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 《苏东坡传》苏东坡20岁考试就惊动了欧阳修，为何却只得了第二名
- 宋史有苏东坡传吗为什么一个相隔千年的林语堂要为他立传
- 苏轼诗词哪本书好
- 如何评价林语堂老先生的《苏东坡传》
- 从《苏东坡传》来看，林语堂是不是对王安石有偏见对此你怎么看
- 在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中为什么将王安石批判得一无是处
- 林语堂《苏东坡传》中“仙妻”传说主角王迥是何许人
- 在《苏东坡传》里，林语堂为什么说王安石是伪君子
- 《苏东坡传》里的苏轼生活的状态相比现实是否太过理想
- 《苏东坡传》把王安石写成沽名钓誉之人，变法也很不和时宜，大家怎么看
《苏东坡传》苏东坡20岁考试就惊动了欧阳修，为何却只得了第二名
苏东坡（那时候还叫苏轼）20岁时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参加殿试。在以文章论功名的时代，他的一篇策论文章，惊动了当时的主考官、文坛领袖欧阳修。但是阴差阳错，欧阳修却将这一篇原本列为卷首的文章，改为第二，致使苏轼只得了第二名。
为什么主考官欧阳修会有如此操作呢？难道是为了偷梁换柱吗？不是！原来欧阳修是为了显示他的公正，没想到却造成了蹩脚的误操作！这还得从另一位“唐宋八大家”人物——曾巩说起。
曾巩是建昌军南丰（今江西省南丰县）人，天资聪慧，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十二岁时，曾尝试写作《六论》，提笔立成，文辞很有气魄。曾巩18岁时（1037年），随父赴京，不但认识了欧阳修，结交了王安石，而且已经同杜衍、范仲淹等都有书信来往，投献文章，议论时政，陈述为人处世的态度，名闻天下。可以说，曾巩与欧阳修关系比较亲近，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在欧阳修的印象中，当时曾巩文章当属天下第一。
在当时考试时，考生要各自关闭在斗室之中，有皇宫的侍卫看守。朝廷有极严厉的规定，借以防止纳贿或徇私。考生的试卷在交到考试官之前，先要由书记重抄一遍，以免认出试卷的笔迹。所以说从诗卷看，是无法看出谁的笔迹的。
苏东坡的考试文章，提交上去以后欧阳修就惊呆了，传给同辈观看，激赏数日。那篇文章论的是为政的宽与简，这正是苏东坡基本的政治哲学。欧阳修对此文章的内容与风格之美十分激赏，不过他却认为这必然是他的朋友加门生曾巩所写，为了避免招人批评，他就把本来列为首卷的苏轼这篇文章，改列为二卷，结果苏东坡那次考试是名列第二。
作为主考官的欧阳修，原本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公正，没想到却造成了误判。不过并不影响苏轼成为一代文豪，最终以全国第一流的学者知名于天下。
欧阳修后来知道了这篇文章是苏轼所为，不得不感叹又佩服地说：“30年以后，文坛将会是苏轼的天下，不再会有人知道我欧阳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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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有苏东坡传吗为什么一个相隔千年的林语堂要为他立传
【甘肃兰州蒲胜】林语堂和苏东坡在精神与情感上是有很多共鸣的，千年之前的苏东坡无疑是一位是笑看人生、风趣幽默的智者。千年之后的林语堂他和屡屡给他白眼的鲁迅先生，虽然因性格及文艺观迥异，从“相爱”到“相恨”，但他们都是自尊自强的中国脊梁骨。但是林语堂先生和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先生无论是从对中国文化之精髓的理解、诗歌书画诸多才艺的精通，还是士大夫精神、文化视野诸多方面比较，林语堂与苏东坡都有着心灵上的通达与交合，所以林语堂是为苏东坡立传的最佳人选！
苏轼诗词哪本书好
《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惠崇春江晓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洒豚欲上时。
如何评价林语堂老先生的《苏东坡传》
苏东坡传写的不错，我之前觉得苏轼高在神坛，看完后认识了一个真实乐天普通的苏东坡。看完后很喜欢延伸买了林语堂的武则天传，武则天让林语堂的一世英名算是毁了。
从《苏东坡传》来看，林语堂是不是对王安石有偏见对此你怎么看
说实在话，二十多年前看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时，是带着对林语堂的崇敬心情，但怎么看，也不是我想象的那样，这是传记吗？一边把苏轼捧上天为神，这我不反对，我是打骨子里喜爱苏东坡；一边把王安石砭成了鬼，第一理由竟然是王相公邋遢，其次才是青苗法。这一点，让人不可思议。今年我再忍着气看，还是看不下去，心里极不舒服。按说，一个大家应该有大格局，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方法，研究对待评判历史人物，绝不应该以自己的洁癖来丑化甚至否定一代贤相王安石，抛开其他不说，单说王公人格，就比章惇朱熹乃至司马光，不知高了多少倍，恰恰应了他那句，只缘身在最高层，其心亦其神亦在最顶端，最高层！伟哉，王安石！伟哉，王相公！
在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中为什么将王安石批判得一无是处
既然是苏轼的传记，当然一般是站在苏轼的立场上的。对他的文学高度赞扬，对他的政治不如意而不平。
同样都是唐宋八大家，苏轼和王安石在政治上是死对头。
但不可否认的是，王安石的变法还是有很积极意义的。
也正是因为这，苏轼才一路被贬。但这也成就了他豁达的人生。他的政治能力不如文学造诣。
一蓑烟雨任平生，谁怕？也无风雨也无晴。
羽化而登仙。…
林语堂《苏东坡传》中“仙妻”传说主角王迥是何许人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以“仙居”名章形容的是苏轼被贬的暂居惠州的生活。传中的“仙妻”主角应该是他的第三任妻子（其实是他的妾）王朝云。
苏轼在惠州的仙居生活中，朝云给了他温馨和快意，她与苏轼的缠缱的爱情生活，疗救了他受伤的心，使他渡过了一段潇散的时光，使苏轼的贬居成为仙居。
都说成功男人背后离不开伟大女人的支持。苏东坡作为旷古罕今的全才，更是如此。都说世间的缘分也很奇妙，苏轼有三位夫人，而且这三位夫人都姓王。这三位夫人可以说是苏轼一生中不幸的大幸，机缘巧合与他在迁徙流离、遭遇坎坷中相伴，伴他走过了人生艰难的时期。
他的结发之妻叫王弗,四川眉州青神人，年轻貌美，知书达礼，16岁嫁给苏轼。生子迈，二十七岁逝于京师，（东坡 30岁）。十一年夫妇恩爱，东坡少年名动京师,成名早而待人接物尚不能称之为进退自如.王弗总不忘及时提醒,其比东坡年轻而却知人颇深,话虽委婉而意诚。以至于十年后他梦见亡妻，写下了那首开词先河的悼亡词：
《江城子》
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
惟有泪千行，无处话凄凉。
可见苏轼与王弗的情深义重。
他的第二任妻子叫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在王弗逝世后第三年嫁给了苏轼。族中称之为“二十七娘”，陪伴东坡二十多年，在东坡五十八岁那年在京城过世。她在东坡一生颠簸的时期和他同舟共济（即在乌台案时和东坡第一次被贬时陪东坡度过了最困苦的一段时光，但却在东坡事业的高峰时在京城去世，死后被封为同安郡君）。她为苏轼生了二个儿子，苏迨和苏过。她虽不及前任聪明，却也温柔贤惠。她是东坡的守护神，她在东坡政治生涯顶峰时刻离开人世；在东坡的祭文中，称她是一位贤德的妻子，贤德的母亲，誓言生则同室，死则同穴。东坡去世之后，子由将他们两人同葬。
他的第三任妻子叫王朝云，原是他的侍妾，比苏轼小二十六岁。王朝云是苏轼第二任妻子王闰之在杭州为苏轼买的一个丫环，时年十二岁。字子霞，钱塘人。她聪明伶俐，“敏而好义”(《朝云墓志铭》)，才华四溢。元丰三年随着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的苏轼来到黄州，元丰五年被苏轼正式收为妾。多年来始终跟随他，不离不弃，陪他走上流放南方的磨难之路。
惠州见证和记录了东坡和朝云的爱情，在东坡一生的女人中，最善解苏东坡心意，朝云最称知己。一次，苏东坡退朝回家，指着自己的腹部问侍妾：“你们有谁知道我这里面有些什么?”一答：“文章。”一说：“见识。”苏东坡摇摇头，王朝云笑道：“您肚子里都是不合时宜。”苏东坡闻言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
朝云在嫁给他的第二年生下儿子，处于逆境而中年得子，苏轼十分高兴，在满月那天，写下一首《洗儿戏作》:“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这给苏轼带来快乐的幼子苏遁不到一年，就病殁于金陵，苏轼悲不自胜，曾连写两首哭儿的诗，表现出中年丧子的伤悲，可惜可叹。
后来，王朝云在惠州时遇瘟疫，身体十分虚弱，终日与药为伍，总难恢复，“ 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扇旧因缘”，拜佛念经，寻医煎药，乞求她康复。但从小生长山水胜地杭州的朝云为花肌雪肠之人，最终耐不住岭南闷热恶劣的气候，不久便带着不舍与无奈溘然长逝，年仅三十四岁。
朝云死后，苏东坡将她葬在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并在墓上筑六如亭以纪念她，亭柱上镌有一副楹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在三位夫人中，苏轼对她情感最深。一生为她所写或提到她的诗词文最多，并在给朋友的一些书信中多次道及对失去朝云的伤感，可见苏轼对这位“如夫人”是一往情深。这位聪明、活泼、能歌善舞的、至死都未有正式夫人名号但其实履行夫人职责的王朝云。大概在他们的情感世界中多了一种知遇之感、共患难之感。她是苏轼晚年贬居惠州时的灵魂栖居所，是他精神得以安慰的宁静港湾。
在《苏东坡传》里，林语堂为什么说王安石是伪君子
说王安石是伪君子，其实是仁宗皇帝以及苏轼和其父亲、弟弟“三苏“的共同认知。林语堂评价王安石：前期像王莽，后期像希特勒，因为他先让天下大乱，而后又残暴疯狂。
一、王安石在自知不得重用之时，曾屡次谢绝朝廷的提升，以沽名钓誉
王安石从二十一岁考中进士，到四十六岁得势，期间的二十五年一直谢绝升职，宁愿在偏远的省份当一名小吏。
王安石虽然语言学极糟糕，但毕竟是宋朝一个主要的诗人，所以在当时颇为出名。在他位居太守时，也算治绩斐然，却屡次谢绝朝廷的晋升，而他越是谢绝高位，声誉就越高。导致朝廷上的官员皆急欲一睹此人的真面目。
但是，凡事做得太过就会显得假，而且后来也证明王安石并非真的无心于仕途，在他接任三司判官司不久，就企图试探一下自己的政治基础。他上万言书论政，那是一篇结构谨严文字老练的政论文章，论到政府的每一方面，财政、官制、教育，无不在内。结果被宋仁宗束之高阁。王安石发现自己的政治基础还不够，就继续拒绝升迁。
仁宗皇帝也确实不喜欢王安石，曾亲口对宰相说：王安石为伪君子。原因是一次御宴时，原本客人须在池塘中自己捕鱼为食，在用膳之前，把鱼饵做成小球状摆在金盘子里。王安石没钓鱼，便将金盘子里的鱼饵吃光，仁宗说“人也许误食一粒鱼饵，总不会有人在心不在焉之下把那些鱼饵吃完的。”
后来仁宗驾崩，因仁宗无子，由英宗即位，王安石因为曾经奏请免立英宗为帝而一直心中不安，所以虽然英宗也曾恩召，但王安石仍然辞谢不就。
二、一朝得势，借机铲除异己
直到英宗之子神宗即位，王安石才因宠得势。在神宗还为太子之时，王安石与太子司文书事韩维是好友，韩维经常向太子为王安石美言，所以太子对王安石极为器重，即帝位后立即任王安石为江宁知府，同年又晋升为翰林，王安石一改老习惯，欣然上任。
当时的神宗是个二十岁的少年皇帝，踌躇满志，雄心万丈，极愿国富兵强。王安石于是进行了“越级进言”，把神宗皇帝的远大理想点燃，煽呼得神宗皇帝决定赴汤蹈火也要完成王安石的变法计划。
王安石变法前前对神宗皇帝打过一剂预防针，大意是：陛下你御临一个地大民多的国家，竟然没有贤德才智的大臣辅佐您实行善政，都是受小人阻挠，像尧舜那样贤明的皇帝，都是识别出了四大奸臣就及时杀掉，才能成就了大业，否则让小人嫉贤害能，贤良之臣都会弃官而去的。
结果神宗皇帝听了非常感动，此后每逢贤德的老臣进谏反对王安石的新法，皇帝就想起“四大奸臣”的影子，也觉得欲成大事，牺牲其他所有大臣也无不可，于是在王安石作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的两年之中，稳重的老臣纷纷离朝，御史台遭到清肃排斥，继任的谏官都是王安石的一群小人。王安石大刀阔斧地在政府各部门清除异己，整个官场乌烟瘴气。有些深得众望的大臣对王安石公开反对。但年轻的皇帝反倒不明白究竟是何缘故。王安石想尽办法使皇帝觉得这场混乱纷争，是皇帝和胆敢反对皇帝的那批奸邪大臣之间的殊死之战。
皇帝问：“为什么会闹得这么人仰马翻？为什么所有的大臣、御史、全朝的读书人都群起反对新法呢？”
王安石回奏说：“陛下您是要师法先王之道，为了成功，不得不清除这些反对旧臣。反动的旧臣与陛下之间的夺权之争，是不可免的。倘若他们获胜，朝廷大权将落在他们之手，若陛下获胜，朝廷的大权则仍在您手中，那些自私的大臣全都是存心阻挡陛下行先王之道。”
三､王安石自诩“财政奇才”，无非是加征税赋以充国库
宋朝承五代残唐纷争杀戮的五十年之后，一直没有强盛起来，而且，西夏、契丹、金、不断侵略中国北方边境，几经交战后只能签订忍垢蒙羞的条款以言和，中国皇帝每年赐予番邦大量金银绸缎，导致国库财力外流，政府经费捉襟见肘。
王安石切中了皇帝的心病，号称能解皇帝之忧，主张用武力恢复国威，所以曾在西北由中国发动战争数次，有胜有败，想继续作战就需要筹款。王安石又自命为财务奇才，号称能凭耍弄纳税征兵制度便可给国库筹集款项，但条件是国家财政制度必须改变。他对皇帝进言，说国库空虚完全是朝臣不知理财之道的结果。
对此司马光曾反驳说：你所谓的财政，只是在百姓身上多征捐税而已。一国有其固定量的财富，不是在百姓手中，便是在政府手中，不论你什么政策，都只是把百姓手中的钱拿来交给政府罢了。
在那个时代，并无工业化的方法提高生产，王安石关心的只是充裕国库，就只能靠提高税收“劫民济国”。
四、王安石的新法，以“人民的名义”，行专权之实质
王安石看富商和地主以自由企业的方式获利，于是就想把利润抢过来，由政府自己经商，自己获利。对此，苏轼的弟弟苏辙曾上书：若朝廷接收全国贸易，自由企业会立即瘫痪，各地商人无力与官家竞争，而国库也未必有利可图，因为政府经营必然会先成立庞大机构以高薪聘用大批官员，并建筑美伦美奂的官衙。结果注定不是遵从商业规律的经营，而是视佣金多寡来处理，按私人交情厚薄而分配利润，照亲疏远近而订立合同。他力陈由于官僚作风的无能，官方无力压低物价，只能以高价买入，所以失败无疑。
果然，新法实施后，皇帝在百姓心目中已经降低为与小民争利的贩夫走卒
变法中，最为人所知的“青功法”，有些近似现代的农民银行。本心是好的，在春天的时候，贷款给农人购买农具和麦苗；一经收割，官方就去收麦子以供军需，且有利息可赚。但是这种贷款在执行的过程中就变成了强迫贷款。王安石不容人有异议，他为向神宗表示此种贷款极为成功，深受农民欢迎。所以每逢预备贷出的款项不能如数贷出时，他就暴跳如雷。他开始把办理贷款成绩好的官员提升，把他认为懈怠者处罚。每一个官员无不注意自己的成绩，最关心的就是由报表上显出好成绩。主办贷款的官员若不能将款如数贷出就会因“阻碍变法”的罪行被革职或降职，被王安石称为“能吏”的官员，便将款项开始在官方压力之下强行分配。每家必须都得向官家借债，每一期三个月，每个人在一期得交付百分之三十的利息。
苏东坡评价当时：百姓因拖欠而入狱，受鞭笞之苦。
也正如司马光预见的那样：凡无现款以缴纳春秋之免役税者，必强迫而出售食粮、杀其耕牛，伐其树木方可以绵纳此项损税。
王安石提出要老百姓付税以代替兵役。结果就连寡妇、家中无子女，或只有独子，或子女未成年者，尼姑、和尚、道士等方外人士，都得交一种叫 “助役金“的税。以前征兵法中，民家只不过轮流服役数年，而在新的免役法中，常常须为免役而年年缴税，连不须服役之年，亦须照常缴税。
王安石在免役法中表明“意在解除人民在征兵法中之苦”，结果保甲法证实了他是言不由衷。用免役的法宝，一只手从人民身上解除了征兵的重担，却用另一只手把那个重担又放回人民身上。
五、王安石以自己的一家之言，控制舆论和学术
像所有集权制度一样，王安石的新法是不放人民自由生活的。为巩固权势，他专门成立了“特务制度”，并且控制了御史台（相当于现在的报纸、电视媒体），以控制学者文人的思想。
他自命为经典的唯一解释人，窜改古籍写自己的《三经新义》，使之成为思想的官方标准，用以代替所有过去经典的名家注解。并使之成为科举考试的评价标准。但这本书其实是由他的小儿子和一个政治走狗，在两年中仓促编成出版，却将当时天下考生的前途全系于此，能金榜题名的，都是他王安石的应声虫，但凡有反对意见，必然落第。
王安石变法，使国家的垄断，变成了私人垄断，弄得生意人失业，农人卖妻儿而逃亡，为他担保的邻居，或与之共同逃亡，或把财产典卖。具镇监狱常常人满为患。凡有查封、没收的财产和抵押品都充公。朝廷这样失政，即使没有外族侵入，任何朝代也会灭亡。
在实行新法的前几年，王安石还能把状况巧为掩饰，使神宗不明真相，坚称他的土地政策颇获农民支持，将一个极权政治渲染成民主政治。但在王安石当政数年后，可怕的情况终于在皇帝驾前泄露，当皇帝看到难民图上半裸的男女吃草啃树，把瓦砖薪柴去卖了缴税时，神宗惊得掉下泪来，下令废止了多项王安石的新法。
王安石是个激进、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他变法的初心我们无从可知，但从结果上来说，也的确是祸国央民。
《苏东坡传》里的苏轼生活的状态相比现实是否太过理想
传记里加上了作者太多的臆想和浪漫，在当时的现状里，苏轼的生活除了年青成名时的志满意得之外，中年后更多的是坎坷相伴，无论是到山东或是流放岭南，都有着太多的不如意，不然就不会有朝云所说的满肚子的“不合时宜”了啊。人生不易，无论是谁。“春风得意马蹄疾”，只是一种向往，更多的是“潦倒新停浊酒杯”的无奈吧！
《苏东坡传》把王安石写成沽名钓誉之人，变法也很不和时宜，大家怎么看
说王安石沽名钓誉，是不确切的。
王安石固然有数次推辞任官的情况，但以王安石后来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并不是为了名声，否则他在新法实施中受到那么多的阻力，就不会一意推行新法了，至少为了曾经的名声，也会与反对新法者妥协。然而事实是，王安石不顾众人的反对，甚至不怕自己身败名裂，仍旧一意推行新法，用《孟子》的话说，这叫做“虽万千人吾往矣”。王安石深通《孟子》，名，并不是他所在乎的，他是要用自己的所学，将六经与申韩法家兼容并收，为了一个“致君尧舜”的理想而不懈努力的。
说王安石变法不合时宜，也是未经深思的妄论。
王安石的变法，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在内的。
北宋以武人立国，故而防范武人贯的国策穿始终，武人的政治地位远远低于文人士大夫。与此同时，政府对武人的待遇却较为优厚，恩荫泛滥，赏赐赏赐优厚。政府在笼络人心这一面开支很大。北宋仁宗时代，对西夏战事频繁，国力消耗巨大，经济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三次对夏战争失败，突出了北宋军事能力的弱势，文人贪功掣肘，军政无能，武人畏战怕死，敛财成性。
北宋社会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土地兼并严重，而民户承担的赋税苛重，徭役繁多，而州县不恤民力，衙前之苦，谈之色变。杂税名目繁多，剥削日益严重，民不堪其苦。
所有的种种，在北宋中期积弊深重，王安石正是鉴于此而在仁宗时期上万言书，要求皇帝实行改变，奈何仁宗已老，天不假年，英宗短暂，作为甚少。及至神宗，有变革积弊，恢复祖宗大业之志，与王安石一拍即合。王安石的新法正是在此种深层的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虽然在新法实施中，受到了巨大的阻力，但却不能不说，他的新法是一味北宋的九转还魂丹。
王安石新法虽然未能使北宋强盛，但至少为元丰伐夏乃至熙河开边积累了丰厚的财力和军力，使得北宋在后期的发展进程中，有了挥霍的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