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车桥战役的意见
(一九四四年三月九日)
一师：
粟、叶、陈八日电悉。
车桥战斗大破强敌获得大的胜利，此种英勇善战是很好的。但据来电所说，为便于坚持与调集干部整风，必须打开淮宝地区作为阵地的估计，似是不妥的。因此，我们认为有提出以下意见的必要。
一、敌正在部署向我苏中“清乡”，为着打破其企图，选择其要害坚决打击之，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车桥敌的指挥系统是属华北，不是属苏中，对苏中敌“清乡”恐影响不大。
二、一般来说，在反攻以前我们不宜主动过分暴露自己的力量，应该隐蔽保存与发展自己的力量(丕显来时已说明此点)。过去华北百团大战，固然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切实检查我是吃亏的。
三、近来敌人南调西调频繁，似有新的战略企图。而淮北、苏北敌情原无新变化，如为集干整风，不是打开淮宝地区，而是不宜主动的大的出击敌人。如果过分刺激敌人，很可能引起敌人大的报复，结果妨碍整风。但这并不是说敌人不会对我“扫荡”了。
四、以后你们如有比较大的主动出击敌人，望即先电告军部。但在紧急情况下例外。
张 饶 赖
佳
展开全文
关于组织车桥战役之理由致饶漱石张云逸等电
(1944年3月11 日)
张、饶、赖:
佳电悉。我们此次组织车桥战役，是根据下述理由出发的
一、苏中敌人正积极布置进行“扩展清乡”，大约在四月初可能开始实行，若如此则四分区机关则必须由丰利地区北移台南地区，三分区领导机关必须移联抗地区，而联抗地区太少，且系水网，因此三分区之机关尚须移一部分到台南。因此，我们必须让出台南地区给三、四分区机关转移。
二、敌人屯垦重心在盐东及台北，将来实行，台北也很难容纳我们机关，二分区领导机关尚须向兴化转移。
三、江都至泰州以南如果“清乡”，则一分区机关部队亦须转移到高邮地区，因此一分区南部也很难容纳三分区之机关、部队。
四、在“扩展清乡”遍及三、四分区全部及一、二分区之一部后则各“清乡’，地区势必要撤退大批部队及干部出来，为便于各分区集中精力反“清乡”，则其到撤退之部队及干部当由区党委及师部负责直接领导。因此，我们直属机关必然很大，如仍摆在台南海边不便，难于进行整训，且有遭敌严重打击之危险。虽三师能将盐城地区借给我们驻扎，但我们人员太多，目有许多不便。如分一批人到淮南或四师地区去专门领导整风，则领导分散亦有不便。因此，必须有颇大机动地区安插，而便于干部之整风及部队之整训
五、车桥、曹甸地区敌人属徐州六十五师团系统。在军事上说来.其车桥、曹甸、泾口之据点过于突出，且为其弱点。在行政说来，淮安属淮海省管辖，系敌伪两个系统之分界线，正可被我们利用。我们估计在车桥战役后，敌无大举报复。在其报复之后，我不再刺激敌，在敌人实力不够之现势下，不一定对我们再作大的进攻。如其小的进攻我们当易于应付。即或敌人作大举“扫荡”，则必须由徐州及扬州两个系统统一指挥才行。但如此大举布置，则我们也容预为准备，且其配合亦不定十分密切。同时敌人亦有让我主力向西北转移，而便利其东南之三、四分区“清乡”企图。因此，我们才决定组织此战役。不知是否正确。尚乞指示。
粟、叶、丕
三月十一日
陈丕显回忆这段公案：
说实在话，我们当时对饶漱石的“批评”是持相反意见的，一致认为发动车桥战役完全符合客观形势的需要，也是经过集体研究作出正式决定的。于是，经过仔细研究，决定以粟裕、叶飞和我三个人的名义，向华中局、军部发回电，详细申述组织车桥战役的充分理由。我们认为，饶漱石这份电报，关键不是什么对客观形势估计正确与否的问题，而是故意找岔子，想整一整一师和苏中区党委的领导同志。
正当我们感到困惑之时，延安的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新四军苏北部队收复车桥的消息，热情赞扬“我粟师以雄厚兵力”打了一个“大歼灭战”。延安《解放日报》也发表社论祝贺，并高度评价了车桥战役胜利的重大意义。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声音，极大地鼓舞和振奋了苏中军民的抗日斗志。在当时，说句笑话，也真的“救”了我们这儿个人的“命”。饶漱石从此闭口不提“检查”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