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 如何评价秋瑾女士
- 历史上，秋瑾为什么被称为鉴湖女侠
- 为什么秋瑾留下的所有照片都穿着和服
- 知道秋瑾烈士纪念碑在哪里吗
- 秋瑾是中国第一烈女，她是怎样被叛徒出买
- 害死秋瑾的真正元凶是谁他最终的结局如何
- 端午节是中国传统四大节日之一，是为了纪念伍子胥、屈原、曹娥还有谁
- 李钟岳为什么不同意秋瑾就义前提出的“写诀别信”的要求
- 鲁迅和秋瑾的关系怎么样
- 晚清杀害秋瑾的李中岳是酷吏吗
如何评价秋瑾女士
秋瑾（1875年11月8日—1907年7月15日），浙江绍兴人。生于厦门，最初名为闺瑾，字璇卿，号旦吾，到日本后改名瑾，字竞雄，自称鉴湖女侠，曾用名白萍。曾到日本留学，提倡反清革命。先后参加过三合会、光复会、同盟会等革命组织，计划响应萍浏醴起义未果。1907年，她与徐锡麟等人组织光复军，准备在浙江、安徽同时起义，因事情泄露被捕，7月15日就义于绍兴轩亭口。
秋瑾中国首位女权运动者。她从小就读私塾，仰慕英雄豪杰，立志做一名女中豪杰。1904年东渡日本，就读于日本青山实践女学。在日本期间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被推选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省主盟人，同时任共爱会会长。1906年，回国后的秋瑾加入了光复会。在上海主持《中国女报》，首次提出创建妇女协会。同年到绍兴进行起义筹备工作。1907年，徐锡麟安庆起义失败牺牲，秋瑾被捕，于同年7月15日英勇就义。
秋瑾的一生积极的投入反清爱国运动中，并主张女权唤起妇女觉醒。秋瑾是著名女学士、革命家，是近代第一女中豪杰。
历史上，秋瑾为什么被称为鉴湖女侠
秋瑾女士的故乡在山阴县，现隶属绍兴，此地有湖曰“鉴湖”，秋瑾就以此为号，遵从旧时文人习俗。至于女侠，则是立志当个除暴安良、卫国救世的金帼英雄，称“鉴湖女侠”，是他与丈夫闹矛盾的1903年，他在北京给上海的一位叫“琴文”的女士写了一封信，署名就是“鉴湖女侠”，立志作自强女性，与家庭束缚割裂，推翻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秋瑾是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大侠，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爱与崇敬！
为什么秋瑾留下的所有照片都穿着和服
秋瑾（1875年11月8日－1907年7月15日）字璿卿，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浙江山阴人。中国女权和女学思想的倡导者，近代民主革命志士。她也是第一批为推翻满清政权和数千年封建统治而牺牲的革命先驱，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平生提倡女权女学，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秋瑾自幼习文练武满腹忧国忧民。因不满封建包办婚姻的官僚丈夫“混沌度日”，终于不堪忍受腐朽堕落遂舍身弃家，自费只身东渡日本留学寻觅革命出路，在东京入学期间，常参加留学生大会和浙江、湖南同乡会集会，登台演说革命救国和女权道理。除在校学习外，还广交留学生中的志士仁人，如鲁迅、陶成章、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近代中国风云人物。
秋瑾在日期间，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曾与陈撷芬发起共爱会，作为开展妇女运动的团体。在那个时代，留洋学子摒弃满族服装和发式也是一种革命的表现。许多当时的风云人物在海外的留影多为洋装西头，秋瑾又一贯以提倡女权为己任，她曾说过：“女子必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事事仰给男子”，她还以“鉴湖女侠”为笔名，以“鉴湖女侠”为笔名，抨击封建制度丑恶，宣传女权鼓号革命。字里行间，充满了女权解放的激情，洋溢着革命者的澎湃！这样看来，依照其鲜明果敢的个性，秋瑾留下的所有照片均着和服也就不奇怪了！
知道秋瑾烈士纪念碑在哪里吗
秋瑾烈士纪念碑在绍兴市解放路轩亭口。1930年建立，是在秋瑾1907年7月15日英勇就义的地方建立的。马上就要到烈士英勇就义纪念日了，党的生日刚过，让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共同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重温入党誓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终身！
谢谢邀请。
秋瑾是中国第一烈女，她是怎样被叛徒出买
综合有如下几个原因：
其一是安庆起义失败殃及大通学堂。绍兴大通学堂系徐锡麟等所创办，这在当时社会上包括官府都知道，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后，势必殃及绍兴大通学堂，并牵涉到主持大通学堂的秋瑾。
其二是金华武义泄密。秋瑾的弟弟秋宗章在《大通学堂党案》中写道（族魂网发表）：“五月二十九日，浙抚张曾扬致绍兴府知府贵福电云：据金华嵩电：‘武义获匪聂李唐等供出党羽赵洪富’，又前准南洋大臣电：‘查拿匪党许道亨即振鹏’。足下办理此案务当慎重。（按：洪富，字卓斋，缙云人，竺绍康之妻弟，任大通学堂会计。振鹏，字云祥，别号道亨，嵊县西乡人）”。因此，清政府破获金华武义革命党人后，其案又牵涉到了绍兴的大通学堂。
其三是绍兴绅士胡道南的告密。2008年7月11日，齐齐哈尔龙沙区的网站上发表了《百年之后读秋瑾》的纪念文章，其中写道：“……贵福在杀秋瑾前一天给巡抚的电文中说，是胡道南告诉他：秋瑾要和竺绍康等人密谋起事，竺是平阳党首领，有党羽上万人。这就让胡道南的告密身份被确认下来了。当年秋瑾和胡道南都在日本留学，因为谈革命和男女平等等问题，两人意见不同，率直无忌的秋瑾当面骂胡是‘死人’”。
如今网上还流传“徐锡麟二弟徐伟供词中牵连到秋瑾”的言论，而且越传越多，越传越真，实际上这是误传，所有的正史上根本没有这种说法。当时徐伟在供词时相当机智，一直与敌人周旋，始终没透露革命党的实质性内容，也没有暴露自已光复会成员的身份。具体可参阅《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徐锡麟史料（徐伟供词、讯徐伟之形情）》。
其实秋瑾劫难尽管有上述三方面原因，但直至秋瑾被极刑，清政府还是没有掌握秋瑾是革命党的直接证据。由于清政府害怕革命党人，在浙江巡抚张曾扬、绍兴知府贵福的相互作用下，仅三天时间，就将秋瑾杀害。以致舆论四起，普遍称之为“秋案冤狱”。如《述浙省官吏之罪状》有：妄杀秋女士，无口供、无见证、无实据。《浙江之危机》有：杀学生，杀女士，无口供，无确证，仅谓“有通匪笔据“、“有绍绅告密“。《神州女报•秋瑾有死法乎》有：浙吏之罪秋瑾也，实为不轨、为叛逆。试问其所谓口供者何若？所谓证据者何若？则不过一自卫之手枪也，一抒写情性之文字也。《驳浙抚和绍兴知府致电军机处电文》有：绍府蒙上，浙抚欺君，秋瑾无供无证，处以极刑，无法可据。彼所根据者，是彼心腹中野蛮之法律。
绍兴知府贵福在舆论压力下，也深以没有确凿证据为忧。因对被捕的六名大通学堂学生及教员严刑逼供，“跪火练、火砖，惨状不忍睹“，企图从他们口中得到秋瑾“通匪”的证据，但终无所得。浙江巡抚张曾扬很头痛，最后在近一个月后的8月13日，在上海《申报》公布一份口供。但当时《申报》有个“编者按”，公开对这个“供词”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时报》也认为是浙江官场授意模仿秋瑾笔迹伪造的。
综上所述，秋瑾劫难既有“三方面”的综合因素，也有清政府各级官吏害怕革命党，为了确保自已乌沙帽，宁可错杀也在所不惜的这种心理状况下造成的。
害死秋瑾的真正元凶是谁他最终的结局如何
害死秋瑾的真正元凶，是晚清绍兴知府贵福。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人物。
贵福是蒙古族人，姓喀喇沁诺昆岱氏，肄业于官学兼学弓马，并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考取进士，授翰林编修。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贵福因随扈两宫“西狩”有功，返京后得以充任功臣馆编修、协办院士。此后，贵福接连得以晋升，并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出京任职，担任浙江绍兴府知府。
贵福到任之初，顺应当时国内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的潮流，一度还大力支持过“鉴湖女侠”秋瑾等人在山阴县兴办大通学堂，从而为自己赢得不少的好名声。然而，在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事件发生后，浙江巡抚张曾扬查知徐锡麟乃是大通学堂的创办者之一，并且与秋瑾同为光复会会员后，便严令贵福查封大通学堂，并捉拿秋瑾等人。
贵福秉承巡抚的命令，严令山阴县令李钟岳抓捕秋瑾，并对一干“罪犯”进行严审。李钟岳是个有良知的官员，一再以查无实证为由，极力为秋瑾等人辩护，结果遭到贵福的斥责和死亡威胁。最终在贵福的威逼下，李钟岳被迫下令处决秋瑾等人，但事后因为良心上难以承受，便在百余天后自杀，时在1907年10月。由此可见，虽然下令处决秋瑾的是李钟岳，但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是贵福。
秋瑾被杀、李钟岳自缢的消息传出后，上海、浙江两地的报刊集中“火力”抨击贵福及其上司张曾扬，谴责他们在没有查清事实的情况下便随意杀人，实在是可恶、可恨。与此同时，浙江的士绅也极力声讨贵福、张曾扬，而当地的会党和革命党人更是向二人发出死亡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清廷被迫将张曾扬改调江苏巡抚，贵福改调安徽宁国知府，方才使得二人避开是非之地。
贵福在宁国知府的任上没坐多久，便升任漕运劳保道，并在任内捞到大笔的钱财。等到辛亥革命爆发，南方各省相继宣布“独立”后，贵福因为担心会遭到革命党的缉拿、处决，便仓皇地携妻带子逃回北京，并改名为赵景琪（为行文方便，此后依然用“贵福”）。满清覆亡后，贵福在北京隐居5年，期间一直以遗老自居，并没有出仕北洋政府。
1916年，耐不住寂寞的贵福在亲友推荐下，前往沈阳去投奔“东北王”张作霖，并在他的手下担任奉天商埠局局长、沈阳县知事等职务，因为颇有才干、政绩斐然，深得张作霖的赏识。1927年，张作霖在北京组建安国军政府，并以大元帅（相当于总统）的身份授权潘复组阁，而潘复出任总理后，又任命贵福为京兆政务厅厅长。
然而，张作霖的安国军政府仅维持1年时间，便因为屡屡被北伐军击败而垮台，而他本人随后在撤回沈阳途中，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史称“皇姑屯事件”。此后，贵福逃回东北，并在少帅张学良的麾下继续任职，担任东三省博物馆总务处副处长，属于没有实权、没有油水的闲散职务。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东三省，随后扶植清废帝溥仪建立伪满政权。此时，一向以满清遗老自居的贵福，马上跳出来向溥仪表忠心，由此被任命为盛京陵庙承办事务处总办，成了一名令世人唾弃的汉奸。虽然贵福的官职并不高，但由于他特别能吹捧迎奉，所以深得溥仪的欢心。溥仪为了表示恩宠，不仅把四妹赐婚给贵福的次子赵国圻，而且还提拔他的长子赵国仁为民政部高官。
贵福父子依仗着溥仪的宠信，在伪满政权中一度很风光，在地方上作威作福，不仅做过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情，而且还屡屡与驻守沈阳的日本军官发生龃龉，由此给自己招致杀身之祸。1936年，贵福因病住进医院，但没多久便离奇死去，死时全身发绿，场面甚是恐怖，有知情者透露，他其实是被日本人投毒害死的。
赵国仁兄弟得知实情后，既不敢向日本人讨回“公道”，又害怕亡父的坟墓会遭到他们的破坏，于是派人偷偷地将贵福的灵柩运回北京香山下葬，但具体位置不详。贵福不仅是杀害秋瑾的罪魁祸首，而且在晚年卖国求荣，当上令人不齿的汉奸，其卑劣行径实在是令人发指，而他最终遭到日本“主子”的毒手，也算是一种报应吧？
资料来源：《刽子手、汉奸贵福丑史》、《余生居士墓志铭》等
端午节是中国传统四大节日之一，是为了纪念伍子胥、屈原、曹娥还有谁
农历5月5日，俗称端午节。端，是＂开端＂、＂初＂的意思！
现代考古学家，根据出土的文物，和考古研究证实，在新石器时代，广大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有一种几何印纹图形陶，其印纹为＂龙＂，出土的陶制坛坛罐罐为烧煮食物之用。专家推断是一个崇拜龙的图腾部族，史称百越族。直到秦汉时代仍有百越族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百越族人少部分演变为南方少数民族，大部分百越族人，已融入到了大汉民族中了。端午节是百越族创立的祭祖节日！
端午节在后来的春秋时期，就更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和盛行了。早期端午节的流传和纪念分为三个版本：
一，屈原：春秋时期楚怀王大臣，史上著名的爱国诗人;其倡导举贤任能、富国强兵，楚国鼎盛;当时屈原力主楚国联齐抗秦，遭到贵族子兰等人的反对，残遭谗言去职，流放沅、湘流域，后秦国攻破楚国京都，屈原亲眼目睹楚国被侵略践踏将亡，屈原怀才不遇、忠言遭馋陷、悲愤之情填膺…，写下了绝笔〈怀沙〉之后，抱石头绝然投汨罗江而死，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千古不朽的爱国主义篇章！
楚国百姓得知屈原投江之死后，为防鱼儿吃掉屈原身体，纷纷用楝树叶外缠彩丝，包饭投江…，后来演变成了现在的粽子;并在每年5月5日吃粽子、喝雄黄酒、举行龙舟竞渡，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二，在春秋时期的江浙一带，端午节是来纪念伍子胥(公元前770年一前476年)，伍子胥深得吴王阖闾信任，忠心帮扶吴王破强楚，北威胁齐晋，南服越人;吴国国力呈兴盛之势。后受越国贿赂馋言陷害，吴王竞赐伍子胥宝剑以死。伍子胥死时，悲愤地告诉左右邻人：＂我死后，把我的眼珠挖出来，挂城门上，我要亲眼看到越国亡吴…＂。伍子胥，其悲其壮，横贯千古！
三，另外有传说，江浙一带，东汉曹娥，其父溺江数日不见尸身，十四岁的曹娥于农历5月5日投江寻父…，县府知事为曹娥立碑，并让弟子邯郸淳作诔文颂扬。曹娥墓在浙江绍兴;后传晋文公为曹娥手书碑文;曹娥投江殉父之处建了曹庙，寻父之处为曹江…。曹娥实为史上孝悌忠烈女子之一！
端午节，人们为啥要插艾叶、喝雄黄酒呢，这看起来，好象与纪念无关;起因：早在先秦时期，人们普通认为5月为毒月，5日为恶日，故有流传久远的，人们喝雄黄酒、插艾叶驱鬼邪之俗！
尽管史上端午节纪念版本不一，但屈原有良好的公众形象，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加之官府推崇，端午节最终成了纪念屈原为主题的日子;先贤、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最后胜出！
端午节，文化内涵深厚，流传久远，逐渐正式成为了，中华民族四大传统节日之一！
李钟岳为什么不同意秋瑾就义前提出的“写诀别信”的要求
1907年7月15日，年仅32岁的鉴湖女侠秋瑾，在绍兴轩亭口英勇就义。牺牲前，曾向监斩官李钟岳提出三个要求。
（秋瑾剧照）
那么，秋瑾究竟向李钟岳提出了哪三个要求？李钟岳面对秋瑾的要求，为何只答应了两个，另一个不答应？
事情还得从秋瑾被捕说起。
1907年7月6日，光复会成员徐锡麟在安庆刺杀了清廷安徽巡抚恩铭。随后，在夺取安庆枪械库的战斗中，徐锡麟不幸被捕，英勇就义。
由于徐锡麟起义失败，直接导致秋瑾所在的大通学堂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7月7日，浙江巡抚张曾杨命令绍兴知府福贵，搜查大通学堂并逮捕秋瑾。
山阴知县李钟岳在接到福贵的命令后，心中十分的痛苦。他私下里和秋瑾有过接触，十分钦佩秋瑾的胆识和才干。尤其是对身为弱女子的秋瑾，不但能吟诗作对，还心系家国天下，大胆追求妇女解放，提倡民主革命，印象极为深刻。
此刻的李钟岳，唯一的念头就是如何尽可能地拖延时间，让大通学堂里的秋瑾和学生们能从容撤退。在福贵的一再催促下，李钟岳才不得不在7月13日，硬着头皮带领清兵前往大通学堂。
即便这样，李钟岳仍然还在为秋瑾考虑。他为了阻止清兵开枪射杀学堂师生，故意坐轿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并在抵达现场后，下令“但加逮捕，弗许伤害”。
秋瑾既没有逃走，也没有做任何抵抗。她已下定决心，为革命流血，从容被捕。李钟岳随后押着秋瑾等8人回到山阴县衙。
（李钟岳剧照）
福贵当夜对秋瑾进行了审讯。纵使福贵百般拷问，秋瑾始终只承认参与了妇女解放运动，对指控参与推翻清政府的政治革命活动，一概矢口否认。一无所获的福贵只好暂时作罢，将秋瑾交由李钟岳继续审讯。
第二天，李钟岳在县衙提审了秋瑾，不但没有刑具加身，还对她礼让有加，专门为她放置了一把椅子。审讯的整个过程，就像会客般平静而礼貌。最后，秋瑾的供词只有一句话，这就是传颂百年的名句“秋风秋雨愁煞人”。
福贵在得知消息后勃然大怒，痛斥李钟岳故意偏袒秋瑾，责问：“为何不用刑？”李钟岳回到：“均系读书人，面对弱女子，碍难上刑。”
但李钟岳毕竟只是一个区区知县，能量有限，他无法阻止清廷杀害秋瑾的险恶用心。
7月14日晚上，李钟岳接到了张曾杨的手谕，“将秋瑾就地正法”。
李钟岳试图做最后的抗争：“供证两无，安能杀人？”
但他的话不够分量，根本没人理睬。即便李钟岳“竭力阻拒，几至冲突”，但仍然无法挽救秋瑾被害的命运。
行刑前，李钟岳对秋瑾说到：“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汝死非我意。”随即“泪随声堕”，左右之人也“相顾侧然”。
但秋瑾却毫无惧色，只给李钟岳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准许写家书诀别；二是不要枭首；三是不能剥去衣服。
李钟岳爽快地答应了秋瑾的后两个要求，但对第一个要求，李钟岳却最终没有应允，这又是为什么呢？
（李钟岳和秋瑾剧照）
其一、李钟岳没有胆量答应秋瑾。
秋瑾被害的“罪名”，是参与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她在清廷眼里，就是个“政治犯”。
实际上，清廷坐卧不安的，并不是什么妇女解放运动，而是忌惮秋瑾倡导的民主革命。害怕国人在秋瑾的号召下，掀起轰轰烈烈的反清起义，推翻腐朽清王朝的统治。
因此，对于这样的革命者，清廷是不会有丝毫仁慈的，更谈不上同情。绝不会让秋瑾在牺牲前，还有书信存世，哪怕是诀别家书也不行。
再说了，秋瑾如果写家书，还可能因此连累更多的家人。李钟岳不愿意出现这样的后果。
其二、李钟岳没有机会让秋瑾写诀别家书。
从7月14日凌晨2点，李钟岳接到了浙江巡抚张曾杨处斩秋瑾的手谕起，直到凌晨4点，秋瑾被押赴刑场，英勇就义。在这短短的两个小时中，李钟岳和秋瑾的一言一行都在福贵的监视之下。因为清廷已经不再信任他了，但福贵又不希望自己手上沾染革命者的鲜血，只好让李钟岳做监斩官。
因此，李钟岳即便敢冒杀头的风险，答应秋瑾的要求，秋瑾也没有机会完成诀别家书。
实际上，李钟岳还是为秋瑾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秋瑾牺牲后仅仅3天，清廷就以“庇护女罪犯”为由，将李钟岳革职了。
离任的李钟岳终日郁郁寡欢，对秋瑾的死始终无法释怀，整日不断地重复念叨同一句话：“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
最终，李钟岳因内疚而上吊自杀。
此时，距秋瑾被害不过百日。
（参考资料：《辛亥革命中的秋瑾》）
鲁迅和秋瑾的关系怎么样
秋瑾为何对鲁迅大骂并拔刀相向？二人究竟有什么过节？
秋瑾与鲁迅都是近代历史上有名的革命志士，秋瑾是革命女英雄，敢于用鲜血和生命与敌人战斗；鲁迅是文化战线的斗士，用笔在战斗。
两位都是为革命而战斗的勇士，又同是绍兴老乡，却为何秋瑾对鲁迅不太感冒，甚至对鲁迅破口大骂并拔刀相向？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秋瑾
最早记录这一事件的是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周作人在《鲁迅的故事》中记叙了这段公案：
“秋瑾与鲁迅同时在日本留学。《取缔规则》发表后，留学生大起反对。秋瑾为首，主张全体回国;老学生多不赞成，因为知道“取缔”二字的意义拜不怎么不好。因此，这些人被秋瑾在留学生会馆宣告了死刑，有鲁迅、许寿裳在内。鲁迅还看见她将一把小刀抛在桌上，以示威吓……”
事件的起因是1905年日本政府为了限制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在这一年的十一月二日颁布了所谓《清（韩）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留学生们群起抗议无效，并进行罢课，湖南留学生陈天华甚至投海自杀以勉励同学们进行斗争，维护爱国的权利。
此时，留学生们分为了两派，一派主张回国自办学校，并实行革命，另一派主张忍辱负重，力学救国。秋瑾是主张第一种方针的人，鲁迅是第二种。
秋瑾在日本（后排第二）
两派争吵不下，秋瑾认为第二种选择的人是贪生怕死，于是大骂这些人是汉奸并拔刀威吓。当时记录下了这一幕的徐双韵在《记秋瑾》中写道：
“……秋瑾发言，力主回国，词意激昂，随手从靴筒取出侨刀，插在讲台上说:“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吃我一刀”
一直以来，秋瑾对鲁迅等人破口大骂并拔刀相向就是从周作人的记录而来，徐双韵的记录较为客观。二人的记录谁对谁错？秋瑾骂鲁迅没有？宣判鲁迅等人死刑没有？拔刀吓唬没有？这成为了历史悬案。
但历史的事实应该是这样的。
一回国革命与留下学习都爱国的体现，没有必要厚此薄彼。秋瑾走的是抛头颅撒热血的激进道路，鲁迅并不主张这种方式。鲁迅曾说道：“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鲁迅致景宋（1925年3月11日），《两地书全编》，第394-395页。）
对于革命，鲁迅有自己的见解，“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也无权去阻止人做牺牲。况且世上也尽有乐于牺牲，乐于受苦的人物。……只是这牺牲的适意是属于自己的，与志士们之所谓为社会者无涉。”（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第165页。）
鲁迅
鲁迅认为秋瑾这样的牺牲者，是出于他们的主观意愿去牺牲的，至于他们是不是革命志士，是后来人的评判。
所以鲁迅做不了秋瑾，鲁迅做不了烈士。早年鲁迅曾参加过反清活动，上级一次分派任务让他去刺杀一个满清官员，鲁迅临行前说家中有老母，若我死了，老母该如何活？于是任务换人。
鲁迅与秋瑾路线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处世方式的不同。无论牺牲还是选择另外的方式救国，都无可厚非，更没必要刀兵相向。
秋瑾被处死
二是秋瑾对第二种做法也不排斥，认为学习是救国的长久之计
秋瑾在与友人的信中，曾表明了对留下学习同志的态度。“吾与君志相若也，而冷则君与予异，何始同而终相背乎?虽然，其异也，适其所以同也。盖君之志则在忍辱以成其学，而吾则义不受辱以贻我祖国之；然诸君诚能忍辱以成其学者，则辱也甚暂，而不辱其常矣。吾素负气，不能如君等所为，然吾甚望诸君之毋忘国耻也”。（王时泽《回忆秋瑾》，同上书第229页。）
从这段话，我们就可以看出秋瑾对两种做法的态度都是支持的。秋瑾当时的确是骂过投降的汉奸，但不是针对鲁迅等人，她也的确拔刀了但不是判鲁迅等人的死刑，而是将刀插在桌子上激励大家。
秋瑾牺牲之后，鲁迅在他的小说《药》里用“夏瑜”的形象歌颂了秋瑾的牺牲精神。在杂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鲁迅以秋瑾的牺牲来告诫青年，让革命者吸取教训。在鲁迅离世的前一年，鲁迅还写了《病后杂谈》来悼念秋瑾。
秋瑾墓
可见，鲁迅与秋瑾之间的革命道路不同，但对这位革命女侠的牺牲始终是崇敬有加的。说鲁迅与秋瑾不和，秋瑾拔刀威胁鲁迅等说法是不合理的。
晚清杀害秋瑾的李中岳是酷吏吗
感谢阅读，我是头条号“历史很好玩”。严格地讲，奉命杀害秋瑾的时任江阴县令李钟岳不能算酷吏。秋瑾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女革命家和才女，少有的中华奇女子，中国近代妇女解放第一人，自称鉴湖女侠。1875年11月8日，她出生在福建厦门的一个官宦人家，后东渡日本留学。作为光复会在浙江的负责人，秋瑾回到家乡江阴县举办了大通学堂，为反清起义训练军事人才。1907年7月15日，徐锡麟在安徽安庆组织光复军起义的计划事泄，秋瑾因而受到牵连而被捕入狱，并于同年被清廷残酷斩首杀害于绍兴轩亭口。
李钟岳，山东安丘人士，进士出身，曾先后担任过江山县令、江阴县令。李钟岳作为江阴县的父母官，全程参与了拘捕、审讯和杀害秋瑾的整个过程，但是从他内心来讲，李钟岳并不希望这位豪气冲天的女国士失去生命，相反，他竭尽全力，百般设法保全。
具体来讲，从以下几方面能够管窥一斑：
首先，对于晚晴的腐败统治，李钟岳身在官场，对此无可奈何，却非常同情和佩服革命党人，他曾以秋瑾“驰驱戎马中原梦，破碎山河故国羞”的爱国诗句教育和激励自己的儿子，对于秋瑾的爱才惜才之情溢于言表。
其次，策动整个拘捕、审讯和残害秋瑾的首号凶手和始作俑者是当时的绍兴知府贵福，他为了向清廷邀功求赏，不惜在没有口供和真凭实据的情况下，以浙江巡抚张曾扬的手谕，逼迫李钟岳立即对秋瑾“就地正法”。与之相对照的是，李钟岳自始至终对秋瑾礼遇有加：一开始上司要求逮捕秋瑾时他据理力争，故意拖延时间，以便让秋瑾和大通学堂的师生有机会逃走；在迫于压力带人去拘捕秋瑾时，故意以自己的轿子在前面带路，并严令下属不得开枪射击，伤及旁人；在大堂询问秋瑾时，李钟岳并未对她使用过各种酷刑，而是设座让秋瑾自行写下供词。当秋瑾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这句绝世名句时，李钟岳又与当地的士绅商议对策并以证据不足向上司力争，意图保全秋瑾的性命。后来，贵福为了贪功一心想杀害秋瑾，李钟岳百般无奈之下，向秋瑾说明了事情的原委，并一应答应了秋瑾“保全尸体、不脱光衣服”的要求，为秋瑾有尊严的死去做了最后的努力。为此，李钟岳仅在秋瑾事后三天就因“通匪”嫌疑而被革职。
第三，李钟岳在去职后，为秋瑾的死愧疚不已，终日郁郁不欢，仅仅相隔了百日，便以自杀告慰秋瑾的在天之灵。正因为此，当时的舆论界虽然对杀害秋瑾一事大加鞭挞，却无一人指责李钟岳。由此可见，李钟岳在一个腐败无良的清廷中尚属有几分良心的官僚，虽然经手杀害了秋瑾，却也最终“以己命抵他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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