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把官员的调动放到一个相当高的位置上。
早在大秦王朝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有了官员调动的先例，那会的调动主要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如若没有这一步，在本就信息闭塞的社会，皇帝没有办法时时刻刻保持着对于地方的掌控，就很有可能会“养虎为患”，出现“天高皇帝远”的情况出现。
为了保持对这些官员的把控，防止他们和地方的各种势力混在一起，那么“调官”的意味就显得非常深远。到了现在，可能调官这个举动就不单纯是因为加强中央集权了，而是在经济建设、国家监管、反腐等诸多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山东大学就一个名为黄少安的教授，在结合中国大量南方官员调动到北方的事实之后，说明了“调官”背后的深意。
黄少安
南北差异，原因众多
咱们先看看祖国的北方，这里大多是自然资源非常丰富，但是建设出来的城市并不具备很大的吸引力，北方的主要支柱性产业，还是在于传统的工业以及重工业。
而南方地区的自然资源虽然不丰富，但是人口的密集程度却非常高，因此在这里发展出来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
再后来，广大的南方地区很快意识到了经济转型的重要性，开始了大规模的产业升级之路，高新技术产业和新经济产业逐渐占据了较高的地位。
而不少的北方城市，在传统的工业化生长得相当舒服，几乎丧失了那种发展的紧迫感，也不在乎自己的产业是否需要升级，很多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比较保守，把创新意识抛在脑后。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看着GDP依然在增长，可从长远来看，这种模式并不利于一个城市的长久发展，想要真正把一个城市发扬光大，就必须各个产业都有所侧重，都能迈开腿走路，如果只靠部分支柱来发展，那么这个城市也很难实现长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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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个世纪末，由于中国全国都在大量搞基建，那会的北方城市的这些第二产业就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的需求量大，他们的订单多，GDP的增长速度也在突飞猛进。
可是尝了一把甜头，因此更是加大力度去搞传统工业，并没有适时的转型升级，现在已经明显发现了正在掉队的味道。
而南方城市受制于资源，只能想尽办法去创新，在夹缝中求生存，现如今那些响当当的互联网高新技术产业，也基本都在南方。提起杭州、深圳这些城市，大家似乎都能想到几个举世闻名的中国大企业。
这种感觉就更像是，没有伞的孩子，只能努力奔跑。
而现在，随着国家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机遇之中，北方已经渐渐掉队了，整个经济都没有过早的转型，如今就算想要突然转型，起步也非常晚了，需要找到其他的路子促进整个经济的协调性。
纵观整个北方，除了北京之外，还有哪个城市能发展起响当当的互联网科技产业呢？排在中国城市竞争力的名单之中的，北方只有两个城市，一个就是北京，另一个是天津，俩还紧紧的挨在一起，这足以说明巨大的南北差异。
可怕的是，这种差距还在不断的扩大过程中，怎么解决已经迫在眉睫。
发展的不均衡，不能只能说地理位置的原因，这个国家的体量实在太大了，想要拉着这么多省一起奔跑，本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
南北的差异大，东西之间的差异更大，想要规避这些差异也是完全不现实的。每个省份都有自己能够利用的地方，只要利用的足够好，还是能找到全新的发展机遇。
可是，对于北方来说，在传统经济下的甜头早已让两代人渐渐习惯，突然的创新，又如何能深入的推广下去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到了“调官”。
把南方的官员调去北方，将自己先进的管理经验与发展思路运用到北方城市中，起一个好的表率作用，让大家都能学习到先进的经验，在新时代不断寻找着新路子。
由于我国是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建设国家，广大民众对于领导干部的决策也十分依赖，那么这些领导在地区的治理过程中就发挥着重要作用。
现在身处于东南沿海地区的领导干部，经历了四十来年的改革开放，对于如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早已是得心应手，他们很清楚一个地区该怎么样乘着开放这股风去发展起来，在各个省市之间都形成了你追我赶的势头。
而当时的北方，还基本都在进行的传统工业，似乎没有反应过来。
基于南北之间的差异，将南方的领导干部送到北方地区去指挥发展，本就是一个目光长远的决定，对于推动各地区发展有着深刻的意义。
这种举措，能发挥出我国的优越性
我国是一个正在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于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我国的政治制度有着自己的优越性。跟我国对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洋彼岸的美国。
他们国家的总统并不具备特别高度的把控能力，各个州都有着自己的想法，很多州长的目标就是为了服务于自己辖区发展，并不在乎隔壁州过的怎么样，就连一些法律，都是这个州有那么州没有，发展的不均衡非常明显。
其实，在美国当总统是个非常令人头疼的工作，不仅要顾忌到每个州的选票，还要在发展的过程中找到一个侧重点，手心手背都是肉。
而且各个州也不愿意有太多的贡献，在一些大的问题出现以后，各个州之间几乎都没有什么有效的交流，反而喜欢互相踢皮球，指责对方的州不对。
那么，这种问题发生以后，到底该如何追责？想都不用想。因为作为一个州，只要自己的发展没有出现问题，其他地方根本不需要自己操心，每个当地政府，都有着自己的想法，维护本地的利益才是一切的核心，那些多余的举措，人家才懒得去考虑。
而中国，就有规避这种风险的优越性。当发展出现不均衡和需要支持的时候，其他省份都会在国家的把控下倾囊相助。
回到建国最初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国家走的是计划经济的路子，南方的资源不多，想要自己发展起来本就很艰难，在这种情况下，全部仰仗于北部地区的支援，才给南方打下了家底。什么东气西输，南水北调等，都是在国家的总体把控下的结果。
北方当年对于南方的帮助，是“授之以渔”，现在把南方的领导干部调往北方，同样是“授之以渔”。
特别是转型升级这几十年来，北方的发展主要是依托于资源，并没有过多考虑其他行业协同走路，而南方在资源的稀缺下，不断寻找着突破困境的路子，逐步造成了这种发展的不均衡。
新兴产业在国家经济的占比中越来越大，这就同样要求着北方地区也能突破“靠山吃山”的枷锁，尽早实现大规模全面的发展，可惜想要自己研究出来一条路已经非常晚了，这个时候就需要南方思想的帮扶。
在这种情况下，南方的领导调往北方的决定就应运而生了。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南方很清楚，想要实现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关键就要利用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需要当一只看不见的手，放市场去自己寻找发展的路子，可一旦当市场出现了问题后，这只“看不见的手”才能现出原型，对于市场进行管控。
而在北方的资源型产业中，市场的参与度本就很低，因此北方形成了一种习惯于服务资源的想法，跟着此前国家的发展之路去走就好了，反正这些传统的第二产业依旧能给GDP带来贡献。
黄教授此前就提出过一个重要的论点，“北方经济的持续衰败，关键问题就是没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那些经历了几十年市场开放的南方领导，就如同一管管新鲜的血液，持续不断的运往北方地区，为北方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北方并不是没有发展的基础，论资源，随便甩南方地区几条街，可是在长久的固化思维中，缺乏市场经济体系的研究，南北之间想要携头并进，关键在于北方需要突破这种思维束缚。
服务型政府，在南方地区的建设可谓是突飞猛进，大家已经似乎有了一种感觉，政府的作用就是给市场当好副手，只要市场不出现问题，那么政府就大胆放手让市场去自己磨合。而北方地区大多寄托于中央的调控政策，创新似乎并没有被重视起来。
南方的领导干部来了，就是要寻找到北方突破困境的路，从上而下去改变一种思想，想让经济快速发展，单纯依靠那些第二产业是完全不够用的，关键还是要靠市场的活力，只要激发了市场，才能让整个经济处于一种全新的发展势头下。
当然，北方也有自己的优势。那些领导干部在维护国家稳定和社会安全上，同样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这样的领导干部对调，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人才之间互相学习的一个过程。
现在这些对口的合作与学习，由东西到南北转移。虽然未来依旧需要很多时间，但是这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的发展趋势，只要能够充分实现协调发展，我们的国家才能越来越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