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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没有不拂晓的夜晚
羽生结弦曾说：“曾有过许多艰辛之事，但没有不拂晓的夜晚。”夜晚终会过去，这是亘古不变的事实，但当身处浓重的墨色中时，有多少人就此悄声湮灭，又有多少人为了黎明沉浮挣扎。
很早前就读过《鼠疫》，当时觉得其中有些抗击疫情的片段简直荒诞无比。直到新冠疫情爆发，人心惶惶，重读《鼠疫》，才恍然发觉，越荒诞越真实。
文中的鼠疫发生在一个叫奥兰的小城，一切都起源于城中突然出现的死老鼠。这看似荒唐，但新冠起源于蝙蝠的推断比之又如何呢？显然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书中所说：“天灾人祸是人间常事，然而一旦落到头上，人们就难以相信是真的。”突然降临的疫情总让人们不知所措。
值得一提的是鼠疫中人们心理状态的变化。未患的人们或惶惶不可终日，或整日纵欲逃避现实，患者们心理却逐渐扭曲，甚至通过拥抱、亲吻无辜路人的方式传播疾病。而医生们在无休止的劳作中仿佛变得麻木。有患者问：“你还有没有心肝？”他们答：“我有心肝，正是因此才支撑着我每天工作20个小时。”话语透露出的真实让我震撼：医生并非坚守英雄主义和圣人之道，他们也不过是一群甘于奉献的普通人。
从《鼠疫》这本书中，我们亦能窥见媒体舆论对疫情的影响：即使鼠害并未被完全消灭，灭鼠处为平复群众的不满，发布公告称——鼠害现象骤然停止。而当第一个病人死去时，市府报纸却只报道死鼠，不报道死者。人们似乎也更关心前者，原因在于——老鼠死在街上，而人死在家中。对于疫情的报道，出于种种缘故，媒体总是不够诚实。除此以外，联系到新冠疫情，我们又能察觉，媒体报道再多的关心话语，其实不过是给我们旁观者的安慰，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也没有办法感同身受。这是世界的荒诞性，但也是世界的真实。
疫情中的人们的感受有一个共同点：“倒像有几百年熬煎。”是的，但只有熬下去才能见到拂晓。书中，他们明白结束这场灾难的唯一方法，就是拼尽全力与鼠疫搏斗，别无他法。有时候，熬不住的时候，再多熬一下就好了。
近日的新冠复阳，又与书中的一个观点不谋而合：“鼠疫就是生活”。鼠疫永远不会消失，我们永远活在鼠疫的威胁之下，就像夜晚总还是会到来。所以我们只能学会自渡，坚信着，没有夜晚不会拂晓。
作者：李诗羽，南京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22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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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反抗荒诞，
真实地活
“最重要的已经不是追问人生值不值得活，而是必须如何去活，其中包含着承受因生活而来的痛苦。”“他不断地确认人类出境之荒诞，然而其背后却非荒芜的否定主义。在他那里，对于事物的这种看法得到一种强有力的命令的补充，即"但是"，一种将要反叛荒诞的意志，他因此而创造了一种价值。”
鼠疫象征了人类的人性之恶，或者由人类社会制度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罪恶。正如加缪借小说中的人物塔鲁之口说出来的：“人人身上都潜伏着鼠疫”，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不要往别人的脸上呼气”，把灾祸传染给别人。只有那些精神高度集中的人，才会不让自己把心中的“鼠疫”释放出来。
人世间的罪恶几乎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如果缺乏理解，好心能造成和恶意同样大的危害。悲剧意识同样是个体的一种有意识行为，加缪对待这种个体生成的荒诞感无疑是积极的——只有当人们对自己目前的生活产生怀疑，他才会产生对目前生活的荒诞性的悲剧性感受，不然个体的存在是没有灵魂的，他的奋斗和他的死亡一样，同样毫无意义。
除此以外，鼠疫就是这个世界的荒诞性。加缪所提倡的所谓反抗，即承认世界和人之存在的荒诞性，但却必须坚持斗争。他把这种抗争比喻成西西弗神话中的那个惹怒众神的国王，众神令他推石上山，然后巨石滚落，如此反复，永无止境。而人生就像是这样的一种惩罚，周而复始，毫无意义，但却坚持不懈，永不停顿。加缪承认并且接受世界荒诞的安排，但却用一种几乎朴实的思想来应对这样的荒诞，面对荒诞，我们不需要去争辩，讨论，唯有接受和接手之后绝不妥协的抗争。
加缪说的仅仅是“鼠疫杆菌”么？当我们最终必将回归往日的“奥兰小城”之时，我们将如何拯救自己再次浸入温水的灵魂？
我们非常感恩，我们热泪盈眶，我们珍惜今天的一切。然而，我们更需要警惕的是时间的冲刷带来可耻的遗忘，熟悉的惯性引发旧日的顽疾。就像在《鼠疫》的最后，故事的结局呈现出一片喜气洋洋的氛围，鼠疫退去，火车行驶在阳光下，里厄医生却保持着清醒，他知道威胁着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但那些兴高采烈的人群却看不到。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耐心地潜伏守候。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
面对鼠疫，我们不应该去掩盖，去逃避，死亡的人们提醒了生者，反抗才是唯一道路，顺从无法改变现状。在灾难里，活下去才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荒诞是在人类的需求和客观世界非理性的沉默这两者的对抗中产生的”，而面对这荒诞的世界，这异己的世界，肉体的放弃，精神的放弃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反抗，正如加缪在《反抗者》中所阐释的，我反抗故我存在。我们被流放在这个世界，我们无法获得解救，而且我们每个人都被判了死刑，面对这个冷漠的，非理性的世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反抗。
我们在这个荒诞庸常世界存在的意义，其实只是一种人生的态度：虽然我的一切努力最终可能没有任何结果，我将依然和大部分人样平庸地度过这一生，但我依然会坚持去做那些“傻事”和“没用的事”，因为只有反抗，我才能够意识到自己在活着。
作者：赵津熠，南京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22级
03
“无药可医”与“有药也死”
上世纪70年代，美国和加拿大出现了几百家公共浴场和性俱乐部，它们打着极其露骨的广告，许多同性恋者都来这里释放压抑已久的欲望。当时有人做了一个统计调查，结果显示，在公共浴场呆一晚上，就会有三分之一的几率感染梅毒和淋病。更让人心忧的是，一些同性恋患者出现了疲劳和全身淋巴结肿胀，可是这些症状来得蹊跷，又因为它不是某个部位的炎症反应，所以没法针对治疗。而这，成为70-90年代美国艾滋病肆虐的起始。
《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讲述的就是 1992 年，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荣恩·伍德鲁夫被诊断出感染了艾滋病毒，他当时的预期寿命只有一个月。他因此开始服用当时美国药监局（FDA）批准的唯一合法的药物 AZT。但是在那个年代，临床使用的 AZT 药物有很大的副作用与局限性，并且定价高昂，高达每年 1 万美元。当他通过努力找到其他低价特效药多肽 T（Peptide T），和更加科学的治疗方法，并通过开俱乐部的形式将药物和治疗方法提供给艾滋病患者时，同时也被与制药公司有利益输送的 FDA 盯上了。虽然最终伍德鲁夫输掉了官司，但法官的一席话却非常引人深思：
“宪法，尤其是第九修正案，确有主张你有权选择自己的医疗救治，但该医疗救治被解释为需得到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关于药监局，本庭深感困扰其采用恐吓手段而且直接干扰连自身都认定为无害的药物的流通。药监局的成立是为保护人民，而不是阻止他们获得救助。有时候我们的法律制订的不合情理，如果一个人被确认已经病入膏肓，他们应该有权使用任何他们认为会有帮助的方法。但法律不是这样。伍德鲁夫先生，我对你的处境非常同情，但我们目前缺少一个合法的介入。很抱歉，本案驳回，不予受理。”
艾滋病人从“无药可医”的绝望，迈入了“有药也死”的深渊。医药公司大肆宣扬艾滋特效药，却绝口不提《柳叶刀》上对其长期性与副作用的质疑；医药代表戴着劳力士手表，表明“测试期间医院和主任医师都会得到我们丰厚的酬劳津贴。”，医院的大夫们一言不发却心领神会的目光；拥有真正治疗经验和药物的医生，却只能在隐于墨西哥乱市中做一个“赤脚医生”。高额的治疗费用，不知真假的药效，却成了艾滋病人唯一合法的选择。这背后有钱权交易的灰色内幕，也有罔顾人命的人性之殇，更有接受医疗救治机会的不均等和不公平。
历史上，这样的事件数见不鲜：《汉谟拉比法典》规定对发生在统治者身上的医疗事故处理严厉，在奴隶身上却非常轻；自古封建统治者就有“郎中”“太医”保驾护航，但宋朝在王安石变法之后，中国才出现了第一所正式的官办医院——太平惠民药局；医保不报销的23500元一盒慢粒白血病特效药，“造就了”印度抗癌药代购药神陆勇；直到如今现代医学发展，医疗行业大热，每年报考医学专业的学生近百万，我国东西部的医疗水平差距依旧很大......
向权看，向钱看，这是从古至今医生、医药机构、医疗体系不可言说却根深蒂固的人性法则。即使医学事业、医疗技术快速发展，无数无权无钱却罹患重病平民百姓从曾经的“无药可医”的绝望，又迈向了”有药也死“的另一深渊。这不单单医学、医学史的曾经与现状，许多行业也是这样。
从患者的角度来说，我们需要更加善良与勇敢的医生；我们需要更加人性与科学的法律；我们需要更加高效与公正的监督机构；我们需要更加慈善与专业的研发公司；我们需要更加合理和发展的分配制度。我们需要努力，我们需要奋斗，我们需要平等，我们需要让人性的光辉比历史上更加闪耀，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不需要有人铤而走险成为“药神”，这样我们才能不再有那么多人千里迢迢“看病难”“看病贵”，这样我们才能从“有药也死”走向“有药皆活”。与彼时相比，我们已经走过了很长一段路，取得了很多成就，只是道阻且长，我们还需上下求索。
愿不再有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作者：黄于桔，南京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22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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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审核：夏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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