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的资料有谁晓得
鲁迅先生除了自己的绰号多之外，还喜欢给人取绰号，他给人取绰号，多能从本质入手，很是活灵活现。香港《大公报》曾有篇拾得先生的文章，说的就是他老人家爱给人取绰号的事儿。
鲁迅先生在东京时，听章太炎先生讲小学，同学八个人，钱玄同即其中之一。钱先生生性好动，最不喜静，老是喜欢在席子上爬来爬去，鲁迅先生于是就称之为「爬来爬去」。
严复行文，常常自称「不佞怎样」鲁迅先生也就叫他「严不佞」。后来章太炎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严复，是这样说的：「就实论之，严氏固略知小学，而于周秦两汉唐宋先儒之文史，能得其句读矣。然相其文质，于声音节奏之间,，犹未离于帖括。申夭之态，回复之词，载飞载鸣，情状可见.……」
鲁迅先生对“载飞载鸣”这四个字，大感兴趣，从此改称严复做「载飞载鸣」，不再叫他「严不佞」了。
当时有好事者把这两个绰号连起来做成一幅对联，很是工整：
钱玄同爬来爬去，严几道载飞载鸣。
鲁迅先生爱给人取绰号，由此可见一斑。
鲁迅先生是怎样死的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鲁迅先生病逝于上海，终年56岁。鲁迅去世后，围绕着他的死因，出现了各种争论。虽然当时的结论是死于肺结核，但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专家曾对他的X光片进行集体会诊，却发现了蹊跷。
（鲁迅）
那么，导致鲁迅先生去世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鲁迅先生去世得十分突然。在10月17日的上午，他还在伏案写作《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午后，鲁迅先生还能外出访友，并顺便到内山书店转了一趟，到家以后天色已晚。傍晚时分，周建人前来看望他，两人还拉起了家常，就搬家事宜进行了商讨。
但是到了晚上，鲁迅先生就呼吸急促，卧床不起。多年的医生兼好友，日本人须藤诊断为肺结核导致哮喘加剧，引发心脏性哮喘。对鲁迅先生采取了吸氧、注射药物缓解等方法，最终也没能挽救鲁迅先生的性命。
19日凌晨5时20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鲁迅先生与世长辞了。
现在看来，鲁迅先生所患的就是肺病，这跟他的家族病史有关。据鲁迅回忆，他的父亲就曾患肺病，并且在他16岁时，父亲就因为“庸医延误而过早离世”。
鲁迅也很早就患上了肺病。早在1912年，在鲁迅的笔记中，就已经多次出现“肺痛”“肋痛”“呼吸困难”“发烧”等记叙。在1935年他在给母亲的家书中，也提到被肺病折磨“已经二三十年”，并悲观地认为自己的肺病是不会断根的，要想治愈也是不可能的。
肺结核在现在已并非不治之症，但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却是要出人命的。那么，鲁迅先生真是死于肺结核引发的哮喘吗？
上世纪80年代，上海方面组织了20多位医学专家，对鲁迅生前拍摄的一张X光片进行了集体会诊，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鲁迅先生并非死于须藤诊断的肺结核哮喘，而是自发性气胸，也就是大家俗称的肺气肿。
（鲁迅旧照）
那么，问题来了，当初鲁迅的私人医生须藤究竟是误诊呢，还是如传说中的故意延误，以致谋害鲁迅呢？
须藤医生是何许人也？须藤全名为须藤五百三，1898年毕业于日本一家医学学校，曾以军医的身份服役于日本陆军，随部队来到中国。后来回国供职于地方医院，短暂担任过朝鲜总督府黄海道慈惠医院院长。1918年退役后又来到上海，开设了“须藤医院”。
实际上，须藤之所以会成为鲁迅的医生，和鲁迅的儿子周海婴有很大的关系。
小时候的周海婴也曾患有哮喘，其他医生的药物几乎不管用。后来，内山先生便向鲁迅推荐了经常给他看病的须藤。没想到他对周海婴的治疗效果挺好，于是便顺理成章地替鲁迅看病了。
久而久之，鲁迅和须藤的关系就超出了医患关系，成为了好朋友。
不过，须藤还有另一层身份，他是上海日本“在乡军人会”的副会长。这是一个有着侵略性质的社团组织，须藤在家中安装了电话，经常在电话中和会员们讨论中日冲突问题。
鲁迅先生虽然善待日本友人，但对日本侵略者是相当敌视的，特别痛恨他们的暴行。也许是周建人有所察觉，曾经提出最好不要让须藤继续为鲁迅看病，但被鲁迅以半途换医生不妥为由拒绝了。
（鲁迅和许广平）
如此看来，须藤应该十分清楚鲁迅先生的病况了。那么，在鲁迅先生病危之际，他是否全力救治了呢？
其实在鲁迅去世半年前，他的病情还曾惊动了宋庆龄。在她的亲自过问下，美国友人史沫特莱请来了美国肺病专家会诊。
专家得出的结论是，鲁迅胸膜大量积液，病情危重，需要马上做抽水处理，才能退烧并恢复胃口。专家还进一步指出，如果按此方案抓紧时间治疗，鲁迅至少会存活10年。如果任由病情发展，恐怕只有半年的时间。
但是，须藤并未听取美国专家的意见，还是按照肺结核对鲁迅展开治疗。在其后宝贵的半年时间里，须藤的治疗不过就是固执的、表面化的，或者说就是贻误病情的无效治疗。
到了10月18日鲁迅病危时，须藤也没有请教就在上海当初会诊的美国专家，而是自作主张地请来医术水平稀松平常的松井会诊，从而断定为肺结核引发哮喘。
鲁迅夫人许广平还提到，鲁迅临死前一天，病情颇为危急，呼吸局促，大汗淋漓，十分痛苦。她询问须藤医生病情的发展情况，须藤还自信地说：“过了今天就好了。”
许广平非常后悔听从了须藤的话，没有坚持另外请人医治。到了凌晨时分，鲁迅终于因心脏衰竭而亡故了。
于是，周海婴在《我与鲁迅七十年》一书中，对须藤的医术和人格耿耿于怀，认为父亲的死，纯粹是须藤的误诊造成的，甚至怀疑须藤就是在蓄意谋害。
不过，也有人认为，须藤并非有意延误鲁迅的病情，实际上就是他误诊了。
如果须藤要故意谋害鲁迅，断不会轻松瞒过他多年，因为鲁迅本身就是学医出身的，他的医学水平其实并不低。要不然，他也不会长年聘请须藤替自己看病。
（参考资料：《我与鲁迅七十年》等）
鲁迅的经济状况怎么样他的收入到底如何
鲁迅儿时家道中落，从十二岁起经济条件变得不好，常常要典当来为父亲筹措药费。
二十二岁开始到二十九岁，在日本留学，每月得官费三十六元，没有结余，偶尔做些校对、翻译工作，得些报酬，也并不多，勉强维持生活，其弟周作人想留在东京学法语，都拿不出学费，经济拮据导致鲁迅提前回国参加工作。
二十九岁回国后，鲁迅先是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担任教员，一直到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共是两年时间，这段时间的收入没有找到资料，并不很清楚。但当时的中学教员，拿到一百多元的月薪应该是不难的。
三十二岁进入教育部后，鲁迅的收入大约是每年三千元，但常常被欠薪，到手的常常不是足薪。他还有在北大和女高师兼职上课的一笔讲课费，刚开始是每月八十八元，不算高，但衣食无忧，还有余力买书、买版画。有了稿费，刚开始也并不高，四十三岁（一九二三年）拿到六十九块，第二年，鲁迅的稿费收入暴涨，达到七百多元，又拿到八百多元的讲课费，两项收入相加超过了他的正式工资。
一九二七年，四十七岁时，鲁迅离开教育部前往中山大学，那时他已是著名撰稿人了，这一年的稿费、版税、费再加上“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的进账，他这一年共收入三千七百多元，这个收入比北大一级教授胡适的年薪还要高，相当于比胡适多拿两个月工资，当然胡适还有其他收入（论赚钱，胡博士是很厉害的），算上那些收入，胡适的收入高过鲁迅几倍。
后来在上海的九年里，鲁迅步入了写作生涯的黄金期，收入也日趋稳定，大约是年入国币七八万元，约合每月723.87元，学者陈明远认为这笔收入相当于现在的每月领薪超过四万。所以鲁迅的经济条件在当时还是非常不错的，和胡适一样处于知识界的第一梯队（当然不如胡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