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檀香刑》
《檀香刑》莫言的一部长篇小说。全书分成凤头、猪肚、豹尾三大块。凤头从眉娘的偷情这件小事说起，慢慢牵出其他线索，娓娓道来。猪肚是各种矛盾大集合，所有的线索凑在修铁路这件事上爆发。豹尾随着檀香刑的进行进入高潮。
孙眉娘是“浪”，风情万种，放荡不羁。赵甲是“狂”，自觉大清朝的律法最终还要刽子手施行落实，他代表着大清朝的威严。赵小甲是“傻”，不谙世事，执迷于虎须。钱丁是“恨”，纵有文韬武略、治世之志，也不过是末日王朝中身不由己的监刑工具。孙丙将猫腔发扬光大，他一生走南闯北，技艺超群，与知县斗过须，与德国人交过火，他将戏唱进了听者的内心，也将戏唱成了自己的人生。
“豹尾部”的最后一章即全书的终章名为“知县绝唱”。这“绝唱”，不仅是钱丁的命运哀歌，也是知县的理想幻灭，是它所代表的王朝的覆亡，更是专制暴政制度的消亡。
莫言的《檀香刑》有力地写出时代对人生存的挤压，政治对人性的践踏，强权对个体尊严的蔑视等各种苦难。无论是看客还是被看者、受刑者，无不都在无序和混乱的生存状态中悲凉无奈无力地挣扎着、经受着各种人间的不幸、痛苦和宿命。
麻木的看客
莫言的《檀香刑》和鲁迅笔下的《示众》《药》《孔乙己》等小说，萧红笔下的《呼兰河传》一样，都有着一群无聊的、麻木的、愚昧的，以观看行刑为乐趣的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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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看客们以“看”为目的聚集在一起，他们的行为是相对单一且统一的，他们陷入一种集体无意识当中，为“看”而“看”。他们的情感是麻木的，他们像“蚂蚁”一样聚集，如同“鸭子”似的伸长脖子围观，眼里闪烁着“豺狼”般攫取的光，同时他们不仅麻木地、不带任何感情地“看”，还在心理上期待看到更“好看”的东西。
这些看客的形象在《檀香刑》的一开始就出现了。处决现场，刑场上围满了观众，仿佛是一场难得的盛会。其中甚至还有被踩死、挤死的看客，他们将观看死刑当作一种乐趣。至于他们为什么看，被处死之人犯了什么罪，都不是他们关心的重点。
比如六君子为了民族的未来，而慷慨就义，但围观的看客们却只是关注刽子手的技术与六君子临死前的表现，并不知道这六个人所做的牺牲以及所追求的理想，也不去思考这场刑罚背后的腐朽政权、专制暴政。
在钱雄飞受刑的时候，无论他在刑场上是如何慷慨激昂地鼓动士兵，台下的士兵们却仍然是高喊着为袁世凯效命等表忠心的口号。遭受檀香刑的孙丙在台上又唱又骂，希望能够唤起百姓的民族意识和抗争意识，但台下的看客却仅仅是满足于这种新奇刑罚的观感。
也就是说哪些革命者们、英雄们为了国家民族大义，为了能够让这些看客们过上普通日子，而勇敢地走上刑场，但看客们却对英雄的理想和志向并不感兴趣，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是为了他们而死，只是为了看一场刑罚表演而已。
总之，看客们在专制暴政奴役的统治下变得内心空虚，灵魂丧失，他们是愚昧的、麻木的、冷漠的、残忍的。这些人在以观看他人的痛苦为乐之时，自身也活在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奴役之中，过着动荡而困苦的生活。但同时，他们却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苦难的根源，而是过着麻木的生活，并冷眼旁观那些为改变这种社会而努力的英雄人物受刑。在观看的过程中，他们已经悄然完成了一次规训。
被规训的民众
莫言的《檀香刑》不仅既继承了鲁迅一直批判的看客群像、看客心理，还有着卡夫卡《流放地》所说的那种福柯式的规训。卡夫卡的《流放地》说的是在某个流放地，一位旅行家应流放地司令官之邀，在一名军官的陪同下参观了对罪犯的刑罚。而在莫言的《檀香刑》中，刑罚是小说的主要构成部分，他用五种刑罚六次行刑将整个故事连接起来，将刑罚场景书写发展到了极致。
无论是莫言的《檀香刑》还是卡夫卡的《流放地》，其实都是通过“行刑盛况”来达到一种权力狂欢，完成专制统治。
在专制暴政的社会中，公开处决是标明受刑者和体现惩罚权力的有组织的仪式，同时也是展示绝对权力的政治仪式。专制的统治者通过刑罚来展现出自己的统治力，用刑罚来震慑民众，巩固自己的统治。
专制的统治者们在台上，掌控了刑罚的程序，并以此该控制台下人们的恐惧心理，从而使自己成为高高在上而又令人畏惧的统治者，确认了皇权的至高无上性和不可侵犯性。
在这场权力的仪式中，犯人的身体成为权力的执行对象，他们被控制、被折磨、被掩埋，无疑起到了以儆效尤、杀一儆百的效果，使观众意识到最轻微的犯罪都可能招致惩罚，而惩罚的残酷性则使观众心生恐怖，不敢逾矩半步。惩罚愈惨烈，持续时间愈长，惩戒与恐吓效果便愈好。
所以，这场仪式中，最关键的一环——看客们。以儆效尤，唤起恐怖感。通过受刑者的肉体痛苦向所有人昭示，任何挑战权力的行为都将会遭到专制统治者的报复，反抗只会换来更加繁重的奴役、残酷的统治，完成对民众的规训。让他们老老实实当顺民，安稳生活，不要想着去改变什么，因为来自君主的惩罚权力的报复是洪水滔天的。一旦激起他们的报复，“这种安稳做奴隶的日子”可能也没有了。
与此同时，这种示众的刑罚也强化了统治者的权力，伸张了他们的“正义”，使得观众沐浴在“正义的光辉之中”。而围观的民众们不仅从中得到了释放和发泄阴暗人性的快感。从民众欢呼雀跃，继而奋勇向前去剥死尸的衣服，反映出他们内心积压的不满和奴役，不敢向专制发泄，只能发泄到比自己更弱的人身上。
统治者需要在民众中得到支持和帮助，来使专制统治得到拥护和认可。而对围观的民众而言，他们在非狂欢式生活中所经历的强大的等级关系正是在狂欢中得到了变更与调整。民众之所以觉得“正义得到了伸张”，不过是因为那虚假的权力下放。
刽子手可以说是专制权力的执行者，专制暴政的社会中，君主只能依赖庞大的官僚来行使权力。无论是官僚、官吏，还是底层的执行者，他们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会不自觉的将自身视为权力的化身，国家法律的代表，哪怕就是在行刑的短暂瞬间，也对他们心理产生了极大的扭曲。甚至在某些特殊时刻，底层的民众获得一丝小权，他们也会瞬间感觉自己高高在上，俨然自己成了统治者，对跟自己一样的民众发号施令、耀武扬威，通过出租权力满足自己的私欲。专制体制把人变为零件，每一个零件都在贡献自己的“小恶”。
总之，示众的刑罚是统治者们炫耀权力、规训民众的有效工具。酷刑在任意地制造刑罚对象和残酷地摧毁肉体的双重禁忌中，使人们对权力产生极大的恐惧，这一恐惧本身与独断的政治行为、君权的恣意妄为、官僚的骄横贪婪、知识者的萎葸以及民间的愚昧的幻觉搅和于一处。如果说刑罚是制度的必然逻辑，则酷刑是王权专制的当然结果。
如此之下，对于底层民众而言，生存或者说活命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活命的百姓
专制暴政的社会中，由于随意的杀戮、野蛮的统治、践踏的人性，民众的精神压力变成可怕的事实，肉体的存在变得越来越不可忍受，现实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在这样的窒息之中轮回被从生命意志上取消了。
弱小的个体在面对强大的国家神话，强大的专制系统的时候，根本没有任何话语权，他们只能为了生存而活着。
所以说，对于他们而言，王朝更迭、君主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维持生计，能谋生，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能生活。累了有人关心，饿了能吃一口饱饭，困了能睡一个安稳觉，欲望来了能有人相陪，老了能儿孙满堂享受天伦之乐，渴了能喝口酒，甚至抽一口。这才是千百年来，底层民众的真实想法和生存状态，他们才不管什么自由、法治，才不管什么专制、暴政，只要能实现自己的普通日子就行了。
即使当前生活已经如此痛苦不堪，他们也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以维持那种脆弱的平静假象。他们不希望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被改变。谁能让他们过上安稳的生活就拥护谁，至于什么王朝，什么社会形态，他们是不会关心的，因为打心底里来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能改变什么？既然改变不了什么，又何必去关心呢？搞不好还惹来一身骚，这种太平盛世的小日子都过不了，这种盛世下做奴隶的资格都没有。
当然，在这种时代症候里，没有人幸免于难，没有人能免于围观和嘲笑，所有人都会孤独无比，站在苦难中央，听不见同类的安慰，成了人世的孤儿。而要改变这一现象，仅靠呼吁和呐喊是不够的，还需要行动，行动就是赶紧下单购买《檀香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