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杭州保姆纵火案”之后，雇主与保姆之间的信任问题成了个很受关注的现实问题。雇主若是工作繁忙难以好好照料孩子，请个保姆是很寻常的事，但若保姆本身存着恶意，人品不佳，很可能酿成意想不到的悲剧让家庭遭受莫大痛苦。
湖南长沙的吴先生夫妇对此便深有体会。原以为找了个老实可靠的保姆，谁知道竟是引狼入室，那个“保姆”带给他们的精神痛苦，多年来累增积压着，几乎要将他和妻子彻底压垮掉。
1994年，吴先生喜得千金，他按照自己早前和妻子商量的为女儿取名“吴某梦”，这个字代表着夫妇俩希望女儿的未来能有无限可能，寓意十分美好。
可谁想到美梦尚未成真，噩梦就降临了。吴某梦的外婆为了让外孙女得到更好的照料，便从劳务市场请了来自湖南某农村的王某来当吴家的保姆。王某看起来勤快又本分，她也主动和吴先生夫妇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吴家觉得她干活还不错，便留下了。
然而，王某心里却有自己的小算盘。她不能生育，没法拥有自己的孩子，之前还离过婚，但她很想要孩子，这样就有人为她养老送终了。10个多月大的吴某梦长得白净可爱，性情乖巧，王某十分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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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7月的一天，吴先生夫妇发现来家还不到半个月的保姆“消失”了，跟着一块儿消失的还有他们最宝贝的女儿。意识到孩子可能是被偷走，吴先生和妻子急得直哭，他们到处求亲告友，拜托帮着找，又报了警，可由于当年的条件有限，王某提供的信息又是虚假，找孩子如大海捞针。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吴先生和妻子找得快要绝望。一年四季，不管刮风还是下雨，只要工作有闲暇，夫妻俩都会去湖南各地寻女儿，他们也闹过矛盾，离过婚，可为了那个共同的目标，仍是复婚了，他们没有放弃，警方也没有放弃。
2009年，吴先生和妻子在当地警方指导下提供了自己的血样，结果被警方录入了“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DNA数据库”。但DNA比对暂时没成功，他们失望地回家了。
直到2021年长沙警方再次进行比对，和吴先生夫妇的DNA样本信息高度吻合的建库人员出现了，那个女子叫王丽，和当年的保姆同姓，住湖南安化，已经结婚生子。得知消息的吴先生和妻子激动万分，出发去见女儿的前一天晚上，连觉都睡不着。
在警方协助下，时隔26年，他们终于见到了亲生的女儿，血样复核证明了王丽的确就是吴先生夫妻俩的孩子，就是当年的吴某梦。原来，这些年吴某梦一直被王某当自己女儿，王某带着她辗转多地打工，养大了她。
吴某梦也将王某当成亲母，虽然她听邻居说过些闲话，说她并非妈妈的孩子，却也没太放心上。当吴先生夫妇和女儿重逢，发现多年过去女儿也已经有了孩子，心中百般滋味难用语言陈说，只得紧紧抱住她。
而王某面对找上来门来的吴先生夫妇和警察，只得交代了自己当年偷偷抱走吴某梦的犯罪事实，目前，她已被警方抓捕归案。
此案中，王某虽然没有对吴某梦进行虐待、奴役，甚至迫使其乞讨等，只是“自己太想要孩子”，故此将王某梦拐走当做自己的女儿养大，但其行为不仅让吴某梦离开亲生父母，对吴先生夫妇造成的精神伤害也无法弥补，同样对社会危害性极大。
王某的行为涉嫌拐骗儿童罪。拐骗儿童的犯罪分子，其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可能是像王某这样自己无法生育便偷孩子，可能是太喜欢孩子，也可能是想使唤孩子为自己做事，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
关于拐骗儿童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条规定，拐骗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那么，“拐骗儿童罪”和“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区别在哪呢？
虽然对象都是不满14周岁的儿童，犯罪分子都主要使用蒙骗、利诱等手段，但，前者的行为人主观上是为了收养孩子或者使唤奴役孩子，后者，行为人目的却是通过贩卖孩子牟利。
一个骗，一个卖。所以，要区分二者，关键是要看犯罪分子是否有出卖孩子的主观性目的。
此外，涉拐卖而非拐骗的话，量刑会更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若有这些情形之一（拐卖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拐卖儿童三人以上的；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儿童的；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造成被拐卖的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将儿童卖往境外的）的，甚至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王某，必须为自己当年拐走吴某梦的犯罪行为付出代价。
然而，吴某梦多年来的确是将王某当母亲的，所以情感上，她无法做到与王某决裂，仍表示王某是自己的一个妈妈，愿赡养王某到老，而她与亲生父母虽有血缘关系，但多年来并无情感的联结，今后的生活中该如何处理血缘与亲情的矛盾也是一大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