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大泽乡起义的领袖陈胜是哪里人
壹
公元前209年，也就是秦二世胡亥登基的元年，900名由各地征发而来的戍卒聚集在蕲县大泽乡。时间已是七月，夏末秋初的淮域洋洋洒洒下起了竟天的大雨，这片水网纵横的地方顷刻间便成泽国。
困在泥淖之中的戍卒五内焦煎。他们的戍地还远在千里之外的渔阳，而肆虐的洪水又冲决了他们北行的道路。洪水如虎，横在前路，可他们不敢回头，因为身后那些负责押解的官吏正瞪着豺狼一样的眼睛盯着他们呢。
一旦不能在朝廷规定的期限内抵达渔阳，他们连骨头都会被冷酷的秦吏咬得粉碎。而不幸的是，此时此刻，他们的行程已经被大雨延误了！
数月之后，从关东来的使者向安坐在咸阳城里的秦二世报告说，一帮楚地流民带头起来造朝廷的反了！迷信于先皇余威的秦二世不相信这群泥腿子胆儿这么肥，敢向始皇帝遗下的秦法和秦军发起挑战，误以妖言惑众之罪将忠心的使者下了大狱。
可转到第二年冬天，那900个早该被埋进万人坑里化作白骨的冤魂居然摇身一变，变成一支规模几十万的义军，冲破函谷天险，直抵咸阳以东的戏下。
告急文书传入宫中，讳疾忌医的秦二世方才如梦初醒，他终于相信了这是事实：在他这个二世皇帝之外，还有一个名叫陈胜的人已经在洛阳以东的陈县建号称王，要争做天下的共主。而这个“新王”原不过是那900戍卒中的一介贱民而已。
陈胜吴广起义的历史最早见于司马迁所著的《史记》。照理说，陈胜起事与史迁撰书的时间相去不过百年，《陈涉世家》几乎可以算作司马迁笔下的一篇“当代史”。但这篇当代史却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至今仍无法解决的疑问与争论。
《陈涉世家》一开篇，司马迁便写道：
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史记·陈涉世家》根据三国史学家韦昭的注释，陈涉的故乡阳城坐落在秦朝的颍川郡，具体地说，就在今天河南省登封市的东南面。在战国的历史上，这里最早是郑国的领土。韩国吞郑，此地又被并入了韩国的版图。直至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秦国大将嬴摎攻韩，陷阳城，斩首四万，这里遂被纳入了秦的统治。
如果陈胜出生在颍川阳城的话，那他应该是一个故韩国的遗民。
可在《史记》中，无论是陈胜本人抑或者与他敌对的秦朝政府，乃至《史记》的作者司马迁，都一致认定陈胜是楚人。《陈涉世家》中记载，陈胜称王之后，曾经与他一同佣耕的少时故交前来拜访：
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伙颐，涉之为王沉沉者！”楚人谓“多”为“伙”，故天下传之，“伙涉为王”，由陈涉始。——《史记·陈涉世家》司马迁用极其生动的文笔忠实地记录了这位故友的感慨，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陈涉的故友说的是一口楚语，那么与他少时相共的陈胜自然也该是个楚人。
陈胜首事反秦之后，义军蜂起割据，豪杰各为其主。纵观这些秦末乱世的风云人物，张良为韩、田单为齐、周市为魏、项羽为楚，多数人的政治立场都不会背离覆亡的故国而另投他方。
首唱义举的陈胜在酝酿起义之初，便设计“篝火狐鸣”，流言“大楚兴，陈胜王”。攻克陈县之后，更是建号“张楚”，宣示天下将以张大楚国为己任。这都说明陈胜的内心是以楚人自命的。
这个“楚人”的身份不但是陈胜的自说自话，同时也与秦朝官方的口径相一致。大泽乡起义的消息传入咸阳，奸臣赵高在秦二世面前径呼陈胜为“楚盗”（见《史记·李斯列传》），便从敌对的一面印证了陈胜的地域归属。
至于司马迁，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秦既暴虐，楚人发难”，而《秦楚之际月表》又说：“初作难，发于陈涉”。两相比勘，发难的“陈涉”显然就是“楚人”。这一连串的文献证据不断强化着陈胜作为“楚人”的身份特征，可这个特征越是清晰，它和颍川阳城这个陈胜故里的矛盾也就越是刺眼。
更让人对陈胜出自颍川阳城生疑的是：作为这一次被秦朝征发的戍卒，陈胜戍边的目的地乃在渔阳（今北京市东北方密云县境内）。
假设他是颍川阳城人，为了避免秦法的严厉惩罚，不至于延误行程，陈胜应该径投东北才对，为什么南辕北辙，现身于颍川东南数百里的蕲县大泽乡呢？
因为这两个无法解释的疑问，颍川阳城为陈胜故里的说法逐渐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而后来人要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另寻陈胜的故乡，也就必须首先满足这样两个关键条件：其一，这个地方曾为楚地；其二，绘制陈胜远戍的路线图，解释陈胜是怎样从故乡来到蕲县大泽乡的。由此出发，种种不同的猜测与岐说逐渐地浮出了水面。
贰
《史记·陈涉世家》载：
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发闾左谪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史记·陈涉世家》从《史记》的这段记载看，包括陈胜在内的900名戍卒是以“谪戍”——也就是带有行政处罚性质的徭戍——的名义集结在大泽乡的，而之所以谪戍陈胜，则是因为他的身份为“闾左”。
这样一推导，我们就会发现：要寻觅陈胜的里籍究竟在哪里，要解释他为什么从家乡来到蕲县大泽乡，“闾左”就成为了一个必须要破译的“密码”。
可要破译这个“密码”的难度不小，因为“闾左”见于具体的历史事件，遍阅传世文献，仅得《陈涉世家》中的一个孤例。这意味着“谪戍闾左”很可能是只有秦朝才实施过的徭役征发制度。
鉴于秦朝覆亡过快，后世又未承袭谪戍闾左之制，所以即便是与秦相近的汉朝史学家司马迁、班固谈起“闾左”的时候也总是语焉不详，似乎对它的确切含义不甚了了。
可即便如此，后世研究者也没有放弃破译“闾左”的努力。在已经出现的众多研究成果当中，对今天的史学界影响最大、引用频率也最高的要算卢南乔先生于1978年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闾左”辨疑》一文。
在这篇研究论文中，卢先生是这样解释“闾左”的：
“闾左”是何等样的人，为什么在谪发之列呢？我们知道，晁错、应劭说到秦时“七科之谪”，都提出了“闾左”，而《史记·大宛列传》注张晏说“七科之谪”，却是“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两者对照一下，有六科全同，只有一科不同，此为“闾左”，彼为“亡命”。（中略）《史记》说“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陈涉、吴广以次当行。”少时佣耕，表明这时不是佣耕，而是以“闾左”名义“谪戍”渔阳，换言之，就是以“尝亡命”名义“谪戍”渔阳。（中略）由佣耕而亡命，这个过程极其自然，陈涉正是身罹亡命之“罪”，名列“闾左”之人，而被谪戍的。——《“闾左”辨疑》《史记·大宛列传》载，汉武帝太初二年（即公元前103年），因贰师将军李广利征伐大宛兵力不济，汉武帝下令将七类人纳入谪戍之列（即“七科谪”），增援大宛前线。根据张晏的注释，这七类人分别是：
1、有罪官吏；
2、逃籍者；
3、赘婿；
4、商人；
5、有过从商经历的人；
6、父母曾经从商者；
7、祖父母曾经从商者；
《汉书·晁错传》又记载，晁错在进呈汉文帝的《守备边塞疏》中提到了秦朝曾经实行过类似西汉“七科谪”的谪戍制度：
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发之不顺，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汉书·晁错传》此《疏》中所言被纳入秦朝谪戍征发之列的是这七类人：
1、有罪官吏；
2、赘婿；
3、商人；
4、有过从商经历的人；
5、父母曾经从商者；
6、祖父母曾经从商者；
7、闾左
对比西汉时期的“七科谪”制度，秦朝谪戍的七类人群中有六类与汉代“七科谪”相重迭，唯一不同的一类，汉代称“亡命”，而秦朝称“闾左”。通过这个比勘，卢先生推定秦朝的所谓“闾左”就是汉代的“亡命”。亡命本是脱离原有户籍而逃亡的人。
如果陈胜曾经逃籍，那就不难解释这个原籍颍川阳城的戍卒为何会以楚人的面目出现在故乡东南七百里开外的蕲县大泽乡：他一定是逃籍之后迁居楚地，然后在大泽乡被秦朝政府强征远戍的。
正是以这篇《“闾左”辨疑》为基础，部分学者提出陈胜应是原籍河南，迁居安徽。更有激进者径直将陈胜的故里指为安徽宿县。
可依我浅薄的见解来看，迁居安徽说乃至落籍宿县说的证据基础并不牢靠。卢南乔先生的那篇《“闾左”辨疑》用文献比勘的方法论证“闾左”即“亡命”，貌似严谨，其实胶柱鼓瑟，并没有真正理解秦、汉两朝谪戍制度的政策制定原理，因而也就无法透析“闾左”与“亡命”不可等同的原因。
其实，无论是秦朝还是汉朝的“七科谪”，谪戍的人群都不是自始至终一成不变的，而是呈现出一个逐渐扩大的趋势。所谓“七科”谪戍指的应是征发戍卒的极限范围。我们只要找出谪戍的初始范围和它的扩大原因，就会发现“闾左”绝无可能就是“亡命”。
那么，秦、汉两朝最先遭到谪戍的是哪些人呢？
我认为，应该包括四类：谪戍，顾名思义就是带有行政处罚色彩的徭戍，因此犯罪的官员在张晏和晁错罗列的“七科”当中都首当其冲，是合情合理的。犯官之后第二批应该谪戍的就轮到“亡命”和“赘婿”了，之所以将他们并列，是因为这两类人对国家和政府有相似的危害。
国家是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手段来掌握人力资源，征收赋税、摊派徭役的。如果一个人逃离户籍，便意味着逸出了政府的掌控之外，得以逃避赋税、徭役等法定义务。对“亡命”这类逃避国家责任的“游民”处以谪戍，是维护公共权力和社会稳定的必然措施。“亡命”如果是“游民”的话，那“赘婿”便是“隐民”。
什么是“赘婿”呢？清代学者钱大昕解释道：
赘子犹今之典身，立有年限取赎者，去奴婢尽一间耳。秦人子壮出赘（中略），其赘而不赎，主家以女匹之，则谓之赘婿，故当时贱之。——《潜研堂文集》赘婿的由来，起初是平民将子嗣抵押给豪族，到期之后如果无力为之赎身，那么这个儿子就会沦为主家的奴隶。
主家以婢女为之婚配，主、仆间形成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类贱役便被称为“赘婿”。赘婿和亡命一样，都会造成国家人力资源的流失。因为沦为奴隶之后，他就不可能再是从事耕战的国家公民，而变成了豪族的私役。
遥想春秋晚期，鲁国“三桓”、晋国“六卿”以及齐国田氏，这些世卿豪族所以能倾覆公室，予取予求，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把公室控制的公民转为卿族控制的隐民。
鉴于前代的覆辙，商鞅在秦孝公时主持变法改革，特意为此订立了两条制度：一是有两个及其以上成年子嗣的家庭如果不及时分家，要加倍征收赋税；二是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贵无所芬华。
这两条措施的基本精神正是要隔绝普通农户与封建领主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创造出更多独立的小农家庭，以扩大政府征用人力、征收财税的来源。从这个角度去看待赘婿行为，它实际上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主动放弃自耕农的独立身份，重建与豪族领主的依附关系，所以无论是秦朝还是承袭秦制的汉朝都会对这类人施以惩罚。
至于谪戍的第四类人——商民为什么被纳入行政处罚的范围，我们也可以从创造小农家庭、维护小农经济的角度去求得解释。对脆弱的小农经济来说，最大的威胁无外乎两样，一是封建领主的势力压迫，二是商贾金钱的肆意盘剥。
农民受到商贾的剥削，离弃农村，另寻轻便有利的生活方式，如果任由这样的趋势愈演愈烈，那耕战立国的基本国策还如何推行？将商民纳入谪戍之列，正是重农抑商、打压商民的手段之一。
犯官、亡命、赘婿和商民，以上这四类人群应该是秦、汉谪戍制度最初所针对的行政相对人。因为这四类人会在不同程度上侵蚀国家权力基础，造成社会混乱，所以才会把他们纳入谪戍这类行政处罚的范围之内。
《史记》载：
（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史记·秦始皇本纪》公元前214年，秦始皇谪戍逃籍者、赘婿和商民前往边地，这应该是谪戍范围尚未扩大前的常态。那谪戍的范围后来为什么被扩大了呢？这多半是由于国家的兵源紧张和财政困难造成的。
即以秦朝为例，到秦始皇末年，秦朝驻守北方长城沿线的常备兵力在30万人左右；南下略取桂林、南海和象郡又派出了50万人；至于工程浩繁的骊山大墓和阿旁宫，所需劳力约在70万人上下。
除此之外，还有修建秦直道等其他徭役，以此推算，秦朝服役的人口总数估计高达200万人，而此时全国的总人口也才不过2000万人。恨不能10人当中就得有1人服役，光靠征发犯官、赘婿、逃籍者和商民显然不敷所用，于是谪戍的范围便被扩大了。
之所以不使用正常的徭戍而要以谪戍的名义将更多的无辜者滥入其中，是因为谪戍本为处罚，是无偿戍边，戍守者在戍边期间不但不享受军功爵制的优待，而且谪戍期也不能冲抵他本应服的徭役。换言之，只有扩大谪戍而非徭戍范围，才能最大限度降低政府征用人力的成本。
于是乎我们看到，那些只是曾为商民的人，甚至是父、祖辈才做过商民的人，只因为个人经历、血缘关系这样荒唐的名目便被枉施谪戍之罚。这哪里还是正常的行政处罚？明明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所以晁错说“发之不顺，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
汉武帝在太初二年实施的“七科谪”实际上就是沿着秦朝的故辙在前进。因为当时的具体的情况是：
贰师将军李广利在一年前率领属国骑兵六千、郡国恶少年数万人远征大宛，沿途遭遇西域各邦坚壁清野的抵抗，推进非常艰难。李广利向汉武帝报告，以兵少道远为辞，请求朝廷增派援军，再议攻取之计。
不幸到了太初二年夏天，浚稽将军赵破奴又为匈奴所败，覆亡两万骑兵。对匈奴和大宛的两线失利让汉朝的兵力捉襟见肘，朝廷大臣多数主张放弃攻宛，专力应对危险的匈奴。
但汉武帝担心撤回李广利的远征军将极大折损汉朝在西域各国中的威信，同时也将使他获取大宛良马的计划化为泡影，于是粗暴地压制了朝中的反对意见，以“七科谪”的方式竭泽而渔，增发戍卒前往援助李广利，而结果呢，司马迁说“天下骚然”（《史记·大宛列传》）。
政府就算竭泽而渔，也不可能毫无限度地滥用民力。总有这么一个临界点，一旦超过，不堪重负的百姓便会激而生变。而秦朝跨过这个临界点的标志，在晁错看来正是“征闾左”。
汉武帝的“七科谪”将谪戍范围扩大到祖父母曾为商民者为止，已经是走到悬崖边儿上了。所以晚年他颁下《轮台罪己诏》，检讨自己好大喜功、横征暴敛的过失，将西汉政治重新带回禁苛暴、力本农的正确轨道。
可覆亡的秦朝却走向了与汉武帝相反的极端，在谪戍祖父母曾为商民者之后，又再度扩大征发范围，将“闾左”纳入其中。
何为“闾左”？简单地说就是闾里平民。因为秦俗尚右，闾里之左，居之不祥。豪富人家自然不肯居住，只能委屈弱势的平民在此栖身了。
当谪戍制度已经泛滥到随意征用闾里平民的程度，秦朝赖以立国的经济基础——小农经济必将崩溃。陈胜原先就是一个为人佣更的贫雇农，他被秦朝政府以谪戍的名义征集到大泽乡，并不是真的犯了逃籍或者别的什么罪行，而恰恰是秦朝政府横征暴敛作的孽。
因此以“闾左”的身份来推断陈胜曾经有过逃亡经历，迁居于安徽，是无论如何站不住脚的。
叁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斩木为兵，在泗州蕲县的草泽中迸出的那一丝火星，短短数月间便延烧成遍地狼烟。蜂拥而起的义军一面像泥石流那样裹挟平民，反秦抗暴；一面也在摧城陷池的扩张中相互绞杀，相互吞噬。
而最终能够从逐鹿群雄中脱颖而出者，往往是那些带有鲜明地域性特征的政治军事集团：项梁、项羽久客吴中，便部勒江东子弟以为最初的反秦骨干；沛公刘邦崛起淮泗，丰沛功臣集团自始至终被他倚为股肱；至于田儋，他号令三齐、逐鹿中原的资本几乎都来自田齐故地。项羽王楚，刘邦王蜀，田儋王齐，都有各自倚重的乡土势力。
那最早在陈县建号称王的那个陈胜呢？何方人物又会是他举义的中坚？一说到这个问题，我们自然会联想到最初与陈胜在大泽乡起事的900戍卒。这900人来自哪里呢？
以马道魁先生为首的部分研究者相信这900人中的大多数都来自地处安徽淮北的泗水郡：
从陈胜起义军队的骨干成员的籍贯来看，义军初起时的许多骨干都是安徽淮北地区的人，如符离（今安徽省宿县符离镇）葛婴、朱鸡石，铚（今安徽潍溪县临涣集）人伍徐、宋留、董绁等。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九百戍卒是在安徽淮北地区泗水郡一带征发的。（中略）从九百戍卒征发的范围来看，不可能是由数郡征发集中，而是来自泗水郡南部地区。——《陈胜里籍与“张楚”国号辨正》900戍卒尽出泗水——这个结论的依据是《史记·陈涉世家》中的这段记载：
陈王初立时，陵人秦嘉、铚人董绁、符离人朱鸡石、取虑人郑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将兵围东海守庆于郯。陈王闻，乃使武平君畔为将军，监郯下军。秦嘉不受命，嘉自立为大司马，恶属武平君。告军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听。”因矫以王命，杀武平君畔。——《史记·陈涉世家》可仔细推敲这段记载我们就会发现，司马迁提到的秦嘉等人其实并非陈胜的部属，更谈不上是大泽乡起义的元老。因为司马迁说这些泗水英雄举兵反秦都是“特起”。
什么是“特起”？这个词可能包含两方面的意思：其一是指新起。《史记·项羽本纪》：
少年欲立婴便为王，苍头军特起。——《史记·项羽本纪》此处的“特起”，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如淳的注释说：“特起犹言新起也。”那秦嘉等人“新起”反秦又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呢？
司马迁说是“陈王初立”之时。如果这个“初立”指的是陈胜大泽乡起义自立为将军的时候，那此时秦嘉等人根本就不在大泽乡。大泽乡乃在秦朝的泗水郡，秦嘉等人却在与泗水为邻的东海郡围攻郯城。如果说这个“初立”是指陈胜攻克陈县、初立为王的时候，那这时才“新起”的秦嘉等人参加革命的时间可就要晚于陈胜了。
无论以上述哪个时间来理解，秦嘉等泗水英雄都不具备参加大泽乡起义的可能性。
“特”除了解释为“新”之外，在古文中也可以训释为“单独”。所谓“特起”，它的另一层意思可能是指秦嘉等人举兵攻郯是独立于陈胜起义之外的军事行动，双方原没有上下级的统属关系。
陈胜听说秦嘉攻郯的消息后，曾向郯城派遣一位监军，试图将攻郯义军编入自己麾下。可秦嘉拒绝接受监军的节制，还把他给杀了。这更证明了陈胜原本就不是秦嘉的上司。
陈胜企图遥控郯下义军，可那些义军将领却不买他的账。这表明陈胜在泗水郡并无人望。对这一点，陈胜自己应该是心知肚明的。大泽乡起义成功后，陈胜第一时间做出了这样的安排：
攻大泽乡，收而攻蕲。蕲下，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攻铚、酇、苦、柘、谯，皆下之，行收兵北至陈。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史记·陈涉世家》攻克大泽乡乃至蕲县之后，陈胜随即命令义军兵分两路。一路向东略地，最终抵达了位于九江郡的东城（今安徽省定远县东南），指挥官是泗水郡符离县人葛婴；另一路则在陈胜的亲自率领下向西攻击。西征军连克铚、酇、苦、柘、谯等县城后，最终进入陈县，并在此建号“张楚”，陈胜称王。有意思的是，这时东征的葛婴也扶立了一位楚王：
葛婴至东城，立襄强为楚王。婴后闻陈王已立，因杀襄强，还报至陈。陈王诛杀葛婴。——《史记·陈涉世家》葛婴立襄强为楚王，等于公开和陈胜打对台，争夺反秦起义的主导权。虽然他后来失败被杀，但秦嘉为首的郯下义军还继续与陈胜为难：
秦嘉等闻陈王军破出走，乃立景驹为楚王，引兵之方与，欲击秦军定陶下。——《史记·陈涉世家》大泽乡起义的次年（公元前208年），秦军在少府章邯的率领下东出函谷、所向披靡，陈胜被迫撤出了建号称帝的大本营陈县。他刚一败退，那个曾经在郯下反对陈胜监军的秦嘉就拥立景驹为新楚王，接过葛婴的遗志继续跟陈胜打对台。
两番拥立楚王事件背后都有泗水将领的支持，恐怕不能简单地视为巧合，更合理的解释是这些泗水籍将领就不愿意服从陈胜的领导，总盘算着要另起炉灶。
所以陈胜在起义刚有眉目的时候就跟葛婴分道扬镳、各奔西东了。葛婴东去，而追随陈胜西征的那支义军，在攻克陈县、建号称王之后也没有涌现出哪怕一位泗水籍的高级将领来。凡为陈胜所重用者，无一例外全部出身陈郡。
称王之后，陈胜兵分三路：一路由吴广率领，向西北攻击荥阳；一路以武臣为将，向东北略取赵地；又一路在邓宗的率领下南取九江。
三路大军先后开拔，陈胜又因陈郡豪杰的建议，命蔡赐为上柱国，行宰相之权；继而再接受了周文的毛遂自荐，赐他将军印绶，西征关中。
这五位文武重臣的里籍排并在一起，是这样的：
吴广：陈郡阳夏人；
武臣：陈郡陈县人；
邓宗：陈郡汝阴人；
蔡赐：陈郡上蔡人；
周文：陈郡陈县人；
五位陈郡重臣之中，武臣与陈胜的关系值得我们特别留意。因为司马迁在《史记·张耳陈余列传》中是这样介绍武臣与陈胜的交谊的：
陈王以故所善陈人武臣为将军，邵骚为护军，以张耳、陈余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赵地。——《史记·张耳陈余列传》陈人武臣乃是陈胜的故交，我们似乎可以因此推断陈胜被谪戍前曾经长期生活在陈郡。他不但与武臣相善，同时还熟悉张耳、陈余两位陈郡名士：
秦之灭大梁也，张耳家外黄。高祖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秦灭魏数岁，已闻此两人魏之名士也，购求有得张耳千金，陈余五百金。张耳、陈余乃变名姓，俱之陈，为里监门以自食。（中略）陈涉起蕲，至入陈，兵数万。张耳、陈余上谒陈涉。涉及左右生平数闻张耳、陈余贤，未尝见，见即大喜。——《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大梁人张耳、陈余都是秦朝政府重金悬购的魏国名士。为了躲避暴秦的迫害隐姓埋名，蛰伏于陈郡。而司马迁说陈胜称王之前早与二人神交已久，这也足以证明陈胜先前定是陈人，因此熟悉陈郡的人物掌故。
另一个我们不可忽视的现象是：泗水将领普遍对陈胜怀有一定程度的抵触情绪，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胜在陈郡称王却受到了陈郡三老豪杰的热烈拥戴：
入据陈。数日，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三老豪杰皆曰：“将军身被坚执鋭，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史记·陈涉世家》陈郡豪杰不但甘心拥立陈胜为王，甚至还向他推荐蔡赐以为辅佐：
陈王征国之豪杰与计，以上蔡人房君蔡赐为上柱国。——《史记·陈涉世家》以上种种现象都显示陈胜从前在陈郡拥有深厚的人脉基础、复杂的社交网络。这已经不能简单地以陈胜出身陈郡来作解释了，更让人对司马迁所描述的陈胜的身份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原来真的就是一个“为人佣耕”的普通雇农吗？
肆
如果我们就把陈胜当作一个面朝黄土、挥汗如雨的雇农，那他身上至少有这样几个特征是与雇农身份格格不入的。曾文祥《陈胜新论》一文说：
陈胜有士以上阶层特有的出身标志——字，《史》、《汉》都说他“字涉”。据《仪礼·士冠礼》、《礼记·冠义》等文献，“字”是士以上家庭的子弟入仕前夕，由有权穿朝服的贵族父兄与国君、卿大夫、宗族、宾客、宗庙鬼神等“协商”后共同授予的。所以，一般平民不可能有字的。（中略）见于史籍的同代平民如萧何、曹参、韩信等都没有字。而贵胄官裔，则都有字，如项籍字羽、张良字子房、李斯字通古、李信字有成等。陈胜的出身，应与他们相似。——《陈胜新论》曾先生指出陈胜有名有字，认为与其雇农身份不符，这为我们研究陈胜的出身提供了一条很好的线索。
只是曾文对这一现象的分析尚有瑕疵。字虽是士以上阶层独享的身份标志，但士与平民却不以出身和血缘而完全隔绝，自春秋晚期以来，平民阶级也可以晋升为士，当然也就可以取字。
比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载：
冉雍，字仲弓。（中略）仲弓父，贱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门弟子中像仲弓这样出身微贱者不一而足，他们全都有名有字，因为这些弟子投师学艺的目的就是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士君子。孔子课徒授学，倡议“有教无类”，等于宣告了从今往后接受教育不再是贵族子弟的特权，平民入仕将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连教育和参政都不再是“肉食者”专属的特权了，遑论区区名字？
到陈胜粉墨登场的时候，平民甚至不再满足于入仕参政，历史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执政当国的条件，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平民天子——汉高祖刘邦眼看就要践祚称尊了！刘邦是个地道的草鞋皇帝，他的亲兄弟里边儿有人也是有名有字的：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汉书·楚元王传》冉雍和刘交的案例事实上打破了曾文“一般平民不可能有字”的论断。但我们也不得不在此说明的是，平民之中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取字的。
比如刘交的哥哥刘邦，在发迹之前别说字了，他连个大名儿都没有。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说刘邦“姓刘氏，字季”，这不准确。“季”只是排行，意思是家里的老小。大家管刘邦叫“刘季”，跟成都话招呼隔壁子的“刘老幺”没有任何区别。所以班固撰写《汉书·高帝纪》的时候径直删去了“姓刘氏，字季”这一节。
刘邦原本只有哥儿三个，分别叫做“伯”、“仲”和“季”，也就是刘老大、刘老二和刘老幺。刘邦已经是幺儿了，他下边儿怎么还有个弟弟呢？班固说，刘交是刘邦的“同父少弟”。
同父，言下之意是异母，也就是说刘邦的父亲刘老太公纳了妾；少弟，意味着刘交和三位哥哥年龄差距比较大，说明刘老太公是很晚才又纳了这房小妾。都有余力纳妾了，这时候的刘老太公手里该是有几个闲钱的。这多半要归功于刘邦的二哥刘仲，因为刘邦称帝之后曾经问过父亲：
“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史记·高祖本纪》因为刘交出世的时候老刘家已经脱去赤贫，所以也就有条件送他出去念书——刘交，字游。这个名字合起来念就是“交游”，其所形容正是他出门游学，拜师于浮丘伯门下的经历。照此推论，这个字多半是拜老师所赐。
孔子以降，至于陈胜，凡属平民取字者，大概只有老师赐字这一种可能，因为投师学艺乃是和平年代平民晋升为士的唯一途径。如果没有拜师镀金，就算这个平民识文断字，他也不能给自己取字。事实上刘邦也不是文盲一个：
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史记·韩信卢绾列传》刘邦成人之后是受过教育的。但这里的所谓“学书”应该只是认字而已，并非像刘交那样跟随老师系统地研习儒家经典。这我们可以用刘邦后来的经历进行反推。假设刘邦像刘交那样治过五经，他就应该入博士官作弟子，而不会屈就泗水亭长之流的小吏——那样的刀笔营生是刚能识文断字的初级文化人才干的工作。
刘邦识文断字，可在称帝前的许多年里，他仍顶着“刘季”的身份过活，没有取字。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刘邦的同僚、沛县县吏萧何。
以刘邦、刘交两兄弟的经历为参照，我们再来分析陈胜这个有名有字的情况，那可就蹊跷了：
《史记》、《汉书》都提到陈胜早年为人佣耕。一个在田间地头下苦力的底层劳动者哪儿有条件像刘交那样拜师求学？如果排除老师赐字的可能，那陈胜的字就只有曾文祥先生提到的那一种解释了：陈胜原本就是个没落贵族，他的字来自家族长辈的赐予。
除了有名有字的这个特征外，陈胜发迹前的谈吐举止也和真正的平民大相径庭。在这里我们不妨把陈胜和韩信做一比较。曾文祥先生在《陈胜新解》中说韩信无字，因而是个平民。这其实是对韩信的误解。韩信不是无字，而是他的字失载于史籍。这个人物可是个如假包换的没落贵族。
《史记·淮阴侯列传》载：
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于是信孰视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宁受胯下之辱也不愿解除佩剑，正因为佩剑是贵族的身份象征。而那些嘲笑韩信的市井平民是没法儿理解这种骨子里带出来的贵族情结的。《淮阴侯列传》又载：
信钓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史记·淮阴侯列传》“王孙”是对贵族子弟的泛称。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刘德的解释说：“秦末多失国。言王孙、公子，尊之也。”这是韩信贵族身份的又一证明。我们看看韩信说的这句话：“吾必有以重报母”。这个穷得连饭都吃不起的破落贵族仍是心比天高，而且他日后也真的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很有意思的是，在田垄上辛苦耕作的陈胜，说话的口气居然跟韩信一般无二：
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茍富贵，无相忘。”庸者笑而应曰：“若为庸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史记·陈涉世家》虽然陈胜口称“无相忘”，但他的主要意思恐怕不是“假如你以后富贵了，可别忘了我”，而是“有一天我富贵了，绝不会忘了你。”因为同伴对陈胜的回应是：“你一个耕地的长工，有啥富贵可想？”
同伴嘲笑陈胜异想天开，跟屠中少年羞辱韩信有剑无胆如出一辙，刻画出的正是平民和破落贵族的本质差别：别看这两种人外在的经济状况、生活境遇差强仿佛，可内心的志趣抱负、眼光见识真有天壤之别。
陈胜说“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感叹的正是这种差别。称王后的陈胜还会再次见到这位故友，而当这位故友喋喋不休地向旁人散布“陈胜从前和我们一起耕田的时候云云”，陈胜便毫不留情地对他下了杀手。
我们不必去指责陈胜薄情，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一路人，陈胜想用这一刀来撇清的也无非就是这点。
司马迁说，当陈胜做着佣耕的苦力时，“怅恨久之”。设使陈胜祖辈务农，这个怅恨就不太好理解了。与陈胜并世之人，论志向远大，无如刘邦。刘邦第一次在咸阳瞻仰秦始皇的风采时，司马迁说：
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史记·高祖本纪》刘邦的这番话里，我们能读出钦佩，读出艳羡，读出感慨，但唯独读不出怅恨。因为秦始皇屁股底下那把椅子自古以来就是贵族的专属，刘邦这个平民子弟对此心驰神往实属想入非非。
相形之下，陈胜对着手里这把锄头，居然生出了怅恨之情，可见种地也不是他的本分。《英雄本色》里的小马哥说：“我忍了三年，就是想等一个机会。我要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
陈胜不但抱负远大，不甘沉沦。反秦起义的手段也绝不是一般平民所能使得出来的：
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史记·陈涉世家》陈胜是怎么想出鱼腹藏书的诡计来的？套用的模板原来在这里：
太子发升舟。中流，白鱼入于王舟。王跪取出燎。羣公咸曰：“休哉！”——《尚书大传》秦朝博士伏生传下的《尚书大传》中说，当年武王伐纣、观兵孟津的时候，有一条白鱼跃入武王的船舱。白为殷家正色，鱼为鳞介之物。武王伏取白鱼，燔以祭天，宣告这是西周受命、代商而立的天启符瑞。
把这个典故挪腾到大泽乡起义来用再贴切不过了：一面证明陈胜造反是顺应天意；一面抹黑秦二世的暴政如同殷纣。这一石二鸟的宣传效果是一个根正苗红的农民能想出来的吗？要真是农民阶级的本色出演，那该是个什么样的主意，参考烧炭工杨秀清的“天父下凡”就知道大概了。
陈胜能想到鱼腹藏书，不仅因为贵族家庭的政治经验，也得益于他对时政的细微观察。《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陈胜起义前对吴广说的这番话：
“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史记·陈涉世家》对秦朝高层的权力斗争，普通百姓大都不明就里，可陈胜却说得头头是道。陈胜要真是赤贫雇农，怎么会留心时政、洞若观火，他又从什么渠道去获取信息呢？
以上种种迹象都显示，陈胜不会是一个普通的贫雇农。那他的真实面目究竟是怎样的呢？揭开这个谜底的关键就在陈胜的里籍上头。司马迁说：
陈胜者，阳城人也。——《史记·陈涉世家》楚国阳城最早是贵族封君的采邑。《吕氏春秋·上德》载：
墨者巨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吕氏春秋·上德》封于阳城的故楚贵族因不满吴起变法侵削封君，在楚悼王死后举兵杀死吴起，结果却误伤了悼王的遗体。因此阳城君遭到了新君楚肃王的严厉追究，阳城封地也被肃王收回，转为国君直属的县邑，逐渐成为楚国贵族的聚居地。
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曰：
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登徒子好色赋》汉儒王逸解释说：“阳城、下蔡，二县名，楚之贵介公子所封。”阳城就在今天的河南商水，地近陈县。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烧夷郢都，楚国被迫东迁于陈。大批的楚国贵族也应该是在此后迁徙到了新都陈县附近的阳城聚居。《登徒子好色赋》中所提到的楚王就是顷襄王，“惑阳城，迷下蔡”描述的正是楚国贵族聚居阳城的盛况。
《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主编谭其骧先生在1961年写过一篇名为《陈胜乡里阳城考》的文章，对阳城在商水的观点提出过质疑。谭先生说：
这一阳城（指商水阳城）在汉代是一个侯国，始建于宣帝地节中，前此未尝见于记载。魏嵩山同志说，侯国命名一般皆采用原来地名，建立阳城侯国之前，其地应早已有阳城之名，这是对的。可是早已有阳城之名，不等于早已建立了阳城县。西汉列侯封国在受封以前往往只是原来的一乡一亭，绝不能说所有的侯国原来都是县。（中略）楚之阳城在战国时显然是一个名城巨邑。任何聚落之所以能发展成一个名城巨邑决不是无条件的。（中略）在今商水或汝南境内的汉代阳城侯国，那就不可能具备这样优越的条件。——《陈胜乡里阳城考》谭先生质疑阳城之在商水的两点理由都有商榷的余地：
首先，谭文撰写的时间比较早，其时关于商水阳城的考古发掘尚未进行。直到1980年，商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才对商水阳城进行了考古挖掘，结果显示：这座古城共有内城、外城两部分，外城城垣东西800米，南北500米，城垣基宽20米。
从城垣的迭压关系看，夯土层打破的地层是战国晚期的，夯土层上面迭压两层，下面一层属于战国末期，上层属于战国末到秦代时期，由此可知此城当筑于战国晚期。
设使真如谭文所说，阳城在秦代原不过一乡一亭，这样大规模的古城遗址又该如何解释？
其次，谭文只注意到商水阳城的天然地理条件，认为它不如南阳方城一带，后者才是交通要冲，因而更有可能是阳城所在。这种分析忽略了具体的时代背景和政治环境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商水阳城之所以能在战国末年崛起为巨邑，乃是由于楚国迁都陈县的特殊历史条件造成的，正如东汉南阳名为“帝乡”，聚集大批世族豪门，正因为光武帝刘秀出生于此是一个道理。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商水阳城的繁荣是不可持续的。
楚国覆亡之后，聚居阳城的楚系贵族很可能遭到秦朝的迁徙和打压，阳城因而衰落，至西汉地节年间尽余千户人口，这是合情合理的。不能因为西汉时期商水阳城的规模太小，便否定它曾经的辉煌历史。
商水阳城和我们所讲的陈胜身世有何关系呢？田成方《东周时期楚国宗族研究》说：
以地名（包括国名）为氏，大部分来自此前的楚系附庸，即属于楚国的外来宗族。其中较早臣服楚国的邓氏、黄氏、陈氏、蔡氏、潘氏等，族人众多，在当时的楚国外来人口中占据显著位置。——《东周时期楚国宗族研究》阳城地近陈县，而陈县最早是春秋诸侯陈国的国都。公元前478年楚国灭陈，陈县遂并入了楚国。终春秋之世，楚国总计吞灭了60多个诸侯国。
灭国之后，楚王并没有彻底铲除其原有的统治势力，而是仿效周公封建的办法，一面复封其社稷，以大宗延续国祚，一面又安置其小宗别子在楚国任职。因此陈国灭亡后，陈国公族也就进入了楚国的贵族体系。出身阳城的陈胜很可能就是陈国公族的后裔。
到大泽乡起义的公元前209年，别说陈国早已灭亡了近三个世纪，就算是楚国也已在14年前灰飞烟灭了，陈胜这个陈国公族后裔还有残余的政治资本可以利用吗？恐怕是这样的。
秦灭六国之后，六国的旧贵族势力往往潜入江湖，变身为游侠，通过招揽宾客、广布人脉的方式建立起对抗政府的地下势力。五世相韩的张良散尽家财，买凶刺秦；楚国项氏隐居江东，以兵法部勒宾客子弟，把他们训练成一支不穿军装的军队，这都是《史记》明文记载的。
秦汉时期的布衣游侠或许经济拮据，但社会能量却相当惊人。《史记·游侠列传》载：
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贫，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曰：“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解家遂徙。诸公送者出千余万。——《史记·游侠列传》西汉建国之初，谋士刘敬曾建议汉高祖刘邦将山东豪族迁徙关内，以便就近控扼，预防割据。这个家法一直为西汉历任皇帝所沿用。
郭解是汉武帝时最负盛名的布衣游侠，因而被地方官列入了迁徙豪强的名册。可郭解不愿迁徙，便以家贫为由，请求大将军卫青在汉武帝跟前为他疏通。武帝雄主，一眼就看穿了郭解的“资本”并不是钱：一介贫民居然搬得动大将军来为他说情，如此手眼通天，还不算豪强吗？！
陈胜虽说曾是一个为人佣耕的雇农，但在陈郡，他交游广阔、消息灵通，挥师克陈，三老豪杰无不倾心推戴，这岂不正是一个活脱脱的布衣游侠的模样？
发布于昨天 15:52
大泽乡起义，陈胜是登封人，吴广是太康人，押解官是登封人，去守密云边疆，怎么会拐到宿州起义
历史人物必有对手，否则难以成史；书写历史必有参照，否则难以下笔。即使没有秦末的动荡，贵族仍然世袭，如项羽这般具有强大势力的贵族家庭，刘邦没有对手能当上皇帝？就有可能永远只是个亭长；如周文王、周武王，没有商纣王的衬托，也就不会受人那么的敬仰。
但是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却把这一切给颠覆了。公元前209年，秦朝廷征发闾左的贫苦农民九百人，去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戍边，途中在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州南）为连日的大雨所阻，七月汛期、霪雨霏霏，不能如期到达密云。按照秦朝律法，戍卒徭役不按期报到，就要被斩首。
情急之下的陈胜、吴广以及赵泽宁，干脆领导起戍卒杀死押解的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军吏，发动兵变。吴广沿黄河向西进攻荥阳，以打开通往咸阳的大道；宋留取道南阳扣武关，分散关中的兵力，策应吴广主力；周文进攻关中，直取咸阳。张耳攻赵，周市攻魏；邓宗取九江，召平取广陵，予以配合。
诈以公子扶苏和楚将项燕之名，登高的这么一呼，各地纷纷举起反秦的义旗，秦嘉、朱鸡石于淮北，项梁、项羽于吴县，连个不起眼的刘邦也跟在陈胜的后边，集合了一帮兄弟，加入了时代的大潮，很快形成了以陈胜为中心的全国性的战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为坛而盟，祭以尉首。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就此拉开。
陈胜阳城（今河南登封）人，曾为人佣耕，从小就对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怀有强烈的仇恨，具有燕子麻雀这类小鸟怎么能理解大雁天鹅的远大志向；吴广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贫苦农民出身。只是因为陈胜得势后的高傲自大，远贤亲佞、不辨奸恶的阶级层局限性，加上秦将章邯率军的镇压而失败。
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鼓舞了千百万劳苦人民起来反抗秦王朝残暴的统治，也为后来项羽和刘邦灭秦创造了有利条件。如今，当年陈胜垒土筑台用作练兵的涉故台，以及农民起义遗址、雪花公主墓、鱼骨堆、篝火狐鸣处、鱼腹湾等仍然风骨犹存在安徽宿州的大泽乡镇。
失败后的陈胜便经下城父（今安徽亳州）向东退却，至阳城一带，被庄贾杀死。有人不竟要问，陈胜当年为什么不直接往东北去密云西南，反而舍近求远、往东南走，拐到曾是芦苇丛生、野草遍地的地势低洼的一片荒原泥沼的泽国水乡宿州南？如果是道路不通，那秦始皇去泰山封禅，为何能从咸阳经山西、河北直通山东的驿道？
据《江南通志》记载，阳城在宿州南，陈胜生此。《宿州志》中说，宿为泗水郡，近于蕲县，为阳城、庸城、大泽乡。司马迁说，九百人屯大泽乡。是否可能大泽乡是陈胜等九百戍卒被征召的集合地？毕竟登封、太康距宿州不远，宿州附近又是黄河、淮河、泗水的交汇处，从西向东，戍卒途中不断加入，沿走水路方便。
或者说，生于宿州南的陈胜是事先精心策划过的，这些出身于楚地的农民，苦秦已久矣，而闾左，就是复除之人，即是身罹亡命之罪而被谪戍。但是，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陈胜本人，我们还没有谁能跳出司马迁的史学传统，那种没有爱恨语言的爱恨，给了读者以独立思考的空间；我们只能根据一些资料，去不断的解释、解释、再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