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我们看到了东汉时代形形色色的“行孝秀”，又是睡在墓穴里得了风湿关节病吧，又是打雷之夜爬上坟墓吧，
又是“郭巨埋儿”，又是“卧冰求鲤”，又是“尝粪忧心”，又是“恣蚊饱血”，又是“啮指痛心”……
听听这名字，谁还敢穿越到东汉去当孩子！
所以“二十四孝”出在东汉。上行下效。
但是，为了这个孝顺的名声，搞得这么疼，也不是事啊！
有没有更灵巧的办法呢？
聪明的国民多么富有智慧。马上，代价不算大，稍微“灵巧”的办法，随之诞生了。
讲三个“东郭先生”的故事。
《后汉书·许荆传》载：
许荆的祖父叫许武，被太守第五伦察举为孝廉。许武为了让自己的弟弟能够做官，来了一个“骚操作”：
他提出要分家产，并且自己把家产中的“肥田广宅奴婢强者”全都霸占了，弟弟只分到了很少很少一部分。
但是两个弟弟都不争不抢，甘愿分得少一点，没有一点怨言。
这不符合儒家的“孝悌”之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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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弟弟因为孝悌，“克让”，名声大进，被荐举做了官。
许武才将亲戚朋友们都请过来，表白自己的一片苦心，并将先前所得财产悉数给了两个弟弟，
“于是郡中翕然，远近称之。位至长乐少府”。
如果不这样做，两个弟弟不“出圈”；
这样做了，自己最终也“出了圈”。
出了圈，就有了名声。这名声，就是进阶上层的阶梯。
一个人能如此，其他的人也是如此。
将自己儿子埋到地里去孝顺母亲的那位孝子，是真孝顺吗？
你那位老母亲，没有隔代亲，不疼孙子吗？
那个尝粪的，是心甘情愿吗？
那个让蚊子咬的孝子，你确定蚊子咬了你就不咬你母亲了吗？
万一蚊子相互告知，这家里有个肥肉吃着很安全呢？
再举一个很著名的例子。
当时有个儒生叫赵宣，山东乐安郡人。埋葬了父母之后，不闭墓道，自己住在里面，服丧长达二十多年。
乡里的老百姓都交口称赞他的孝行，被当地奉为孝子的楷模。
人生有多少个二十年啊！何况壮年时。这位孝子也是屡次被征召都拒绝，表达不图仕进的志向。
后来名士陈蕃听到孝子名声，前去家访，问到妻子，才知道赵宣在墓道里守孝期间，出生了五个子女！
陈蕃认为，“欺世盗名，迷惑群众，污辱鬼神”，是个地道的伪孝子！干脆治了赵宣的罪。
当然，我们不否认那个时代氛围里，有很多真孝子。
但是由于这样的选拔人才的弊端，的确出了很多假孝子！
《汉书·游侠传序》：“盖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为苟难，遂成风俗。”
看到了吗？这就是推崇儒家，引起的社会“异变”，虚伪成风。
东汉初年，社会风清气正，这样的“弄虚作假”还相对少一些。
到了中后期，官吏们开始以权谋私，结党钻营，甚至于请托之风盛行，公开造假，虚伪的世风更加厉害。
光禄寺负责荐举茂才，基本上都是权贵官宦子弟。
《后汉书·黄琬传》：
“时权富子弟名以人事得举，而贫约守志者以穷退见遗，京师为之谣日：
‘欲得不能，光禄茂才。’”
《后汉书·种暠传》记载了一个故事。
当时河南尹田歆想要推举孝廉，只有六个名额，其中贵威来书信确定了五个。
田歆得罪不起，他的愿望，就是剩下的一个名额，能够让他选举一位真正有才华的名士，以此报效国家。
由此可知：察举征辟制度到了汉朝末期，已经被权贵把持的程度。
在这样“沽名钓誉”又“崇尚气节”的社会氛围中，
居上的喜欢子弟众多，都来追随，追随越多而名望越重；
居下的更广泛交游，结交名师权贵，朋友越多名望也越高。
于是，交游成风，送往迎来，贿赂公行，欺世盗名。
“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宾客为务。
冠盖填门，儒服塞道，饥不暇餐，倦不获已……
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以下士。”
在上的得意洋洋，自称善于“待下”，能够得到众多贤士。
在下的“怀丈夫之容，而袭婢妾之态。或奉货而行赂，以自固结，求志嘱托，规图仕进。”
崇尚儒术的结果，“言之犹可羞，而行之者不知耻。嗟乎，王教之败，乃至于斯乎。”
桓灵时有童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推崇儒家美德，最终世风虚伪成这样。
初衷和结果完全相异，岂不令人嗟叹！
在这样变形的世风里，一个泱泱王朝开始走下坡路。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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