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的妻子
顾城，天才诗人，同时也是男人，是丈夫。二十年后，好友们的回忆更多地拼凑出了作为丈夫存在的顾城。他是个大孩子，这是最多人的共识。一切要以他的个人意志为主，他饿了，就会洗劫朋友家的冰箱甚至抢夺儿子的吃食。他冷了，就要马上去商店买衣服，不然就坐在地上。他不喜欢妻子买东西，也不喜欢她做饭，因为这有违他田园生活的理想……在他和谢烨的婚姻生活里，他是绝对的主人，是一个附着在谢烨身上的巨型寄生虫，虽然百无一用，但还在用他敏锐的大脑指挥女人奔跑。在精神上，他更是“光芒城堡里的伟大的可汗”（顾城自称），谢则是不可或缺、全心全意替他干活的侍女。顾城和谢烨的这种关系，通常被称之为攫取者与供养者的关系，这在艺术家的婚姻中极为普遍。攫取者通常是男性，他们富有才华，于是凭借才华无限度地索取爱与关怀；供养者通常是富有奉献精神的女性，作为上世纪80年代最典型的文学女青年，谢烨仰慕天才，陪伴在侧，打点一切事务：开车，做饭，交际，把他说的话录下来唯恐遗漏，吃植物，把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寄养在别人家。
问题是，攫取者与供养者的关系只是一种短暂的平衡，极度不平等的关系最终会在某个时间点爆破，爆破的通常情况是供养者越来越不胜其负，不胜其烦。面对顾城这个越来越庞大、越来越蛮横的被供养者，谢烨坚持了十年，最后投降了。她可能爱上了新人，也可能没有，反正她准备撤了。她先是天真地想让英儿接班，千方百计地把英儿从北京办过来，欣然接受一男两女的生活格局。但英儿显然不是谢烨，她也是一个攫取者，是个平常人，没有牺牲全盘的勇气，她跟洋老头走了。但谢烨还是要撤，顾城这下慌了。
汉学家顾彬一针见血地说过，“很少有人知道的是：若没有谢烨，顾城便失去了生活能力，作为诗人也是不可思议的。她誊写和审编了所有那些让他出了名的稿子。他只能通过她说话，失去她，也就等于失去他的语言和他自身。他知道这点，而她也肯定知道”。所以，顾城在遗书上写，“烨要跟别人走，木耳我也得不到。妈妈，我没法忍了”。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攫取者仍然认为供养者应该无偿地奉献给他。如果不，就是欺骗，如果不，他就要亮出斧头。
顾城总戴着一顶奇怪的帽子是为什么呢
美国人艾略特·温伯格说顾城的帽子“布料取材于蓝色牛仔长裤的一条腿”。
艾略特·温伯格对顾城的第一个提问就是帽子，艾略特·温伯格写道：“第一天晚上，顾城、谢烨和我去了一家唐人街的餐馆，当我们坐下后，我的第一个问题早就准备好了，就是关于他的帽子。他告诉我，经常戴着这顶帽子，这样他的任何想法就都不会从头脑中溜走。谢烨说他睡觉时也戴着这顶帽子，为的就是防止梦也悄悄溜走。”
其实，这个理由靠不住，不过是，应景的回答罢了。
关于帽子的来历，舒婷的说法比较可信。
舒婷说：
回到1992年春天，我在美国见到顾城，就指着那顶布帽子大笑：“顾城，那是什么东西啊？”谢烨说：有个外国老太太送顾城一顶直筒羊毛织帽，顾城很喜欢，老戴着脱不下。帽子扯坏了，他灵机一动，剪下旧牛仔裤一截裤管，试着当帽子，喜欢得不行，从此帽子仿佛长在脑袋上，成为象征。关于帽子，版本很多。如果顾城高兴，他会说，方方正正像故国的北京城。不耐烦了，他就淡淡的：我怕冷。有时候，他会顺题玄妙发挥：安全慼啦避雷针啦保护伞啦等等。顾城个子小，头发稀疏了，高帽对他其实很合适。
实际上，他戴那么奇怪的帽子，主要就是因为个头矮。
陈力川说：
我建议他把帽子摘下来装栗子，他不肯。他说他个头矮，全靠这顶帽子显个呢。中山装和直筒帽是顾城的装束最与众不同的地方，甚至可以说是他的身份特征。他的帽子有用平绒、灯芯绒做的，也有用牛仔裤裤腿做的。
顾城在德国说：“当我完全不在意这个世界对我的看法时，我就戴着这顶帽子，也就是说，我做我想做的事情。不过这顶帽子确实是我和外界的一个边界。戴着它给我一种安全感。它像我的家。戴着帽子，我就可以在家里走遍天下。”（《无目的的我——顾城访谈录》，《顾城诗全编》，顾工编，上海三联书店）
其实，这种解释是很矫情的，搁到现在，是否该说：我这是要为接收外星人给我发的信息呢？
所以说，他的很多说法都是烟雾弹。
有人补充说：这是学徐志摩。
一代天才诗人顾城为何选择杀妻自缢
“伟大的诗人都不是现存功利的获取者，他们在生活中一败涂地，而他们的声音，他们展示的生命世界，则与人类共存。”这句话来自顾城1986年10月于漓江诗会上。
言为心声，这是顾城的心声，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生活的写照呢？
他的生活也的确可以用“一败涂地”来概括，尽管他名声在外。
据诗人舒婷讲：
八十年代顾城四处投稿，连福建最偏僻的县文化馆都可以收到他的一摞手稿：随便挑着发吧。于是稿费三元五元零星地汇来，白菜粉丝中可以加土豆了。有次居然来了一笔50元巨款，小两口商量后，手拉着手步行穿过八一湖公园，去小储蓄所存钱。次日，不幸车轮胎爆了要换，两人相挽去取十块钱；第三天，正逢白菜大贱卖，又取十块钱；再一天，他们刚进储蓄所，还未开口，柜员先发话了：“你们能不能把明天的十块钱一起取走？”说的也是，正是因为他们每天这样来回走路，鞋子又破了。
1992年5月，舒婷与顾城谢烨同行时，顾城谢烨描述新西兰日子，“语气幽默快活，实质依然艰辛坎坷”。他们儿子寄养在毛利人那里，然而，他们连象征性的抚养费都付不起。
王安忆分析：顾城选择去国，是为从现实中抽离，岂不知抽离出具体的处境，却置身在一个全局性意义的茫然中，无论何种背景身份都脱逃不出的。抽离出个体的遭际，与大茫然裸身相向，甚至更加不堪。
陈力川说：
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顾城和谢烨是1992年12月28日。那时外界纷传顾城和谢烨要离异，他们都结识了新人。顾城的女友叫英子，谢烨的男友叫大渝。晚餐结束的时候，我婉转地问顾城和谢烨：“你们还好吧？”没想到顾城回答说：“我早晚要杀了谢烨。”尽管当时听起来口气好像是开玩笑，但我和金丝燕都禁不住一愣。谢烨勉强地笑着说：“跟顾城在一起活得很累。”
顾城没有从奋斗中收获自信和从容，而是原本就是神经质的他，在一地鸡毛的现实困境中，更加走向了偏执。
顾城说：“中国人只创造了两个理想,一个是山中的桃花源,一个是墙里的大观园。”这两个理想，他都实践了，只可惜都没有成功。从1988年开始，顾城和妻子谢烨，以及后来的情人英儿，三人隐居在新西兰激流岛，过着世外桃源，甚至还有几分女儿国色彩的生活。可是他铸造的精神家园，是违背人性的，至少违背人之常情。英儿说：“我渴望过正常的生活”。谢烨也过得很累，谈到谢烨说：“在现代社会企图过原始的生活，是很奢侈的！”所以她俩注定会逃亡。顾城说；“我的笑话不过是把大观园搬到了山里，忘了林黛玉的药锄是葬花用的。”他还得用药锄刨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