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贞的主要功绩
王世贞在文学理论方面明确提到了复古主张。《艺苑卮言》集中了王世贞对复古理论的提倡和一些具体看法。《艺苑卮言》是体现“后七子”诗文理论的重要著作，是这一流派的理论依托。面对文坛萎靡现象，王世贞曾指出:“盛唐之于诗也，其气完，其声铿而平，其色雅而丽，其力沉而雄，其意融而无迹，故曰盛唐其则也。今之操觚者，日晓晓焉，窃元和长庆之余似而祖述之，气则漓矣，意纤然露矣，歌之无声也，目之无色也，按之无力也，彼犹不自悔悟，而且高举而阔视，曰:吾何以盛唐为哉？”这一理论与《艺苑卮言》中的文学主张一脉相承。王世贞通过这句话充分说明了为什么要以盛唐为学习的标准，就是因为盛唐诗歌气象雄浑、辞色雅丽，意蕴悠长，符合了诗歌审美的所有特征，所以，盛唐诗歌当仁不让地成了诗人学习的典范。王世贞推崇作诗要效法盛唐，但他的最高诗歌理想是汉魏古诗的自然质朴。他指出：“西京、建安，似非琢磨能到。要在专习，凝领久之，神与境会，忽然而来，浑然而就，无歧级可寻，无声色可指。这句话指出了汉魏诗歌的不可模仿，以及其浑然而来，毫无雕琢的天然创作过程，可见王世贞在具体诗歌创作中独到而精准的眼光。王世贞对不良文风给予了严厉的指责，在《艺苑卮言》中多次提到了自己对宋代诗风的不满，他很重视诗欣的纯文学性，在谈及对乐府诗的拟作时提出：“近事毋俗，近情毋纤。拙不露态，巧不露痕。宁近无远，宁朴无虚。有分格，有来委，有实境。一涉议论，便是鬼道。”谈及七言律诗的取材时，他指出：“勿偏枯，勿求理，勿搜僻.勿用六朝强造语，勿用大历以后事。此诗家魔障，慎之慎之。”王世贞把这种忽略诗欣文学性的写作方法称为“鬼道”、“诗家魔障”，从其描述的严重程度可见，王世贞对宋代诗歌重视说理、重视才学.在语言上用功的流弊的批判非常严厉。明代以来，僵化平庸的台阁体，以诗论道的道学体，以及摸拟抄袭前人的拟古派先后充斥于诗坛，造成了诗坛一股不小的萎靡风气.他们的共同缺点就是虚假抄袭、缺乏真情实感。所以.王世贞提出了“真情说’，这一说法在纠正当时诗人普边存在的虚假文风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王世贞不仅在文学理论方面为“后七子”，乃至后人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他具体的文学创作也成为了人们争相学习的典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自世贞之集出，学者遂剽窃世贞。故艾南英《天佣子集》有曰：后生小子不必读书，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后《四部稿》，每遇应酬，顷刻裁割，便可成篇。骤读之无不浓田鲜华、约烂夺目，细案之一腐套耳’云云。其指陈流弊，可谓切矣。”虽然，这一评价对王世贞来说是负面的，有失偏颇的。但是，从另一侧面可以看出，王世贞在当时文坛的重要影响。可想而知，他所提到的复古说在当时文人中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说，仅《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续移》、《艺苑卮言》就足以奠定王世贞卓越的文学地位。因为他在这些作品中表现出了自己驾驭不同体裁作品的才能，足以成为后世的典范。 王世贞是吴门地区杰出的书画鉴藏家，他与众多的文人书画家都有很深的交游。就书法而言，他的篆隶书学观极力推崇文征明和其弟子的 书法，对前代书家有所鄙薄；其篆隶书学观虽有偏颇，但在篆隶创作式微的明代，他对篆隶的鉴赏和品评弥足珍贵，对后世篆隶创作和品评的兴起不无裨益。
王世贞善书，然而书名不显。明人詹景凤说：“元美（王世贞）虽不以字名，顾吴中诸书家，唯元美一人知法古人。”这个评价并不低；王世贞除了能书，同时对书画理论也深有研究和见解，是卓有建树的书画评论家，著有《王氏书苑》、《画苑》、《弁州山人题跋》、《弁州墨刻跋》、《三吴楷法跋》等。王世贞的书法和他的文学主张一样，不师唐以后的人。他在《弁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三三之《淳化阁帖十跋》中说：“书法至魏、晋极矣，纵复赝品、临摹者，三四割石，犹足压倒余子。诗一涉建安、文—涉西京，便是无尘世风，吾于书亦云。”明人有曰：“世贞书学虽非当家，而议论翩翩，笔法古雅。”“古雅”二字，正是王世贞平常论书的标准之一。 王世贞的治史方法大致是以国史辩野史、家乘；以野史、家史互较，取其可信者；以亲见亲闻为考史依据；以诏诰等原始材料为考证的重要依据；以事理、情理作为撰史的重要标准。王世贞运用这些方法对明代史实进行了深入的考辨，这在明朝是不多见的，并且还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史乘考误》体现出王世贞对这些考证思想方法的运用，《四库全书总目》对此书的评价是：“皆能辨析精核，有裨考证”，“且征事既多，不无小误……然其大端可信，此固不可以为病”。清人夏燮也说：“正史（《明实录》）之受欺者遂不少，弇州所辨，十之一二耳”。这都说明了王世贞的史学成就不可小觑。
明代文坛复古风气使得时人对前人的模仿造成了一种误区，其所谓矫枉过正也许就是这样的。此时的史学颇受这股文坛复古风气的影响。然而，通过对当时文坛大师王世贞受此文风影响下对史学考辨的成绩来看，或可能因为这样一种思想使史学得到了某些已经被丢弃的先前史家的精髓思想，或可能是明朝史学在另一个天地中得到了光辉的成就。王世贞“天地之间无非史而已”的理论，是明中叶复古思潮之下的一次史学理论创新，它第一次直接从史学本身去探索史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他将六经看作是古代史事的记述，称得上是对史学的理论的更深一步地认识，推动了此后史学家对史学的思考。王世贞的史学思想应当代表明代史学的一大特点，虽然这一时期官修史学表现出了一种衰退的迹象，但是王世贞所代表的私修史书的兴起使得明代史学不至于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的地位因为其前、或之后史学的成就而被湮没。这时期的史学成就不仅仅局限在这里，还对后来的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中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中缓字极妙为什么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思妇说：自别后，我相貌憔悴，首如飞蓬，自别后，我日渐消瘦，衣带宽松，游子啊，你还不归来啊！恰是这种心灵上无声的召唤，才超出千百年，博得了人们的旷世同情和深深的惋叹。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感情
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赏析
《陇西行》是乐府《相和歌·瑟调曲》旧题，内容写边塞战争。陇西，即今甘肃宁夏陇山以西的地方。这首《陇西行》诗反映了唐代长期的边塞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
首二句以精炼概括的语言，叙述了一个慷慨悲壮的激战场面。唐军誓死杀敌，奋不顾身，但结果五千将士全部丧身“胡尘”。“誓扫”、“不顾”，表现了唐军将士忠勇敢战的气概和献身精神。汉代羽林军穿锦衣貂裘，这里借指精锐部队。部队如此精良，战死者达五千之众，足见战斗之激烈和伤亡之惨重。
接着，笔锋一转，逼出正意：“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里没有直写战争带来的悲惨景象，也没有渲染家人的悲伤情绪，而是匠心独运，把“河边骨”和“春闺梦”联系起来，写闺中妻子不知征人战死，仍然在梦中想见已成白骨的丈夫，使全诗产生震撼心灵的悲剧力量。知道亲人死去，固然会引起悲伤，但确知亲人的下落，毕竟是一种告慰。而这里，长年音讯杳然，人早已变成无定河边的枯骨，妻子却还在梦境之中盼他早日归来团聚。灾难和不幸降临到身上，不但毫不觉察，反而满怀着热切美好的希望，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明代杨慎《升庵诗话》认为，此诗化用了汉代贾捐之《议罢珠崖疏》“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妻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的文意，称它“一变而妙，真夺胎换骨矣”。贾文着力渲染孤儿寡母遥祭追魂，痛哭于道的悲哀气氛，写得沉痛而富有情致。文中写家人“设祭”、“想魂”，已知征人战死。而陈陶诗中的少妇则深信丈夫还活着，丝毫不疑其已经死去，几番梦中相逢。诗意更深挚，情景更凄惨，因而也更能使人一洒同情之泪。
这诗的跌宕处全在三、四两句。“可怜”句紧承前句，为题中之义；“犹是”句荡开一笔，另辟新境。“无定河边骨”和“春闺梦里人”，一边是现实，一边是梦境；一边是悲哀凄凉的枯骨，一边是年轻英俊的战士，虚实相对，荣枯迥异，造成强烈的艺术效果。一个“可怜”，一个“犹是”，包含着多么深沉的感慨，凝聚了诗人对战死者及其家人的无限同情。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赞赏此诗后二句“用意工妙”，但指责前二句“筋骨毕露”，后二句为其所累。其实，首句写唐军将士奋不顾身“誓扫匈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次句写五千精良之兵，一旦之间丧身于“胡尘”，确实令人痛惜。征人战死得悲壮，少妇的命运就更值得同情。所以这些描写正是为后二句表现少妇思念征人张本。可以说，若无前二句明白畅达的叙述描写作铺垫，想亦难见后二句“用意”之“工妙”。(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