则，这就是传教的核心目的。
当然传教士们也不是无私高尚，只为了国家的。他们本身也有自己的利益在里面，在新世界传教，建立教区，那么这些在欧洲没有什么地位的下层传教士，立马就能声名鹊起，获得名誉和地位，以及背后的金钱和势力。信众越多，那么自己在欧洲大本营能够得到更多的重视的同时，在这片土地上，亦能通过信众，获取更多的利益，信众的“无私捐赠”，与当地富户之间的交际，与官府的往来，这些势力之间纵横捭阖，其中也存在着巨大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要知道，一个宗教拥有了一定比例的信众，其在政治上确实是一股不容易撼动的力量。
现代美国有个山达基教，也就是科学教，因为美国宪法的缘故使其成为合法宗教，且能够无需缴税，使得整个宗教成为了全世界最厉害的敛财机构。由此可知，从事宗教事业，是多么的挣钱。
文化入侵和文化改造，从来都是重要的战场，宗教向来是一把利刃。
传教士汤若望帮明朝铸火炮，为清朝修历法，为何被康熙判凌迟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说白了，这是满清初期以鳌拜为核心的一群人，实行闭关锁国，排斥西方文明的一场争斗。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汤若望是德国科隆人，虔诚的传教士。他早在明末就来到中国传教，终身没有回国。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神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
其中，汤若望的文天水平最高。
他来到大明宫廷不久，就成功地预测了当年10月8日出现的月食，后来又成功地预测了第二年(1624年)9月的月食。
大明官员都是汉人，思想比较开通，不排斥西方文明。礼部尚书徐光认为汤若望人才难得，经过崇祯同意将他请入钦天监。
经过十多年的辛勤工作，汤若望帮助钦天监终于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崇祯历书》，共计46种137卷。《崇祯历书》是对中国传统历法的重大改革。
崇祯皇帝对汤若望很是欣赏，给予很大封赏。
受到鼓舞的汤若望，不但为崇祯铸造了20门西洋火炮，还翻译了1550年德国矿冶学家阿格里科拉（Georgius Agricola）撰写的论述16世纪欧洲开采、冶金技术的巨著《论矿冶》。
但大明很快灭亡，满清入关。
入关初期，满清留用了很多大明的大臣，也包括汤若望。
1644年清兵占领北京，需要颁布新的历法，汤若望的“西洋新法历书”获得颁行，为《时宪历》。
然而顺治皇帝死后，小皇帝康熙登基。
辅政大臣鳌拜实行镇压内部的文字狱和闭关锁国政策。对内大力镇压中国知识分子，对外试图驱除任何西洋文明。
正好无耻文人杨光先揣摩鳌拜的意思，对汤若望等人进行诬告。
于是，康熙三年（1664年）发生“历狱”，汤若望被判凌迟死刑，和他一起工作的5名中国官员也要一同被处死。
杨光先的诬告现在看来很搞笑，完全荒诞不经。
杨光先指责汤若望为满清编订的《时宪历》是按照西洋方法。那么，作为国家根本的历法就是西洋人的，就是将西洋当做祖宗，而摒弃中国传统文化，这就是意图谋反。
另外一个，《时宪历》只编写了200年，杨光先认为这是诅咒满清只有200年。这是标准的妖言惑众。其实，无论汤若望怎么做，杨光先的攻击都是可行的。
即便汤若望把时间延长到1000年，也是诅咒满清短命，一样是妖言惑众。
最后一个，杨光先认为汤若望的观点荒谬。
而杨光先这个腐儒对于汤若望的驳斥，今天看来真是啼笑皆非，最好体现了他自己的无知。
比如，杨光先认为汤若望说的地球是原形，是荒谬的。因为地球如果是圆的，那么中国人站在球顶自然是没有问题，那么西洋人站在球的侧面甚至底部，是如何站得住的？难道和壁虎一样，吸在墙壁上吗？
比如，杨光先认为基督教是旁门左道。他们的十字架是用来钉死强盗的。那么耶稣就是强盗，就是土匪，怎么能作为神子呢？而基督教用十字架，岂不是崇拜强盗。基督徒每个人都佩戴十字架，肯定是旁门邪教的暗号。
杨光先甚至认为望远镜是不需要的，因为太阳和月亮都看得见，何必用这种西洋的怪东西。
还有很多。
自然，杨光先是聪明的揣摩了鳌拜等人的意图。
鳌拜他们对西洋多少有一些了解，也知道西洋人颇有力量。但满清并不像大明一样勇于学习西方文化，而是干脆闭国锁国。
对于这些西洋知识分子，鳌拜认为只要将他们杀掉，再把和他们合作的中国官员杀掉，就一了百了。
于是，已经70多岁瘫痪在床的汤若望和7名中国官员都被判处凌迟。鳌拜还顺势废除了新历。
搞笑的是，杨光先因此从安徽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一跃成为北京的高官，取代了汤若望的地位。
没想到，随后出了2件事。
不久天上出现被古人认为不祥之兆的彗星。接着京城又突然发生了大地震，“且一连地震三日，人皆露宿，惴惴不安。“ 皇宫在地震中遭到破坏，而且有宫殿着火。
当时满清高层认为，这是胡乱处决高官的结果。
于是，他们将汤若望和2名中国官员改为流放，另外5个中国官员还是被处决。
另外就是，杨光先上台以后根本没有能力取代汤若望。
鳌拜被捕后，康熙亲自将杨光先和汤若望的继任者南怀仁请来，进行历法的推算。
结果杨光先几乎全部推算失误，而南怀仁则非常精确。
康熙大怒，将杨光先革除官职，赶出北京。杨光先羞愧无比，在回家的路上病死了。
由此，汤若望被彻底平反，但已经去世3年了。
不过，康熙以及后来的满清皇帝，仍然秉承鳌拜的政策，严格限制对西洋文化的学习和了解。
到了鸦片战争时期，一些清朝官员看到英舰不用帆桨也能行驶自如，竟然认为“英人使用妖术”。于是，这些官员请来法师助阵破敌。
法师想出了点子，就是派人用小船将黑狗血和屎尿浇到英舰上，妖术就会失效。
满清官员大喜，却找不到敢靠近英舰泼大便的勇士，最终不了了之。
清朝统治者为什么那么害怕传教士
清朝当然会害怕外国传教士啦。因为要想统治一个国家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武力统治，也就是皇上以权力统治全国。
再一个就是以思想统治，也就是通过文化或者像中东那种，是种教派派统治的。确切来说，你只有统治了一个地方人民的思想才可以统治这个地方的人民。
而传教士恰恰就是统治人们思想的。如果任意让传教士进来传教的话。他们就会把外国的思想带到清朝来。这样可以很快的让普通老百姓的思想更倾向于西方国家。也就是说，那些信徒不会信仰自己的国家，而是信仰他们所信奉的教派。那么国外势力推翻大清朝就很简单了，只要将皇帝赶下位，直接进来统治，因为老百姓的思想已经被教化，所以说也不会有大的反抗。更简单的推倒政权的方法就是武装起来教派来推翻当地的政权。近期发生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建国就是这样的事情。这也就是为什么清朝非常反对外国传教士来传教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