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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浪鼓咚咚响》于2月25日全国上映，
这是一部“360度卖相不佳”的草根电影，
无明星、无大制作、无名导演，
然而，早前在上海电影节和FIRST电影展
它成为了最大的黑马，
影评人要求加场放映。
临近上映时，
又有近百位明星、导演自发推荐，
如周迅、李冰冰、马伊琍、黄晓明、李现，
和忻钰坤、邵艺辉、郑大圣……
它的特别之处在于，
呈现了乡镇世界那“要命的真实”，
题材有关留守儿童、讨薪民工、失独中年……
又极尽诙谐与幽默，
观影时的情绪动荡极大，
停不下来地又哭又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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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评人评论它是“《小偷家族》双人成行版”，
“催泪的父子情之外，
也有着更隐秘的悲情陕北”。
留守儿童毛豆，想去城里找爸爸
苟仁是一个卖货郎，载着毛豆一路同行
影片背后，
导演白志强靠着抵押房子、借网贷，
和“不然这辈子不甘心”的劲头，
历时5年，终于把它送上银幕。
本身已然是奇迹。
自述：白志强
撰文：洪冰蟾
责编：倪楚娇
白志强在映后交流
《拨浪鼓咚咚响》是我第一部剧情长片。
缘起是我在老家陕西榆林清涧，拍纪录片《边走边唱》的时候，在一个学校寄宿。当地的校长告诉我，全校将近一半的孩子，是“贫困留守儿童”。
我现在还记得孩子们在操场上的场景。白霜结了很多，孩子们衣服烂的，棉花漏的，穿着凉鞋的，脖子上积着垢痂的，一看就是缺少人照顾。
这一下我心里就非常纠结，我必须得做点啥，不做特瞧不起我自己。本能反应是拍个纪录片，但我怕等孩子长大了，这个片子会对他们有伤害，就想不如给他们写一个故事片。
我问过一个孩子：“长大了要干什么？”他说：“我要去打工，挣钱给奶奶还债。”这是他的梦想，这是这些孩子该承担的吗？比起物质匮乏，更为严重的是情感缺失，以及看不到未来在哪里。我想去展现中国数千万留守儿童的现实状况。
苟仁独居在简陋的出租房里
故事从卖货郎苟仁开始，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一出场就是在村子间开货车，给老人照遗像，帮忙捎带东西。但其实他是来寻仇的。
毛豆偷偷钻进苟仁的车，不小心点着了货物
毛豆这个娃娃为了去城里找爸爸，就钻进了苟仁的货车，失手把他的货烧了。苟仁为了追讨损失，只好带着毛豆去找爸。
一路上荒山野岭，两个人经历了一道道波折，车抛锚，被小混混打，吃过期食物，到工地卖锅碗瓢盆，苟仁贴进去的钱越来越多，也逐渐揭开了两人真实的人生。
两个人的感情慢慢加深，毛豆帮忙推车
毛豆他妈生下他就跑了，他爸出去开大车挣钱。毛豆的奶奶告诉他，你只要考过两个100分，你爸就回来了。娃娃天真就相信，真考了两个100分，结果爸爸还不回来。
苟仁小时候，父亲意外身亡，他初中辍学就去打工。认识了妻子，生了孩子，结果孩子得了肾衰竭。
为了给孩子治病，他用光了所有积蓄，妻子也离开了。雪上加霜的是，朋友白明明说：“我能替你治这个病。”苟仁变卖了所有家产，可白明明拿了救命的钱消失了。
孩子去世后，他变得凶恶、冷漠、绝望，像一头野兽，直到他遇到了毛豆。
毛豆站在山坡上等爸爸回家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苟仁和毛豆是同一个人。
苟仁有着和毛豆的一样的童年，留守、丧父、贫瘠。而长大的毛豆，经历过苦难，也许会变成另一个苟仁。
剧作上来说，《拨浪鼓咚咚响》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伙伴同行故事，但我们讲的不完全是一个单纯善良的小孩，教会了大人如何回归善良。
他们的父子关系里，藏了一点灰色。
我们大人从来不会告诉孩子这个世界的真相，只会说各种美好。只有苟仁告诉孩子：“不是这样的，你傻，世界多么丑恶。”随着毛豆的言行里，稍微流露出底层互害那一套，苟仁慌了，意识到这样下去会毁了孩子。所以他拼了命让毛豆在精神上远离自己：“别学我，学我有啥出息。”
车坏在半路，两个人深夜依偎着取暖
苟仁带着毛豆在冰上撒野，像一对久违的父子
正是在那一刻，他真的把毛豆当自己儿子了。但另一方面他也明白，现实就是如此残酷，并不完全是学不学的问题。
如今出去打工的人，已经从农一代到农三代了，他们再生下下一代留守儿童。除非偶然的因素，很难跳出这循环。
挂在车上的拨浪鼓，是苟仁儿子的玩具，这也是片名的来由
有观众看完，以为这是一部纪录片，哭得稀里哗啦跟毛豆的扮演者白泽泽说，阿姨要给你捐钱。
其实白泽泽是我从当地小学挑出来的素人演员，以前从来没演过戏。
白志强在当地学校找到了白泽泽
常规拍戏为了效率，不会严格按照剧本时间来拍，但我为了让演员的情绪自然变浓烈，是老老实实按剧本顺序来拍的。
一开始孩子贼高兴：“爸爸不在剧组，终于没人强迫我写作业了。”我就拍毛豆刚上路去找爸爸，有活力有希望的样子。随着拍摄时间一长，周围都是陌生人，孩子开始想家，就到了感情戏的阶段，思念感自然会带出来。他后来入戏到哭得停不下来。
苟仁，其实就是照着他的扮演者，我的小学同学惠王军来写的。
首映礼上有人问他是不是职业演员，怎么模仿能力那么强，哪里的方言都会说？其实这都不是训练的，全是给生活逼的。
有几年他为了给孩子看病到处跑，所以会说重庆话四川话上海话，最后房子也卖掉了，婚姻也走向了破裂，日子过得非常紧张。我去找他的时候，他还在开黑出租。
片中大量感情戏，素人演员完成度极高
一听要找他演戏，怎么可能，他都不敢信，很忐忑：“你让我上，我倒不害怕，怕给你演砸了，把你弄得跟我一样惨，那就不合适了。”
我说：“你现在头发不能剪，胡子不能刮，脸都别洗。”然后他就保持了几个月没洗。最遭罪的是他的乘客。他本身就没资质，人一进来，一闻那味儿，看这家伙头发长得跟疯子似的，吓得不敢吱声。
听导演讲苟仁的过往，惠王军已经入戏
开拍前我给所有人讲：“咱们都只叫他苟仁。”我给他说：“你不要跟亲戚朋友打任何招呼，从这一刻起，你跟之前的惠王军没有任何关系。”他索性把电话都交给制片主任。拍戏的时候，他妹妹在街上碰到他，眼见着他哥当不认识一样走过去，一句话没说。
为了让他进入人物，我就和他讲苟仁的前史，他孩子去世前的最后一句话是：“等我死了，你再把妈妈接回来，再生个弟弟，咱家的日子就能过好。”那一刻惠王军崩溃了，在片场放声大哭，下一秒眼睛就亮起来：“我要弄死白明明。”他完全进入了那个人物了。
现在惠王军和白泽泽正在成为职业演员。一些业内人士看了《拨浪鼓咚咚响》，问我要联系方式，想找他们演戏，我觉得他俩作为演员，一定会冒出来头的。
到了快40岁，一个不上不下的年纪，我才下决心完成自己的电影梦。
我在西安美院读的摄影专业，被校门口的盗版光碟熏陶，就想拍电影。但跟很多有电影梦的人不同，我没去北京，一直留在老家。2009年开始，我拍了一系列陕西当地的纪录片，比如盲人说书队、陕北民歌、道情戏班。我的生活和创作，都离底层很近。
用三轮和纸箱伪装摄影机
这一次拍剧情片，有几场规模大一点的戏，比如人流密集的庙会、集市、街上，我用的是类似纪录片的拍法，把老百姓生活的场景当作片场。既省钱，又真实。
演员混进人群里，然后把摄影机藏起来，找个大纸箱子，上面开个洞，把摄影跟他助理放到里面。要移动的话，就坐在三轮上，特别融入，人家还以为三轮是卖货的呢。
演员和摄影机的调度都是提前设计好的，如果有路人发现了摄影机，看了镜头，群演就过去，把他一拉，说：“大爷，咱别看了。”自然地把他拽走就行。这个难度就是，不能一遍遍拍，发现的人多了就容易穿帮。
还原真实的街头场景，群众围观打架
有一场戏，苟仁在街上遇到了仇人白明明，冲上去揍他。我决定要真拍，捕捉围观群众的反应。有一个哥们，他以为是真的，摄影师扛着机器在旁边站着呢，他就过来拉架：“让开让开。”把摄影师赶开了。
招工处的工人们
还有一场是在招工的地方。大家蹲在路边，等着工厂的车来。那个地方的人的眼神、表情和肤色，绝对演不出来的。录音师穿军大衣，杆藏在里面，假扮成等招工的人混进去，摄影师在里头扛个简易的设备，别人也不知道那是啥，以为是用来揽活的呢。
外联制片开车过来，一开门，一招手，工人“哗”地上了车，原计划是我们的人上，结果都没抢过真的工人，愣拉了八九个走了。等出了镜头，制片请他们下车：“我们在拍电影呢。”他们骂他：“骗子！”
苟仁背着毛豆看烟花
不光群演，烟花也是蹭人家的。剧情最高潮的那场戏，毛豆坐在苟仁肩膀上看烟花。拍的时候，道具烟花都放完了，实在没钱再买了。打听到附近有人家要放烟花，我们就去协调，能不能晚点放？
其实烟花放得那么绚烂，有点夸张，原因是人家等得不耐烦了，把烟花一股脑全给点了。
电影里有一辆路过的大货车，车身印了几个大字“电影广告招商”。这不是恶搞，是我真的在招商，但最尴尬的地方就是，到处拉投资，拉不到。
投资方给我的说法都是这样：“这故事我看了挺感动，但你第一次拍长片，能不能拍得了？你说是个院线片，有大片感吗？你说是个网大，也没网感啊。喜欢你这种片的，那都是小众人群，投资风险太大，你这是死路一条。”
剧本阶段长达2年，每场戏都有手绘分镜
2017年，我带着编剧团队，躲到秦岭山往里20多公里的地方，写了两年的剧本。那地儿与世隔绝，就是为了集中精力，不被打扰。
我们一边学习一边写作，每天早起自习，把世界电影史、剧作工具书学一遍，同类型题材的电影拉一遍，一点点磨剧本。这不完全是为了一部片，我想这个剧本写不好的话，别的剧本也写不好。
戏主要在室外，拍摄条件艰苦
2019年初，我带着剧组回我出生长大的村子，那个年过得山穷水尽。制片主任兜里只剩下7块钱，没钱加油，车都动不了了，就没法拍了。
我赶紧拉着媳妇去银行贷款。咱也没别墅，没啥可抵押的，就把我们夫妻的一个房子抵押了，才能贷到一部分。
媳妇开玩笑地抱怨了一声：“不要嫁给搞艺术的。”
我上一个纪录片就贷过，她开拍前其实已经有心理准备了。她很理解我，知道我要不拍的话，会非常难过，这辈子不甘心。而且我们还年轻，万一败了的话，再还上几年，反正人一辈子就是瞎造。人家都是拉着媳妇去取钱的，我是反过来，得让媳妇抱怨。
没钱租房车，吃饭就打开折叠桌或找块板子坐
住宿吃饭，只要是能赊的账都赊，先拍了再说，以后咱再想办法慢慢补。摄影器材是很大的开支，靠灯光器材的老哥帮我托底：“白导拍完以后要给不了钱，我给，就放心给他用。”
剧组的场工、助理这些，人家有自己的生活要顾，工钱都是结了的。但是编剧、摄影指导、美术、制片主任、灯光，都是不拿工资的，算成了干股，摄影不光不要钱，还给我借了20万。
大冬天，荒山上，零下十几度，风刮得整个剧组都感冒了，有时凌晨收工，才能吃上一口饭。这么艰苦的环境下，没有人有太多怨言，都坚定地觉得，这个事儿必须得做，不然人活着没意思。
到后期制作的时候，颜色和声音非常粗糙，实在是因为没钱没做完。
电影放映中，为了走到观众面前，白志强整整花了5年
没想到上海电影节通知主竞赛入围了。几乎同一时间，FIRST电影展又通知我去参加产业场。FIRST原本有一笔报名费，他们知道我不容易，把这个钱免了。我连去上海和西宁的路费都要凑，我就想，咱好歹买套西装，还要走红毯的。
放映以后，大家特别喜欢，成了个小爆款。在西宁，我站在哪儿，都有人过来打招呼，短短几天，微信好友多了上千人。我发一条朋友圈，点赞竟然有1000多，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那么多赞。
有点像做梦一样，之前条条大路都不通，这一下就通了。
制片主任那几天整个一直是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说：“我这辈子都值，我见证了一个奇迹，电影这事儿还是能搞的，梦想还是要有的。”
影片里的陕北自然风光
我的老家山大沟深，经济发展滞后。后来因为挖煤，成为“中国的科索沃”，短短10来年间，亿万富翁遍地都是，形成了巨大的贫富差距，产生了复杂的现实问题。
村里邻居说：“哪家谁谁突然挣了几百万。”我说：“他干了啥挣的？是不是非法所得？”人家说：“你管他干什么，他就是有本事。”
说句得罪人的话，我们吃了太多穷的苦，价值观是有扭曲的。在很多影视作品里，底层人都是善良的，是被迫害的。但我看到的，是我们常常陷入“底层坍塌”，越贫穷，有些恶越是被认可。
我始终觉得我是大山里走出的人，带着大山和祖先的嘱咐，我得讲讲家乡人的故事。而且莫言不是说过吗？“虽然在讲你家的故事，但是你家的故事不一定是你家的，也许是千万家的故事。”
