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7月23日凌晨时分，位于新疆东南地区的一片戈壁滩上，一名穿着皮大衣，倚着大炮睡觉的男子睡眼惺忪地睁开了眼睛。
男子名叫黄大豆，是本地的民兵班长，只见他咂把了两下嘴，迷迷糊糊地起身想要拿水壶喝水。然而，当他看到不远处摆着的吃剩下的小菜和空空的酒瓶时，猛然察觉到似乎有什么不对。
扫视了一圈周边，黄大豆试探性地喊了声：“二狗？”
空旷的戈壁上，他的声音显得格外突兀。
黄大豆又围着大炮转了一圈，没找到“二狗”的皮衣和自行车，他仿佛明白了什么似的，情不自禁的破口大骂起来：“这三个孙子！留老子一个人在这里看大炮，都自己跑回家享福去了！”
骂着骂着，黄大豆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心想要不然自己也回家睡觉去算了。也正在他纠结的时候，戈壁滩上突然传来了几声凄厉的狼嚎声。
这下子黄大豆是彻底坐不住了，他回头看了看大炮，心想:“也没人会吃饱了撑的偷这玩意儿，何必在此受罪？”想到这里，他猛地翻身骑上自行车，“嘎吱嘎吱”地回家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后，天空开始微微亮了起来，觉得戈壁滩上的狼应该走了的黄大豆，揣着两个玉米馒头，骑着他那辆破自行车回到了工作岗位。然后他就看到了终生难忘的一幕：原本好端端地放在那里的大炮，竟然离奇的消失了！
不翼而飞的大炮
时间回到7月上旬，新疆阿什尔汗镇的枪械修理所接到了一个任务，维修、保养阿克苏军分区淘汰下来的3门120大炮并移交给当地的民兵训练用，以提高本地民兵的作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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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星期后，三门大炮都修好了。枪械所按照相关规定向军区作战部提出了试炮申请，不久之后得到了“于7月22日下午两点，在枪械所12公里外的戈壁滩上进行试炮”的指示。
按照流程，一旦试炮成功，这三门炮将马上移交给民兵部队，因此在试炮那天军方还调来了镇上的一些民兵。
试炮一般而言用不了多长时间的，结果这次却出了意外，三门炮中的两门各方面都没问题，唯独第三门炮在试炮时出了故障，虽然一直在抢修，结果一直修到了下午五点都没修好。
要知道，新疆基本上常年不下雨，夏天的戈壁滩，温度也经常能达到五六十度，据说把生鸡蛋埋沙子中，一会儿能直接给煮熟了。
也正因此，这边炮还没修好，三名最先赶到现场的民兵就因为中暑直接昏迷了过去。
负责现场指挥的枪械所林德衡科长见状，赶紧让一辆运大炮的“解放牌”汽车将这三名同志送往后方急救。
汽车走后，维修师傅又修了两个小时的大炮，虽然还是没修好，但坏的原因他倒是找到了，大炮的一个零部件出了问题，得回枪械所取新的零件来。
问题是这车一来一回再加上维修时间，天说不定就得黑了。因此有人就提议干脆明天再修，试炮也推迟到明天。
这时，另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原本这三门炮是三辆车运来的，现在现场只剩下两辆车了，剩下一门炮咋办呢？
经过商议后，大家觉得要不就把那门坏炮留下吧，反正就一晚上。民兵营长忻平章甚至主动提出：留守的人可以由他来安排。
之后，忻平章先点了两个人留下看大炮，又点了黄大豆、“二狗”、关虎、马立鸣四个民兵，让他们跟着大家一起回去吃饭，吃完饭后赶紧回来接班。
林德衡原以为，四个人守着一个大炮，再怎么着也不至于把大炮看丢了，结果23日早晨他正吃着饭呢，黄大豆却突然闯了进来，着急忙慌的喊道：“大炮不见啦！”
谁是“黑手”？
林德衡得知大炮不见了后，也没来得及发火，直接拽着黄大豆去了所长办公室。枪械所是副团级单位，所长是一位打过鬼子的老八路，当他听完事情经过后当即就破口大骂，但没有明言骂的是谁。所长说，他参军这么多年，还从来没碰到过丢大炮这种丢人的事。
骂过之后，所长直接给本地驻军司令部打去了电话，该部队的团政委是他的老战友。
老战友接到杨所长的求助电话后，只是表示爱莫能助，建议他向上级报告，还说如果找到了大炮的话，他可以派人帮着把炮拉回来。
狠狠地挂掉电话，杨所长也冷静了下来，跟上级报告了这一突发事件。
当新疆军区的领导们知道此事后大吃一惊，这大炮可不是闹着玩的，此时新疆、青海的大漠深处还有零星的国民党残匪出没，一旦大炮落到他们手里，那后果绝对不堪设想。
为此，军区领导很快就给枪械所发来回电，要求他们“彻查此案，追回大炮，可以和地方公安联系，获得他们的支持。”
23日傍晚，县、地区的公安机关派来了8名侦查员协助枪械所追查大炮。之后，这8名侦查员和枪械所5名保卫人员组成了“120专案侦查组”，由枪械所保卫科长钟铁和地区公安处副处长马文新共同负责。
军方之前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办案经验也不足，没有保护现场意识。当专案组的大家开着车抵达现场时，发现现场一点也有用的痕迹都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只能先召开案情分析会，希望集思广益的找到破案方向。
很明显，大炮那么重，一个人是偷不走的，肯定是团伙作案，而且他们手里得有汽车。
现在嫌疑最大的，就是看守大炮的黄大豆等4人。想想也是，四个人碰巧一起离开了，然后炮就被偷了，这事怎么想怎么不正常。
阿什尔汗镇没有派出所，所以黄大豆四人分别被传唤到了公社进行询问。
黄大豆离得最近，他第一个抵达了公社。
黄大豆交代，当天下午，他们四个人中马立鸣第一个离开的岗位，然后是关虎。本来他和“二狗”约好了一起守到明天，还专门一起在戈壁滩上喝了酒，结果自己一觉醒来“二狗”却不见了。
之后，黄大豆就一个人回了家。黄大豆的老婆既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也是一名党员。当她得知黄大豆因为怕狼就不顾任务跑回家后非常生气，指着他就是一通大骂。黄大豆也不甘示弱，直接和老婆吵了起来，因为声音太大，左邻右舍的都惊动了。
两人一直吵到了天快亮，黄大豆就骑着车子返回了现场，结果发现大炮不见了。
第二个接受审讯的是马立鸣。
马立鸣称昨天正好是他大侄子的5岁生日，他兄弟六个就这一个男丁，说什么都得到场。马立鸣原想着到了之后意思意思就回来，谁知道去了之后兄弟们太热情，大家喝了很多酒，烂醉如泥的他就在弟弟家睡觉了。
在审讯马立鸣期间，“二狗”也来到了公社。他先是油嘴滑舌的一通乱扯，最后才老实交代。昨天晚上喝完酒后他就睡着了，结果半夜感觉肚子疼，就跑回家熬了点草药喝，喝完之后他就直接在家里睡觉了。
最后抵达的关虎本来不愿意说自己干嘛去了，在知道了此事的严重程度后，吞吞吐吐的交代了22日离开的原因：
“我婆娘长得有些姿色，就······喜欢招蜂引蝶。去年我曾把她和一个男的堵在家里过。自那之后我就不敢让那婆娘一个人在家里过夜了。昨天那婆娘回娘家，说的当天就不回来了，所以我才答应帮着看大炮的。谁知我昨天回去吃晚饭时，发现她竟然回来 。当时我就不愿意去了，勉强到了现场后，越想心越悬，就偷偷的溜回家了。”
经过专案组的严格调查，最终确认这四个人说的都是实话，本案也陷入了僵局之中。
难题
在专案组对四人进行调查的同时，万里之外的林彪也知道了此事。他顿时勃然大怒，作为一个老军人，林彪对武器有着很深的感情，也正因此，当他知道部队竟然把大炮弄丢了后，顿时火冒三丈，专门下达批示：
“务必严查，追回大炮。”
在这种情况下，自治区公安厅又派了三名侦查员前往阿什尔汗。
三人中为首的人名叫左先琨，这一年五十多岁了，他虽然没担任什么具体的职务，但因为经验丰富，只要一有疑难案件厅里面总会安排他到场，他的工作相当于“顾问”。
26日晚上9点，扩充后的专案组再一次召开了案情讨论会，这一次大家争论得很激烈，争论的焦点就在于：犯下这一罪行的到底是不是残匪？
警方这边的代表认为，犯下这一案件的很可能是国民党残匪，他们自50年代以来多次盗窃地方和军队物资。而且，一处距离阿什尔汗四、五百公里远的地方曾经有残匪出没，他们有重大作案嫌疑。
对于这一想法，军方的代表经过仔细研究后却提出了反对意见：
“任何人作案都要有动机的。如果本案是残匪所为，他们偷大炮干什么？虽然大炮的杀伤力很大，但它也是个重型武器，残匪现在的处境偷大炮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一来带着大炮行动不便，二来也没有炮弹，三来也难以靠近攻击目标。
残匪们现在的首要目标是生存下去，之前盗窃的物资也都是被服、枪弹、粮食等和生存密切相关的物资，带着大炮到处跑就相当于给自己戴上了一层镣铐。
十几年前追剿残匪的时候，他们就曾丢弃过大炮，主要是嫌弃大炮太拖累行进速度了。说句玩笑话，就是送给他们一门大炮，他们也未必肯收下。”
军方的逻辑很严谨，成功说服了警方，专案组因此排除了残匪作案的可能。
可要是不是残匪干的，那又是谁偷走的大炮呢？
老公安
在之后半个多月里，专案组又围绕着汽车进行了多方调查，结果一点进展都没有。
正在大家一筹莫展时，8月16日，老公安左先琨突然提出了一个特别的建议：“也许，我们应该清查一遍全镇的牲口。”
因为左先琨的这一提议实在太过没头没脑，所以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
只见左先琨不慌不忙地说道：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考虑，这起案子会不会只是民间一般的刑事犯罪分子做下的呢？他们弄不到那么多汽车，但是有替代物——牲口。别忘了，在战争年代，我们的部队是曾经用牲口拉过大炮的。
我甚至还亲眼见过，三头健壮的牲口就能拉走一门大炮。现在我们调查完了汽车，接下来也该查一查牲口了。”
左先琨的这番话让专案组的大家茅塞顿开，一致决定：
“从查牲口着手，开拓一条新路子。”
专案组的大家先是对本公社下面的生产大队进行了彻查，结果没发现任何异常。
对这一结果，大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开始调查附近的三个公社。这一查不要紧，还真发现了一个问题：福冒沟村12头牲口中的四头牲口，两匹马和两匹骡子最近生病了，兽医说是饲料有问题。
左先琨对此很重视，他觉得四头牲口正好是拉得动一门大炮的运输力。专门在第二天带着两个人去了福冒沟村。
经过跟生产队长交流，左先琨得知牲口饲养员叫王子灵，这一年31岁，去年刚当上饲养员，工作的也很卖力。
在他们聊天的时候，王子灵也知道了左先琨等人的来意，只见他匆匆忙忙地登上自行车，留下一句“我去叫个人！”就离开了。
左先琨没有理会这个插曲，一边观察着圈里面生病的牲口，一边“不经意”地问道：“这四头牲口，平时生不生病啊？”
“这些是村里最好的牲口了，平时它们精神着呢。现在它们一病，很多农活都得耽误了。”
“那，它们是什么时候生的病啊？”
“我算算啊，嗯，应该是上个月20日。”
“哦，已经一个月了啊。”
掰着手指头算日子的生产队长没有注意到左先琨脸上一闪而过的失望神色，仍然认真地算着日子：“啊，我想起来了，应该是23日！那天我儿子生病，发高烧到40度，我那口子就去找王子灵借牲口，他说牲口生病了，把我那口子轰出来了！”
一听这话，左先琨心里有了底。他还没来得及说什么，王子灵就载着一个男青年回来了，介绍说这人是公社农技站的吴呈一兽医。
只见吴呈一信誓旦旦地跟左先琨等人保证，那4头牲口患病原因就是吃的饲料有问题，所以才会拉肚子、不吃饭。
然而，左先琨在中午和大队支部书记吃饭时却发现了疑点：“村里明明有位姓黄的兽医，而且技术也有口皆碑，王子灵为何要舍近求远的跑去找公社农技站的兽医呢？”
支部书记告诉他，那是因为吴呈一是王子灵的表哥。
左先琨听后不置可否，回到落脚地点后赶紧给专案组打电话，要求再派几个侦查员过来，想办法和黄兽医接触接触，搞清楚牲口患病的真正原因。
事实证明，左先琨的眼光的确很独到，黄兽医知道了侦查员来意后主动透露：“我怕那些牲口患传染病，曾趁着王子灵不在进去看过。那四头牲口生病根本不是因为什么饲料问题。依我看，它们生病有两点原因：一、牲口脱力；二，脱力后暴饮冷水。”
在黄兽医看来，那四头牲口很明显干了什么超体力重活，比如走了长途，拉了重物，体力消耗太大，之后又喝了很多冷水，最终生病了。
真相
黄兽医的话，相当于基本坐实了王子灵的作案嫌疑。专案组经过秘密调查，确认王子灵最近经常和他的两个外村朋友关宝宗、钱青根秘密往来，一起喝酒。
8月27日，专案组同时控制了王、关、钱三人。经过一个小时的分别审讯，三人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并交代了作案经过。
原来，关宝宗、钱青根曾经搭伙做过小炉匠，对金属很看重。一斤废铁能卖1毛5，一斤废钢能卖3块钱。当时一个工分才几毛钱，因此他们俩一直想方设法的捯饬废铜烂铁。
问题是，大家都知道这些金属值钱，没有几个人会乱扔。方圆百里搞金属最方便的地方，就是枪械修理所，他们俩曾经经常去那里捡一些边角料换烟酒钱。
渐渐地，两人的胆子大了起来：“我们何不偷一门大炮呢？偷到之后先埋起来，等风声过去了我们再拆零件卖钱。”
胆大包天的两人自知拉不动大炮，于是又找到了饲养员王子灵入伙，许诺事成之后分他三分之一的“好处”。
之后，他们仨一直在寻找机会，结果因为部队管得严，他们蹲了半年点都没能如愿。
直到22日那天，他们听说有门120大炮要放在戈壁滩不拉回去，而且只有几个民兵守卫后，顿时来了兴致，在当天晚上凌晨时分拉着四头牲口前往了现场。
当时，他们随身带了猎枪和刀子，想把那四个人“弄死”后再偷炮。结果到了现场后却发现这里空无一人，大喜之下，他们就用牲口将大炮拉到了5里外的一个沙丘旁藏了起来。
自以为干成了件“大事”的三人回村之后，发现四头牲口变得病病殃殃的，一点精神没有，王子灵担心被人看出来，就跑去找到了表哥吴呈一，说因为自己“干私活”，场里面的几头牲口生了病，希望他能帮着治疗一下，并严格保密。
吴呈一哪知道表弟的“私活”竟然是偷军火，爽快的答应了。
好在，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王子灵等人最终还是露出了马脚，他和关宝宗、钱青根在不久后被执行了枪决，而那门失窃的大炮也安全的回到了军方的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