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东五环以东17公里，有一处城中村。和所有城中村一样，这里的房屋低矮、人口密集、物价低廉。杂乱蔓延的电线将头顶上本就狭窄的天际分割得更加破碎。唯一特别的是，因为匍匐在首都机场的起降航线下，低空飞行的航班会时不时掠过这片破碎的天际，震耳轰鸣轻易地淹没着地上的一切脚步、交谈，以及狗叫。在北京打工30年的范雨素，租过很多地方的房子，这里是最久的一处，已经住了十几年。
这里紧挨着温榆河，是范雨素最喜欢的地方，没事的时候就一个人去河边走走。沿河道向北20公里，便是有中国“比弗利山庄”之称的后沙峪。从城中村到别墅区，开车只需要40分钟，公共交通则最少也要一个半小时。这是范雨素每天都要往复的行程，从事家政以来，她的服务范围一直在后沙峪一带，已经熟悉到不通过中介也可以找着雇主了。她每天早上七点出门，路上再换乘一到两次公交，或者先坐七站地到最近的地铁站。
不管公交还是地铁，只要车厢情况允许，范雨素总会找一个靠窗的地方，然后全程把头扭向窗外，她说自己喜欢看外面的风景。可当地铁钻入黑暗的隧道，她仍旧是这样扭着头，窗外没有风景，透过玻璃能看到的只剩下她自己的镜像。
范雨素。本文摄影/马永栋
或许，范雨素扭向窗外的头并非真的寻风景而去，她只是借助这种身体姿态为自己创造着一方背向人群的独处空间。因为在与她的谈话之中，总是能反复听到一句话：“我永远觉得自己是一个隐身的人，我不看别人，也没有一个人看我。”
缺电的手机
“在春秋，我是浣纱女/在秦末，我是漂母/故事都一样/一眼千年”——范雨素的诗
出生在湖北襄阳市郊一个农村里的范雨素，本来确实不会被多少人关注，尤其在她20岁那年独自进城之后，就更成了茫茫天地间无人知晓的一张寻常面孔。然而2017年4月24日的一篇文章，却在她平淡的人生中挤进了一段意外插曲。
她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了自己艰辛而潦草的生活。此前她已在这个平台刊发过一篇稿件，阅读量只有五千，所以编辑和她都没对新稿抱太大期望，连标题也没怎么斟酌，直接就用朴素的“我是范雨素”五个字推送了。一开始，范雨素还请同在一个文学兴趣小组的工友帮忙转发，怕看得人太少，对不起平台支付给她的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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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的是，这一次阅读量“发火箭似的”上涨，文章引爆网络。随后，范雨素破旧又卡顿的手机便不停地响起铃声，媒体和读者蜂拥而至，甚至有出版商带着拟好的合同过来，只要签约，当场即付20万定金。从没被人看到过的范雨素，一下子被太多人瞩目了。
“我觉得那篇文章就是一篇普通的文章，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要关注我，（我和大家）好像是两个宇宙的人，（所以）我就逃避了。”几年后，她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突如其来的簇拥，让范雨素感到莫名其妙，也触发了她的“社交恐惧症”。仅仅两天之后，她便留下一条微信称自己躲到了附近深山的古庙里，然后关掉了手机。
4月1日，范雨素（右一）在北京皮村参加每周一次的文学小组活动。
事实上，她并没有去什么古庙，就躲在家里，一个人躺在床上读张岱的《夜航船》，照常上街买菜回屋做饭。她只是不想再见任何人，更怕自己话说多了会出错：“（可能）我随口说的一句话，什么意思都没有，（但）别人听了不舒服，或者不知道什么原因得罪别人，还不如不说。（而且）还担心那么多人来了，肯定有一部分人是恶意的。”这种防备来自经年漂泊的风霜，就在那篇文章里，她已写下过：“我在多年的打工生活里，发现自己不能相信别人了，和谁交往都是点头之交。”
主动的撤离的确让范雨素成功逃脱了外界的“围追堵截”。她又回到了那种无人关注的生活，一切就像是一场刮过就散的沙尘暴，虽然她的名字还会被偶尔提起，虽然总还有一些人记得她。但就像她所说，那些记忆与目光只是来自“知识分子”和“媒体人”。
不过，她也没有完全回到曾经的生活。成名带来了许多约稿邀请，她愿意写的便答应下来，可真的写起来却很是费劲，稿子老是交不出来。为此她不再找全职育儿嫂的活计了，每天只做半天的小时工，下午和晚上都用来看书、写作。在现实的物质层面上，这其实让她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很多，“做育儿嫂的时候一年还能有一点点积蓄，（现在）只有做育儿嫂一半的收入”。但她不在意，能吃饭就行了，“剩下的东西都是虚的”，何况“北京这种地方，存那点钱有多大意思”。
“上午是生存，下午是生活”，范雨素喜欢现在的日子，“好像稍微有点色彩斑斓了，我原来的几十年，就是一眼望到底的白水，什么都没有。”而且她觉得，如今的自己也变得自信了一些。她用了一个比喻，说从前的自己就像缺电的手机，动不动被提醒电量不足20％，现在还是将就着过，但电量至少有50％了。“我原先有一点自卑，一直觉得我是那种生存能力挺差的人。和我一块打工的，人家都会做一手特别好的饭，我不行；年轻时候赶上发财的最好时代，人家都发大财了，我就不行。一直就觉得自己特别笨。”在范雨素看来，这些改变的确是成名带来的，尽管更多时候自己对成名的感觉总是“像老奶奶戴了六七岁女童的柳条帽，滑稽，可笑”。
对于当初引发的热潮，她也开始有些想通了：“可能那篇文章引起了每个人的共情。跟社会的大氛围有关，把我这样一个社会标本给冲上来了。”只是即便如此，她却仍旧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像我这种人，日常生活特别平淡，没有曲折，又跟人不打交道，经常两三天不看一次手机，没有任何可以展示的东西。像人家电影明星还有模特，五彩斑斓的，一个小时换一套漂亮衣服，还有人家有的人一天闹几出绯闻，这样的东西（才）应该展示。”
河蚌里的珍珠
“太阳升起，太阳落下/太阳照常升起/我们活着，我们挣扎/我们照常活着”——范雨素的诗
“在成年后，认识我的人，说我是个热情、善良的人，可是，每当我一人独处时，我觉得自己是冷漠、孤僻的人。”曾经的一篇文章中，范雨素这样描述过自己。甚至在她看来，不光她是这样，就连文学小组里因为共同兴趣聚到一起的工友，彼此之间也没有太多交往。“互相之间都没有社交，见了面点头寒暄两句，别的没有。一个成年人哪里有工夫社交。”
范雨素居住的城中村。
但在文学小组的老师张慧瑜眼中，范雨素却不像她自己说的那样孤僻：“范姐挺有主见，喜欢发言，公开演说也很自然、坦然，不是社恐的人。”尤其成名之后的这几年，范雨素没有完全消失在公众视野中，她也参加过一些活动、领过一些奖。在那些群贤毕至、灯光璀璨的文化名利场上，她的表现确实看不出明显的局促。
其实对范雨素而言，这样的场合并不构成慌张，她只是本能地懒得跟人讲话，并且常常觉得“交流无论是亲热还是冷淡，所有的一切都好像在演戏似的，没意思，每个人都心里都明白”。她的看似随遇而安和游刃有余，完全来自岁月的磨砺：“人家叫咱来，咱也懂事，该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不能说不好的话。这个年龄了，你还能做过分的事说过分的话吗？年龄到了，就跟一个植物成熟了一样。”
对于和外部世界的连接，范雨素始终是一种不渴望也不排斥的态度，“交流就交流，不交流也没关系”。一年到头，主动与外界产生的联络，她能数得清清楚楚：“我今年社交过几次，跟一个认识28年的人社交过一次，给他打电话见了一面，还跟一个认识28年的人约了一下，他说他那两天忙，过几天再约。我给他们打电话的原因是要送给他们一本书，如果没有这个原因，还是不会说话，主要也没什么可说的。”
在她的意识里，真正的交往也只限于这种建立在长久时间基础上的关系。“人家都是在一块干活很久的人聚一块说话，或者一个村里的人，几十年了，生下来第一天就在一起了。”可是据她说，自己小时候就没什么小伙伴，只和姐姐、表弟聊聊天，而故乡也早没有了归属感，除了2018年回去扫过一次墓，这些年都没怎么回去过。
范雨素说，她是靠直觉生活的人，从不对自我进行分析。所以有时候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没有一个朋友，就这么待着，不孤独也不空虚”。只有在持续的追问中，她才会陷入一阵稍显沉默的寻思，然后略带迟疑地回答：“一个受过打击的人跟没受过打击的人，心态是不一样的。受到一种太深的打击以后，外壳越来越坚硬，有点像河蚌里的珍珠，最开始的时候是一块肉，遇到沙子结成壳。”
范雨素新作《久别重逢》。
打击源自最苦的一段日子。“我都懒得想，一想起来可能难受，经常就有饿死了的危险似的”。曾经的具体的艰难，范雨素已不愿回忆，只能从她只言片语的讲述中，拼凑出一个大致的过往：那是她刚刚结束人生中唯一一段不幸婚姻后的几年，一个人带着两个女儿在北京挣命，摆过地摊、卖过旧书、做过旧家具买卖，因为房租不断上涨需要经常搬家，所以身份证始终随身携带。她试过去婚姻中介相亲，重新为自己组建一个可以依靠的家庭，但第一次见面就受挫，一下明白自己在婚姻市场已是零价值的人。她也试过求助，但得到的却是淡漠的回应，反而更陷入一种举目无亲的境地，“好像脑袋受到重击的那种感觉”。
范雨素说，从那以后自己整个的人生观就变了，“对人性、对所有的事情都很绝望”。她给自己建了一道墙，把所有人都屏蔽起来。“后来偶尔碰上几个年轻时候认识的朋友，他们一直说为什么不来找他们，他们觉得帮我是举手之劳，但是我可能自尊心太强。”
“我对任何结果都很满意，我对这个人间是没有什么恨也没有力气的。”时过境迁，如今的范雨素回首起往事已变得平静，甚至觉得尽管命运将她的生命装订得如此拙劣，却也留下了些许宝贵的情节：“幸好20岁的时候脑子里是一团浆糊，不然连两个孩子都没有了，那我就算是一个一辈子孤独的人了。”
高维的虚拟世界
“我分不清有缘千里来相会/和久别重逢/我分不清人生长恨水长东/和不肯过江东”——范雨素的诗
“其实我运气很好了，多少人比我还能吃苦，老天也没给他点名声，（我）现在这点名声极少人知道，但是好歹给了点。”虽然范雨素一直认为出名对自己来说就是穿上了一条不相配的鲜红裤子，但她依然感激这样一份意外的馈赠，不为别的，只因为这点名声给了她出版作品的机会。
早在2013年，范雨素就开始构思一部小说，她想把认识的人以及听过的各种各样诡异的、奇特的故事串联在一起。两年之后，初稿完成，全部手写在样式各异的信纸上，有的写满双面，有的只写了单面，堆到一起有厚厚的几大摞。
这是一个难以被归类的故事，其中可以明显读出《我是范雨素》里已经星星点点讲起过人和事，具体细节却又不尽相同，并且在颇具现实感的内容之外，还有着大量如穿越、如轮回、如幻想、如神话一般的笔墨，暧昧不明，莫可名状。张慧瑜在读过手稿后，评价那是一个横跨了前世与今生、跨越了人与自然的界限的“梦”，童话的灵气中夹杂着鬼魅的巫气。“就是一种直觉。” 范雨素说，她从一开始就觉得这个故事就应该这样写，说不出来为什么：“历史是远景，现实是近景，五千年的时空都在一个舞台上。”
《我是范雨素》推送出来的第二天，范雨素就在文章编辑的推荐下和一家出版机构见了面，签下了一份合约，又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完善作品，然后交去了手稿。显而易见的是，这部与《我是范雨素》迥然相异的作品突破了出版方的想象，更无法满足本可预估的市场期待。出版编辑希望她能舍掉那些天马行空、思路翻飞的部分，把作品修改成非虚构，她不知道怎么改，也不想改。
“我就对超现实感兴趣”，范雨素说：“现实这种平淡的日子我没兴趣。”甚至，她觉得那些别人想看的东西根本就是不真实的。但或许，她所谓的“不真实”只是不应该真实，那些被忽视、被抛弃、被损害的过去与现在只有在超现实里才能得以面对、安放和抚慰。
出版未能如期进行，张慧瑜帮范雨素把手稿拿了回来，复印了几份，又请文学小组的志愿者整理成了电子版，然后陆续发给一些熟悉的文学编辑。兜兜转转直到2021年5月，才有出版方联系他。又过了一年多，作品正式出版，范雨素终于带着她的文字回到了读者面前。暌违六年，她的归来也像新书的书名一样——《久别重逢》。
新书出版以后，一位工友读过以后有些担心地跟她说，这本书可能不会是畅销书。她却一点都不在意，因为能够出版就已经很高兴了。她也不在意自己是不是可以算是一个作家了，只希望自己的文字能“耐得住时间的腐蚀，永远被保存在一个高维的虚拟世界里，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的《西游记》《三国演义》一样，人们不会忘记”。
《我是范雨素》发表的时候，范雨素看过读者的留言，所有评价中她最喜欢的是“有力量”，因为这正是她所追求的，她不想写轻飘飘的东西。《久别重逢》虽然包裹着一层浪漫飞扬的外衣，内里却仍旧饱含着卑微顽强的不屈。书中那些今生平凡的人们，前世都有过非凡的时刻，正如她所写道：“农民是可怜的，不过在童话里，国王也是被怜悯的对象。”
“农民吃的苦比他们那些人苦好多倍，（只是）他们不会表达。”其实范雨素一直有一种想法，她想把和自己命运相似的人们不被看到、未被言说的人生展现出来。但她同时有一个“固执”的看法，这样的东西是“找不到读者”的。
这种“固执”的看法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某些朴素的实际反馈。曾经，文学小组放映过一部关于“二代农民工”的电影，去的工友不多，坚持到最后的更是寥寥，她问张慧瑜为什么工友们没有耐心去看自己的故事，张慧瑜对她说，工友喜欢看超出日常生活范围的内容，因为能放松和休息。还有一次，一个读者在一场活动中说他把自己深受感动的《我是范雨素》读给一位做体力活的亲戚听，那个亲戚听完却一点反应都没有。“现实白开水似的，太平淡了，就是展现出来，他们也不看，都累死累活了，得干活。”范雨素说。
采访结束的时候，天色已完全暗下，范雨素背起挎包，像是刚刚干完一单活一样又回到那个她租住的小屋。村子里的小店灯火通明，下了工的人们正享受着一天里唯一的轻松时光。顺流逆流的人们与她擦身而过，没有一个人认出她，更没有人知道她叫范雨素，除了和他们一样打工，还是一个写作者。
发于2023.4.17总第1088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我依然是范雨素
记者：徐鹏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