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内在仍有生命力的产业，要在外力下被连根拔起，移植到另一个躯体中，难度不亚于心脏移植
一位女主播在康乐桥旁直播，人们围在她身边。摄影/柳书琪
文 | 《财经》记者 柳书琪 研究员 刘丁
编辑 | 谢丽容
2009年，15岁的周康从湖北公安县来到广州康乐村。那一年，4公里外的地标性摩天大楼广州塔刚刚竣工。
因为学习成绩不好，妈妈答应周康，只要跟着大伯、二伯到广州的这个村里学做衣服，就给他买手机。当时的少年不会知道，他将在康乐村一待就是14年。今年初，巨大的拆楼机进入村庄，在拆除违建的轰鸣声中，周康第一次思考是不是到了该离开的时候。
周康是较早一批来到这里的湖北人，此后数年，越来越多的湖北人过来，康乐村及相邻的鹭江村一共聚居了10余万名湖北人，再加上周边城中村，总量高达24万。他们在康鹭片区将“小单快反”的服装生产模式推向极致，以24小时内出货的惊人速度，使这里成为全国快时尚产业链中独一无二的纺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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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乐村四公里外，是广州市地标性建筑广州塔。摄影/柳书琪
期间，广州城也在快速发展，康乐村这片当时还是郊区的地块很快成为广州的核心区域，去年以将近350亿元的投资额，拿下“广州最贵旧改”的称号——这相当于12个广州塔的造价。
既然要旧改，不可避免的话题是“搬迁”。康乐村里传言最汹涌的时候，是2022年广州疫情期间。人均不到8平方米的高密度居住环境、脏乱差的巷道，让这里的疫情一度难以控制。
今年1月底，靴子落地。康乐村所属的凤阳街道办发布公开信，康乐村和相邻的鹭江村（统称为康鹭片区，产业及人口结构相似）的整治和产业转移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康鹭片区的违建从去年底开始陆续拆除。官方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月初，拆除面积已达到2.4万平方米。制衣业将不再是康乐村的主业。
走还是留？10余万人面临抉择。
工人和小工厂主面前有两个选项：
其一，向北80公里，到与广州接壤的清远。清远郊外崭新的工业园区已经准备就绪，并配套了优惠与奖励政策；
其二，把工厂转移回湖北，湖北荆州、潜江等市已经采取了多种方式，希望能够说服他们回到湖北继续办厂。
其一，向北80公里，到与广州接壤的清远。清远郊外崭新的工业园区已经准备就绪，并配套了优惠与奖励政策；
其二，把工厂转移回湖北，湖北荆州、潜江等市已经采取了多种方式，希望能够说服他们回到湖北继续办厂。
《财经》走访调查后发现，无论是去清远还是回湖北，搬迁康鹭片区的纺织服装产业都难言顺畅。
比如，看起来清远什么都准备好了，只要人过去就行。但目前来看，产业生态、物流、招工还是问题；比如，康乐村半数以上的工厂依赖着传统的沙河、十三行等服装批发市场，快速发货是它们的生命线，回到湖北后差异优势便不复存在。在产业链还“缺胳膊少腿”的湖北，额外的运输成本、订单短缺，都有可能把小厂压垮。
这让康乐村和鹭江村的未来看起来不那么美好，有人甚至萌生了关厂的念头。无论是清远还是湖北，一个内在仍有生命力的产业，要在外力下被连根拔起，移植到另一个躯体中，难度不亚于心脏移植。
29岁的周康不愿回湖北，更不想去清远。过去14年，他在康乐村的人生被分割为忙季漫长的工作，和淡季的休闲娱乐。现在，康乐村已经进入倒计时，去哪儿成了周康新的人生课题。
一位制衣厂老板在街边举起样衣招工。摄影/柳书琪
传奇康鹭
高光时期，有的大型商户光是每天档口收的现金，要请两辆运钞车运走
高光时期，有的大型商户光是每天档口收的现金，要请两辆运钞车运走
这是一座有“时差”的城中村。
凌晨2点，周康下班了。广州城沉沉睡去，康乐村此时是最热闹的时候。粥、粉、面、炒菜、烧烤，各色小摊在一条一200米的无名小街旁一字排开，工人们叫它“好吃老街”。
周康每天在此刻最放松。从早上10点起，他已经连轴工作了15个小时。
天蒙蒙亮，昨夜赶工的货物就要加紧送往广州几大服装批发市场了。这里离沙河、十三行以及广州火车站批发市场只有十来公里。
发完货，制衣厂老板们又要赶到紧邻着康乐村的中大布匹市场提货。这里是全国最大的纺织面料和辅料市场，各色货物一应俱全。
早上9点开始，自康乐桥向东，工厂老板们夹道而立，拿着样衣和写有工种、款式和价码的纸板，等待短工前来询价。价格谈拢后，工人们一天的运转就开始了，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只有这样的速度，货物才能在清早第一时间发向各地。如此周而复始，这座村庄将快时尚行业中的“小单快反”模式推向了极致。
老刘形容，这是“康鹭速度”。
老刘形容，这是“康鹭速度”。
老刘名叫刘清杰，他的家族在康鹭片区经营了20年，主要为制衣厂提供缝配针车和配件。在快时尚行业，意味着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响应，也可以将库存损耗降到最低。
康乐村的核心竞争力，就是24小时甚至12小时就能出货，“全国仅此一地”。
老刘说，康乐村的生意是“看天吃饭”。
他练就了一项“特异功能”，不用看天气预报，哪天档口忙碌起来了，那必定是北方的寒潮来了。制衣厂老板们到他的店里来买机器，总是着急忙慌的，“恨不得直接拿了就跑”。
这里每笔订单规模都不大，小到几百大到几千件，但胜在可以快速、灵活反应。村子里的工厂、作坊的规模也很小，大多数厂子的工人规模多则一百来人，少则几个人。
“小厂作坊内藏龙卧虎。康乐村聚集了大量服装加工匠人，对广东服饰产业是非常珍贵的。”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副院长马志辉对《财经》说。
在服装加工业，一个人可以身兼数职，把一件衣服从无到有地做出来，叫“做整件”。而每人只负责特定几道工序，叫“做流水”。康乐村以做整件为主，这里高手众多，能力强、经验足、手速快，生产和交付的速度更快。
“湖北人太勤劳了，太能吃苦了。”多位中大布匹市场里长期和康乐村打交道的老板们感慨。
庞大的中大布匹市场是康乐村赖以生存的根本，距康乐村步行仅需五分钟，制衣厂的老板们一旦缺货，可就近采购。
老刘挨个数：康乐村最近、反应速度最快，紧挨康乐村的鹭江村次之，再远一些的五凤村、大塘村、土华村再次之。中大布匹市场滋养着周边的城中村，如同粗壮的金合欢树和小而巧的相思树蚁，共生相伴。
中大布匹市场是坊间的统称，事实上它不只是一个市场，而是有10万多种品类、50多个细分市场的超级大市场。
它包括国际轻纺城、红棉中大门、长江国际纺织城、珠江国际纺织城、中大九州轻纺城等市场，横跨新港西路、瑞康路、逸景路以及东晓南路四大市政道路，占地面积约2平方公里，生产厂家与商户超过2万户，直接从业者超过10万人，年交易额超过2000亿元。
这个庞然大物，命运与周边城中村休戚与共。
中大布匹市场的老板董姨回忆，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之初，中大布匹市场只是一个由数十户摊贩自发聚集成的小市场。2002年，她到中大布匹市场做面料批发，亲历了它的过渡形态。
那时的布匹市场还只是数条长长的铁皮屋，铁皮棚顶下分割出一间间的小屋。广州多暴雨，外面下大雨，屋子里下小雨。市场前的马路窄得只容三轮车通过，每到夜里，路上堵得水泄不通。
人们通常以为，是中大布匹市场单方面滋养了康乐村，但如果没有周边制衣厂的带动效应，中大布匹市场也不会成长为今天中国最大的面辅料市场。
千禧年后，广州纺织服装产业井喷式成长起来。1999年，广州服装年产量是6.8万件，到2013年时达到顶峰7.2亿件，十余年间翻了1万倍。从服装批发市场、布匹市场到制衣工厂，这条产业链几乎同步壮大起来。
“最好的时候，不管什么货都能卖掉。”董姨说。货物流水一样来去，财富在这里快速聚集，中大布匹市场临街的铺面租金价格不菲，每年要一两百万元，但商户的营收可以轻松过千万元。
一位中大布匹市场的老板记得，有的大型商户光是每天档口收的现金，都要请两辆运钞车运走。
造富神话在2014年后消失。
造富神话在2014年后消失。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开始中国服装零售商品销售额增长趋于缓慢，此前两位数以上的年增长率，到了2014年仅增长8.5%至2843.85亿元。服装零售商品出口额也不复早年间的高增长，同年仅增长11%至2.55亿元。
康乐村和它赖以生存的中大布匹市场，自此褪去了传奇色彩。
追不上的时代
固有的生产模式让康鹭村和两波时代热潮擦肩而过——淘宝系电商和SHEIN（希音）系的跨境电商
固有的生产模式让康鹭村和两波时代热潮擦肩而过——淘宝系电商和SHEIN（希音）系的跨境电商
左群又开始发愁了。每年年后都是康鹭地区的旺季，订单涌来，她却招不到足够的工人。
20年前，左群跟着湖北同乡到鹭江村学艺。后来和丈夫开了家制衣厂。厂子的投资门槛很低，一二十万元的资金就可以支起一摊生意。城中村内，工厂越开越多，她也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价格战中。
左群在她的制衣厂里，身上是自己做的衣服。摄影/柳书琪
纺织服装产业链，中小制衣厂处于价值链的最底端。它们没有过硬的设计能力，也缺乏销售渠道，利润空间比较被动。
假如原本做一条裤子5元，4.5元也有人抢，总有人报出更低的价格。每一个环节的价格都极其透明，面料、辅料、用工成本，服装企业报出的价格已经把这些成本涵盖在内，没有给制衣厂留下多大的利润空间。
工人的工资按件计费，日薪通常在350元左右，年后行情涨到500元，还是招不到工人。
工人不够了。这几年，这个情况越来越明显。康乐村里绝大多数工厂的老板、工人年龄都在四五十岁以上，年轻人嫌制衣业工作辛苦、工作环境空气质量太差，美容美发、外卖快递是更多人的选择。
“你是单身吗？”周康问。他今年29岁，在湖北老家这是个该结婚的年纪了，但在康乐村，他找不到和他年龄相仿的女性。
他感叹，如果早去几年，兴许能找到对象。“现在厂里只有嫂子。”
房租也越来越高。康鹭一带地处广州市中心地带，周围的地价在过去20年内飙涨。左群多年前租下了一层楼的厂房，当时的租金是3000元，后来几乎是成倍地涨，现在的价格要8000元。算上水电，每月的固定开支要上万元。
康乐村街头巷尾的告示板上，密密麻麻张贴着厂房、设备转让的消息。“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进来。”左群引用了一句《围城》中的话。
交谈中，她楼下的制衣厂老板上来闲聊，谈起年后刚旺了十来天，订单量又掉下去了。他已经把制衣厂转让的告示贴出去了，暂时没人来问询。
左群也考虑过是否要换个行当，两个女儿都已成年，劝她不如在家享清福。但她觉得，闲下来也无聊，不如还是慢慢做，赚得少些也无妨。去年底一个人被封在村内的那一个月，她无法工作，在家给小外孙裁了好几件衣服。
过去十年，康乐村一切如昨。它的失落，不仅因为本身产业进入成熟期，固有的生产模式也让它与两波热潮擦肩而过——淘宝系电商和SHEIN系的跨境电商。
一位康乐村女工正在工作。摄影/柳书琪
比如，淘宝将广州的白云区大源村、番禺区里仁洞村变为了“淘宝村”，新崛起的广州跨境电商SHEIN则将番禺区南村镇变成了“SHEIN村”。
康乐村中网单的规模却无法和这些村庄媲美。一位SHEIN广州供应商告诉《财经》，康乐村里基本没有SHEIN的订单。
为什么拥有绝佳区位优势的康乐村，看上去错过了这些风口？
速度、质量、价格，组成了不可能三角。康乐村虽有能人巧匠，但紧张的生产周期压缩了质量，难以触达更高端的客户群。
村子里很多衣服，有20年裁缝经验的左群都看不上眼。她的标准是衣服做出来，应该自然整齐服帖，现在很多衣服却一团糟，“要熨一遍才像话”。
康乐村的地理特点也限制了工厂规模的发展。在狭促拥挤的城中村内，康乐村制衣厂的面积再大不过一两百平方米，工人几十名，很难支持淘宝、SHEIN大批量的订单生产。
在淘宝村、SHEIN村，运输布匹有专门的货梯。但在康乐村的握手楼间，没有安装电梯的余地。人们砸掉窗户，安装吊机，把沉重的货物从楼宇的空隙中缓慢降落下去。
回不去的湖北
一位熟悉湖北与广州服装行业变迁的行业人士判断，目前暂时没有哪里可以承接得了康鹭村的产业
一位熟悉湖北与广州服装行业变迁的行业人士判断，目前暂时没有哪里可以承接得了康鹭村的产业
成本的上涨，前些年就让一些湖北籍老板决定返乡创业。2022年12月后，为疫情所困的湖北老板、工人陆续返乡，这股风潮倏忽壮大起来。
广东省湖北商会秘书长郭修对《财经》说，老板与工人的回乡，被湖北看作是一次机会。疫情政策调整后第三天，湖北省经信厅立刻联系郭修，组织了一场几十家湖北籍企业的座谈会，随后荆州、潜江等市级政府在广州召开了一系列招商引资大会，把纺织服装产业对接作为重点项目。
在湖北潜江，粤楚国际服装时尚产业园正在大兴土木。这片园区占地200亩，投资5亿元，主要用于承接广州市服装企业转移。郭修了解，已有几十家企业准备落户。
广州市湖北天门商会给《财经》提供的数据显示，康乐村、鹭江村，以及周边的上冲村、大塘村总人口约30万，其中80%是湖北人，也就是24万人。这之中又有50%是天门市人。
湖北省天门市、荆州市、潜江市内，已渐渐形成了纺织服装业的小集群。
周康的老家在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镇上有一栋四五层的小楼，里面驻满了小型制衣厂。去年12月，离开广州时，周康赌气不再回来，在老家找了份工作。
每天他可以从家里的自建小楼房徐徐步行去上班，早上8点或者10点出发都可以，晚上8点回家。但工价也更低，一个月预计在湖北可以赚三四千块钱，在广州淡季能有六七千，旺季甚至能过万。
大河涨水小河满，湖北的订单多来自广州的外溢。每笔订单量很少，十几件、几十件也做。
广州服装企业老板张铭聪不建议服装加工厂贸然回乡。他判断的准绳是每月5万件的订单量——这是康乐村绝大多数工厂都无法实现的水平。用他的话说，达不到的话“物流成本都覆盖不了”。
张铭聪选择了一个折中模式。去年9月，张铭聪把他位于番禺区南村镇的制衣厂，搬回了湖北天门。广州保留设计与开发部门，形成了“前店后厂”的模式。
他在湖北的前期投资额在100万元左右，湖北的房租“广州两个月，顶家里一年”，工人成本下降20%。搬回湖北后，公司的净利率从5%上涨到了7%。张铭聪所在的一个湖北小工业园区，已有十几家纺织服装企业。
但远离广州，物流和时间压力随之而来。在快时尚行业，时间是一切，通常从收到订单到交付的周期，制衣厂只有七天。但广州到湖北，货物一来一回，要凭空多两天。张铭聪的厂基本只剩三天生产，有时生产任务太重，他会将多余的订单分散给周边小厂。
家乡的生活安逸，张铭聪感觉少了点闯荡江湖的意思。身在快时尚行业的后端环节，需要对市场趋势有敏锐且全面的判断力，在广州耳聪目明，在湖北则难免迟钝半拍。
转移回湖北的条件是严苛的。在广州制衣行业中，张铭聪的企业已是中等偏上的规模，年营收约4000万元，厂房面积2000多平方米，有100多号工人。更关键的是，他的企业有持续稳定合作的大客户，不为订单发愁。
左群厂里一个女工年前在湖北老家开了个厂，厂房租赁、设备购置、招募工人的成本比广州低不少，但没坚持半年这个女工就关了工厂回到了康乐村。
“做着做着发现少了这个，开车一个小时出去买一趟。一回来又发现少了那个，又要去买。算下来，油费都比买的东西贵。”这位曾经的工厂老板很是烦闷。
而在康乐村，打一个电话就有相熟的老板送货上门。回到这里，她情愿做一个普通的女工，不再操心经营。
康乐村半数以上的工厂依赖着传统的沙河、十三行等服装批发市场，快速发货是它们的生命线，回到湖北后差异优势便不复存在。在产业链还缺胳膊少腿的时期，额外的运输成本、订单短缺，都有可能把小厂压垮。
周康最终还是回到了逼仄的康乐村。他受不了湖北的寒冷，广州的1月末已经春暖花开。左群心里的账也算得清楚，免租金、免税收、低廉水电打动不了她，做生意束手束脚，只能免谈。
一位熟悉湖北与广州服装行业变迁的行业人士判断，目前暂时没有哪里可以承接得了康乐村的产业。
康乐村的魅力，源自于财富的聚集效应。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湖北，要兼顾老人与孩子；在番禺，可以慢工出细活；只有在康乐，人们心甘情愿几乎不眠不休地劳作。
即便产业步入成熟、衰退期，康乐村依然无法替代。因为制衣厂主和工人们知道一个朴素的道理——这里还可以挣到钱。
踌躇的清远
看起来清远什么都准备好了，只要人过去就行。这些政策有吸引力，但产业生态、物流、招工还是问题
看起来清远什么都准备好了，只要人过去就行。这些政策有吸引力，但产业生态、物流、招工还是问题
在康乐村向北80公里处，另一个地方也在等待着这里的产业转移。
兔年首个工作日，广州市政府召开了高质量发展大会，会上专门提及了康鹭片区的改造与向清远转移的计划。
这是一个在中大纺织商圈流传已久的说法，早在2019年时广州政府就曾提出，要结合“广清一体化”战略部署，研究引导中大布匹市场物流、仓储、加工等产业向清远疏解。由于疫情，这个方案又搁置了下来。
只是这一次，“狼”看上去真的要来了。
2月17日，在鹭江村内一片空地上，清远市政府与广州市海珠区政府召开了广清纺织服装产业有序转移的招商大会，宣讲清远扶持纺织服装产业的政策，以及园区厂房、宿舍的租金优惠方案。
一位服装厂老板逛了一圈后评价：“看起来他们什么都准备好了，只要你人过去。”他承认这些政策有吸引力，但产业生态、物流、招工还是问题。情况不明，他还在犹豫。
老刘在招商工作人员的再三劝说下，搭乘免费大巴车，和工人们到了广清中大时尚科技城。道路通畅的情况下，车程约一小时。
下了高速，是清远与广州交界的郊区，植被茂密，路旁是乡镇小街。继续行驶了约20分钟，才看到一幢幢灰白相间的大型厂房，有的还在施工。附近的高层住宅楼已拔地而起。
清远正在兴建的中大时尚科技城。摄影/柳书琪
按照规划，广清纺织服装产业园用地超过1万亩，现阶段可承接2000家企业拎包入驻，建成后可承接企业近万家。官方数据称，截至去年底，已进驻企业350家，达成意向进驻的企业2470家，包括比音勒芬、哥弟、奥康、宝发服装辅料、盛丰颜纺织等纺织服装企业。
不过，这些企业并不来自康乐村。
纺织服装行业的老板们了解优惠政策后，认为清远的招商方案不是针对中大纺织商圈的企业，更不是为康乐村设计的，而是向全国的招商引资。
一位讲解员告诉《财经》，厂房租赁的最小面积是1000平方米。这是中大型服装企业的生产规模，康乐村的工厂大多仅有一两百平方米。讲解员随后补充，几个厂合租一个厂房也是可以的。
为了招募工人，清远的工厂主们对熟手开出了8000元-1.2万元的高额月薪，新手在培训期也有2000元-3800元的月薪。老刘在一个厂房里看到，绝大部分人还是纯新手，“不是生疏，是不会做”。这些工人经过培训后，也许可以在大工厂里“做流水”，却不能像康乐村一样“做整件”。
秦磊曾是一家广州面料企业的负责人，他的前公司十年前就将工厂从佛山市张槎镇迁至清远，这为清远纺织行业的生态提供了参考样本。这家公司的档口仍留在中大布匹市场，仓库在档口附近，与清远形成了理想的“前店后厂”互补关系。
他告诉《财经》，清远工厂的工人绝大部分都是本地人，时常面临工人短缺的问题，还需要从外地额外招工。公司曾打算让一部分档口员工也去清远，减少一些环节的沟通成本，但员工“宁愿辞职都不去”。
产业转移的前期投资也是一大阻力。秦磊的前公司当时在清远购置了多余的土地，一直没有投入使用。这些年纺织服装行业普遍效益不佳，利润稀薄，公司没有增产动力。
清远到广州的距离，说远不远，货物当天可以往返；说近不近，常规的4.2米厢式货车运输一趟来回要1000元。郭修说，市场的要素太复杂了，有时相隔两三公里，也是两重天地。比如深圳华强北市场如火如荼，相隔一条街的华强南却冷冷清清。
尽管在宣传上这片土地是为了承接中大纺织商圈而规划的，但康乐村的人们来到这里依然有一种强烈的隔阂感。
康乐村嘈杂、拥挤但生活便利，有市井气息，这里宽敞、明亮但像是城郊的一座孤岛。老刘想点份外卖，发现最近的饭店在6公里外，起送价50元。
左群仍在徘徊，她认可清远园区建得漂亮，却不清楚优惠政策有几条能落到她的小厂身上。她不敢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周康对清远开出的高薪兴致索然，康乐村旺季的工价不亚于此，他认为，“人多了，工价又会下来的”。
清远园区等待着大型服装纺织企业的入驻。摄影/柳书琪
马志辉所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为广清纺织产业园提供建设规划方案。他曾走访过康乐村多次，被那里的产业活力和城市烟火气打动。他对《财经》一再说，“要保留一种生产方式，必须要营造一种生活环境。”
中大纺织商圈历经30余年的持续迭代与良性互动，而清远是纺织服装后发地区。它缺乏的，恰恰是专业市场与服装加工相互依存的产业链互动体系，以及包括生活配套在内的一套完整的城市公共资源体系。
马志辉说，这些年以纯生产加工的大型工业园，已经向生产和生活配套的复合型产业载体转型。要想发挥出清远对康乐村产业的疏解作用、引导广东省纺织服装产业向清远有序转移，应当建立一个良好的产业体系和新型的生活社区。专业机构、学校、医院、小饭馆、便利店等设施都要被考虑在内，既要形成产业生态，又要形成社会生态。
清远正以高薪招揽工人。摄影/柳书琪
“一个区域的生态中，不能只有大树，还要有灌木丛、有小草、有蜜蜂、有蚂蚁。”马志辉说。
在他的设想中，税收减免、免租金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自然地推动产业再次聚集。中大布匹市场的档口可以留在原地，但仓储、物流可以转向清远，以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在清远形成一个“小中大”。这样一来，原先中大商圈的产业优势也可得以保留。
广州清远资源错配？
一个内在仍有生命力的产业，要在外力下被连根拔起，移植到另一个躯体中，难度不亚于心脏移植
一个内在仍有生命力的产业，要在外力下被连根拔起，移植到另一个躯体中，难度不亚于心脏移植
广州中大纺织商圈向清远转移，看似两全其美，当中也有地方政府的角力。
“广州方面想给的，清远企业未必想要；清远方面想要的，广州企业未必肯给。”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员丁力研究广东区域经济发展多年，他对《财经》总结道。
从广东省大盘上看，区域发展不均衡的形势依然严峻。2022年珠三角地区GDP（国内生产总值）占广东省比重约80%，和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差距巨大。
早在2008年，广东省就曾提出“腾笼换鸟”政策，要将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西两翼、粤北山区转移。“但现实是这些地区没有获得太多实质性的红利。”丁力评价。
更严峻的是，去年疫情之下，广州自身也面临着较大的经济增长压力。2022年广州GDP为28839亿元，同比增长1%，全国排名第五，被重庆超越。广州与深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相差出一个越秀区。
纺织、服装、制鞋业是广州的重要产业。2021年这三个细分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占广州市总量的13.3%。如果产业及相关配套转移出广州，将直接影响到广州今年的经济表现。
这次产业转移的重点是以康乐村为代表的服装产业，小、散、乱，经营规模不大。广州希望借此机会将这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中心城区，方便下一步的城中村治理工作。
而对于中大布匹市场这个超大型的商贸中心，广州仍然要保留。在海珠区“十四五”产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中，提到要提升中大纺织商圈影响力，建设中大国际纺织时尚中心，并聚焦面料研发等高附加值产业，做强面料展贸等传统优势产业，做精服装定制等都市工业，做优潮流发布、服装设计等时尚产业。
但清远想要的，恰恰是大型纺织服装企业。在清远的规划中，广清纺织服装产业园将带动周边地区产值超千亿规模。2022年，清远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仅672.5亿元。千亿级别的产业带动效应，对清远举足轻重。
广州与清远的供与求之间，便形成了一定的错位。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丁力判断，清远的纺织服装园区的结局不会太差。除了交通便利、成本低廉，清远的一大优势是可以借助大湾区发展国内、国际双循环，进退有余，珠三角腹地也非常广阔。
另外，过去各地都把服装行业视作传统产业，不是政策扶持的重心，但广东省以及清远市的重视，也让广东其他城市以及浙江、湖北、河南等地的企业愿意在此落地。
只是，这与规划中将康乐村及周边的加工、仓储环节转移过去的设想，存在差距。
比较湖北与清远，现阶段两地在承接康乐村产业转移上的条件都难言成熟。但以史为鉴，珠三角的产业转移在“腾笼换鸟”时呈现出了跳棋式迁移，而不是围棋式迁移。也就是说，产业跳过了粤东、西、北，进入了广西、湖南、江西、湖北等地，或者东南亚地区。
丁力解释，这是因为珠三角有大量外省人，有返乡创业的动力，而且回到中部省份便于深入内陆市场。而向东南亚转移，则是因为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
康乐村的故事是相似的。湖北籍的老板与工人们或多或少考虑过回乡建厂、务工，只是时机未到，清远又是一个陌生城市。有的老板在康乐村外，还在番禺区有工厂，到了不得不搬迁时，制衣厂们流散在广州市其他区域，也是一种可能。
这样一来，康乐村很可能将成为历史。“一刀切式的治理是很容易的，但不加选择地搬来搬去，这种生产方式很可能就消亡了。”马志辉说，政府更应采取精准的疏导方式，在公共安全与产业延续间找到平衡点，在升级和优化的前提下保留这种独特的生产方式，保持广州服装产业快速反应的优势。
他认为，政府更应采取精准的疏导方式，在公共安全与产业延续之间找到平衡点，使这种独特的生产方式在升级和优化的前提下予以保留，让广州服装产业快速反应的优势得以保持。
一个内在仍有生命力的产业，要在外力下被连根拔起，移植到另一个躯体中，难度不亚于心脏移植。
湖北武汉的汉正街是前车之鉴。上世纪80年代后，汉正街是与义乌齐名的小商品集散市场。由于消防及城市更新等原因，2011年后，汉正街被整体搬迁至汉口北市场，许多商户因此流失，广州服装行业中就有不少当年汉正街的商户。而汉口北失去了聚集的一口气，没能再现汉正街的辉煌。
一位亲历者回忆，当年武汉下定决心，整治、规范汉正街，后来其实是有遗憾的。汉正街与康乐村一样，是富民工程，有财富效应。近年来有商户向汉正街回流，汉正街才恢复了一些人气。
在广东“腾笼换鸟”时期，曾兴起过两地政府共建产业园的热潮。丁力做过中山市与潮州市共建产业园的跟踪调研，发现两地政府建设好园区后，中山市企业家的投资意愿很低，他们的原材料和市场都在海外，工厂在中山，没有必要去潮州中转。
“钱砸下去了，笼子建好了，鸟进不来。”丁力形容。幸运的是，最后潮汕籍企业家返乡创业，盘活了这片园区。
“由政府主导的产业转移，最忌讳的是政府的一厢情愿，因为政府的想法与市场往往是不统一的。”丁力说，“否则就是轰轰烈烈走过场。”
但也不是没有成功案例。郭修曾担任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的政府顾问，2011年起帮助家具行业从广东向南康转移。当时南康锁定了家具为支柱产业，集全区之力，制定了五年、十年的规划，历任政府官员接棒完成。
起步期，政府帮助企业采购、补贴运费，逐步完善周边设施，到今天产业链从源头到终端都已逐步配齐。2022年，南康家具总产值逾2300亿元，已是赣州市规模最大的产业集群。
这看起来没有什么秘诀，郭修深有体会。“产业转移不能是沙漠中种苹果。”他说，要考虑当地的产业基础，南康的成功源于它有大量外出打工的木工，以及在外地有许多具备技术和管理优势的江西籍企业。
关键是政府必须拿出真金白银的诚意。郭修建议，政府与企业间可以签订对赌协议，政府送厂房、做好服务，为企业设立业绩目标，激励企业“搏一搏”。
康乐村的十字路口
现阶段康鹭片区的工作不是“旧改”，而是“城中村综合治理”，这两者是有差别的。但村民们的打算已经各有不同
现阶段康鹭片区的工作不是“旧改”，而是“城中村综合治理”，这两者是有差别的。但村民们的打算已经各有不同
夹在广州、清远、湖北间的康乐村，终于实质性走到一个局促的十字路口。
2021年1月，康鹭片区村民投票决定，合生创展成为其旧改合作企业，旧改总建筑面积335.94万平方米，总投资额约346.67亿元，其中复建安置资金250.77亿元，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
按照招标方案，合生创展应在2021年底前完成实施方案审批、补偿安置方案表决并启动补偿安置协议签约，2023年底前安置房开工建设，2025年底前基本完成安置房建设。但据《财经》了解，旧改进度缓慢，目前仍在前期研究阶段。
一位接近政府的知情人士对《财经》强调，现阶段康鹭片区的工作不是“旧改”，而是“城中村综合治理”，这两者是有差别的。城中村综合治理包括拆除违建、整治消防、解决环境脏乱差、宿舍与工厂分离、引导产业转移等。
凤阳街道在公开信中称，政府工作将分三方面展开：一是人居环境治理上，拆除违法建设，整治安全消防；二是整体规划建设上，推进城中村更新改造，解决基础设施破旧、环境脏乱差、隐患丛生等顽疾；三是在产业形态引导上，推进康鹭一带的中大纺织商圈产业的“留”和“转”，实行“梯队有序转移”。
康鹭片区计划今年一季度完成4万平方米、二季度8万平方米的拆违任务，全年拆违目标20万平方米。目前拆除面积已达到2.4万平方米。
消防安全也是一大隐患。《财经》在康乐村里看到，有的工人一边工作、一边抽烟，厂房内张贴着消防标语，也无济于事。老板只能在旁边放一杯水，让工人把烟头灭在水里。
张贴着消防标语的康乐村厂房。摄影/柳书琪
上述知情人士认为，这些才是康鹭片区的治理重点。在综合治理完成后，才有可能推进旧改项目。他个人判断，至少最近几年，康鹭片区很难拆迁。
但无论是纽约还是新加坡，光鲜之下都有肮脏、混乱的一面，小摊小贩随处可见。但结合有序的城市管理，依然能够使这些城市充满活力。马志辉感叹，“一体两面，才是城市的烟火气、才是生活的本质。”
城中村正如同城市化过程的褶皱，褶皱中会藏污纳垢，但也可能让城市这匹布料看起来更柔软。
在广州打拼近20年，康乐村早已是这里的湖北人的另一个家乡。这里可能是全广州湖北话密度最高的地方。“和人谈事，张口就是湖北话，从来不会说普通话的。”老刘是湖南人，但早可以毫无障碍地理解湖北各路方言。
“干脆拆了算了。”左群没有向太多人说过，她早疲于应付制衣厂间的价格战，真拆了，她也算解脱，理直气壮地另作打算。
村子里的人们都听说了要往清远转移的消息，人们表面上依然不以为意。他们调侃着听闻中的人，早些年在清远买了房，却还没等到房价暴涨的那一天。
但交谈近尾声，他们还是会试探着发问：确定要搬吗？会拆迁吗？什么时候拆？
没有等到答案，很快他们的思绪又被工作占满了。一位50来岁维修剪线机的技工一边低着头忙活，一边自言自语：“到拆的那一天，我也不干了。”
（应受访者要求，周康、张铭聪、秦磊均为化名）
责编 | 肖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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