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道路前途是光明的,但过程是曲折复杂的,有在前线奋勇杀敌而牺牲的,也有因对在革命道路上的不同认识而误伤的.闽东的"南阳事件"就是其中一例.
陈挺,福建省福安市白石乡山头仔村人。1932年参加 闽东 兰田暴动，随后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闽东 独立三团特务队队长， 闽东 红军独立师连长，福寿（ 福安 、寿宁）独立团特务队队长，独立四团团长，参加了开辟闽东苏区的斗争，坚持了闽浙边三年游击战争。建国后评为少将军衔.他在回文章中提到当年的"南阳事件":
"1936 年底，闽东革命史上发生了一起令人痛心的“南阳事件”。在当时复杂的历史条件下，由于闽东党领导人和临时省委领导人在斗争方针，组织指挥以及一些历史问题上的看法分歧越来越大，矛盾越来越尖锐，促使临时省委领导人决心以武力来解决两地党和红军的统一问题。这年 10 月间，叶飞同志带着我们纵队到浙江庆元县南阳村开会，没想到叶飞和我们几个支队干部参加他们设办的晚宴时被挺进师同志抓起来，二纵队的一、二支队 100 多名干部战士也被强行解除武装，在一场混乱中随我赴宴的王明星不知怎么让他溜了出来，危急中抢先把驻在村边的三支队人马拉出来，一口气跑回寿宁县的上地洋附近找到了闽东特委常委范式人同志，保全了我们纵队的最后一个支队，使 60 多名战士免受毁灭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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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叶飞等干部被抓后，一批不满他们行为的队干部被杀害，一、二支队战士则被分散编人挺进师部队。也该我和叶飞同志命大，几天后挺进师部队在押解我们去浙江泰顺临时省委驻地途中，不意遭到浙江敌保安团部队的袭击，混乱中我借机跑出来，回到了寿宁温当洋的特委办事处。第二天叶飞同志也拖着负伤的左腿一拐一拐跑回来了，我们见面时既高兴又痛心，高兴的是我们都活着回来，痛心的是损失了两个支队 100多人。
王明星看看我回来，一时激动得热泪盈眶。我间他怎么逃出来的，他告诉我，赴宴时他与叶飞的警卫班一起在隔壁一桌，我们那桌被缴械时，他们这桌也被事先埋伏好的挺进师战士围住，当场扭打起来，在混乱中他从人群中钻出来，闪到厅堂外靠院墙的一个柴垛后面，他忽然意识到要把消息告诉在村里的部队，就翻院墙跑出来，跑到三支队一喊，正在吃饭的三支队战士扔下饭碗抓着枪就跟着他跑。他们刚离开村子，挺进师战士就跟着屁股追来了，并朝他们开枪，好在夜色已黑，他们一上山，挺进师战士就没法追上来。"
对于"南阳事件",粟裕大将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一九三六年秋(时间记不准)，我正活动于闽浙边境之庆元县境，刘英同志以临时省委的名义给我送来一封信，要我乘与叶飞同志见面的机会，把叶飞同志押送省委，并派来一支武装监督执行。这个命令使我十分震惊，不知道究竟又发生了什么问题，总觉得双方的矛盾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来解决，不应采取对敌斗争的手段。但我未能坚决抵制，将叶飞同志扣押了起来。当时，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党内存在着混淆两类矛盾的做法，叶飞同志如被押送到省委实在是很危险的。幸喜在途中遇到敌人伏击， 叶飞同志乘机脱险。"
叶飞上将回忆录里也记载了"南阳事件":
"一九三六年初秋，粟裕同志约一我到庆元南阳会面。自我们同刘英同志的会议以后，我还没有见到粟裕同志，我也很想同他谈话。我和陈挺同志率一个连，于中午时分到达南阳，与粟裕同志会合。见到粟裕同志，我很高兴，要向他汇报会见黄道同志的情况和临时省委会议的结果。他说：“好呀，晚上吃过饭再说吧。”
当天晚饭的时候，我、陈挺和闽东的干部都入席了。如同旧小说中所描写的那种场景，酒过三巡，掷杯为号，预先布置好坐在我两边的人把我抓了起来，把陈挺同志也抓了。我的警卫员拔出驳壳枪，打出门去，报告连队冲出去。我的手脚被捆绑起来，背上还被撑了一根竹竿，不能动弹，就象对待土豪、叛徒一样。在押解我的途中，我几次提出要同粟裕同志见面说话，都未予理睬。后来在路上遇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部队被打散，押解的人忙乱中向我打了一枪，打伤左腿，就把我扔下，自己逃走了。国民党士兵逼了上来，我就从十几丈高的悬崖上跳下去，恰巧挂在树上，没有摔死。陈挺同志也随我跳下悬崖。天黑后，我俩不顾伤痛，赶往闽东根据地，昼伏夜行，整整走了五夜，才到达目的地。"
陈挺,叶飞,粟裕,后来都编入新四军,团结一心在陈毅指挥下奋战于大江南北.
（小编注，陈挺有关南阳事件的回忆是在下面回忆烈士王明星的文章里）
战火中的青春——回忆战友王明星
王明星是连江县马鼻乡兴墩村人，他参加革命的经历与众不同。三十年代初，他家乡邻近的透堡乡贫苦农民在连江早期共产党人杨而营的领导下，举行了闽东最早的农民暴动。刚刚暴动起来的农民，还没能正确把握党的政策，当时王明星的父亲是个自耕农，曾被地主雇去向佃农收租，结果被暴动农民当作地主爪牙处决了。王明星一同被抓，本来也要被杀头，幸亏红十三团团长看他译是个小孩，模样机敏，就下令留他一条命，要他去团卫生队当卫生员，王明星就这样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4年9月底，福安红二团、连罗红十三团和北上抗日先遣队留下的伤病员共1300多人，在宁德支提寺合并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我当时在二团当连长(团与连之间设有营的建制)，第一次认识了王明星。他从红十三团卫生.队调到师卫生队工作，当时他还是个满脸稚气，活拨天真的孩子。
国民党军队对闽东苏区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新组建的独立师还没来得及整训，就仓碎投入战斗，虽然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由于敌我兵力悬殊，仗越打越困难，伤亡人数不断增多。几次战斗中，我都看见王明星肩挎急救药包，带着民夫担架在阵地上穿来穿去抢救伤员。10月下旬，部队攻打宁德霍童镇的据点，二团六连冲进镇上时，突遇敌路口一个大碉堡的火力阻击，几位战士负伤，其中冲在最前头的一位战士大腿中弹躺在碉堡很近的路旁，处于敌人的视线和射程内，随时会被敌人打死。此时天已破晓，敌人的火力死死封住了路口。
王明星在一旁看了很焦急，他仔细观察了地形，发现那位伤员躺倒的地方左侧有民房可利用，便要求六连长用火力压制敌人，自己带着两名战士和一副担架迂回到距伤员不远的民房里，打通土墙，把伤员抢救了下来。当时目睹这一情景的六连长事后对我说，卫生队那个小连江佬很机灵，胆子又大。这话给我印象很深。
1935年初，独立师的处境更加困难，敌人占领了大部分苏区，我们回旋的余地越来越小，部队减员越来越多，到最后突围避入宁德西北的深山老林时，全师只剩下不足300人。王明星经过战争的生死考验，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1935年4月，闽东特委机关恢复了工作，独立师分散到福安、福寿、霞鼎边界的三小块互不相连的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5月，我调到霞鼎根据地新组建的独立师四团当团长，上任时叶飞同志只允许我带走个把警卫人员，我因对王明星印象很好，就挑选了他。
在以后的三年游击战争中，我一直带着红四团在闽东、闽东北和浙南等广大地区开展斗争。在这段时间里，王明星一直在我身边工作，可以说一，我是看看他一步步成长起来的。
游击战争之初，我们缺乏经验，到白区活动，敌情社情不熟，地形道路不熟，群众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威胁，也不敢接近我们，一切都得靠自己。为了防止敌人袭击，我们很少在一个地方住上两天，每天凌晨四时就起床，吃完早饭，带着中午吃的饭团就上路。或转移，或打土豪，或袭击地主民团，或同围剿我们的敌人部队周旋。每天走路，少则五六十里，多则八九十里.当时没有地图，我们就把经过的村庄，周围的道路，敌一社情等情况拿个小本本记下来，就这么走一路记一路，一直到后来熟悉了，才不用小本本。这期间王明星一直是我的好帮手，每到一地，他都跟着我勘察地形，布署警戒哨位和战斗方案，有时我就直接派他去向周围群众打听情况，他勤问好学，脑瓜子灵，每次都能很好完成任务。这些实践，对他后来成为一名出色的侦察员和红军指挥员无疑有不少帮助。
游击战争岁月里，跟首长当警卫员或通信员是非常辛苦的，平时除了行军打仗，部队住下后，别人休息了，他们还不能休息。我到周围察看地形，布署战斗警戒，他们要一步不离地跟着，我把事情办好后坐下来，他们又得忙着打扫卫生，借门板搭床铺、打饭打水，晚上还得轮流站哨。王明星吃苦耐劳，事情干得多，睡眠比别人少，但从无怨言，并且想方设法让我吃好、住好。行军途中部队多吃冷饭团，只要有可能，他都要把饭热一热给我吃。有时打了个土豪，部队就鸡鸭鱼肉饱餐一顿，他又多个心眼，挑只鸡鸭或一块肉，拿木炭烤熟烘干随身带着，待没菜时再拿出来给我开洋荤。晚上睡觉，我周围的自卫哨都由他一手安排，从没有出过纰漏。
1935年9月底，我带着红四团100多人跟叶飞同志一块活动。一天拂晓在福安白云山的半山村被敌包围，部队好不容易突围出来，一步不停走了100多里，到达福安与寿宁交界的西洋时，指战员已经一天没吃饭了，个个都很疲劳，草草搞了点饭吃，简单布置了一下警戒就躺下睡觉了。我同叶飞同志商量好明天的行军路线回来，通信班的同志们都已睡着了，王明星却照例在我的床铺上等我。着着他很困的模样，我叫他睡觉去，他站起来搓搓眼睛，回答说他要站岗，要我先睡。
我一躺下来便迷迷糊糊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我肩上突然被重重地推了一下，我睁开眼睛，先听到近处几声枪响，又见到王明星在我跟前焦急地说:“快，敌人打来了，到门口了。”不等我说话，他跳到门口朝敌人射击。这时屋里通信斑战士们全都起来了，我掏出短枪朝门外就是一棱子，命令大家往外冲，一片混乱中三位战士冲了出去，后面的却被敌人火力挡了回来。我正要组织火力再次往外冲，王明星提醒我:“团长，房子后面是矮墙，可以翻出去。”“有敌人吗?”“我去看看。”他说着跑到房后，很快又回来报告说:“没有发现敌人。”我指挥战士们向房后摸去，王明星又在前门掩护大家。
黑夜里到处是枪声和喊叫声，敌人弄不清我们住几个地方，有多少人。我们翻过矮墙按原先的应急方案上了村东的一座山头。这次遭遇仗除了丢失一些背包米袋，人员没一个伤亡，多亏了王明星对我的提醒。后来才知道，袭击我们的是20多里外的寿宁县南阳镇敌新十师的两个连，他们知道我军驻扎此地的消息后，摸黑爬了20多里山路来袭击我们，结果一无所获。
1935年10月，闽东红军和坚持在浙南开展游击战争的中央红军挺进师会合，红四团的番号改为闽东红军独立师第二纵队。这时我们游击战争区域已扩大到浙江省与闽东相邻的泰顺、景宁、云和、’庆元等县。我在纵队里挑选出一批精悍的班干和老兵，组成一个侦察班，负责打头阵的侦察、摸哨、偷袭等任务。王明星常被我派去带侦察班行动。1936年2、3，月间，我们计划袭击浙江景宁县的沙湾镇，为特委和独立师筹款。沙湾是个在白区腹地的很热闹的集镇，聚居了很多富豪，有支小民团把守着。我派王明星带侦察班先到镇里解决掉民团。要求他行动要迅速，不能过早惊动镇上人家，不然那些地主土豪都会逃走，周围敌人也会闻讯赶来。结果那天的袭击很成功。侦察班闯进敌控制区70多里，在敌人众多据点之间干脆利索地敲掉了民团，并筹到了很多现款。王明星所带的侦察班立了头功。
在浙南活动期间，王明星还先后带队打掉了龙泉的英村，庆元的高山，泰顺的岭八等几处地主民团、国民党联保处和地主土豪。每次派他去都能够胜利完成任务。
1936年春夏之间，王明星经受了一次磨难。闽东红军和浙南红军会合后，成立了闽浙边临时省委。不久，闽东特委根据省委部署，成立了特委保卫局，开始在闽东党和红军内部肃清所谓“AB团”。这是场灾难性的肃反，一大批忠诚勇敢的共产党员和红军干战，以种种罪名被逮捕、被虐杀‘，残酷的刑讯方法又使受刑者被迫乱招供护波及更多的人、于是谁一沾上“AB团”，谁就性命难保。有一天、王明星也被捆走了，我责问肃反队怎么回事，回答说他是“AB团”的，我说这不可能，他跟我一年多了，表现一直很好。肃反队的人却说，你这个警惕性太差，“AB团”都混到身边了还不知道，这些“AB团”就是假装表现好，混进革命队伍内部骗取信任，以后当了领导就把队伍拉走了。
那天晚上我一直睡不着觉，我一想起王明星被宣布逮捕时那吓得苍白的脸，那种绝望中向我乞求保护的痛苦眼神，我内心无法平静，我细细回想他在我身边工作一年多的所做所为，除了增加对他的喜欢和感激外，实在想不出他有任何破坏革命的言行，这还是个不满19岁的孩子呀，我不能无动于衷，尽管那时肃反队已经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像我这样一级的特委委员和纵队领导也可能被砍脑袋。第二天一大早，我跑去找保卫局负责人，我说，王明星决不会是坏人，我敢用脑袋担保。
我历数了王明星入伍后的表现，说我要是连自己的警卫员是好人坏人都分不清楚，那我这纵队长算白当了。在我的力争下，保卫局同意释放王明星。我去接他时，他已被拷打得浑身是伤。看见我他哭了，说自己不是AB团，完全是冤枉。我说你不是“AB团”，组织上已经审查清楚了，现在可以回去了。后来知道，王明星在严刑拷打面前，没有乱招乱讲，没有连累其他同志，这人品质很正。这以后我更信任他了。肃反停止后不久，王明星同志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6年底，闽东革命史上发生了一起令人痛心的“南阳事件”。在当时复杂的历史条件下，由于闽东党领导人和临时省委领导人在斗争方针，组织指挥以及一些历史问题上的看法分歧越来越大，矛盾越来越尖锐，促使临时省委领导人决心以武力来解决两地党和红军的统一问题。这年10月间，叶飞同志带着我们纵队到浙江庆元县南阳村开会，没想到叶飞和我们几个支队干部参加他们设办的晚宴时被挺进师同志抓起来，二纵队的一、二支队100多名干部战士也被强行解除武装，在二场混乱中随我赴宴的王明星不知怎么让他溜了出来，危急中抢先把驻在村边的三支队人马拉出来，一口气跑回寿宁县的上地洋附近找到了闽东特委常委范式人同志，保全了我们纵队的最后一个支队，使60多名战士免受毁灭之灾。
我和叶飞等干部被抓后，一批不满他们行为的队干部被杀害，一、二支队战士则被分散编人挺进师部队。也该我和叶飞同志命大，几天后挺进师部队在押解我们去浙江泰顺临时省委驻地途中，不意遭到浙江敌保安团部队的袭击，混乱中我借机跑出来，回到了寿宁温当洋的特委办事处。第二天叶飞同志也拖着负伤的左腿一拐一拐跑回来了，我们见面时既高兴又痛心，高兴的是我们都活着回来，痛心的是损失了两个支队100多人。
王明星看看我回来，一时激动得热泪盈眶。我问他怎么逃出来的，他告诉我，赴宴时他与叶飞的警卫班一起在隔壁一桌，我们那桌被缴械时，他们这桌也被事先埋伏好的挺进师战士围住，当场扭打起来，在混乱中他从人群中钻出来，闪到厅堂外靠院墙的一个柴垛后面，他忽然意识到要把消息告诉在村里的部队，就翻院墙跑出来，跑到三支队一喊，正在吃饭的三支队战士扔下饭碗抓着枪就跟着他跑。他们刚离开村子，挺进师战士就跟着屁股追来了，并朝他们开枪，好在夜色已黑，他们一上山，挺进师战士就没法追上来。
叶飞、范式人同志听了后，对王明星赞不绝口，叶飞说:“这小鬼不简单，有胆有谋，在那种情况下能沉着勇敢地把部队拉出来，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叶、范两人当面商量，三支队长被挺进师抓去没逃出来，就由王明星当三支队长。“南阳事件”后我这纵队又从地方游击队抽调人员补充，恢复了三个支队建制，王明星所带的三支队，成了二纵队的主力。这时的王明星还不满20岁。
1937年春，国共两党在北方的战事基本停止，可南方的国民党军队还在加紧围剿我红军游击队。闽东国民党军队围剿的重点是鼎霞和福寿泰根据地。为了减少损失，特委指示独立师各纵队转移到外线作战，二纵队奉命南下到古田、罗源、连江一带活动。6月初，我们了解到连江县当年围剿连罗苏区的敌军大部已经撤走，除县城和大集镇驻有省保安部队外，广大农村就只有地主民团，乡村联保队肺守。我同王明星等支队干部商量后决定跳过罗源县，长途奔袭当年连罗苏区的中心区透堡乡。王明星自告奋勇带队打先锋，他是那一带人，对透堡情况非常熟悉，这个先锋非他莫属了。
经过进一步侦察后，6月16日夜晚，我们纵队由王明星率领的便衣侦察班打头，从古田的下山里出发，冒雨行军90多里山路，第二天拂晓到达透堡村外，王明星带着侦察班先摸进村子，首先冲进民团头子杨青家，这个曾经杀害和活埋过苏维埃干部和红军伤员的恶霸地主，没想到今天死到临头，他听见院里有动静，爬起来边穿衣服边走下楼来，王明星朝他大喝一声:“杨青，今天来跟你算老帐!’’没等他愣过神来，王明星一连三枪将他击毙在楼梯口。紧接着，王明星又带人冲进附近的民团部，活捉了6名团丁，又抓获了住在村里的伪区长黄福成，待大部队冲进村庄时，侦察班已经完成了战斗任务的一大半，我们乘胜扩大战果，在村子里搜捕到了11名地主恶霸。
此时天已大亮，群众听说红军打回来了，纷纷涌上街头，又惊又喜。他们许多人认得王明星，围住他热情地问这问那。
王明星用家乡话对乡亲们说:“红军今天又打回来了，国民党并没有剿灭我们，现在罗源以北的闽东各县红军还在到处打游击……我们今天回来，是要向过去杀害红军、向穷人反攻倒算的地主恶霸算帐的，刚才大恶霸杨青已经被我们处决了，这些人我们也要处理的，乡亲们快告诉我，这些人中哪几个是罪大恶极的。”王明星的话给了乡亲们很大的鼓舞，纷纷揭发了这些地主恶霸的罪行，经过鉴别，我们枪毙了其中5个有血债的坏蛋，其余的放回。袭惊又喜。他们许多人认得王明星，围住他热情地问这问那。
王明星用家乡话对乡亲们说:“红军今天又打回来了，国民党并没有剿灭我们，现在罗源以北的闽东各县红军还在到处打游击……我们今天回来，是要向过去杀害红军、向穷人反攻倒算的地主恶霸算帐的，刚才大恶霸杨青已经被我们处决了，这些人我们也要处理的，乡亲们快告诉我，这些人中哪几个是罪大恶极的。”王明星的话给了乡亲们很大的鼓舞，纷纷揭发了这些地主恶霸的罪行，经过鉴别，我们枪毙了其中5个有血债的坏蛋，其余的放回。袭击了透堡后，对连江县城乡震动很大，群众纷纷流传红军打回来的消息。接着，我们又先后打下了福州北峰下寮的地主民团和闽侯雪峰寺的敌人据点，这两次行动也都是王明星带着侦察班打先锋。
1938年1月，闽东红军改编为新四军三支队六团，我任六团I营营长，王明星任一营三连连长。
到达皖南后不久。我和团政治处主任阮英平奉命去延安学习。1940年初，我从延安学习回来后在苏南“江抗”二支队任支队长。6月的一天，我在无锡黄土塘附近的一个村子遇见了王明星，当时他刚从新四军军部教导队学习回来，被任命为江抗三支队支队长。别后相逢，我们都非常高兴，一年来不见，王明星变得更加老练沉着，文化也有很大提高。我们谈起.了分别后的情况，互相勉励在战场上多打胜仗，杀敌立功。当时三支队主要在苏(州）常(熟)太(仓)，地区坚持武装斗争。
他们在地方党组织和兄弟部队的配合下，于1940年下半年间，先后进行了八字桥，太平桥、葛介坝、大风湾、杨园、藕渠等大小十多场战斗，大量地消灭了敌有生力量，扩大了根据地，尤其是王明星指挥打的八字桥战斗，与顽军激战了6个多小时，毙俘敌人近200名。此外，王明星还带队多次出击湘城、太平桥一带，同顽匪胡肇汉作战，基本消灭了这股顽军，这对巩固和发展苏常大地区的拢战局面起了很大作用。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江抗”部队改编为六师十八旅，我担任五十二团团长，王明星担任五十四团参谋长，五十二团主要活动在澄锡虞地区，五十四团仍然坚持在苏常大地区，我和王明星再也没有见过面了。
这年7月1日起，日伪军集结了一万八千多重兵对苏常太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清乡”一行动。“王明星与五十四团二营营长张友林奉命带二营两个连和一个侦察排留在内线坚持斗争，部队与当地县委的警卫武装合并编成十八旅五十五团，王仍任团参谋长。为了打乱敌人的“清乡”部署，五十五团把部队分散成连排为单位，到处骚扰袭击敌人。中旬后敌人占领了大小村镇，利用其优势兵力和机械化的水上交通工具，分割包围杭日武装，五十五团各部队伤亡很大。7月下旬，五十五团奉命集结部队突围，在途经常熟白茹塘时遭敌截击，部队被打散。王明星身负重伤，他在伤重无法随部队行动的情况下，命令部队突围，自己留下来掩护。最后同营长张友林同时牺牲，时年仅24岁。
王明星从16岁起投身革命，戎马生涯八个春秋，历经磨难和考验，足迹遍及闽东、浙南、一皖南、苏南，最后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二滴鲜血。他不愧是闽东人民的优秀儿女，他的风采，他的事迹，他的大智大勇，将永远为人民所铭记。他年轻的生命，将与我们的伟大事业共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